潘忠党：
“媒介·社会·文化译丛”总序
好友黄旦教授主持推出了这个"媒介·文化·社会"译丛。他嘱我作文，略述译丛的设计思考以及入选的这些书之学术意义。我惟有从命。但这题目太大，为不多占读者的资源，我长话短说，就译丛设计的思考，择要述之。
从构思到实行
这个译丛的策划起于1996年5月在杭州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其时有两个"研讨会场"，一是白天的正式研讨，另一是入夜后的"神侃"。一群尚年轻或尚不太沧桑的朋友相聚，虽天南海北地"侃"，却不离共同从事的学术。大家都颇感慨，觉得自1980年代初以来，
"传播学"在中国虽有发展，但其学科领域究竟什么样，研究怎么做，仍很朦胧。
于是大家"侃"出编一套译丛的狂想。这想法是系统译介这么三类书： (1)理论名著， (2)实证研究经典， (3)全面勾勒学科领域的论著和论文集。这些书要既有学术水准，又有可读性；既可做专业教科书，又可成为高层次研修类读物。
其时参与讨论者(以姓氏笔画为序)有王怡红、刘卫东、李展、陆哗、芮必峰、杨瑞明、胡正荣、段京肃、郭镇之、黄旦、曾建雄等。我不知深浅，承揽了组织的工作。其后，由于我能力的局限和自身的懒惰，除弄出个书目外，没做成一件实质性的事情。尽管如此，凡听说此事的朋友们都鼎力相助，包括孙五三、陈力丹、陈韬文、朱立、王铭铭、龚文庠、赵斌、高丙中等。
到了今天，中国的传播研究又有了长足发展，不仅有了更多反映实绩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建立了多个学院、系和所，还有了多种相关的译作。而这期间，当时在杭州共同构思这译丛的人也多有变迁，
我自己就蜗居在了美国中西部这座人称"陌地生"的小城。幸亏此时黄旦兄挺身主持，重新审定了书目，做了所有繁杂、劳神的实际工作，仰仗全体译者的辛劳，使译丛得见天日。
译丛与学科
根据今日的情况，黄旦主持重新设计了译丛，对书目作了必要的调整。但是，译丛的主旨基本没变，力图涵盖的范围也大致没变，因此，译丛的名称仍由"媒介·文化·社会"这三个词组成。这里需要将这三个词如何反映所选的书目以及传播研究的学科作一扼要说明。
虽“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 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
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地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 science)"，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
很多人，尤其是
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
，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
媒介研究(mediastudies)"
；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
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
(communication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
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偏好。为包容多元的特征，我自己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即我们所做的是研究，对象是传播现象。
除此之外，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
将对传播现象的学术研究冠以"传播学"， 自然隐含了某种期待，尤其是对能够整合学科的"理论体系"之期待。但这期待总是实现不了，至少迄今耒见有人做成此事。我们不想也不能而且不应将译丛看作是对"传播学"的完整表述，亦不能将所有选进译丛的书都看作经典。我们选“媒介·文化·社会"这么三个词命名译丛，虽有靠近英国传统的嫌疑(我个人倒更喜欢戴上这嫌疑)，但也说明我们力图使译丛不仅反映美国的文献，而且反映来自其他国家的英语文献。更主要的，这命名反映我们如下的考虑：
第一，译丛集中反映围绕传媒而展开的研究，所选书目主要来自通常称为"大众传播"研究的范畴，而不反映其他传播研究的领域(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
第二，既以媒介为核心，译丛就应包括研究媒介生产(包括体制、机制、环境和运作)、媒介内容(或文本)以及媒介影响这三大块有一定代表性的著作；
第三，大众传播的研究是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因此，译丛应包括不同学科、不同取向的有影响的著作(如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政经分析、历史研究等取向的研究)；
第四，大众传播的研究应当是社会与行为科学以及人文学知识整体的一部分，是对人类社会的象征再现(symbolic repesentations)、这一再现的生产过程及其对人的心理、行为之影响的研究，因此，译丛应具有与其他学科对话的特点，应包括来自其他学科、但其理论影响更重在传播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
第五，任何对大众传播的研究都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展开，有些非常有影响的著作，因局限于对特定社会、历史事件的分析，不一定有跨文化的"移植"价值。因此，译丛书目的选择要看对我们思考中国大众传播现象的启发意义，不一定仅按美、英的学科形象来确定，不需囊括一切。
这些考虑的基本出发点是，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 of 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1ine)。为何这么看是个大问题，为避免拉长篇幅，对此将另文展开。简单地说，
大众传播是以一个巨大产业为基础的文化、社会和个人行为现象，纵跨多门学科，横贯多个领域。其他学科的学者会因其研究兴趣和学科的内在逻辑而涉足这“十字路口"， 为我们留下他们的观察与分析。
那些在此安营扎寨的人，如我们这些以从事大众传播研究为业的人，一方面需要继续这"十字路口"的全方位开放，以提升我们的理论层次，另一方面需要将自己的观察与分析反馈到其他学科，对那些学科有所启发，使这个领域继续成为活跃的理论建构场所。这是与寻求"理论体系"不同的学科形象，它更强调，套用胡适的话，"多研究些问题，少标榜些什么'学'"。当然，必须是真问题!对此，我在后面还会涉及。
有些根据以上考虑而应包括在本译丛的书，因已有中译本或正在被其他学者翻译而没被包括。这些书有的是某一"学派"(姑且用这个有悖学术精神的名词)的代表作，如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文化的社会学》(英国文化研究)和埃夫瑞特·罗杰斯的《创新的扩散》(美国功能主义社会学研究)，有的是采用某一取向的经典著作，如约史华·玛雅维茨的《失去的空间感》(象征互动理论取向)。和贤托·阿岩加、当那德·金德的《事关重要的新闻》(量化的实证研究取向)，还有的是对某一领域的研究可读性极高的表述，如约翰·费思克的《理论流行文化》和文森特·莫斯科的《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或是另辟蹊径、提出了影响其他学科的理论思考的著作，如丹尼尔·戴岩、艾利休·凯茨的《媒介事件》。读者可将它们看作是本译丛的组成部分。其他反映本译丛宗旨的书，希望能够在这个译丛的总题下继续推出。
借鉴、批判与应用
既然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那么出版这套译丛有何意义?尽管要长话短说，这倒是有必要作一扼要阐述的。遗憾的是，在译介大众传播研究时，我们至今还会遭遇类似"批判地借鉴"、"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这一方面反映了大众传播研究因为与一产业息息相关而受其困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一研究领域与其他一些学科相比之落后，包括理论建设的落后、研究方法的薄弱、研究成果的贫乏等。这些口号未必错，甚至可以说没错，但一旦成为口号，认识论原理就被简约，正如我用胡适的文章标题做口号一样。
这种简约(注意，是对认识论原理的简约而不是原理本身)往往繁衍出理论思维简化、学术品位欠缺的毛病
。
这些毛病的表现之一是将西方的东西作为万能的"器具"，不顾观点、名词所得以产生之分析逻辑和语境，生搬硬套。于是，要么为自己的文章穿靴戴帽，甚至撒两滴麻油式地用一两个西方名词，以掩盖理论分析的匮乏；要么"高级词汇"络绎不绝，不仅文章佶屈聱牙，而且分析走样。此乃消化不良症也!此症的另一种表现是扫荡式的否定，坚称西方(以美国代表全部)一个领域的研究都是“特殊利益团体服务"的或都是在为牟取经济利益或政治"霸权"(姑且用这个概念之被庸俗化了的含义)提供话语资源。这是不看清"武器"的面貌，就忙不迭地要展开对"武器的批判"。
寻求威力"武器"的愿望人皆有之，实属难免。而且，在体制内做学问，常常没等找到问题或对问题的清楚表述，递交论文或出版专著的时间已到，这也是实情。于是，洋洋洒洒地"发挥"某理论体系或东拼西凑些现象来图解某一概念的"论文"、"专著"层出不穷，于是各种译著(甚至可能包括这个译丛)，成为久旱之"甘霖"，可供引用，可供发挥，可供涂釉。不消说，这绝不是我们的初衷。
在我看来，译丛中的任何一本书，都不可作为现成的"武器"，既不能原样搬用，也不应青红皂白不分地拳脚相向。这些书的价值在于为我们提供一份"参考"(比如，西方是怎么做的，在中国特有的传媒改革过程中，有哪些是在取桔得枳，有哪些是在缘木求鱼，还有哪些是在养痈遗患)，或者说为我们提供一些"亮点"，令我们窥视中国现状中的某一点或某一面。也许，它们可帮助我们捕捉到需要研究的问题，并将问题提升到理论层面来表述。
我们的落脚点只是中国，分析的是中国的问题，以期建构的是解答中国的问题的理论和话语
。
这么做了，做好了，我们的研究才可对其他国家、文化有参照意义，才有可能拓展出学术对话的空间。切实研究中国的问题，远比抽象地呼吁"本土化"更有建设意义。这是我所理解的"借鉴"。所谓批判，已在其中。秦晖先生的格言将这层意思表达得十分精到："主义可拿 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
理论思维简化、学术品位欠缺的表现之二，说白了，就是实用主义。大众传播研究被指责为"太玄"，"远离实践"，无法"应用"。如此一来，不仅这个译丛，而且其他研究西方大众传媒及相关现象的著作，当然也就"贬值"了。
我相信，凡愿意读这译丛的人，都曾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书到用时方恨少"。但为了"不会吟诗也会凑"才去"熟读唐诗三百首"，并非治学之道。难道读诗所得之美感享受和熏陶在其次吗?"学以致用"反映了中国传统经世伦理，也导致我们对"学以启蒙"的忽略，令我们轻视了二者之相辅相成。
所谓"脱离实践"，其实并不是大众传播研究应有的特点。这一指责，具有帮助学术建设的反思意义，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的问题是，将"治学"等同于建构学科体系，于是，力图以各种方式阐述"大众传播学""体系"的教科书层不出不穷，相比之下，
提出并解答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的研究却乏善可陈。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应当大声疾呼：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没有提出问题的"学"是空泛的，当然是"脱离实践"的；它是既无"学"也无"问"，而且是因无"问"而无"学"。
所谓"学问"者，学习提问也!但若因此给大众传播研究冠以"玄学"或"脱离实践"的罪名，恐怕有些似是而非、指鹿为马。我想黄旦教授主持出版这个译丛，也绝不是为这空泛的所谓"学"提供更多的"高级"词汇，帮助生产更多经多手转抄而成的教科书。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学术研究应提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是真问题?
也许一个例子会有帮助。目前学界和业界都关心的一个现象是传媒产业的整合(集团化)，不同的问题由此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