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八卷）是一部大型抗日战争通史著作，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全书分为8个专题，即局部抗战、战时军事、战时政治、战时军队、战时外交、战时经济与社会、伪政权与沦陷区以及战后处置与战争遗留问题。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书从中华民族的角度考察抗日战争，强调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影响和巨大意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突破了以往在研究过程中将抗日战争历史作为单纯的战争历史来研究的局限，而将其作为中国近代史中重要的历史阶段来把握，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世界的大环境和战后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从而使读者对抗战有更全面的了解、更深入的认识和更准确的把握。
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出版时间 2019年11月
第一卷 《局部抗战》 黄道炫 王希亮 著
第二卷 《战时军事》 荣维木 等 著
第三卷 《战时政治》 汪朝光 著
第四卷 《战时军队》 陈默 王奇生 等 著
第五卷 《战时外交》 王建朗 著
第六卷 《战时经济与社会》 李学通 金以林 吕迅 著
第七卷 《伪政权与沦陷区》 臧运祜 王希亮 著
第八卷 《战后处置与战争遗留问题》 步平 著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战后70年来，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变化更是天翻地覆。
在国际舞台上曾经毫无地位可言的中国，在抗战中发展为对战局和世界事务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进而向对世界有更大贡献的强国迈进。
在中国和世界都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我们对抗日战争意义的认识以及对战争历史的研究也相应地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上发生着变化。如何通过我们的研究向中国和世界展示这一巨大的变化，是《中国抗日战争史》课题组孜孜以求的目标。
近代以来，由于政治的腐朽与经济的衰败，中国无法遏止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在一次次的入侵前败下阵来。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都以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丧失国家主权和众多权益为结束，进而引起列强的瓜分狂潮。在西方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束缚下，中国一步一步地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以至于到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无足轻重，在世界事务中无力发挥作用，没有与强国平等对话的资格，虽然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仍被国际社会视为弱国。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深知国联在制止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作用有限，但也只好向国联提出控诉，希望从孤立日本的角度争取到一些外交上的支持。蒋介石曾称：“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然而，被国民政府视为国际公理的《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并非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民政府期待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但是对英、美、法的对日绥靖妥协态度也无可奈何，只能是在军事失利后“苦撑待变”。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作为弱国的中国外交的窘困。
但是，中华民族从来都有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民族危亡之际，我们的民族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放弃奋斗！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全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以各种方式参加和支援祖国人民抗战，不少同胞为国捐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英勇抵抗，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使全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阵营认识到了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从而使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42年1月，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中国成为领衔签字的同盟国四强之一。1943年11月，中国出席在开罗召开的中、英、美三国首脑会议，参与规划战后世界蓝图。正是这次会议发表的《开罗宣言》，确立了战后中国收复东北、台湾（包括澎湖列岛）等日占领土的法理依据。这是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中国的参加，表明中国开始以大国身份积极参与筹划当时及战后的重大国际事务。特别是在计划、筹备成立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成为主要的发起国和创始国。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字后，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所有中国人的共同理想，但是也面临无比艰巨的困难。当年，孙中山先生痛感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况，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中国人就是以这样的精神支撑着，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下，从坎坷的历史中走过来。但坎坷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一盘散沙的社会，不可能在与侵略者的殊死战斗中取得成功；只有我们的自觉和觉醒，才能让侵略者面对的不再是软弱犹豫的对手，而是强大的不可侮辱和不可征服的中华民族。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的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华民族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与侵略者殊死搏斗，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支撑，因此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中国人民的奋斗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锁链被解除；中国收回了被日本侵占的土地，台湾也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大国登上国际活动的舞台，获得了国际事务话语权，摆脱了弱国的阴影。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民族复兴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
中国国际地位在抗日战争中的改变，是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反抗日本侵略的结果。在日本军队大举入侵，中国面临亡国危险的紧急关头，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中国人民充分发扬团结奋斗、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传统，“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形成了谋求国家独立解放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是在争取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集中显示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蓬勃伟力。
所以说，研究抗日战争如何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是我们抗战史研究的首要任务。
二
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世纪末，刚刚完成明治维新的日本，就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划入其“利益线”内，认为只有控制和占领富庶的中国东北，才能进一步实现北进战胜俄国，南进通过“世界最终战争”战胜美国，进而取得世界霸权的目标。所以，中国东北不仅在日本的战略计划中地位举足轻重，而且其命运也为国际社会所关注。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即开始逐步实施其战略计划，在东北屯兵数十万人，并在中苏边界线上修筑了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的要塞群，苏联也明显地感到来自日本的威胁。特别是在1938年和1939年，日本关东军两次在中苏、中蒙交界地区制造大规模军事冲突，即“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尽管日军进攻被挫败，且日本与苏联后来签订了“中立条约”，但苏联仍在保持西部地区强大军事力量的同时，分出部分主力部队驻守远东。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后，要求盟友日本从远东发起攻击以配合，这也为日本实施北进战略带来了机会。但面对这样的局面，关东军和日本军部却在重新检讨进攻苏联的战略。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日本军队在占据中国东北及建立傀儡政权后，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极大牵制了日本关东军军力。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不仅不可能如愿以偿地在短期内从中国抽身，相反却陷入了与中国持久作战中难以自拔。由于投入中国战场的日本陆军主力已力不从心，当然不敢贸然把关东军投入对苏作战的新战场。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称，“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办不到”，“帝国目前正在忙于中国事变，而且同英美之间的关系处于微妙阶段，所以以暂不介入(苏德战争)为宜”。
得知日本的战略抉择之后，苏联终于消除了两线作战的顾虑，决定把数十万准备用来对付日本的军队从东线调往西线，集中力量对德作战，从而保证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苏联十分清楚中国在东方牵制日本军力的作用，给予充分评价。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前主席戈沃罗夫曾强调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的重大贡献”，认为中国的抗战在世界的东方战场牵制日本军力，使受到打击的日本不敢进攻苏联，解除了苏联在其东部国界受到的威胁。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1940年5月德国闪击西欧，英、法、美等国均将战略重点转向欧洲，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遂成为美英等防御的薄弱环节，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南进论”在日本迅速抬头。
为了实行南进作战，日本亟须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但进入战略持久阶段后，中国军民坚持抵抗，历次会战作战激烈，日军始终未能获得决定性进展，大量日本军队仍然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所以，日本军部和中国派遣军都对抽调中国战场的兵力态度犹豫。杉山元认为，立即从中国减少兵力，“这种剧烈的形势变化会产生败战感，将会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派遣军则强调以现有兵力对华作战已感吃紧，反对减少兵力。为此，到1941年初，日本大本营又不得不决定“保持现在的对华压力”到秋天，仍把“处理中国事变”放在第一位。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确定了暂不介入的方针，但同时也计划“向处理中国事变为目标前进，并为确立自存自卫的基础跨出南进的步伐”，“不辞对英美一战”。然而，中国战场的存在仍是日本最大的后顾之忧。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认为，“仅仅一个中国，日本的力量就很勉强”，“现如两面作战，情况将会越来越困难”。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则认为，中日战争使日本国力消耗，在中国问题还未解决的情况下南进是难以忍受的，主张还是应先解决中国问题，以致在决定对美开战前提出辞职。
可见，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抗日战场打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和海军部分兵力，使日本迟迟不敢发动太平洋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单独抵御日军的中国在得到盟国援助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国际义务。中国战区面对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是实力强大的战略集团，总人数达100万。而驻扎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一直保持着70万左右的兵力，随时可以增援中国派遣军。这一局面凸显了中国抗日战争在太平洋战场乃至东西方两个战场中的地位。
由于中国战区的存在与抵抗，日本陆军初期投入太平洋战场的仅有10个师团，不及中国战场的1/3。而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尽管投入海军的主要力量，但由于缺少陆军配合，在中途岛战役后与盟军的逐岛争夺战中处于劣势；在将近半年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日军战败。日本海军攻占澳大利亚遏止美军反攻的作战方案，则因陆军兵力不足而被迫放弃。
瓜岛战役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守势，兵力更显捉襟见肘，而因其陆军主力仍在中国战场作战，从而为美军在太平洋的反攻创造了条件。1943年6月，美军在新几内亚东部展开反击，日军由于地面兵力不足节节败退，深感中国战场牵制之苦。日本外相重光葵承认，“假若中国问题趋向解决，帝国的处境将会大大改善”。向哪个方向增兵，一直是日本大本营的两难选择。
1943年10月，日本大本营在太平洋战场兵力吃紧的情况下，决定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师团到太平洋战场，另以5个师团为预备队，但由于在中国战场发动“一号作战”，实际只抽调了3个师团到太平洋战场，同时又向中国战场增加了8个旅团的兵力。日本动用庞大兵力发动“一号作战”，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却延长了战线，导致后方兵力进一步空虚。更重要的是，由于把本土和关东军兵力投入“一号作战”，大大削弱了太平洋战场的防御力量。中国战场已经与太平洋战场成为一体，形成协同作战的局面。
与此同时，中国在本身承受巨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仍派出远征军协助盟军作战。中国军队在配合盟军行动时，往往承担艰巨的任务，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特别是两次滇缅作战，中国军队以巨大的代价，延缓印缅战局的恶化，支援太平洋战场的盟军，并最终取得滇缅反攻的胜利。
1945年7月26日，中国与美国、英国一起，发出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接着以反法西斯同盟主要国家的身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起战后国际社会的重要责任。与直到20世纪初仍备受列强欺侮的状态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能够实现这一飞跃，是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意义，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的极大牺牲和与盟国的协同作战，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贡献。
2005年，我刚刚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不久，时值抗战胜利60周年，在开始酝酿这部书的写作时，我想起前辈所长、抗日战争亲历者刘大年先生在谈到抗日战争时曾说过的：“人们认识历史，有如旅行者观览名山大岳。往往要走出山脚回头望去，方能见出其逶迤势态，灵气所在。”刘大年先生还提出了抗战是中国复兴枢纽的重要命题。我们应当像大年先生那样将自己的体会与时代的发展、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深入思考，在当年的亲历者逐渐远离我们的时候，认真地搜集整理历史资料，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历史，尤其应当从更高的视角回望历史，对历史做出我们这代人的评价。我把这一想法与研究所的同事说了，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于是立即成立了课题组，而且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强有力的支持，使“中国抗日战争史”成为院重大课题。这样，以近代史所的研究人员为主，组织了国内著名的抗战史研究学者，共同讨论，形成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八卷本的研究计划。这一课题立项后，由中日两国政府确定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同时启动，本课题组的多数成员也参与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共同研究这一课题的开展，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也有积极的影响。两项工作结合起来，能使研究工作更深入，资料的搜集整理也更完备。
当我们这部《中国抗日战争史》接近完成之际，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他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要从总体上把握局部抗战和全国性抗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重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还在会见台湾人士时指出，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党派、民族、阶级、地域，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一大批气壮山河的抗战英雄。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是我们进行抗战史研究的指导，也是我们写好这部书的指导。
八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最重要的创新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中华民族复兴的角度，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角度来思考与撰写。
我们认为，在经历了战争磨炼与时代考验的今天，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要反映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历史经验，那就是抗日战争如何成为中国从弱到强的转折点，抗日战争如何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要着重反映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及其领导下敌后战场的艰苦抗战，也要全面反映包括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正面战场的全体中国人的抗战，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同时应正确处理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和斗争，集中反映它们之间的团结抗战。当然，国共两党虽然都坚持抗战，但在如何抗战的问题上主张不同，实际做法亦有别。然而国共两党之间的差别和斗争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抗日战争时期的内部差别和斗争无论如何是次要的，一致反抗外来侵略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的抗日战争史要集中反映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以及全国各族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
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角度，我们的研究与撰写力图全面反映共产党与国民党既联合同时也相对独立的抗战，全面反映全中国人民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与日本军队的殊死搏斗，强调构成统一的中国战场的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都是抗日战争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在国际社会赢得威信的基本条件。在论述两个战场的贡献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抗战中的国内矛盾与斗争，但将其置于适当的位置。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强调中华民族抗战的作用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作为政治力量分散的弱国，中国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而重新确立大国地位，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重要贡献，不举全民族之力是不可能的。当时连日本方面也有人意识到：如果日本的对手仅仅是国民党政府，问题也许还好解决，但现在日本与整个中华民族为对手，“则是严重的问题”。所以把研究中华民族团结奋斗作为抗日战争研究的主要方向，对于说明中国从弱到强的转化很有意义。
第二，把抗日战争放在中国近代社会面貌整体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来说，抗日战争不仅是战争的过程，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近代以来，中国为西方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所束缚，一步一步地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人民也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反帝抗争运动，而反抗日本侵略中国的抗争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1919年，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出现了新的积极向上的因素，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沉沦”转而“上升”的趋势。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由“沉沦”转而“上升”的关键转折，是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枢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上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所以，研究抗日战争史，必须对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有比较全面的考察。
八卷本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突破了以往抗战史仅仅以战争为主的叙述方式，力图全面反映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以及沦陷区等各方面的变化，从而深刻分析抗战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其中，第一卷反映1931年到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前的中国社会，特别反映了全国抗战前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的英勇抵抗，以及中国社会各界在咄咄逼人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面前的多方因应。第二卷力图呈现以军事斗争为主的抗日战争的全貌，特别阐述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抵抗精神。除这两卷外，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军队、外交、经济社会分别以一卷的篇幅予以考察，还用一卷论述当时被日本侵略者占据的沦陷区，最后一卷研究战后遗留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