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盛唐牡丹诗词的文化观照
路成文
摘 要：
牡丹在唐代大规模进入人们的审美玩赏视野，是一件富有传奇色彩的宫廷文化事件。初盛唐时期，由于武则天、唐玄宗、杨贵妃等人的特殊审美兴趣，宫廷中形成了玩赏牡丹的风气，并体现出求新求奇、追求巨丽之美的审美趣味。在为数不多的初盛唐时期牡丹诗词中，因审美观赏及具体创作情境的不同，以及作者个体情怀的差异，已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向。上官婉儿、李白应制创作的牡丹诗词，一方面体现这种审美趣味，另一方面又与宫廷政治有密切关联。与此同时，王维、天宝名公等创作的牡丹诗，则给牡丹审美文化注入了最早的一缕文人化气息。
关键词：
初盛唐；牡丹诗词；文化观照；李白；清平调
作者简介：
路成文，男，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074），主要从事唐宋文学史研究。
牡丹在唐代大规模进入人们的审美玩赏视野，是一件富有传奇色彩的宫廷文化事件。武则天的特殊经历及其审美好尚为宫廷种植、宴赏牡丹提供了最重要的契机，唐玄宗、杨贵妃对于牡丹花的由衷赏爱，以及李白应制创作三首《清平调》牡丹词，对于宫廷乃至大众玩赏牡丹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为数不多的初盛唐时期牡丹诗词中，因审美观赏及具体创作情境的不同，以及作者个体情怀的差异，已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向。
一、从《宴赏双头牡丹》看武则天与宫廷牡丹玩赏之风的形成
我国古代有着悠久的花卉审美文化，早在《诗经》创作的时代，诗人们已经在诗歌中歌咏桃花、李花、梨花、莲花（或荷花）、芍药及梅花等，屈原的《离骚》除进一步强化了荷花意象外，又咏及菊、桂、兰、蕙等多种香花香草。这些早期的题咏，赋予了所咏花卉以最初的象征意蕴和文化内涵。魏晋南北朝时期，菊花、荷花、兰花、桂花、梅花等被诗人们以较高频率题咏，从而进一步丰富了文化内涵，使相应的花卉审美文化初步确立或走向成熟。与上述花卉不同，牡丹在魏晋南北朝及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除了在一些本草类著作中有记载其根、其皮作为药物的实用价值外，极少有欣赏或题咏、赞美其花叶之美艳者。甚至在初盛唐之际，牡丹还没有自己的专名，仅仅因它与芍药是近属，形貌、花期比较接近而托名于芍药，被称为“木芍药”①。
初唐宫廷园囿一如前代，多植花草树木以供暇时游赏，故唐太宗《首春》云：“寒随穷律变，春逐鸟声开。初风飘带柳，晚雪间花梅。碧林青旧竹，绿沼翠新苔。芝田初雁去，绮树巧莺来。”《仪鸾殿早秋》云：“寒惊蓟门叶，秋发小山枝。松阴背日转，竹影避风移。提壶菊花岸，高兴芙蓉池。欲知凉气早，巢空燕不窥。”一春一秋，游赏于后苑或宫殿，其中梅、柳、松、竹、桂、菊、芙蓉等诸般花草树木，颇堪留连。唐太宗又有《采芙蓉》《赋得樱桃》《赋得李》《赋得花庭雾》《春池柳》《芳兰》《咏桃》《赋得残菊》《赋得临池柳》《赋得临池竹》《赋得弱柳鸣秋蝉》《探得李》等诸多咏花草树木的篇什，也当是政事之暇，游赏园池，即兴题咏或与群臣分题吟咏。从唐太宗的上列诗篇，我们不难看出，初唐诸宫殿园囿所植诸花草树木，已堪称琳琅满目。不过，检视初唐宫廷文人诗集，尚未见有题咏牡丹（或木芍药）者。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初唐宫廷园囿之中，牡丹之游赏尚邈焉无闻。
从现存史料笔记及诗词作品来看，唐代宫中最早宴赏及题咏牡丹的活动，发生在唐高宗后期。《龙城录》“高皇帝宴赏牡丹”条云：
高皇帝御群臣，赋《宴赏双头牡丹》诗，惟上官昭容一联为绝丽，所谓“势如联璧友，心若臭兰人”者［1］148。
这是一次因观赏后宫“双头牡丹”而举行的宫廷宴会，参加宴会的有高宗皇帝及群臣，以及上官昭容。上官昭容即上官婉儿，是初唐著名诗人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晚年因事替高宗皇帝起草废后诏书，得罪武则天，被诬谋反，下狱处死。上官婉儿受其祖父牵连而配入掖廷为婢。后来因知书达礼、识文能断而被武则天所赏识，掌管宫中制诰，权重当时。结合高宗朝后期宫廷政治形势，不难推测这次宴赏活动的真正主角，乃是贵为皇后的武则天；皇帝及群臣赋诗以咏牡丹，包括参与应制作诗的上官婉儿，大多都有迎合武则天的意味。
《宴赏双头牡丹》虽然仅存一联，但仍可从中了解到一些基本事实。第一，宫廷园囿已开始栽植牡丹花，并已培植出花形特异的品种——双头牡丹。为了观赏双头牡丹，宫中举行了专门的宴会，群臣参与并赋诗，规模非同一般。宴赏活动的举行，显然是基于皇帝、皇后的“圣”意。上官婉儿的诗，“势如联璧友，心若臭兰人”，也是语带双关，“联璧友”意指高宗、武后，“臭兰人”自然意在恭维武则天。
何以太宗朝宫中从来没有过牡丹之游赏与宴饮活动，到高宗后期却出现相当规模的牡丹宴赏活动？唐宋时期诸多文学作品或史料笔记对此作出了解答。舒元舆《牡丹赋序》云：
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尝预焉。盖遁于深山，自幽而芳，不为贵者所知，花则何预焉。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缺，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浸盛②。
从此来看，至少到中晚唐时期，士大夫文人对于牡丹何时及由谁移植入宫廷园囿，是有共识的，即牡丹是由武则天移植入后宫上苑的。
武则天早侍太宗，再事高宗，进而以周代唐，成为中国古代唯一女皇帝。她之所以会与牡丹发生如此密切的关联，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她的家乡有花形“特异”的牡丹花，而宫廷园囿中居然没有。武则天，并州文水人。文水在武德中尝属汾州，汾州又称西河郡③，其地盛产牡丹。武则天少时对家乡牡丹留有深刻印象。因而在她入宫之后，在游赏诸皇家园囿时，发现这里尽管众芳争艳，唯独没有牡丹花，因而“叹上苑之有缺”，命人将牡丹引种至宫中。《龙城录》所记“高宗宴赏牡丹”，显然是在武则天将牡丹移植后宫园囿之后的事情。此次在宫廷中专门举行宴会观赏牡丹并命群臣赋诗咏牡丹的活动，意义和影响甚大。首先，它标志着持续千年，几经兴废，并且最终被赋予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中国古代牡丹审美玩赏风习，正式拉开序幕。其次，这种宫廷宴赏牡丹的审美玩赏形式也相沿成习，到北宋前期，演变为几乎年年举办的大规模的专门宴飨活动和礼仪制度——“赏花钓鱼宴”。
《全唐诗》另收有一首署名武则天的诗《腊日宣诏幸上苑》，与牡丹略有关系。诗云：
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2］58
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载有此诗本事：
天授二年腊，卿相欲诈称花发，请幸上苑，有所谋也。许之。寻疑有异图，乃遣使宣诏曰（诗略）。于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异。后托术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也。大凡后之诗文，皆元万顷、崔融辈为之。［3］24
按照计有功的说法，这首诗未必武则天所作，此事也未必实际发生过。不过，后人仍然据此演绎出武则天怒贬牡丹至洛阳的故事，如清代李汝珍《镜花缘》第四回“吟雪诗暖阁赌酒，挥醉笔上苑催花”、第五回“俏宫娥戏夸金盏草，武太后怒贬牡丹花”④，便是由这首署名武则天的诗演绎出来的。这些故事或记载虽不全可信，但却表明，在后人心目中，武则天在牡丹审美玩赏风习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武则天的特别关注，使牡丹这种原本在北方的山西、陕西、甘肃、河南一带比较常见的，并不太受到人们所关注的花卉，从凡花丛卉中脱颖而出，成为“花中新贵”“一代名花”和唐人的最爱！
二、牡丹文化的审美追求与李白醉赋《清平调》的意义
如果说武则天对于牡丹有引种移植之功，拉开了唐人爱赏牡丹的序幕，那么，由著名皇帝唐玄宗、千古名妃杨玉环、大诗人李白等共同出演的一场宫廷剧，则俨然将宫廷牡丹玩赏活动推到了时代风尚的焦点。李濬《松窗杂录》载：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晓（别本作“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颇黎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饰绣巾重拜上意。龟年常话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1］1213
这则故事主要讲述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沉香亭欣赏牡丹，命李白填制《清平调》之事。透过这则故事，一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初盛唐时期牡丹审美玩赏风习之演进，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品味李白诗歌文学品性的同时，体认其民俗学意义。
首先，开元天宝年间，宫中游赏牡丹之事，比高宗武后时期更加兴盛，牡丹之栽培与品种之培育也有了较大的进步。以唐玄宗和杨贵妃为代表的宫廷中心人物，对于牡丹的喜爱和欣赏，毫不亚于唐高宗和武则天。当宫中培植出红、紫、浅红、通白等几个他们所喜爱的牡丹品种时，为了方便花时欣赏，便将这几丛牡丹花移植到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从高宗、武后到玄宗、杨妃，相隔几十年，对于牡丹的爱赏丝毫不减，这表明后宫之中牡丹审美玩赏的风气业已形成。结合《龙城录》中对于“洛人宋单父”的记录、《开元天宝遗事》对于杨国忠踵事增华培植牡丹的记录⑤，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时期以帝王后妃为代表的牡丹审美玩赏的主体，在玩赏牡丹时，体现出鲜明的求新求奇，追求巨丽之美的审美趣味。唐玄宗和杨贵妃俨然成为盛唐时代引领牡丹审美玩赏之风尚的代表性人物。始于武则天时代的牡丹审美玩赏之风，在唐玄宗和杨贵妃时代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其次，李白所赋三首《清平调》意含丰富，值得玩味。这三首即景应命创作的歌词，前人多谓李白此诗暗含讽意，或暗讽杨贵妃，或暗写玄宗思念武惠妃之事，这些说法多少有脱离具体情境，蠡测悬想的成分⑥。对于这三首词的解读，必须契合当时特定的情境：唐玄宗、杨贵妃在后宫之中，饮酒作乐，欣赏牡丹花。因此，这里便隐含两个主角：杨贵妃与牡丹花。她们都是唐玄宗宠幸、欣赏的对象。所以李白必须紧扣二者，而人有忌讳，物无感情。因此，李白的歌咏，侧重点必然会向人（即杨贵妃）一端倾斜。第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以赞美牡丹之美艳为主，但却隐然牵入了唐玄宗、杨贵妃的特殊身份，以及赏花地点（后宫沉香亭）的特殊地位。首句拟物、拟人并用，“云想衣裳”是说枝繁叶茂的牡丹仿佛雍容华丽的美人之衣裳，“花想容”是说盛开的牡丹花仿佛美人的面庞。“春风拂槛露华浓”，点明时序及环境。后两句以夸张的笔法，赞美牡丹花乃是西王母群玉山头、瑶台月下才有的仙花。这显然隐喻了唐玄宗、杨贵妃的特殊地位和身份，花虽美艳，终为欣赏之对象和衬托人物和环境的事物。仅此一首，唐玄宗就必定会龙颜大悦，杨贵妃亦当为之心荡神摇。第二首“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字面上也是赞牡丹之美艳，但巫山云雨及汉宫飞燕两个典故的运用，依然达到了前一首以“群玉山头”“瑶台月下”两个典故揄扬和暗示身份地位的效果。不过，第一句“一枝红艳露凝香”，展示的是一个特写镜头：在各色开放的牡丹花中，独有此一枝“红艳”的牡丹最勾魂摄魄，临风含露，脉脉含情，使得“君王”（以楚襄王喻指唐玄宗）难以自持。这两句微露讽意，但在当时情境下，却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歌咏至此，李白意犹未已，随即再补上一个类似的故事：以汉成帝当年最宠幸的赵飞燕来比拟这独出众花之上的一枝红艳。“倚”是依凭、依靠的意思，所以“可怜飞燕倚新妆”一句，是说赵飞燕固然貌美若仙，但却仍需凭借华丽的服饰以增加其美艳，以此反衬这“一枝红艳”不假修饰即美艳超群。这两句也微含讽意，但应非李白当时所计及。第三首“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干”，将牡丹花、杨贵妃、唐玄宗、沉香亭等一起写入，可谓是笼罩全局。首句先将牡丹与杨贵妃相提并论，既赞牡丹之美艳，更赞杨贵妃之妖娆。由于牡丹花和杨贵妃都扮演着被唐玄宗所爱赏和宠幸的角色，所以第二句“长得君王带笑看”，恰如其分地点出了二者的身份地位。后两句前人一般认为不好理解，但实际上乃是承第二句而来，是说如何化解、消释人间抑或君王所不免的春愁春恨呢？依倚在沉香亭前，欣赏眼前的名花（牡丹）、倾国（佳人、杨贵妃）就足矣。因此，实际上是进一步解说牡丹花与杨贵妃在此次宴饮活动（乃至唐玄宗的人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具有的作用或意义。
由于歌词作于陪唐玄宗、杨贵妃赏牡丹之时，杨贵妃其时最得唐玄宗宠爱，故三首词尽管想象之奇，刻画之妙，比拟之切，非常人所能及，而其中阿谀逢迎之意，亦隐约可见。后人或者以为词中暗含讽刺之意，如高力士借此以进谗言，恐怕有脱离语境，断章取义之嫌。
最后，在这则故事中，李白以应制填词的方式介入到此次牡丹宴赏活动，对于宫廷牡丹审美玩赏之风起到了很强的宣传效应。李白作为盛唐时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一生富于浪漫传奇色彩。天宝初年，他被贺知章所赏识，被呼为“谪仙人”，随即又为唐玄宗所赏识，召入朝中供奉翰林，显赫一时。正是由于这段经历，使得诗仙李白与名花牡丹建立起了不解的情缘。尽管这三首词略含谀扬、谄媚之意，以及极其微婉的讽喻意味，可能会使这三首作品的文学品性打折扣，或者引起诠释者的不同理解，但这一事件本身的文化、民俗学意义却值得关注。
（一）它所涉及的人物和所描写的事件皆具有传奇色彩，而传奇性恰恰是民俗文化得以传播的重要因素。
李白醉赋《清平调》之事，涉及人物有李白、唐玄宗、杨贵妃、高力士、李龟年；涉及事件及细节则有玄宗杨妃沉香亭赏牡丹、李白醉赋《清平调》、唐玄宗媚态、杨贵妃喜怒、高力士谗言、李白失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