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导演的影片《芳华》，由国庆节公演的档期突然撤下，是因为影片某些内容有敏感不妥之处，还是片方有意炒作，以抬高身价？网上众说纷纭。草民对圈内圈外事物久已生疏，亦无太大兴趣。
只是由此引起，找到一本《芳华》原著来看看。作者严歌苓，名字早已熟知了。张艺谋导演的《归来》，也是由她的小说改编的，草民曾扶杖专程到影院看过。因为亲历的多次政治运动，真的“仿佛就在昨天”。许多人不知道或有意地淡忘了，草根如我等却难以忘怀。看后，感动之余，尽管心中有话，也并无处诉说。这时，网上却有另外一种声音，说是这样描述反右及文化大革命，是抹黑党，是歪曲历史，并且引经据典地说，当年苏联发表的若干“解冻文学”，批判斯大林时期的暴政，是反革舆论，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气势汹汹，帽子很大。但是也不见有后续动作，热闹了一阵子，便消停下来。不料，这次由冯小刚的影片《芳华》的撤档，又引起某些人对严歌苓的斥责，不仅批作品，还进而人身攻击，差一点她就成“汉奸”了。
对严歌苓其人其事，以及其它作品如何，均不了解，自是无权评说。这次只是出于尚未完全泯灭的“好奇心”，才寻来小说《芳华》看看，由此引起了另外一点联想。关于文艺创作理论如何，那是另外一门学问，门外汉的我，无权置喙。我这里想到的是，作为干了一辈子新闻工作的报人，对小说中的主人公——刘峰，这个曾经被当作活雷锋——“雷又锋”的故事，似乎有点似曾相识。这位前前后后，因为不停地做“好人好事”，奖章奖状得了一大堆，被宣传得几乎十分完美的先进人物，却忽然之间，因为似乎不可思议地做了一件雷锋不应该做或者说完全没有可能做的事情，从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什么事呢？极其简单。他在一个做沙发的木工屋里，向女文工团员作了一个极为简约的示爱动作（甚至连拥抱都算不上），引起了这个女孩的恐惧，哭了，逃跑了。事发的当晚，几个女孩子的对话很有意思。被爱的这个女孩丁丁说：“他怎么敢爱我！”女孩们弄清楚了对方是刘峰即“雷又锋”时，就“嘻哈着说，丁丁你他妈也太抠了，能让医生和干事爱（注：此前有医生和干事追求过她），就该让各行各业的男人爱嘛，怎么就不能让雷又锋爱一爱呢？假如真雷锋活着，未必就该光棍一辈子，未必人家只能对你对所有人做好人好事，不允许对自已也做件好人好事……丁丁的回答让我们更晕，她说刘峰怎么可以爱她？二雷锋就不应该有这种脏脑筋。”……一位女孩质问她：“‘怎么脏了？’林丁丁说不出来。”她“脸上和眼睛里的表达我多年后试着铨释：受了奇耻大辱的委屈……也不对，好象还有着一种幻灭：你一直以为他是圣人，原来圣人一直惦记你呢！像所有男人一样，惦记的也是那点东西！试想，假如耶稣惦记上你了，或者真雷锋惦记了你好几年，像所有男人那样打你身体的主意，你恐惧不恐惧，恶心不恶心？你干尽好事，占尽美德，一点人间烟火味也没有，结果呢，他突然告诉你，他惦记你好多年了，一直没有得手，现在可算得手了！……她感到惊怵，幻灭，恶心，辜负……”丁丁对劝说她的女孩“冒出一句：‘好，你怎么不嫁给她？’”小郝（注：劝说者）“脸上也出现了一种被恶心了的神情，并且为这恶心吃了一惊。雷锋千好万好，跟他接吻恐怕接受不了的，会恶心了雷锋，更恶心了她自己。”
作者也用当事者之一的口吻说，多年后，这帮人已是经历过结婚离婚过来的人了，才终于把年轻时那个夏天夜晚大致想明白：“我试着推理一下——假设刘峰和雷锋具有一种弗洛伊德推论的‘超我人格’，那么刘峰人格进化的每一步，就是脱离一点正常人格——即弗洛伊德推论的掺兑着‘本能’的‘自我’。反过来说，一个距离完美人格——‘超我’越近，就距离‘自我’和‘本能’越远，同时也可以认为，这个人格越是完美，所具有的藏污纳垢的人性就越少。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他有着令人憎恨也令人热爱，令人发笑也令人怜悯的人性……雷锋和刘峰，他们来到人间，就应该本本分分做他们的模范英雄标兵，一旦他们身上出现了我们这种人格所具有的发臭的人性，我们反而恐惧了，找不到给他们的位置了……”
作者这段带有人生哲理的话，尽可以再分析，再研究。人性这个东西究竟有没有？它的属性是什么？它归谁所有？草根这里也无力去探索这个大题目。我钦佩的是严歌苓，她写的是小说，但真的仿佛是生活纪实，甚至说它是记叙某个事件始末的通讯报道都可以。我们现实生活里，不乏这种“完美”雷锋式人物的出现，也不乏这种对“雷又锋”先进人物理想式的认知。雷锋，以及“雷又锋”们，就应该同耶穌这样神一般的人物并肩（聪明的严歌苓文中说的与雷锋并肩的是外国的神，而没有把他同我们国家里那些万古流芳的完美的神圣人物并列）。这种认知，深深地印记在现实生活之中。
一位长时间从事雷锋研究的报人，在向群众作的报告和写的文章中，怒斥一些人质疑雷锋某些事迹经不起认真推敲的说法，是在“抹黑英雄”，“否定英雄”，“欲亡其国，必灭其史”，显系“敌对势力”之后，他予先替质疑者作了个之所以质疑的“原因”，是“因为他（雷锋）太过完美？是因为他做了常人所不能企及的事情？还是因为他一贯坚持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作风使人望而却步？”这位报人自行回答说，他经过“深入采访和思考沉淀”（据了解，雷锋出现和形成宣传高潮时，这位报人似乎还只是个十多岁的孩子，因此，只好以后自己再“深入采访”和“思考沉淀”），他“发现和顿悟”了：“尽管五十年历史长河中，雷锋经历了被吹捧、被压抑、被贬低、被质疑、被呼唤的反复过程，但他最后回到了原点”，这个“原点”就是：“雷锋具有一种超越阶级、时代和任何经济形态的道德价值。”（我这里不得不悄悄地指出一点，这位善于“思考”的报人，兴之所至，一不小心说漏了嘴，你那个“超越”，显然同伟大领袖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教导不大一致，似乎落在了现在被称为资产阶的所谓“普世价值”之中了）。“完美”得令人难以置信，自然可以同神比肩，一般人只有顶礼膜拜的份儿，同这样的人恋爱和亲吻，难免有点令人恐惧。
雷锋的确是个挺好的战士。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岔开来，多说几句。
1960年12月26日《解放军报》二版发表的新华社记者佟希文、李健羽等写的一篇报道雷锋的通讯，是最早比较详细介绍雷锋先进事迹的文字，现在翻开来看看，也许并非无可挑剔，但是所写的事情都还是实在的、可信的。通讯所讲的，就是一个入伍不到一年的战士，为什么会被很快地被吸收入党？因为他好学上进，处处为大家做好事。他除了做好一个战士的本职工作之外，在连队他抢着打扫卫生，悄悄地为战友洗衣服。外出乘火车，他帮助乘务员为旅客送茶倒水，扶老携幼。生活也很节俭，袜子破了自己缝缝补补。当然，他也很注意学习，除了读毛著之外，还经常看些连队能够看到的书报，并且坚持写日记，将一些好的文章字句摘录下来。这些事情并不奇特，更不是高不可攀。只是后来，他逐渐成了“先进典型”，为了加强“宣传”、“培养”，上级机关专门派了宣传干事，随时给他摄影。有些照片是属于“补拍”和“摆拍”的，这就是他为什么生前会有那么多照片的原因。1962年8月15日，他在执行任务开车时，发生了事故，牺牲了。到那时为止，对雷锋的宣传虽然也有存在某些失实之处，但大体还是可信的。
但是，到了1963年3月5日，报刊上发表了毛泽东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后，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各地掀起学习热潮。于是，除了《雷锋日记》外，雷锋的故亊也接连不断地见报了。而当时强调宣传先进人物要讲“思想胜”，雷锋之所以先进，自然要上到“活学活用”毛著，“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个纲上。宣传者和报人们此刻对于添油加醋、拔高上线，已经驾轻就熟，雷锋被打扮得越来越“完美”，距离人间烟火也越来越远。
宣传者们更高的本领，还要学会“与时俱进”，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不停地为雷锋化妆。一些活着的先进典型往往在上层路线斗争中，不幸会被安排到斗争的某一方，随着被绑着的战车的倾覆而灭亡（如大比武典型郭兴福随罗瑞卿被批而遭难，学毛著典型廖初江随林彪堕机而遭难），雷锋早就去世，不存在这个问题，再怎么帮他涂抹油彩，他也不会坟墓中跳出来抗议，也不存在随着路线斗争的某方垮台而遭难，他已盖棺论定：“毛主席的好战士”。强调艰苦朴素时，他有补了十几个补丁的袜子；强调改革开放时，又讲他也是“时尚青年”，不仅有毛料裤子，还有皮夹克上衣，甚至还有过初恋……所有这些都见诸过报端。
文革开始时，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人提出，做好人好事，难道可以不分阶级吗？见了地主婆你也去帮助？于是，宣传者忙不迭地设法为雷锋事迹“加工”，挖地三尺也要找出雷锋高度阶级斗争观念的事迹来。现在，只要把历年出版的《雷锋日记》和《雷锋的故事》不同版本拿来对照一下，即可看出某些端倪。
我手头上就有两个版本的《雷锋的故事》，一本是1963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是同一出版社1967年出版的，两个版本数处有了明显的不同。前一版本共有24个章节，章章俱是做好人好事的故事。后一版本出版时，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中，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在这个大背景下，这个版本内容增加到27个章节。其中第25章的题目是“前线和后方”，叙述的是雷锋在一个溜进部队驻地磨剪子镪菜刀的人身上，发现了一个记有部队番号的小帐本，立即警惕将其扭送公安机关。一查，果然是个反革命分子。在另一章节里，则描述了“在刘少奇一伙指使下，文艺舞台杂草丛生、才子佳人纷纷出笼，闹得乌烟瘴气……”因此，雷锋拒绝看当地组织的文艺晚会上演出的坏节目“王二姐思夫”，等等。这样一加工，雷锋果然非常“完美”了。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位1962年就故去的普通战士，那时就能看出多年后人们才将其打倒的刘少奇的错误路线的恶劣影响。而磨剪子镪菜刀的叫喊声，似乎有点耳熟，不过那是《红灯记》里党的地下工作者的一个形象，而这里安排的是个“反革命分子”。为了把先进人物打扮得超凡脱俗，迎合某种政治需要，我们某些“笔杆子”并不高明，常常露出明显的破绽。
新闻报道不断塑造了雷锋，而且对所有的先进典型人物也力求有雷锋般的“完美”。文革中宣传先进典型，有个著名的口号，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不要说什么个人的生活必需，个人的某些利益，都属于“私”字，连“一闪念”都要“狠斗”了。于是，就曾出现过，为了捡拾掉在下水道里的手电筒，而被下水道里缺氧的臭气窒息死亡的人。因为电筒虽小，却是公家的，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手电筒不能丢，他为此献出了生命。
这种宣传的影响，至今依然在延续着。就在2007年央视春晚报道中，曾向观众介绍一位“全国道德模范”乡村女医生（故隐其名），她长年给乡亲们治病，走村串户，顾不上自己的家。为了出诊，她把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在只有十一个月大时，拴在炕头上，结果是孩子得病死了。她的第二个孩子也是由于她常常出诊，从五六个月起即绑在床上，直到两岁，也曾差一点死于四十度的高烧。她的这种“先进事迹”令许多人听了毛骨悚然！这也是母亲啊！且不说，把孩子看成自己“私有”的这种观念十分荒唐，作为一个母亲为了所谓的“公”，这样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孩子，恐怕连一般具有母性的动物都做不出来。此事当时就在网上引起一番热烈的讨论，许多人指责这位女医生的错误行为。与此同时，有一位网友著文说：“刘医生的故事，是一个普通的好人的故事，她的孩子的不幸令人同情。但是媒体把她孩子的不幸当作拔高道德形象的手段，是非常恶劣的。错不在刘医生，错在这个变态的舆论导向。”有的人更为这位女医生喊冤，她其实也是“受害者”：“在‘全国道德模范’的光环下，她不过是一个没有编制的最卑微的乡村医生，一个在多重角色中辛苦了大半生的普通妇女，或许被摆布说了些符合宣传需要的空话而已，若忍心将矛头指向她，才真有点反人性。”做舆论宣传工作的人，难造不应该从中悟出点什么吗？
多少年下来，对于某些先进人物的宣传，无论宣传者和被宣传，似乎都心知肚明：对某些事迹不要太过“较真”，而要服从某种“需要”，以至于有的先进人物在看了报上介绍自己“先进事迹”的文章后，会谦虚地表示：“我要向报上的那个×××（他本人的名字）学习，我做得没有他那么好！”。本来，“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一原则，应该是新闻工作者最为基本的常识。尤其是经历过1952年，那场由报道黄继光英雄事迹的某些情节失实而引起的新闻界的大讨论，反对弄虚作假的“客里空”，已成为对新闻从业人员起码的要求。新华社著名特派记者华山的那篇《文学不能代替新闻》的讨论总结，有的人几乎能把它背诵下来。特别是他说到，“读者读到动人的新闻记载的时候，已经有人常常发问：‘写的都是真事吗？’这种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你说过一句谎，就很难叫人对你所说的完全相信。”
1953年第18期《新闻业务》刊登华山对讨论的总结《文学不能代替新闻》
但是，这个“可怕的后果”，已经变得不可怕了。适应某种政治需要，在突出政治的前提下，添油加醋，修剪枝叶，把先进人物打扮得“完美无缺”，这些年来，大家已见怪不怪了。
更令人忧心的，不仅是细节的失实，而是在所谓“正确舆论导向”指引下，在“完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先进人物”，被打扮得完全不食人间烟火，仿佛任何一点普通人生活的必需，都是对先进人物的亵渎。这成为一种空气，一旦当了“先进人物”，像“雷又锋”（甚至也包括那位乡村女医生）一样，不敢在“私”字上越过雷池一步，既然是“雷又锋”，怎么可以这样呢！
作家刘亚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是个营职干事时，曾到过中越边境交战的老山前线采访，写过一篇记叙英雄事迹的文章《王仁先》，影响很大。后来他曾向人们介绍过写这个英雄人物的经过，题目是：“当血性撞上爱情”。他说：“王仁先是十四军四十师的副连职参谋，昆明人，军内干部子弟。战前因为违反纪律受了处分，后来牺牲了。有人认为他不是英雄，我认为他是英雄，而且是高高大大的英雄。当时十四军军长曾说：‘听说要写王仁先？十四军那么多英雄人物他不写，偏写这么一个人？’别人把此话转话我，我只轻蔑地撇了一下嘴。雨果早就说过，在绝对正确的英雄主义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王仁先做的事就是人道主义的典范。”
王仁先
王仁先的违纪事件，是同驻地一位有夫的苗族妇女发生了恋爱关系。因此，上火线前由副连降为正排。进攻老山，团里派王仁先到最前沿去。那天，越军一个师和我军在老山地区发生剧烈争夺战，炮火连天。王仁先是炮兵参谋，他在最前沿的高地上，利用报话机及时地向后方报了一千多条情况。我军炮火像长了眼睛一样，落到了敌人头上。刘亚洲的文章《王仁先》中说：“数月后我登上‘李海欣高地’时，仍可见草丛中白骨枕藉。对方发现‘李海欣高地’上的王仁先，全力进攻。战士全部战死。王仁先打光最后一颗手榴弹，对报话机喊了一声：‘我走了！’遂被炮弹击中。死时二十五岁。全连在老山主峰上目击了王仁先奋勇冲杀，感慨万千。他死时，大家都摘下钢盔。”
刘亚洲在他文章中还讲了这样几个情节：
王仁先“人生得英俊高大。战前，与他相处了五年的女朋友离开了他。”
“当时我正在调查军队中婚姻问题……我到了许多单位，吃惊地发现：参战部队凡有未婚妻的官兵，战前大多都吹了。有一个女大学生给未婚夫的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我父母说，你要牺牲倒也罢了，假如你断了腿，或少了一支胳膊，怎么办？”
“有一个连队进攻作战，异常惨烈，指导员等三十多名官兵牺牲。烈士遗体抬下来，指导员未婚妻的绝交信正好到了部队。连长集合全连官兵，当众念这封绝交信，一旁静静地躺着指导员的遗体。全连战士都哭了。”
“我在连队当过兵，知道战士们津津乐道女人。但在麻栗坡，情形大变，凡将投入的战斗部队，官兵均不谈女人，仿佛有约在先。只听过一件例外的事：某连组织突击队，连长和指导员争着要率突击队冲锋，争执不下，最后连长怒了：‘老子是结过婚的，摸过女人！我去！’”
刘亚洲还写到了这个年轻的苗族妇女阿岩：
“这个女人很奔放，很刚烈。”“少数民族的姑娘大都具有这种特点，不像汉族女人，不敢爱也不敢恨。”阿岩“一见王仁先就喜欢上了这个潇洒的小伙子，向他频送秋波……甚至在自己丈夫面前也不掩饰对王仁先的情感。”
王仁先和阿岩的事发，王仁先被降为排长，党内严重警告。进攻开始，连队开拔
，“阿岩又烧了一壶放糖的水，去找王仁先。连队不让王仁先见她。村口，部队逶迤而前，阿岩站在大树下焦急的张望。有些官兵从她身边走过时，轻蔑地议论，甚至还朝地上吐口水。阿岩均不在意。王仁先过来了，不朝这边瞥一瞥。走过去，再也未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