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婉玲 赵凯飞：宝蕴楼的前世今生|文史知识

在紫禁城的西华门内，坐落着一座十分特别的西式洋楼建筑，分别由东、西、北三座砖木结构的单体楼房联接而成，楼房的屋顶是高耸的四坡式，上覆鱼鳞状的牛舌瓦。位于北部的楼房建有一处阁楼，阁楼的山墙上嵌有一块石质匾额，上书“宝蕴楼”三字，匾额两侧装饰浮雕花纹，并在阁楼柱、雨棚、女儿墙端等处设有四对卧狮（图1）。

图1  修缮一新的宝蕴楼

据《古物陈列所旅游指南》记载：“宝蕴楼，在浴德堂西，系民国三年（1914）就咸安宫遗址，改建为本所庋藏各种珍贵古物之库房，不常开启。咸安宫，原为教习八旗大臣子弟肄业处，殿五楹，东西配殿各三楹，清季晚年，毁于火，惟咸安门三楹尚存。”由此可知，宝蕴楼建成于1915年，为古物陈列所收藏珍贵文物的库房，至今已有逾百年的历史。在宝蕴楼建成之前，这里曾是咸安宫的旧址，其主体建筑毁于清末的火灾，仅存咸安门一座。宝蕴楼，顾名思义，即“蕴藏珍宝之所”，单单听其华丽的名称，就令人浮想联翩。这里到底收藏过哪些稀世珍宝？又曾经历了怎样的世事沧桑？

咸安宫，最早为明代建筑，原名咸熙宫，位于紫禁城外西路的英华殿和寿康宫之间，西界高墙，东邻雨花阁。明嘉靖十四年（1535）更名为咸安宫，曾是明朝后妃及太后居住之所。清帝居住紫禁城后，咸安宫闲置无用。康熙四十七年（1708）和五十一年（1712），康熙皇帝两次废黜太子允礽，禁锢于咸安宫内。雍正即位后，允礽移居宫外，咸安宫复又闲置。雍正皇帝在激烈的皇权斗争中登上皇位，对于巩固皇权有着深切的体悟和强烈的渴望，为此他极力加强宗学（对宗室子弟的教育）和旗学（对八旗子弟的教育）。雍正六年（1728），他下旨在闲置的咸安宫内设立官学，招收内务府三旗（正黄、镶黄、正白）子弟及景山官学中的优秀学生，委派翰林负责教习，并挑选乌拉人教习清语、弓马。从此，紫禁城的高墙深院之内出现了一所专门教育内务府三旗子弟及景山官学优秀子弟的官学，因学舍设在咸安宫，故命名为“咸安宫官学”。

雍正皇帝将咸安宫官学视为宗室和八旗子弟的成材之地，因而给予官学学生十分高的待遇。据记载，咸安宫官学学生每人每天补助伙食肉菜银五钱、米一升多，学生每人每月发银二两。清廷对于咸安宫官学生每人如此待遇优厚，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学生多为宗室、八旗子弟，另一方面则是希望满族亲贵子弟受到良好的教育，更好地效忠朝廷。因此，咸安宫官学在整个清朝教育体制中显得十分特殊，官学的学生不仅可以通过学习期满考核升官录用，而且还可以通过三年一次单独的乡试、会试进入仕途。上佳的学校位置、精美的学舍、优厚的待遇、特殊的仕途路径，确实使咸安宫官学名满京城，成材者众多。据统计，雍正七年（1729）至十二年（1734），咸安宫官学第一期毕业生考试结果：考中举人副榜者四人，考中生员补廪者二十三人，有兼习清语稍知翻译者十三四人。

及至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为给其母亲孝圣宪皇后做六十大寿，特下旨将咸安宫改建为寿安宫。整个寿安宫院落由寿安门、春禧殿、寿安宫等建筑组成。院落形制为前殿后宫，寿安门内为春禧殿，殿后为寿安宫，正殿悬挂乾隆御笔“长乐春晖”匾额。原咸安宫官学则向南移至西华门内、武英殿西的尚衣监处。乾隆二十五年（1760），因尚衣监年久失修，房屋倾圮，咸安宫官学再向西移至西华门内北边器皿库（图2）。新建学舍的格局为：门楼名为咸安门，往北影壁一座，再往北为前、中、后三进院落，每院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共辟学舍二十七间。此外，乾隆皇帝还下令将咸安门外西边房屋数间辟为饭房，专门为学生准备午饭。

图2  乾隆时期西华门内尚衣监与器皿库

新建官学学舍仍以“咸安宫”命名，宫内悬挂雍正六年建学谕旨，乾隆帝特令词臣为新学舍撰拟对联“行庆恩涤，阳春资发育；右文典重，云汉仰昭回”。由此可见，乾隆皇帝继承了雍正皇帝的办学宗旨，将满族亲贵子弟教育与国家文治武昌相联系。经过乾隆皇帝的整顿，咸安宫官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学舍管理严格，学风良好。事实上，雍正、乾隆两朝许多名将重臣出自咸安宫官学，例如章佳·阿桂，雍正十年（1732）入咸安宫官学读书，两年后为补廪生，后官至军机大臣兼大学士。再如，大名鼎鼎的乾隆亲信宠臣和珅，乾隆二十四年（1759）被选入咸安宫官学，接受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后官至内阁大学士。

然而，此种盛况并未维持许久，咸安宫精美的校舍日渐成为八旗子弟的养仕场所。平日里，他们骄奢浮逸，松懈懒怠，对于学习毫无兴趣。考试时，徇私舞弊，蒙混过关，为入仕途不择手段。尽管如此，咸安宫官学仍为京城达官贵人所追捧，为八旗子弟争相前往之所。及至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势衰退，经济短绌，咸安宫官学的开办受到影响。道光二十三年（1843），道光皇帝将咸安宫官学教师每月的三两银、学生每月的二两银皆减至一两五钱。而实际上，每月教师和学生仅能领到九钱。此外，咸安宫官学学舍自乾隆二十五年建成以来，未曾修缮过，屋宇颓废坍塌，官学办学更是无序。至同治七年（1868），为编纂方略，借用学舍开馆修书，官学学生到校上课的就更少了。同治十年（1871），因雨水过多，咸安宫官学坍塌。光绪初年，为挽救咸安宫官学的衰败局面，清廷拨款重点修建官学学舍，并委任工部尚书潘祖荫担任学校总裁。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受西方教育和国内局势的影响，传统学校制度逐渐转型。光绪二十二年（1896），咸安宫官学迁出宫禁，改名为三旗小学堂。

在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下，咸安宫从幽闭的冷宫转为人文渊薮之地，经历了清初皇权斗争的激烈残酷，也反映了清代皇族教育的繁盛衰败，最终在社会变革浪潮的席卷下退出了历史舞台。

辛亥革命后，退位的宣统皇帝溥仪暂居紫禁城的后廷，前朝的所有宫殿全部由北洋政府接管。1913年初，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呈报总统袁世凯，建议“默察国民崇古之心理，搜集累世尊秘之宝藏，于都市之中辟古物陈列所一区，以为博物院之先导”，以此为宗旨筹设古物陈列所，并要求将当时奉天行宫及热河避暑山庄所藏文物运到北京保管展览。

自1913年11月18日起，热河避暑山庄近十二万件文物和奉天行宫十一馀万件文物分批运至北京。起初，热河、奉天两行宫的二十三万馀件文物暂存于太和殿、文华殿、体仁阁等宫殿两侧的配殿或耳房之中。为更好地展示这批清室文物，内务部决定以武英殿为馆舍成立古物陈列所。1914年2月4日，“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之章”启用，古物陈列所正式成立。2月17日，内务部总长朱启钤派签事金绍城监修武英殿工程，以备文物陈列展览。3月1日，古物陈列所工程股呈文内务部，拟请将西华门内原咸安宫教习衙门房屋及咸安门交由古物陈列所，以作改建文物库房之用。

（一）库房之营建

1914年6月2日，“咸安宫门并宝蕴楼东西配楼等工程”正式开工，及至1915年6月工程竣工。据记载，宝蕴楼库房工程主要包括咸安宫门一座、宝蕴楼一座、东西配楼二座，共计建造房屋53间，主要用于储藏古物和出版物：咸安门道前后6间，咸安门内东房1间，咸安门内西房1间，用于存储出版物；宝蕴楼正楼上下3层27间，宝蕴楼东楼上下3层9间，宝蕴楼西楼上下3层9间，用于存储古物。除南面咸安门的整体建筑保留了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风格外，新建的宝蕴楼大体采用的是西洋建筑风格。整个宝蕴楼建筑为砖木结构的楼房，东、西、北三面的新建筑与咸安门形成良好的封闭式院落布局，北面主楼建筑体量最大，外观也最为别致，东西配楼两楼相峙，左右对称。三座新楼均采用大块的城砖砌筑墙身，下部均设有半截露明的地下室，屋顶是高耸的四坡式屋顶，没有曲线及出檐，不铺设琉璃瓦，而改用绿灰两色的牛舌瓦。

（二）库务之管理

宝蕴楼库房工程竣工后，古物陈列所专门设计制作柜橱，用于储藏和陈列珍贵古物。据记载，该项柜橱分两种：宝蕴楼主楼上下层设抱柱楸木八方玻璃柜8个，以备储列精品瓷器之用；各库房设存储宝器柜140个，均依宝器形式定柜板距离。原来分散存放的古物陆续移入宝蕴楼，文华殿、太和殿以及昭德门、体仁阁各殿宇得以腾出，经修缮改建用作陈列展览之用。要保管好数量如此庞大的文物，除了定制一批专用的柜橱之外，最为繁琐的是文物钥匙的日常保管及文物提取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图3）。

最初，古物陈列所专门订立了各殿库等处钥匙集中管理的规范。其具体做法是，每日需要启闭的殿门钥匙，由主管科员保管，殿门每日封锁后由主管人员封锁验收，并签字盖章。馀下各陈列柜格及库房殿门、柜橱钥匙汇存一处封存，并由所长、副所长、会办封识收藏。后来，古物陈列所又专门制定《各库房及柜格钥匙管理细则》，并购买专用保险柜保存钥匙。根据该细则，所有库房门及库房内各箱柜的钥匙以及所有宫殿陈列文物的柜橱钥匙均收存第一股保险柜内；各项钥匙均附有钥匙牌，写明库房箱件地点及号数，并配有登记簿以备核查。每日各处钥匙先由各股工作人员汇齐，存入各股钥匙柜，并由各股锁封锁口及标封后，交由第一股保险柜收存。

图3  宝蕴楼库房柜橱钥匙

除了日常的管理规范外，文物点查及编目是宝蕴楼库房管理的一项要务。古物陈列所成立之初，即保存有完整详细的奉天、热河行宫文物清表、目录和清册等。1917年11月，古物陈列所函聘国务院佥事李光荣、内务部佥事杨乃庚、清皇室内务府郎中福启等编辑古物目录，订定《编辑古物总目办法》七条。1919年《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首先编成，至1925年金石、陶瓷、杂品等目录也基本完成。1927年，古物陈列所设立鉴定委员会，分书画、金石、陶瓷、杂品四组，延聘罗振玉、徐鸿宝、福开森、容庚、马衡、陈汉弟、郭葆昌等十九人为鉴定委员，开展藏品鉴定和科学编目等工作。1929年，古物陈列所在已点查文物中选定“奉天行宫”原藏铜器精品九十二种，编辑出版《宝蕴楼彝器图录》（图4）。1931年，宝蕴楼内添设照相室，即为点查文物及出版印品之所需。

图4 《宝蕴楼彝器图录》书影

（三）文物之迁移

“九一八事变”后，平津震动，华北局势紧张。为保文物安全，古物陈列所筹谋文物安全保存之策，拟具应变计划。一方面，呈文南京内政部，拟在所中空地挖建地窖，以备存藏金属陶瓷等文物珍品。另一方面，派员赴东交民巷使馆区考察，与各大银行商租保险库，以备寄存各种珍贵文物。1932年8月，古物陈列所主任钱桐致电南京内政部，呈报《国难期内应付非常事变计画》。该项计划包括“防内乱”和“防外寇”两项内容，前者主要针对兵变或盗匪的劫掠，其办法是闭馆和加强警卫。后者注重文物保存地点和保管方式，包括两项计划：一是“防飞机抛掷炸弹计画”，其主要做法是在故宫院中挖建坚固地窖，将金属陶瓷各类重要物品选择装箱入窖保藏，将金属陶瓷各类次要物品聚藏宝蕴楼地瓮，将名人字画及善本书籍须防潮湿者暂移藏宝蕴楼地瓮。二是“防外寇入城掠夺物品计画”，其主要应变措施是将珍贵文物精品送往东交民巷各大银行库房保存，并将各种古物清册、文件、档案、印信及铁柜钥匙临时移藏他处妥慎保存。与此同时，古物陈列所派股长谢涛等人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寻觅合适的保险库。经考察与接洽，各大银行的保险库或因房屋狭小、零散，或因受日本势力控制，无法为大批珍贵文物提供安全寄存空间，仅六国饭店尚有地窖34间可租借，月租费大约需600元。

1933年1月初，国民政府决定将古物陈列所文物与故宫博物院文物一同南运，租借六国饭店地窖及在所中挖建地窖计划随之告停，文物装箱工作迅速筹谋。当时，古物陈列所决定“择最精华物品先行迁移”，但其最精华物品多数陈列于武英殿中。虑及中外游客来所参观有赖于武英殿中之陈列品，古物陈列所决定将武英殿陈列之最精品和宝蕴楼库藏之最精品搭配提选，装箱南运（图5、图6）。2月15日至5月16日，古物陈列所文物分批随同故宫文物南迁，第一批为200箱，第二批为840箱，第三批为1400箱，第四批为3000箱，共计4批5440箱，所有古物陈列所南迁文物存放于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26号库房内。南迁古物前后装运四批，共111549件。留在北平的古物种类有字画、图籍、金银器、漆器、插挂屏、如意、戏衣、瓷器、珐琅、扇子、经卷、珍物、玉器、木器、钟表、绸缎、铜佛像、洋瓷、铜珐琅等九万馀件。

图5  宝蕴楼文物装箱情形

图6  宝蕴楼文物箱件集中待运情形

（四）画馆之创办

1936年11月16日，古物陈列所“为便利各美术学校学生及中外人士研求国画起见”，呈文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提出试办国画研究室，招选一批有国画基础的青年人，入所研习临摹历代绘画。此议获得内政部批准，并得到周肇祥、黄宾虹、于非厂等人的支持。1937年4月16日，古物陈列所聘请周肇祥、张大千、于非厂、溥心畬、汪慎生、邱石冥审查报名者作品，审议录取了晏少翔、田世光、俞致贞、李树萱等35人为国画研究室第一期研究员。因北平各公私学校请求保送优秀学生入所研习国画，古物陈列所于4月24日再次召集审查委员会，择定笔致秀润可资深造者33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杨秀珍、吴咏香、陆兰淑以及辅仁大学美术专科学校的陆鸿年、张其翼、季观之等人均在此列。5月1日，国画研究室正式开课，钱桐、黄宾虹、张大千、于非厂等任导师，定期到所讲演并教授古典诗词、绘画理论及传统技法。

当时，为慎重保管及提收画件方便起见，古物陈列所特意将宝蕴楼迤北的旧会议厅等处13间房屋改为临时画室，分为山水、花鸟、人物三室，并厘定《国画研究室研究细则》。每日早9点，古物陈列所派管理员由宝蕴楼库房取出临仿画件，放入画室玻璃框盒内，供研究员研习临仿；每日晚5时，由管理员查收清楚，研究员方能离开画室，临仿画件送归宝蕴楼库房保存。至北平沦陷时期，国画研究室（后曾改称国画研究院、国画研究馆）在政局动荡中得以维持和发展，招收研究员共计5期266人。八年间，古物陈列所利用宝蕴楼所藏历代书画，为当时伏居燕市的画家提供了静心习画的场所，为其日后绘画风格的形成及其学术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图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