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觉、余程万，以及弱者的苦撑待变

史料搬运工 · 公众号 · · 2024-05-31 13:32

正文

修改了一篇旧稿。

一

1943年12月7日，蒋介石出席国民政府陆军大学第六期毕业典礼。

蒋以校长身份发布训词后，突然宣布自己已下令，将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判处死刑。理由是： “余程万在常德保卫战的紧要关头，竟然弃城而逃，并遗弃伤兵数百名于不顾，致使功亏一篑。他这种贪生怕死违抗命令的行为，还配做我的学生吗？还配做一个革命军人吗？ ”①

但是，蒋的判决，并不能令人信服。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认为，余程万以区区八千之师，面对数万装备精良的敌寇，死守常德、浴血奋战达16个昼夜，最后几乎全军阵亡，虽在最后关头率200余人弃城突围而走，但无论如何，也罪不至死。

1945年5月10日，在国民党的六全大会上，以地下党员身份担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王昆仑，发言质问当局：受命率部死守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已经投了敌，为什么还能够回到重庆，为什么还能够以“抗日英雄”的身份“招摇过市”？这里面究竟是何缘故？军部必须“明白回答”！蒋介石责备道，所谓方先觉投敌乃是造谣，王昆仑如此发言，是何居心？王昆仑起立为自己辩护，“总裁大怒，拍桌而骂。”②

蒋的拍桌大骂，同样不能令人信服。

在1944年8-10月份的衡阳保卫战中，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浴血死守衡阳达47日之久，直至弹尽粮绝，最终选择了有条件放下武器，乃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国民政府军委会早已查清，不是什么秘密。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因之对蒋介石的做法相当不满，在日记里记下了某友人的激烈言辞： “方先觉降敌后逃归而蒋先生慰问备至，各方开会欢迎，皆属军人无耻，政府、社会俱以无耻教人，危险孰甚。 ”③

余程万、方先觉均是蒋重视的将领，所处的情形也相似。余率部浴血死守常德，最后关头未能与城池俱存亡，选择了弃城突围；方率部浴血死守衡阳，最后关头未能以身殉国，而选择了有条件放下武器。蒋的处理却有天壤之别—— 余程万在1943年险些被判处死刑，后改为判刑两年，囚禁数月后释放；方先觉归来后则被誉为抗日英雄，并担任了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的要职。

蒋的处理为何呈现这种反差？要准确理解这个问题，须将视野自战役本身延展至国际环境。

二

先说余程万。

常德会战，正值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1943年11月1日，蒋接到罗斯福的电报，称希望在11月下旬与他及丘吉尔在开罗附近会面，蒋表示同意。次日，日军发起进攻，常德会战拉开序幕。11月21日，蒋抵达开罗。25日，蒋电令余程万所部五十七师：“固守常德，与该城共存亡。”12月2日，蒋再次亲自致电余程万，称自己已出席开罗会议并会晤了罗斯福、丘吉尔，此次会战关系到国际视听，“务希严督所部，与常城共存亡，以完成此次辉煌战绩，勿使史达林格勒之战史独美于前也。”次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几乎终日为常德战况不明所困，繁虑无已，除补志日记外，不能再事其他矣!”（常德已在当日失陷，蒋得知消息稍晚）

蒋如此关注常德会战，一再要求余程万必须“与常城共存亡”，乃是因为蒋对开罗会议存有两大期望。一是不能让英、美看不起中国，要保持民族尊严；二是要与美、英两国讨论盟军在缅甸的反攻计划。然而，中方抵达开罗后立即发现，尽管在英、美的计划中，中国将为缅甸反攻提供最大的兵力，两国却无意邀请中国人参加开罗军事会议的实质讨论。蒋因此震怒，表态称将拒绝向盟国提供中国关于缅甸战争的行动计划，宋美龄也向罗斯福提出抗议。为安抚中国，双边讨论稍后被匆忙改成中美英三边会议。可即便如此，英、美两国仍无意将缅甸反攻计划的具体内容告知中方，直到开会讨论前几个小时才给中方代表团提供了一份简短大纲。一份中方从未见过的作战计划，也被英国将军蒙巴顿说成充分融合了中方意见与要求的成果。 ④

整个开罗会议弥漫着对中国的浓厚轻视。期间，罗斯福、丘吉尔曾离开开罗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会晤。斯大林在会晤中一再向罗、丘污蔑中国：“中国人对日军作战非常坏，这是因为领导阶层的错误”“中国人必须努力作战，过去的表现太差了”。鉴于这种形势，罗斯福当时非常关心常德会战的进展。12月3日，常德失陷。12月6日，罗斯福询问史迪威：“你看蒋委员长能够支持多久？”史迪威对重庆国民政府怀有极深的成见，有意支持反重庆的地方势力另组新政府，遂回答道：“情势十分严重，蒋可能垮台。”罗斯福说：“如此，我们就需要觅取别人或别派，来继续和我们合作了。”⑤

1943年11月30日，蒋在回国途中，写下了他对开罗会议的痛切感受。蒋说：或许，中国人还需要20年的努力，才能赶上西方。假如不努力的话，则将永远得不到西方人的平等对待。中国羸弱的主要原因在人才缺乏，中国必须用一代的努力推展教育，才有希望得到和西方人士平起平坐的真实地位。如此便不难理解，蒋对余程万未能遵命“与常城共存亡”，何以会生出那般的失望与恚怒之情。

1944年2月14日，在第四次南岳会议的闭幕总结发言中，蒋说了这样一段话： “为什么扔下伤兵自己突围出去？在开罗的时候，我向罗斯福总统介绍过57师正在守卫常德的事情，罗期福总统很感动，还特地在笔记本上记下余程万师长的名字。难道这就是余程万师长么？我現在还沒有亲自审问余程万，具体情况还在调查中，但是，余程万师长必须交军法审判，当时其他同时退却的官长一律要按革命军连坐法来处置，决不宽贷。 ”⑥

除了常德会战关系到开罗会议中国的政治地位外，蒋震怒余程万还有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即争取美援。开罗会议期间，蒋向罗斯福当面请求10亿美援的贷款，未能得到答复。12月9日，中国军队收复常德。次日，蒋再次正式致电罗斯福请求贷款10亿美元。蒋认为余程万若是能够死守常德，将有利于中国获得美国的贷款援助。

三

再说方先觉。

衡阳会战发生在1944年6月到8月间。进入7月份后也与中美关系纠缠到了一起。

1944年7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突然致电蒋介石，要求其将史迪威自缅甸召回，“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据罗斯福解释，其动机是欲挽救中国战事免于崩溃。一位盟国领袖要求另一位盟国领袖交出全部军队指挥权，在世界近现代史范畴实属罕见。罗斯福此举给蒋介石造成的突兀震惊可想而知。

蒋接获该电报正值抗战七周年纪念日，故反应异常强烈，认为电报是对中国的莫大侮辱。7月15日，蒋再接罗斯福电报，用语粗暴且威胁称：若中国不能努力作战，则两国此后将无继续合作基础。此事折磨蒋介石极深。7月2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余今已突入陷阱之中，四面黑暗，遍体鳞伤。”8月23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自本年七七以来，每闻罗有来电，无不疑惧战兢。以其非威胁即压迫之电，皆为余之耻辱临到之时也。” 9月1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 “(此事)为十年来所未有之耻辱。处境至此，悲惨已极。今日环境，全世界恶势力已联络一气，来逼迫我，污辱我，似乎地狱张了口，要等待吞吃我。每一个波浪无不是威胁我。这样摧残我的情景，诚是毫无理由。自思我往日，虽骄矜暴戾，然亦不致受此报应，而且问心实无愧怍之事。惟信此皆出于主的旨意，只有忍耐接受而已。 ”

蒋不愿意将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到美国人史迪威手里，原因有二：

首先，美国此举侮辱中国国格太甚。在7月8日给罗斯福的回电中，蒋一度表示同意将军队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不过考虑到中国军队存在背景复杂的派系问题，为防引发混乱须有准备时间。蒋还要求两国政府仿照欧战成例，就此事签订正式协议，以明确军事指挥权的具体权利与义务，以避免未来引发不必要的纠纷。但令蒋感到意外的是，如此重大的人事问题，美国军方却拒绝循美英、美苏之先例，拒绝与中国签订任何正式协定。换言之，“美国人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一张空白支票，由美国人任意填写其内容，中国人不得加以限制。……这等于是美国要求中国无条件奉上军事领导权。”

其次，中国军队远未实现国家化，主要靠私人关系维持。即便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也不得不如此，对国民政府体系的桂系、粤系、川系军队并无绝对的指挥权。蒋当然也不认为史迪威有能力驾驭内部派系如此复杂的中国军队，更不相信史迪威能够如其宣传的那般的，能够真正指挥得动其他地方派系的军队——史迪威的自信，主要来自地方派系军队与政客（如薛岳、龙云、李济深等）对他的频繁拉拢与示好。殊不知，这种示好并不足以保证史迪威在获得最高军队指挥权后，便可以如臂使指调动这些地方派系的部队。⑦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蒋希望方先觉统率第十军在衡阳保卫战中取胜，以驳斥罗斯福来电中所谓“中国战事将要崩溃”的判断乃是妄言，就很容易理解了。如果在第十军能够在衡阳有杰出表现，便可以增加重庆国民政府对抗华盛顿无理要求的筹码，也可以避免中国抗战局势因史迪威不负责任的介入而走向真正的崩溃。

华盛顿的压力越来越大，让蒋“每闻罗有来电，无不疑惧战兢”，衡阳的情势也越来越紧张。在研究针对衡阳的增援计划时，蒋曾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万事皆在于己这之力耳。” (1944年7月20日) 可见衡阳会战已与国际政治密切联结在了一起。诸多其他日记，也足证蒋的这种迫切期望，如“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 （1944年7月25日）如此这般祈求神祗，是抗战期间绝无仅有的一次。

华盛顿的压力越大，蒋给予衡阳前线的压力自然也越大。7月26日，白崇禧委婉建议蒋：衡阳难守，不如命城中部队突围，并着手部署衡阳失守后其他战略要点的防守事务。蒋未采纳，于27日给方先觉发电报，命其继续“督率所部决心死守以待外援之接应”，且不让方再向外发电报求援：“以后对于求援与艰危情形非万不得已，不必发电详报，以免敌军偷译。”

8月2日，美方晋升史迪威上将军衔。此举是在为其接掌中国军队指挥权做身份地位方面的安排。同日，蒋发电报告诫方先觉衡阳之战的重要性，并提醒其须有以死报国的决心： “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所关，决非普通之成效可比。自必经历不能想象之危险与牺牲， 此等存亡大事自有天命，惟必须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惟有一死报国之决心以赴之 ，乃可有不惧一切，战胜魔力打破危险，完成最后胜利之大业，上帝必能保佑我衡阳守军之胜利与光荣。 ”这份电报提及天命、上帝与牺牲，潜藏着极复杂的心绪。但不了解中美政治交涉事宜的方先觉，大约很难完整体察到这些东西。

8月7日，衡阳战事岌岌可危。蒋“起床祷告凡三次，几未入眠也。”8月8日，蒋“于凌晨4时起默祷能转危为安”。当日，衡阳失陷，方先觉选择了有条件放下武器，随后被日军发动媒体舆论塑造为“投降”。衡阳的陷落已是无可挽救的事实，来自罗斯福与史迪威的压力随之增大。蒋遂决意一面宣传方先觉等守城将士“誓与城池共存亡”的牺牲精神，以鼓舞国人的抗战意志。一面责备史迪威破坏中国抗战 ——衡阳战事吃紧时，史迪威不允许陈纳德将军用物资交付中国军队，陈只得选择私自授予的方式。魏德迈日后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蒋后来据此愤然向罗斯福控诉： “史迪威把持其可以移拨之租借军火，不许用于东战场作战，以致在今年六月以前，中国军队除远征军外，迄未在中国租借案中得到一枪一炮。 ”

附带一提，当日的宣传资料中，有一份方先觉等人的“最后一电”。据说该电报发于8月7日下午三时，方先觉等在电报中说：“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不过，这份“最后一电”有可能是蒋的侍从室伪造。因为当天晚上，在衡阳失陷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方先觉正与日军就有条件放下武器展开谈判。⑧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曾建议蒋介石暂缓发布方先觉的“最后一电”，因为方是否殉国尚未可知。蒋的意见是不待证实立即发布。或许，因为之前已经发送了鼓励方先觉率部成仁的电报，蒋深信方必会殉国。但对率部浴血四十余日、已至弹尽援绝、而城池失陷又已成定局的方先觉来说，相比举枪自杀，如何保全那些满身血污的战士，或许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8月9日，重庆各大报以头条位置刊载了方的“最后一电”。10日，罗斯福再度致电蒋： “中国战场形势危急，关于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之事需要立即行动，否则将为太迟。 ”同日，方先觉还活着、且已落入日军之手的消息传抵重庆。 12日，张治中与蒋介石商议关于方先觉的宣传问题，张治中建议谨慎从事，宣传上要留余地。蒋的意见是不留余地继续宣传，即便方先觉被俘后变节也没关系。 12月，方先觉在军统的运作下被从衡阳救出，送返重庆，蒋第一时间召见方，并指示媒体继续宣传报道方先觉的抗日功绩。

蒋如此做，或许是为了对抗罗斯福对中国军队抗战精神的错误认知（这种认知主要来自史迪威及美国在华左翼记者），但更可能是出于对方先觉的抱愧之情——如果不是衡阳之战被卷入了中美政治纠纷，方先觉及其部队本已英勇完成了自己的抗敌使命，可以及时突围而不必走到有条件放下武器这一步。蒋最终未判余程万死刑，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四

方先觉、余程万，以及弱者的苦撑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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