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优越感时
危机开始萌芽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假装在纽约（ID：mr-jiazhuang）
因为《摔跤》极其成功的营销，阿米尔·汗，捎带着印度和印度电影，都成为了在中国刷屏的热词。
提起印度，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中国。两个国家太像，又太不一样了。
庞大的国土和人口，光荣和屈辱混杂的历史，混乱和希望并存的现状，许许多多个层面和维度，都提供了无数可以比较的有趣话题。
但是中国人又是不屑于和印度作比较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少正视过印度的存在。把印度和中国放在一起比较是西方人爱做的事。
我相信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印度是要比中国低几个档次的存在。正如我们总是把他们叫做阿三，连移民美国的中国人都对印度移民有天然牢不可破的心理优越感。
欧美媒体炮制出的“金砖五国”这个词，也让我们颇有微词：印度怎么能和中国并列在一起？
一个只拿过寥寥几块奥运金牌的国家，如何能和拿牌拿到手软的中国相提并论？一个连在南亚都力不从心的国家，又如何能和志在对标美国的中国相提并论？
即使是在北京雾霾爆表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起雾霾更严重的德里，然后好像找到了一丝安慰。
几年前我到印度出差兼旅行，脑子里一直止不住冒出来的一个念头就是，印度落后中国多少年？
出了乱糟糟像长途汽车站的孟买机场，我想起首都机场T3，觉得答案是20年。
那时深圳的手机厂商已经用只卖几百块人民币的低端手机占领了印度，有天晚上我钻进一个拥挤嘈杂的夜市，看到小店铺里全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牌子的中国手机，觉得答案是30年。
印度当地朋友极力劝阻我坐地铁的想法，说很危险，我谢过他的好意，转身走进灯光昏暗满地垃圾的地铁站，觉得答案是40年。
有天晚上我坐简易如同电动车的出租车外出赴饭局，被堵在路上半个多小时不能动弹，几百辆汽车和摩托车发出震天的轰鸣，加上天气闷热，我烦躁无比，赌气地想，印度和中国至少相差100年。
差距是真实存在的，虽然无法用具体的数字来量化。作比较无可厚非，但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因此沾沾自喜乃至摆出傲慢的面孔。
毕竟所有这些都只是硬件上的比较。
不管今天的印度是像三十年还是四十年前的中国，既然中国能在这三四十年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很难说同样的变化不会在印度发生。
而在更多看不见的领域，两个国家之间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
这个想法在我后来看到阿米尔·汗主持的一个电视节目《真相访谈》之后，变得更加坚定。
这个节目的英文名字叫 Truth Alone Prevails，直译过来就是“只有真相”。
在2012年，电影事业如日中天、早已经成为印度国宝级演员的阿米尔·汗，在拍电影的间隙，决定抽出时间拍这么一档节目。
在形式上，节目类似于奥普拉的脱口秀，内容上又有点像中国很多电视台都会有的新闻纪实和分析类节目。
不一样的是，这个节目不追任何具体的新闻热点事件，而是着力挖掘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揭露和分析在印度社会普遍存在、但又被长期视而不见的黑暗面。
更不一样的是节目的深度和尖锐程度，每一期所探讨的话题，都极其敏感，原本是印度人讨论的禁忌：
儿童被性侵、大男子主义、妇女遭受的家庭暴力、层出不穷的强奸、无处不在的腐败、严重的环境污染、执政选举中的舞弊，等等。
在每一集里，阿米尔·汗都会请受害者和当事人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
比如第一季第一集，讲的是重男轻女而导致强制堕胎、乃至杀害女婴。节目一开始，一个来自偏远农村的妇女，讲述了自己在怀了女孩后被丈夫家人骗到医院强制堕胎的经历。
镜头一转，阿米尔·汗问观众，你觉得这种事会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只是发生在农村和小地方？
然后他把另一位妇女请上台，她来自孟买的中产阶级家庭，丈夫是外科医生，公公是德里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都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她同样也有怀了女婴被骗堕胎的经历。
长期研究女婴被害问题的专家也上台，说，“我不用跑到别的地方，那些残害女婴的人，他们就在大城市里，我们身边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原本觉得自己的生活周围没有这些丑恶现象的观众听了大惊失色。
节目里的阿米尔·汗，一步一步地揭开印度的伤口，每一集里都好几次忍不住擦拭眼泪。
台下的观众，也是一边看，一边凝重沉思，或者泪水婆娑。
但是更可贵的是，这个节目不卖悲惨不卖鸡汤，而是一层一层揭示出问题的普遍性、寻访专家找出产生问题的症结，并且试图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还是那期杀害女婴的节目，阿米尔·汗举了旁遮普邦那万沙尔地区的例子。
那个地方的男女比例一度失衡到100:75的畸形程度，但是在一个发誓改变这一切的官员的带领下，全社会被动员起来，数不清的志愿者参与其中，举行了无数次的会议、演讲、集会、游行。
十年之后，这个地区新出生的女孩人数上升了71%。
那期节目的最后，阿米尔·汗请电视观众发送手机短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呼吁法院加快审理那些杀害女婴的案件——因为法院的漠视，数百起案件被悬置多年，参与强制堕胎的凶嫌一直毫发无损。
《真相访谈》一共有三季。我想了想，在中国还真找不出一档类似的节目，最接近的大概可以说是柴静的《穹顶之下》，所以你大致可以把《真相访谈》看成是一个拍了三年的大型版《穹顶》。
据说在节目开始制作前，曾经有很多朋友劝阻阿米尔·汗不要自毁前程，因为拍这样的节目对他的电影职业没有任何好处，反而可能引起观众的反感。
节目的开头，阿米尔·汗用一段长长的独白对朋友的疑惑做了回应。他说：
一方面，印度在崛起，蒸蒸日上，作为一个印度人，我感到自豪和高兴，但是社会中还有很多令人心酸的事实，我们却对此熟视无睹，这些苦难让我深感不安，感到哀伤。
有时我会想，为什么要去思考这些与我无关的事呢？我的生活幸福美满，别人的苦难与我何干？
但是确实有关系，因为我也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份子。一连串的事情把你我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联系在一起，一呼一吸中，体会心中的共鸣。
如果甘地、提拉克、鲍斯、尼赫鲁、智者阿扎德仍然在世，我们有何颜面去面对他们？我们的先人怀抱梦想，为自由而奋斗，就是为了建立一个现在这样的印度吗？
我想谈论一些关系印度民生的话题。不去责怪任何人，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也不去指责任何人。毕竟，那些造成苦难的人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我无心激化矛盾，我只想改变这个时代。
节目里的阿米尔·汗，不愤怒不煽动，态度坚定又神情温和，宛如真神。
节目播出以后反响空前，在印度几大电视台播出，观众累计达到6亿，加速了好几项相关法案的出台。
阿米尔·汗就这样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了社会的变革。
第二年，《时代》杂志把他评为全球百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称他是“印度的良心”，采访他的文章标题是《一个演员能否改变一个国家？》。
而在做电视节目之前，心怀巨大社会责任感的阿米尔·汗其实早就在用电影实践他改变社会的理想。
他的每一部电影，几乎都像《真相访谈》一样，关注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
《摔跤》讲的是性别歧视；《三傻大闹宝莱坞》和《地球上的星星》讲的是教育体制；《荣耀之役》讲的是印度的殖民伤痛；《心中的小星星》讲的是阅读障碍症；《我滴个神啊》讲的是印度复杂的宗教社会。
这些电影，很多都获得了票房成功，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看到很多中国媒体把阿米尔·汗比喻成印度版的成龙、刘德华。从受欢迎和知名度的角度来说，这些类比可能没有错。
但是，看过他的电影和节目，了解他做过的事之后，你就会明白，像阿米尔·汗这样的演员，在中国根本找不到一个参照物。
登上《时代》杂志各种榜单的中国明星也不少了，有哪一个像阿米尔·汗那样，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了改变？又有哪一个够资格称得上国家的良心？
甚至只是从敬业的角度来说，有几个中国明星，能够像阿米尔·汗那样，为了拍电影增肥减肥，体重先从138斤增到194斤，再减回到144斤？
动辄几亿几十亿票房的中国电影，又有多少部像阿米尔·汗的电影一样，带着现实指向和社会关怀？
不说推动改变，有多少部中国电影，能启发观众做哪怕一丁点的思考？
阿米尔·汗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我确实相信电影有推动改革的潜力，当然电视也一样……我们讲述的故事、刻画的英雄人物，可以激励大众，给人们带来希望，触动人心，可以解放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让它茁壮成长。这是一个创作者可以对世界做出的贡献。这是一种选择，不是我们的义务，但是如果我们想这样，是可以做到的。”
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印度落后中国多少年？
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答案到底是多少，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如果我们沉迷于这些看得见的硬件上的领先而沾沾自喜，就会忽视和无视很多看不见的落后之处。
所以，也许是时候改变一下我们对印度的看法了，正视一下这个我们很多人不太看得起的国家了。
我们并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有领先的优势。在很多方面，印度反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至少在电影上，中国电影比印度电影，落后了一个高山一样的阿米尔·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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