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于当今的每个村民来说，国家已经成为重要的日常生活。吉登斯认为“日常生活”是具有重复特征的持续性，因而，正是在日复一日的平常之中，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反复出现在村民的生活里，使之成为常态。
从20世纪初国家的政权建设遭遇地方权力文化网络而遭到内卷化，到以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为标志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再经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总体性国家的波折，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善，到今天国家已经完成了对乡村的成功而全面的渗透。通过基层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细致入微的制度建设，村落俨然成了国家。对于当今的每个村民来说，国家已经成为重要的日常生活。吉登斯认为“日常生活”是具有重复特征的持续性，因而，正是在日复一日的平常之中，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反复出现在村民的生活里，使之成为常态。有一些形式具有显性的制度化特征，而更多的是在一种不确定的形式中完成了国家的初衷。考察村落中的日常生活，能以一种饶有趣味地心态去发现于细微末节处透露出的村落与国家的关系，使得习以为常的琐碎表象拥有深刻的学理意义而不至于让个体被宏大叙事淹没。
从村落视野出发，曾经村小作为“村落中的国家”（李书磊）发挥着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功能。学校作为西方的舶来品，经过国家的引进和推动，到达乡村时已经产生了多重的隔膜。从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运动开始，学校教育与乡村的隔离关系就已经被揭露了，如陶行知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这条路是国家糅合城市化而建立的政治渗透之路。
村小曾经在村庄里，在空间上属于村庄，而在时间和生活方式上却与村庄相去甚远。但是它仍以一种神奇的力量改造着乡村，事实证明，这一改造是成功的：拥有学生身份的乡村儿童就是不一样！首先体现在，作为学生的儿童不必参加田间劳动，家庭必须为他们腾出时间做作业，而一个学业有成的年轻人再去干农活是一幅极其不协调的画面。由此，学校赋予了乡村这样的意识：国家可以提供新的身份以脱离农民的生活和生存方式。新身份意味着公职、工薪和不受劳役的身体甚至相应的权力。这种意识通过国家的反复灌输，最终在乡村获得认同。一种意识形态要发挥制约的作用，必定要得到受支配者的默认，因而，学校教育的利益性在得到村民自主认同的过程中得以成为日常生活的制度化存在。早在一个家庭组建之时，“上学”已被纳入家庭发展规划之中，孩子降生后的日常教育中使用的话语多半也是与此有关，在幼儿园之前，儿童已经获得了“自己将来要上学”的基本观念。
另一方面，村民作为社会的个体，通过学校完成了与国家的制度性互动。国家教育体制的建构中，乡村一级属于义务教育范畴。义务教育是作为公民必须履行的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因此，这更加强了国家与乡村及乡村个体命运的联系，比起自觉认同来说，这一法律带有强制性色彩。普九、控辍保学、扫盲等相关的行为成为教育系统的政治任务。现在，控辍保学与精准扶贫政策挂钩，即精准扶贫户的子女必须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这项任务使学校与地方政府发生了基于政治制约的互动，学校统计出精准扶贫户的辍学生名单，与乡政府取得联系，再由乡政府通知到各个村委，村委向各户通知，然后学校派出老师和乡政府派出的工作人员，一起到村里去挨家挨户做动员工作。而享受到精准扶贫政策的村民若不送子女去学校，就可能被取消享受这项福利的资格。
学校在地理空间和现代时间中实现了对村落的双重国家渗透。一方面，村落视野中的学校教育经历了建国后“村村有小学”的普及化，到学校布局调整制度下的大规模撤并的历程。有学者将其归结为“文字上移”的过程。受制于资源分配的限制，乡村只有国家提供的教育资源，村民别无选择。即便随着学校布局调整，多数的村落里已经没有了学校，学校虽然在地理空间上不“在”村落之中，但是通过制度规划，村民仍然在跨越地域的空间里通过学校继续与国家发生着持续的联系。另一方面，这种联系在时间上产生了一个群体，可称之为“周末儿童”，即因学校布局调整后产生的寄宿制学校，儿童在周末才能回到村里，仿佛是一个“游客”，在村子里短暂休息两天然后又去接受义务教育。
随着村小撤并和国家政治行为的深入，学校作为曾经的国家象征逐渐被村部取代。每个村部建设都已经规范化。在外观上是两层砖房结构，白墙琉璃瓦，水泥院坝，在显眼的地方用金色的大字树立着“XX社区”。村部的构造显现出完整的国家化形态：一般在一楼有一个办事大厅，大厅中间是铺设大理石的服务台，安放着几台电脑，电脑对应着放着村主任、村支书、村文书的名牌；在大厅的墙上悬挂着各种制度规范，有村委职责、村规民约、办事流程等等；另外还有远程教育中心、农家书屋、残疾人活动中心、村级文化站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小的村部集各种功能于一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