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了一辈子，也没等到一个公道……海南最后一个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受害者离世

石雕师傅拿着吱吱作响的电锯，一点一点地在墓碑上刻下“黄有良”的名字。8月12日晚上9点，90岁的黄有良因病在家中去世。去世前，她念念不忘的还是自己作为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可还没等到公正的裁定，她就被岁月划去了名字。随着黄有良的离世，对日诉讼的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原告均已辞世。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4人。

黄有良生于1927年，家住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母爸村委会乙堆村。当年，黄有良是海南最早站出来起诉日本政府，并到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庭审出庭作证的“慰安妇”幸存者之一。

1941年，日军占领了黄有良的家乡——陵水田仔乡架马村。14岁的黄有良被抓进了藤桥日军营部的慰安所，她在那里受尽欺凌。直到1944年6月，黄有良的父亲为了救女儿，联合村民骗日军让黄有良回家奔丧。后来她们一家连夜逃亡保亭，直到日军投降才回家。

黄有良阿婆生前。南国都市报记者刘孙谋摄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以恢复她们的名誉。2001年12月底，黄有良作为原告代表，赴日本出庭作证。然而，长达近10年的对日诉讼之路，在反复上诉与被驳回之间，最终均以败诉告终。日方法院虽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但以“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判决原告败诉并驳回上诉。

疼痛、打针和药物，贯穿着黄有良的晚年生活。在“慰安所”受尽欺凌后，她的身上和心灵上都留下难以痊愈的伤痛。

坐在床上发呆，站在院子里看过路的人，黄有良的晚年过得十分平静，讲起从前的苦难和屈辱，一字一句，语气缓和。“她不避讳讲起从前的事情，有人来看望她，她就会很高兴。”胡仁富说，母亲生前，常有来自上海、香港、日本等地的友好人士探望。老人去世后，当地政府也送来了慰问钱物。

黄有良生前资料图。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 摄

今年45岁的胡仁富从懂事起就知道母亲的遭遇，村落封闭的圈子总会引来许多流言蜚语，“她总是告诉我们要坚强，不要害怕被人瞧不起。”2001年赴日起诉，但16年来均以败诉告终。

“一定要赢，还我们一个公正的裁决。”这句话，胡仁富听母亲说了很多遍。“母亲身体不好，疾病缠身的她就是靠着等待裁定的决心才撑到现在。”

在陵水乙堆村黄有良的家里，儿子胡仁富正忙着后事，“黎族葬礼要准备的很多，很繁琐。”胡仁富想收拾一些物件，他在黄有良居住的10多平方米小瓦房里转了转，除了一些止痛的药品药膏外没有别的收获。

“她常常要去打针，胃口也不好，饭量很少。”胡仁富回忆道，母亲去世前一个礼拜，常常说自己全身都疼，打针也不见好转，从前还能在屋内慢慢挪动的她，在去世前两天已经无法下床行走。“去世前她已经2天没有进食了，一直在喝水。”胡仁富说，12日晚上，他提出要将母亲送医，被母亲拒绝了。

“我怕是等不到裁定了，孩子你要替我坚持下去。”黄有良紧紧抓着胡仁富的手，缓慢且坚定地说。黄有良嘴里念叨着这句话，没过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她们，留下的历史足印

目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仅剩4人

今天——8月14日，国际慰安妇纪念日；今天，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赴日诉讼的海南“慰安妇”黄有良，出殡下葬。巧合之余，更添悲伤与沉重。

追溯海南“慰安妇”调查的历史，那是2001年秋天，南国都市报记者深入保亭，跟随调查研究海南“慰安妇”历史的民间学者张应勇一道，走进了这一特殊群体。这个苦难群体的故事，开始被讲述、被铭记。

艰难的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