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许章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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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以赛亚·柏林写下了“苏俄文化”这篇名作。对于彼时彼地的政制和国情，特别是对于苏俄知识阶层的精神状态，他们遭受的迫害和苦难，他们愤懑中的抗争和几近绝望的无助，他们纯然基于道德理想的持守和对于历史远景的悲切呼唤，向铁幕外的人们作了生动而深切的报道。作者就近细观，冷静揣摩，于理述时间的娓娓声中，将对于这片空间的桑梓之念尽付于切身摩娑，在一唱三叹的理性悲沉中予政制把玩再三，而特于政治徊徨不已。今日读者随其引领，抚残垣，辨玄黄，得窥一个逝去时代的风雨沧桑。
回顾这个怪胎的创世纪，作者似乎多少依然有些迷惑。在他看来，1917年的俄国还没有多少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也很弱小。倘若缺乏与资本主义相对应的阶级，压根儿不存在那个发动革命的自觉自为的利益集团，则无产阶级革命就根本无法自圆其说。既然没法糊弄历史辩证法，而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一种惊天谬论，因此，革命者不得不“人为地”制造出那些相应的现象。换言之，主要经由“阶级划分”、确定每个人的“阶级成份”这一“分类”，在“制造”出革命对象的同时，既创制了革命及其正当性，也凭空添置出革命阶级本身，而革命阶级的横空出世比革命本身更为重要。此种“阶级划分”既是理论作业，也是政治实践，出自革命理论家的意志和愿望，服务于这个叫做“革命”的宏大诉求，听命于“革命形势”的驱使。由此，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一切都可重写，或者，改写。
本来，以理论逻辑经纬现实，将现实裁剪后纳入理论逻辑，再据此逻辑染苍染黄，是改天换地大变动时代的伎俩之一，布尔什维克们用其至极罢了。同样在此，“如果理论模式与事实不一致，那么，就必须让事实变得与理论模式相符”， 柏林的观察不缪，道出的却是一腔荒谬。是的，这是另一种革命的辩证法，一种“人为的”辩证法，所要说明和论证的是革命家认作铁律的历史辩证法。它源自革命思想家漂亮优美、逻辑自恰的理论演绎，如今，借助“武器的批判”实现自己的思想抱负来了。亿万众生无名无姓，分纳各个阶级的框框格格之中，随其起舞，成为这出大戏的缤纷道具和通向历史愿景长旅上的道道枕木，逐水漂逝，落花无声。如此这般，不仅向铁的历史辩证法交差，更主要的是为革命找到了合法性和正当性。其情其景，正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在回应索尔仁尼琴的演讲中所言，“他描写劳改营的著作不仅讲述了那些人的遭遇，它们还描绘了那个体制的暴虐，而且，这种暴虐显示了自身的内部逻辑及内在的合理性，甚至还有颠倒是非的合法性。”而这才是它的真正暴虐所在，更是它的恐怖所在！于是，革命所向披靡、摧枯拉朽。革命的光辉笼罩天地，每个人均无所遁形。革命在动员人身之际，粉碎了社会，进而挺进占领了人们的内心，将政治包办的同时还包办了信仰，进而既放逐了政治，也放逐了信仰。
在此，唯一受到漠视的是活生生的现实，以及更为活生生的人性，虽说按理现实就是现实，可有时候现实不是或者不再是现实。现实消隐了，代之以革命、革命理论和革命理想统辖下的“革命形势”。真相遭到了放逐，人性遁入了暗夜，而生命，活生生的生命呢，如同柏林在揭示浪漫主义的思想起源时所言，此时此际，在“革命”看来，“生命应该像一件艺术作品一样来制作，运用在绘画、音乐和语言上的规则同样也可以运用于人，人可以当作‘人类材料’来看待，是权威创造者手里可以随心所欲锻造的弹性媒介。” 历史早已说明，没有什么比这更加恐怖的事情了。
柏林的指陈引领读者思绪，不免想到“中国革命”。本来，两族两国，后发赶追，革命踵续，实在太多相似了。苏俄天翻，华夏地覆，其间种种，系源于“一声炮响”，不遑稍让，甚至亦且过之。较诸旧俄，“老中国”属于地道的农耕文明，一个巨型文明共同体，以伦理经纬天下。革命爆发当口，虽有资产者，却无资产阶级，更无真正的无产阶级，所以“革命”最后不得不退回到农民革命的自我定位。“以农村包围城市”是基此定位的必由之路，经由“试错”而后得，真正属于“以鲜血换来的”认识成果，而成为革命的政治路线。虽说最终追求的还是“城市”，一种现代文明的寄生之所，却道出了“没办法的办法”这一革命尴尬。然而，即便如此，历经革命的扫荡，最为伟大的革命者晚年环视国中，竟然感喟中国依然是一个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自己所能改变的不过是京城周边的一小块地方。其实，就连这一小块地方亦且依然故我，说明革命无法代替建设，政治的变动效果尚有待于社会的自我发育以消化和落实，屏蔽现实的结果是现实终究要浮出历史的地平线。
柏林
抛开此点，回接上文，不难看出，它也是一种辩证法，关于得与失、进与退、手段和目的、此刻与将来、理念与实际、功利和公理、个人牺牲与集体目标的辩证法。毕竟，当其时，东南沿海城市的一点可怜的现代产业，起自早先大清洋务的家底子，略备型制，放在诺大中华，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可谓沧海一粟。可是，革命不需要借口，革命本身就是正当性。其余的一切，均须围绕于此打转，均须为此而自我修正，要么，就在前者横扫一切、荡涤古今的疾风骤雨中发抖，而承受灭顶之灾吧！倘有必要，必须改变现实，哪怕是早已过去的现实，使之符合理论逻辑，进而成就理论逻辑。这是“人为的辩证法”的要求，牵连于历史的辩证法，恰恰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革命理论是革命的向导，本身必须颠扑不破，不管为此需要怎样的歪曲和撒谎，动用怎样的手段和暴行，付出多少的人心和人身的代价。无论是苏俄革命，还是中国革命，以及雅各宾的法国大革命，乃至于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奥威尔们的经历，情形莫不如此。
于是，我们看到，在贫瘠的山村，乡民原本世代为邻，守望相助，于劳生息死、趼手砥足中各谋生计。通常情形下，若言差别，最大的差别不过是“没饿死”与“吃不饱”。可后者居然独有水井一口，偏偏他们家有也只有他们家才有这口水井，好嘛，“土改”时这位老张家或者老李家的“阶级成份”就被定性为“地主”了。实在找不出任何足以标示“富裕”或者“财富”的物质，以昭显阶级之森严壁垒，只好将这一口土井派上了用场，服务于革命的阶级逻辑，并圆通了指导这个阶级逻辑的理论逻辑。个案的荒唐揭示的不过是类似的万千错乱，而道出的还是那个理论逻辑的铁血，不容怀疑，也不许更改，才真正令人齿冷心寒，战战兢兢。照此逻辑，“没饿死”的有义务也必须对后者“如秋风扫落叶”，如“冬天般冷酷无情”。是的，正如“老大哥”的语录所宣谕，“世界上不仅有积极的感情，不仅有爱情、激情和快乐，还有仇恨，仇恨是巨大的政治动力。”——痞子们在此恰逢时运，以人性之恶将铁血的理论逻辑演绎为当下的嚣嚷和血腥，让后来的历史阵痛不已，永难自拔。
这里，革命的理论逻辑是“地主”实际上怎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地主”这个概念本身。教义上早已讲明，它是敲骨吸髓的剥削阶级，它是压迫人民的邪恶代表。更主要的是，它佐证并提供了革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于是，一方是人民，一方是包括地主在内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们。阵势既明，道理昭然，行动吧！理论在上，目标当前，怕什么！其结果，人民被撕裂了，民族蒙受了误解，邦国遭到了肢解。不过，话说回头，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其最为吊诡之处在于，两大阵营虽有楚河汉界，但却不存在永恒的界限，特别是前者一些人可能因为“蜕化变质”等原因，不时会“自愿”滑落到后者的行列，而后者在永难翻覆的同时，却有一线天光投入，那就是存在一类所谓“可以改造教育好的子女”，一种再“分类”后的产物。——谁说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就是明证！由此，需要不断的分类，而不断的分类就是不断的规训，所有人均因此而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由此，造就了顺从，让谄媚流行，也导致一些人因为恐惧而铤而走险，点燃野心和欲望，以及歇斯底里的残忍。无怪在与柏林的谈话中，帕斯捷尔纳克描述道：苏俄就像一艘大船，一艘奴隶船，党员是监工，他们用皮鞭抽打着划手。其实，回首那逝去的时光，岂止是俄国，一切现代左翼极权政制铁幕之下，都是一艘艘这样的奴船。朋友，这“左翼极权政制”，二十世纪的世界性景观，也是一种现代性进路，同样追求建立普世性的世界图景，竭诚地（至少始作俑者似乎如此）施行整体性的解决方案，而且是一劳永逸的方案呢！
看官，因拥有一口水井，其“阶级成份”遂定性地主，这不是区区在瞎编，看看广东韶关的一个村庄的历史，就知道这是曾经发生的真实故事。曾几何时，“没有地主”以及“地主”并无狡黠压榨、残酷剥削的滔天恶行，可能也无从进行残酷剥削的事实，让当年许多村庄的革命者共同面临了一道“没有革命目标”的难题，甚至一度让指导工作的“下去的同志”犯难。也许，书生气的革命追随者因此滋生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困惑，表现出了自己的“软弱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可理论逻辑冷峻而严厉，终究为自己创制了若合符契的现实，也规训出一个阶级阵线壁垒森严的社会囚场。如果说眼看着台上五花大绑的邻家大爷，第一次振臂高呼“打倒地主老财”还有些别别扭扭的话，还有点违心而中心不安的话，那么，第二遍、第三遍地不断重复，伴随着广场效应的发酵，内心的忐忑将会逐渐消失，那点不安会悄然流失，不再脸红，不再犹豫。相反，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自己将会相信眼前的熟悉面孔原来真的是一具恶魔，一个不折不扣的敌人，彼此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只有深仇大恨，不共戴天。对于一些人来说，若说有什么懊恼的话，就是不明白自己为何在如此长时间、这般近距离的生活场景中，竟然遭受如此的蒙蔽，居然看不清阶级阵线，遭到“暗藏的”敌人的欺骗！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可能，也是更为多数的群体，此刻更多念想的可能是既然“他们”已经被“挑选”了出来，则“我们”自家多少就“安全”了，或者，“真的没事了”，暗暗庆幸家中不曾拥有“一口水井”。如此这般，革命沿着革命者的意志前行，似乎获得了预想的效果，代价则是乡民社会的涂炭和崩溃。一句话，一些人身覆灭之际，多数人生随之解体，全体人心坏了。
柏林说，苏俄为了符合旨在解释某个社会演进的理论，结果却将这个社会活活肢解了；某些文字一开始只是描述性的，后来却变成了规范性的。这不，“一种意在解释西欧发展和行为的理论，却变成了二十世纪东欧发展的蓝图”。 这里，只要将“这个社会”特别指定为“中国社会”，将“东欧”换成“中国”，那么，其状豁然，其祸皆然，其理了然，其旨嚣嚣然矣！它不仅说明“左翼极权政制”的确是一种普世性的解决方案，不因人群分华洋而分野，也不因文化别东西而殊异，而且，同时道出了所谓进步，特别是人性的进步之类陈词滥调是多么的苍白。“其祸皆然”的祸患之一就是，靠点燃仇恨并满足复仇欲望而煽惑起来的革命，终究要走向自己的反面，而将屠刀对准曾经以鲜血祭奠革命的革命者。几乎所有的“革命后”历史进程都对此作了准确无误的验证，而缘由在于革命本身就在种植恶的酵母。——一口水井，抑或，一条人命，不过道具罢了。革命需要道具和仪式，需要万万千千的道具和仪式，包括人身与人心。不论是罗伯斯比尔还是托洛斯基，也不论是刘少奇还是马拉，都曾经悲剧性地以一己人身为此历史作证，使后人复哀后人矣！
于是，我们看到，各种运动降临之际，“指标”获得了运用和妙用，为的还是要证明那个理论逻辑。“反右”时规定“指标”，层层分解到具体单位，按照百分比抓人，不够就凑上，谁上谁倒霉。郭道晖先生由此成为一名右派，为的是补上清华大学右派名额的空缺。而名额是上面派定的，按照阶级斗争的严峻程度编制好了比例，遵循的是计划思维的严格流程，不得删改。至多，根据“行政指标自上往下层层加码律”，实定人数大大超出了派定的名额。而且，在阳谋者看来，郭道晖们作为那个理论逻辑的献祭，同样是在历史性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怨懑不得，也无所埋怨。相反，似乎倒应感谢“组织”才对。其实，对于“指标”的妙用早已见诸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以及早自长征前即已开始的基于“保密”而灭口，灭自己同志“口”的残酷实践。而起于辛亥、以革命自负的民国政府杀起“共党”来，也一样看重指标。如同卫国战争前的大清洗，“指标”的鬼魂同样浮游其间。由是，我们还看到，所谓的“5·16”分子，居然也有“被指标”上的，“被”者甚至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件事；或者，如同无数人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的那样，只好呐呐自问“这是为什么？”，如果还没到对于一切横祸都默默承受之际的话。我们更看到，之所以GDP统计数据造假，CPI数据失实，缘于服务“保八”大局的需要，否则不仅是在扯后腿，更意味着某种发展的理论的荒谬与谵妄，等于宣告一种政治实体的无能、非法或者缺乏正当性。而这需要屏蔽掉，它是不和谐音，无论是辩证法还是变戏法，都不需要它。
当年，举国上下，各行各业，“以阶级斗争为纲”，最高层频频警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时间神州大地风雨如晦。人声鼎沸、响应风从之际，梁漱溟先生直道喟言，既然说“千万不要忘记”，就说明它本身并不存在，子虚乌有，所以才需如此提醒，训示大家“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倘若真实存在，天天碰到，时时上演，无法回避，那么无需提醒，自然人人耳熟能详，何须费心。在梁先生体认，老中国的格局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士农工商，流转不息，只有官民对立，而无中世以还西欧式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出此格局，凭空搬演欧西的玩意儿，他无法说服自己，更无法面对中国。可老先生不明白，“阶级和阶级斗争”东来中土，已经变成了人为的辩证法，所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其之运用、妙用与恶用，存乎一心，视乎“革命的需要”，早已剥离于物理和事理，也与道理和情理无关。对，没错，它是一种“人为的辩证法”，因而，“事在人为”呀！而这个有所为之“人”，可能是一代人，一群人，也可能只是一小撮人，或者，最坏的时候，独夫也！所以，1978年后，官方宣布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自然不复存在了，也是一夜之间。其拨乱反正、深得民心、顺乎民意，恰属果断的“政治决断”是一回事，其染苍如苍、着黄则黄、好一个翻云覆雨，同样出自某种理论逻辑，又是一回事。如今倒是真的出现了一个权贵资本阶级，高高在上，可这层真相如同老中国不存在欧西式的阶级一般，同样讳莫如深，根子还在“人为的辩证法”不喜欢真相。而真相，并非如乐天派真诚相信的那般总会水落石出的，或者，“乌云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据说，“解放”初期，刘少奇、彭真都说共产党靠“运动”起家，今后要搞建设，是遇上了新课题。换言之，革命党需要自我转型，在变成执政党之际修睦敦和，而非挑动全民族陷入无日无休的“斗争”。可惜，凡此体认抵不住呼唤人为辩证法的实际斗争需要，神州大地终究还是“运动”不息，就在于此种体制既靠人为的辩证法起家，亦须靠它维持，早已是一对难兄难弟了，夫复何言。
是的，无论是“指标”的修辞，还是“阶级”与“阶级斗争”倏忽间之消长有无，都是为了证明那个理论逻辑，它的真理性，它的光辉伟大，以及它所肯认的历史铁则之不容逆转。至于当下活生生的存在和性灵，全都服务于也必须献身于它。而它，正是它，可能并非一种真际，毋宁，是某个高蹈思想家的书斋作业，不料想，却席卷全球，让亿万人倍受鼓舞，同时，备受煎熬，直至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置此情形下，不幸然而却必然地，出现了一个现象或者一组后果。如柏林所言，不幸置身此种政体之下，一些知识分子自愿或者被动开始了流亡，或者，“内心的流亡”；一些知识分子成为统治集团的御用走狗，其中一些行动迟缓，并不十分情愿，另一些则因为自己洞察时务、精明能干而得意洋洋。——这种人，我们见得还少吗？！还有些人，试图寻找另一条路，将身心托付于“卡律布迪斯式的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以此保留哪怕是一丝丝的内在异见和纯粹自我。——老子不跟你玩了，混还不行！这说的是当年苏俄，可我们返身回顾，同样不难发现，它道出的同样是一切极权政体下的共同现象，也是当下正在上演着的出出活剧。
可是，就连“内心的流亡”竟也是可能的吗？
对此，1957年，柏林写道：
要做到“内心的流亡”，必须让人有可能运用自己的头脑和个人的表达方式，至少是某种中立的方式。但是，如果一个人单纯维生的机会都已然要靠不断地积极支持那些看起来可能是荒谬的或者与道德相悖的原则或政策时；如果，更有甚者，一个人的整个心智不停地在操心如何在致命的死海中寻找航线，如何从一个位置转到另一个位置；当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经受着必须向不仅仅是一个，而是无数个反复无常、变化莫测的神低头的考验的时候；稍有疏忽、懈怠或者错误都会让人付出高昂代价——那么，他就越来越不可能考虑他自己的想法，不可能遁入使自己秘密地保持异见和精神独立、探求自己真正信仰的内心世界。
苏俄和中国的共产革命都已证明，置此体制下，铁桶之内，不仅“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不行，就连“内心的流亡”也不准。它不仅源于人身的强制，用诸如书报检查制度强力推行，以大墙和铁牢来印证，而且，更在于心灵长久受压，慢慢地会将压制者传达的指令转化为内在的律令，而终至心如枯井，微澜不兴。干涸的心灵无法孕育出活泼泼的思想花朵，整个国族的心智遂一派萧条，仿佛在休眠，或者，瘫痪了。特别是，人生短暂，当其思绪万千、神驰八极之际却不幸遭受桎梏，时段一过，此后欲求理性启蒙和思想发育，断断然不再可能。即便“思想解放的春天来了”，枯木依然就是枯木，发不出一星半点思想的春芽，如同北国之春的漫天沙尘断断然不可能倏忽间突变为秋雨绵绵，润物无声。这也就是为何极权政制，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均特别关注“加强对于青少年的思想教育”，以及“接班人”成为高度敏感区域之原因所在。此时此际，不仅内心的流亡，就连内心为何，怕也早已失去自觉了！甚而，心灵接受宰制，惯习不惊，倘若自由乍到，不仅一时适应不了，反倒可能极度拒斥呢！——反启蒙从来就不只是体制的恶行，它同样会成为个体的惰习。由此，经过一个恐怖的历史时期之后，就会出现我们并不陌生的“历史的倒退”，或者，“心灵的倒退”和“德性的倒退”这一并非决不可能出现的人间惨象。这是天方夜谈吗？不，这是刚刚发生过的昨日的悲剧，可能也是今天的噩梦。它们如当空的乌云，倏聚倏散，善良的人们倘不小心，它们可能还会随时飘来，黑云压城城欲摧呢！——朋友，文明在一夜之间溃退，早已为东西历史所在在印证！
自然，这个政体强调忠诚、干劲、服从和纪律，欣赏整齐划一与千篇一律，最讨厌的就是争论，特别是“思想争论”。如柏林所言，斯大林和拿破仑都知道，如同一切独裁者都明白，“思想争论”会激发出人们的批判精神，因而比信仰还要危险，哪怕信仰的是独裁主义。因为，如阿伦特所言，争论意味着思考，而思考是灵魂在心灵与自己的无声对话中的自我揭示，由此，将会导致一种将自我投身于他人痛苦之中的能力，叫做无私。 能够进行自我揭示、烛照普遍痛苦、秉具批判精神的心灵，是一切专制和邪恶的天敌。因此，一个声音总在教诲：不要争论了，不要争论了，争论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大家本应把这些时间用来进行工农生产呀。也就因此，这个政体不仅不允许争论，就连“任何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士集团”的出现，也是大忌，绝不允许，绝不容忍。因为，一切皆有定见，不争论，不许争论，无需争论，争论无益。现实是，“只有唯一的真理人们必须为之献身，只有唯一的方法可以实现它，只有唯一的专家团体有资格来发现和解释它。” 因为只可能有一条真理，也就只可能有一条正确的生活道路。
结果是，极其吊诡，还如柏林所言，万马齐喑之下，革命本身落入了陷阱：本来发明用来描述西方资本主义的概念和范畴，结果却与它的不共戴天之敌极为匹配。一方面，掌权者们，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各色党人，表现得比当今西方任何在世的资本家都更像马克思神话中的资本家形象；另一方面，这个政体在摧垮人们意志的同时，又能调动起或者催压出人们进行组织化生产的最大潜能，而这正是那些最无情最狂妄的资本主义剥削者所梦寐以求的东西。是呀，远的不说，但凡看看权贵资本，看看血汗工厂，看看权钱交易之下普遍的腐败和体制性的麻木不仁，那么，一切豁然，一切了然，一切揪揪然矣。
至此，出现了柏林所说的“半瓶子墨水”现象。首先是斯大林，这位独裁者，出身于一个曾经遭受压制的少数民族，“喝了半瓶墨水，对所有的杰出人物和知识分子都怀恨在心，尤其反感那些能言善辩的社会主义者。”后者的博学和才情，让他自惭形秽，叫他寝食难安，进而，让他咬牙切齿。托洛斯基不过是这些人中最为傲慢、也最为光芒四射的代表罢了，一如王明和张闻天们，一如胡风和顾准们。于是，如柏林所指陈，斯大林和斯大林们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思想和思想自由、理论和理论水准，心情如五味瓶，混杂着敬畏与恐惧，既愤世嫉俗又有施虐的冲动，而且，毫不掩饰。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内心不时经受着煎熬，为自卑而苦恼，一如为施虐冲动而欣狂。置此情形下，主宰着苏俄命运的各级大佬们，同样“抱着一种不安的感觉来看待知识分子”，除了对于那些迷恋“从来就是祸根的各种观念”的人们心存疑虑，而且，“个人对于他们也感到不舒服”，不知怎么的，天生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一方面，大佬们觉得伟大的国族必须拥有重量级的教授、杰出的艺术家和充分的文化装饰，因而给予那些行业的最高从业者高额薪水，颁授各种荣誉，宠幸如大熊猫；另一方面，他们难以摆脱（纯粹出于怨恨）难以遏制的威吓后者的冲动，或者（出于一种深深忌妒的自卑感）一种敲打、欺负、公开羞辱后者的诱惑，“当后者稍微表现出某种独立或者希望保护自身尊严的迹象时，就迫使后者记住身上栓着的锁链。”于是，如同市场经济商品社会必然出现各种庸俗歌星却广受大众追捧，极权体制下养育着“听话出活”的各色乖巧弄臣。他们跑得快，唱得甜，长得靓，讴歌这个时代，如同这个时代的八抬大轿轿帘上的流苏走水。更主要的是，他们多半没有心肝，蒙昧而无耻，恰恰满足了这个时代的需要。
由此顺流直下，在这个曾经诞生过如同繁星般的文化英雄和科学巨人的广袤国度，学生们受到鼓励只去钻研科学技术而非人文研究，而且，学习的领域与政治扯得越近，讲授的东西就越不怎么样。因而，最糟糕的是经济学家、现代史专家、哲学家和法学家。“哲学的状况尤其令人悲观”。
由此，造成了这样一帧苏俄文化界的阶层现象：
张牙舞爪而又趋炎附势的、半吊子的马克思主义的市侩居于其上；一群真正有教养、有洞察力的、道德尚未泯灭且通常天赋超群，但被吓得战战兢兢，对政治不闻不问的“专家”居其中；诚实、易受影响、天真得要命、纯粹、渴望知识，非马克思主义又有半吊子文化，充满难以满足的好奇之人居其下。
在下夜读柏林，对于凡此描述感到似曾相识，仿佛身历其境，似乎来自于自己的某种人身经历，唤起了我的内心记忆，或者，直指自己不愿正视、不忍正视而又无可逃避的现实。可是，我的确不曾踏上过苏联大地亲眼目睹过那方水土，也不曾接触过多少苏联的知识分子，更无缘亲炙那些大佬们的教诲，或者，训斥。可是，为什么这一切就好像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呢？为什么异国的昨日景象不期然间似为自己的真切生活场景，或者，那一逝去却又尚存的影影绰绰的人间世像呢？难道，这只是一种因为受到文字“感染”而产生的“移情”心理现象，还是一种生活现实正好与字纸相符，因而自然而然催生出的心理“投射”？
不，不是的。原来，他们的确是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昨日的故事，也是上演于吾土吾乡的曾经的街景，而且，是依然在继续上演的今日的活剧。大佬们横行于官府，也叫嚣在学府，通吃。或者，学府本来就是官府的分支机构，一个官府下属的基层单位，一只栓着链子的活物，毫无尊严，也不知独立为何物。因而，不幸然而必然的是，柏林的描述超越了时空，讲述了这个体制的普世故事。我们幸运得很，各自于其中扮演着分配好了的角色，延续着某种体制的生命，在“分层”的规制里，经由“分类”戴着镣铐跳舞，同样是一只栓着链子的活物而已。如此这般，哪里还需要什么“移情”，何必劳烦“投射”。不，不用，它们就是生活本身，公共的与个人的生活本身。我们能不感同身受，能不仿佛亲历其境吗！
继而，在苏俄社会出现了柏林一再描述的“普遍的玩世不恭”，或者，所谓“卡律布迪斯式的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虽然这是革命的缔造者所要竭力避免的，也是柏林所说的“人为的辩证法”的两个催生因素之一。置身高压铁桶之下，既无处躲避，也没法讲理，更无力反抗，可“生活”还得生活着，“日常”照常在循环，朋友，你说怎么办？你又能怎么着？！作为“被统治者”，“一群被驱使的、胆战心惊的羔羊”， 最大的幸福不过是半夜敲门的秘密警察说敲错了门，对不起，我们要找的人在隔壁，那么，当然只好以“玩世不恭”来接应了，好歹，它在回答了自己的同时，也打发了环境，虚拟性、暂时地打发了环境，而至少对于人身存续有个交待。毕竟，这比逢迎拍马、谄媚溜须要强，更是好过同流合污、残酷无情。于是，普遍的、末世性的、弥漫于广大国民中并由广大的国民普遍用于应对一切不解和不幸的万应消解术的，当然只能是“玩世不恭”了。好吧，那就玩世不恭吧，大家一起来吧！如同“娱乐至死”是商品社会的催生毒品，“玩世不恭”成为极权体制下面对苦难的消解符咒。这也就是为何苏俄时代黑色幽默特别流行于街巷里弄的原因所在，一如今日中国手机段子之冷嘲热讽，插科打诨，通行于党政军民学各层各界。
是的，如柏林的观察，苏联的作家、记者和驻外代表们通常具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爱嘲讽、爱绝望的性格”，在柏林看来，“若无此种典型的苏联式临危不惧的幽默，就不会产生那些苦涩而又难忘的机智调侃”。 因此，“玩世不恭们”纷然出笼。可能是满不在乎地嘲讽一切，包括冠名美好的事物，或者，特别是冠名美好的事物；也许表现为将一切喜剧化，或者，如刻下那般，赵本山式的小品化。严肃、审慎和悲喜、正邪，均于嘻哈中抖搂殆尽，去庄严、去神圣、去美好成为市侩主义大行其道的控方辩词；又或，将愤世嫉俗嵌入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故意调侃温情、厌恶郑重、远离承诺，或者，特别过火地表达温情、郑重和承诺，如果极权的铁爪松动到允许滥情的话；任由满腹挂念、一腔忧心和无边悲愤落空，忽地转而迹近佯狂，以插科打诨消解一切；对于历史轻慢戏谑，刻意嘲弄；每个人都各就各位，而每个人均无需太当真；以及，“对于现实充满感情地麻木不仁”。
当此之际，一般民众自然懒得打理公共关怀，或者，竟无公共关怀。因为，一切悉归党国，不存在“公共”或者公共空间，这份关怀无由萌发，也没处安放；要么，尚在萌芽，就已悉遭扼杀了。——党国操办一切，你多虑了，伙计。与此相对，多数情形下，在民众的心目中，那是“他们的事”，自己即便愿意献出公民情怀，也毋庸置喙，所谓“报国无门”，除非卫国战争爆发，前方急需万千扛枪打仗的血肉身躯。原来，自由的承载体不是国家，也不是个人，而是作为具有公共相关性的政治生活形式，一种政治公共空间。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构成了对于公共权力的分享形式，并经由公民实践坐实了前者，由此所形成的国家与个人的互动，即为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由此不仅有“公共”，进而有自由，也才有个人。它意味着自由在于分享公共权力，无此分享，即无自由，也就无公共情怀了。无论是在德性伦理还是规范伦理的意义上，普遍的玩世不恭都源自公共的“虚空”，权力独大，公民虚脱。
也好，既然如此，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其实，在一切左翼极权政体之下，国民遂如柏林所言：
他们没有野心把自己变成统治者，而且基本接受了自己在苏联的等级秩序中处于较低等级这样一个位置，他们似乎也没有对公共问题感到深深的忧虑。他们知道他们根本无法影响那些问题，而且，讨论那些问题还容易引火烧身。因此，就算他们在谈话中涉及到这些问题，他们也像学生讨论那些超出他们理解能力的严肃的公共问题一样兴奋、好奇而又不负责任，是为了好玩，别以为他们会拿它太当真，也就是说些胆大的、触碰禁区的话，从而获得某种快感罢了。
这是些什么样的“好玩”呢？又有何种“快感”呢？朋友，这就只有身历其境才能领悟与品味了，也只有当事者才堪把玩和欣赏了，而最为难得的是言者昭昭、听者戚戚，彼此会心，却又不太当回事，将满腹辛酸潜转为对于一切之满不在乎，却又怅然若失。怎么不好玩呢？你瞧，那昨日还在台上狐假虎威、信誓旦旦的面孔，今天却已成为阶下之囚，用自己的肉身，一连串的肉身，甚至于生命，演绎着有关献祭的章回小说。那似乎战无不胜、也真的操握生杀大权、动辄戮身戮心的威权，一旦小人物们从心底里不再把它当回事，那么，它的反人性、虚伪、煞有介事和荒唐透顶，便顷刻间暴露无遗，如同穿上新衣的皇帝。再看一看，无论怎样做作出来的假模假式的庄严、信誓旦旦却文不对题的承诺和人工编写、破绽百出的光辉历史，只要知晓它们都不过是“人为的辩证法”，那么，它的扭扭捏捏、张张狂狂却又色厉内荏和撒谎连篇，就只配成为日常百姓生活的笑料，为一切普通人提供了免费佐餐的黑色幽默，哪怕它们打着“科学”的旗号。 当此之际，既然命运已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无法抗拒，主奴恒定，没事偷着乐还不行嘛！？这一乐，把一切都消解了，连同自身在内。
朋友，在一切极权体制之下，不论是左翼极权政制还是右翼极权政制，都不存在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和公共幸福，有的只是私性生活和私性幸福，它们载浮载沉，包裹起私性存在的幽冥。左翼极权政制疯狂之际，连私性生活和私性幸福亦且一并取缔，“灵魂身处爆发革命”笼罩一切，也就是剥夺一切，将每个肉身和灵魂均置于悬崖。那时节，既不好玩，也无快感，劈头盖脑的只有无边的恐惧。想一想各种“大清洗”，想一想波尔布特的金边，都是适例，一切了然。
是的，玩世不恭是极权政体之下逃避恐惧的普遍心理与行为方式，也是防止窒息的自我救赎，但我们不要忘记，它是包括资本的极权与权力的专制下的共同现象。在揭示和批判权力的专制已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同时，亦当正视资本的专制同样导致它的广泛流行。比诸权力的专制，它毫不逊色，也毫不手软。今天许多发生于先发国家后现代社会的所谓“后现代”结构心理，其实与资本体制化后无所不能，国民却只能任由宰割不无关系。实际上，“玩世不恭”源自小人物们普遍的无力感、难以遏制的荒谬感和无法排遣的末世性宿命意识。它可能引申为反抗，甚至是集体性抗争，也可能只好转化为个人的冷嘲热讽、不负责任和虚与委蛇。插科打诨，有时候冒险说点出格的、做点擦边的，但绝难导向国民精神和公民人格。是的，它的确是一种反抗，也是一种消解，但却是一种无力的抗争、无机的消解，无法导向健全人格和健康世态，虽然它本身就是力保人格健全和世态健康的一种不自觉的挣扎。可能，也是最没有办法的善良心灵努力护持一丝心灵净地的最后呐喊。因此，民主政治可以化解、引申其走向政治抗争，但若无“正派社会和良善生活”理念支撑，民主政体下依然感到普遍的无力，只好听由市侩的狂欢，特别是面对组织化的强大市场和看不见的手的无力无助，依然将会是国民的宿命，也是公民的宿命。看看华尔街的“大而不能倒”，想一想金融大鳄们席卷亿万、小股民血本无归、欲哭无泪这一例行循环上演的悲喜剧，再看一看政党政治的钩心斗角、蝇营狗苟，同样一切了然。——一切既已体制化，哪怕曾经多么单纯，无论曾经多么理想主义，则谵妄不免，这才是真正的宿命。迄至资本和权力联手而来，沆瀣一气，把持一切，蔚为权贵资本专制，则正义荡然，人世遂成地狱。
当年，面对1905年的俄国革命，马克斯·韦伯针对沙俄体制曾经发出了如下预言般的评论：
尽管这个政权改进了表面的统治技术，但是这个自以为“强大的”政权已经公开显示了它风声鹤唳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一定给俄罗斯民族的每个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于当前的体制来说，它不可能为了自身的安全就改变它的治理方式，根据它的政治传统，它也一定会继续放纵行政官僚化的政治强力，还有警察蛊惑政策的政治强力……这个体制用一些幻象和光环围绕在自己周围，从而对事态的发展视而不见，但这些幻象和光环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当沙皇和他的臣民之间的一切幻象和光环都烟消云散之后，这个体制要维持它的尊严并且故伎重施，必定难上加难。当不计其数的人看到这个体制赤裸裸的样子之后，他们只会微笑看着它，并对它说：“骗子！——你还能祈求什么精灵显灵吗？”
果然，1917年10月，俄国人伴随着阿浮乐尔巡洋舰的隆隆炮声，如此微笑着说出了这句话。1991年夏季，又一番轮回，俄国人真的并且再次这样“微笑看着它”，说：“骗子！——你还能祈求什么精灵显灵吗？”那么，未来的他们会不会再这样微笑着发出同样的声音呢？！如同“1911”之后，“1949”再度上演了同样的一出，那么，未来呢……但是，不管是否出现轮回，玩世不恭至此告终，转身为无情的唾弃和毁灭性的戏谑，原本私性的自娱顿时化作了公共檄声，却是实实在在曾经的历史。
那时节，还“大而不能倒”吗？
笔者敷陈上述文字，不仅是因为夜读柏林之文，浮想联翩，不能自已，更是有感于当今一些学界青年似乎对于那个逝去的年月及其人物，重又兴味盎然，甚至于褒赞有加。傍观之余，人到中年，不禁胆颤心惊。重理思想文本，追思历史陈迹，说明纵深感本就是理解现实的必需背景，对于它的追求，既是一切深度思考的必然修习次第，恰恰有助于观照当下，更是所谓“反思”的运程，而反思是人类思想最具力度、也最为高尚和最为优美的品格。如此，则“学界青年”和“学界中年”们的此番作业，自属常态。不过，问题在于，那一场接一场让亿万人哆哆嗦嗦甚至血流成河的“运动”，居然经由新生代学人的“学术思维”，中性化为“社会治理”的“方式”，一如列宁“国家与革命”的铁石心肠和酷烈逻辑在他们的眼中竟也颇具“历史感”，甚至于嗜血性的“理论力量”，却似乎不免过于“思无邪”了，在让人感喟“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之际，不能不为思想本身最易为思想所荼毒而触目惊心，惋惜于理论运思一旦落入某种模式或者框架以获得自己的解释力，同时就已顿时丧失了自己的理论品格。——带毒的玫瑰，庶几乎可以用来状述其情其形。“新左”们如此说项，大家早已了然，不惊不诧，可“新生代学人”可谓无历史包袱，无人身偏见，却得出了如此背负沉重包袱和偏狭之见的“理论成果”，不免令人气馁，也着实让人担忧。
朋友，百年中国，一个大转型的风雨飘摇时段。事已过而境未迁，我们对于“这个社会”那份曾经的沉痛的咀嚼实在不够。抑或，历史本身悲喜交加，乃至于不得不沉默无言，实在是因为种种荒唐轮番登场，扑朔迷离，让历史也惊得目瞪口呆，只好哑口无言呢？那边厢，听着“红歌”嘹亮，看着人们重又整齐划一如木偶般鹦鹉学舌，似乎无知无欲的脸上满布痴迷、然而却是规范化的微笑，我没法不诧异人心竟然如此急于洗净苦难的记忆，摆脱掉对于自身过错造就的往昔苦难时予反省的良知的纠缠，急急投身于此在的康乐和当下的愉悦，以交出身心来接受体制的庇佑。就个体而言，人到中年，一般都会放慢脚步，而渐多缅想往事，并于缅想中抚慰了当下。此时此刻，许多昔日的酸苦也会于回忆中化为甘甜，至少中性化了。凡此现象，早为各种心理个案所证实。当此之际，个体情溢乎辞，所能调动的表达资源和手段，多为自己青年时代的教育储存，或者，也只有这点储存。之所以当今一些中老年人，尤其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城市平民女性，热衷于自发“唱红”，不是因为他们对于“红歌”的内容有多么忠诚和热爱，而是处此世道，酸甜苦辣俱来，衷心发抒的冲动不免，可唯一能够调动的表达资源和手段，却只剩下当年一度荡漾心中、相传于口的“红歌”段子，遂张口就来，淋漓尽致。就像“文革”正闹之际，痛苦于田埂地头的农民兄弟一旦情涌，不自觉间还是张口就来一段早已禁唱的黄梅或者梆子老戏，属于一回事。此不惟上述一般民众，就是后来高考上学、对于“文革”多所反思的官学两界“知老”“知中”们，亦且如此，情难自抑，虽然自家也难免感到好笑。2004年12月、2009年5月，笔者两度多次在香港文化中心海湾边亲睹中老年大陆移民“扎堆儿”癫狂“唱红”，不若平时拘谨而木讷，却多激情澎湃，广场效应强烈。初甚不解，继而莞尔，盖在其心其情，虽未言说，却已同情共感也，于诗性回味历史中找到了现实，也慰藉了现实，一种似乎丰衣足食却失落无边的现实。在这个“陌生的社会”里，如此歌声不仅让心智重归一个彼此熟悉而牢靠的场景，以暂时安顿了心灵，而且，它们也是抵御“陌生”之异化感和对于虽然立足却无能把握之环境的唯一“精神武器”。面对神州此情此景，官家眼看心明，善加利用，形诸体制化安排下的大规模“唱红”，尤其放歌校园，嚣嚷于国中，就是另一回事了。倘伯老魂游神州，一惊一诧，不知作何感言？！
在下如此陈言，并非无视历史本身之吊诡，也不是不懂人间事之流转跌宕不待人谋，更非因为自家可能有的意识形态立场而党同伐异。毋宁，只是想说，一旦逝去的世纪悲剧不再成为思考的出发点，不再关顾人性本身的幽微和瞑黯，不再直视曾经的痴迷和待解的困局，则所谓的理论，具有漂亮结构和思绪铺排的理论，最好的情形不过徒具逻辑之美，似乎振振有辞；最坏的情形是在麻醉心智、腐蚀德性之际，为悲剧和制造悲剧的“人为的辩证法”招魂。
学界青年对于昨日悲剧不再“感情用事”，说明历史记忆风烛残年，时空疏离的结果是得享远距离审视的冷静，甚至能够超然事外，更为理性而客观。理者，公说公理，婆说婆理，而总得有个理在；观者，自清自浊，载清载浊，都逃不脱清浊二字。也好，总是耽溺于往昔噩梦而不能自拔，于人于己，终究不是个事。就像如今谈往忆旧，“民国往事”和“民国范儿”，在不少人的叙述中，有模有样。似乎那是一个煌煌盛世，斯文鼎盛。然而，其究实，多数不过是一厢情愿，提供的不过是“移情”复加“投射”的纷然例证罢了，同样不是个事。因而，我们这些无此“移情”与“投射”纠葛的“新一代”，重理旧事，说不定反得其平呢！当年陈寅恪先生自谓不言三代，亦不治清史，盖因前者太过渺茫，言之无物，后者太过切近，家世牵累，只怕一开口就免不了身家立场一己恩怨混杂其间，因而，选择中唐为学，既远复近，不亲不疏，庶几乎得其平准。然而，我总觉得，与此不同，学界青年此番“超然”，其利可用，其弊不免，而弊多利少，甚至于有弊而无利。就前述“革命”而言，沉甸甸的历史由此似乎变成了轻描淡写的花絮，面对悲剧而不见悲沉的叙事，总让人怀疑作者的心性能否承担沉痛而感受历史本身的悲沉，其心智是否足能拨云见日而不为庸见所蔽，尤其是不为自己疲惫的理性所蔽。抑或，理述往事本身就是在廓清我们浑沌的德性，因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逃避悲沉。毕竟，流了那么多鲜血，死了那么多条活鲜鲜的性命，抚卷下笔，竟能中心不动，胡可想象？胡可想象？！朋友，其能欤？常态之下，其不能也！否则，就是没心没肺，而心肠比知识更宝贵，就像庸常而安宁的人世其实千百倍好于狂飙突进的伟大时代。太平年间，岁月静好，才真叫福呢！
金观涛先生说得好，太平盛世的常规化使得人类倾向于忘却过去那个苦难世纪，一个没有理想的消费社会只需要平面、眼前、物质和新鲜的历史叙述。“但见繁华、不见精神”的嚣嚷浮世，排斥了历史反思和精神内省，奉娱乐至死为人身法则，似乎也是人生法则。是呀，如果人类不是一种恶的存在，这样挺好，也够了。最好，地球表面闪腾的永远都是这抹霓虹，人人心头荡漾的总是迷迭香的浓郁。可惜，人类终究不是纯粹的善，毋宁，倾向于恶，总是倾向于恶，靠不住的，实在靠不住呀！如此，铭记曾经的苦难和罪恶，时予反思，就不仅是在反抗一种压迫，而是在反抗压迫本身；就不只是在谴责一种罪恶，而是对于一切罪恶之不能容忍；就不止是在励人，毋宁是在怵己；就不是在做无谓回顾，更是在经由回顾而挺身无畏前瞻；就不只是为了追求什么幸福，如果世间确有这个叫做幸福的东西的话，而是在提醒不要再陷入苦难。无此反思、反抗、谴责、怵惕和瞻望、提醒，这个那个的“人为的辩证法”会不会重又降临人世？理性的运用会不会变成滥用，乃至泛滥于虚妄、狂妄而谵妄？各种指标的运用和妙用会否改头换面卷土重来？我们会、还会、必会遭遇各种“被”的莫名其妙？
一句话，这个世界会好吗？！
毕竟，如同福克纳所言，“过去从没有死去，它甚至都没有过去”。其中原因，汉娜·阿伦特如是洞明：“我们生活的世界在任何时候都是过去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人们已经完成的各种事情的丰碑及其废墟构成，它的事实总是那些已经变成的东西（就像这个词语的拉丁词源说明的：fieri-factum）。换句话说，过去总是萦绕着我们……”。
苏俄解体之后，世界一片欢腾，宣告“终结”的傥言高论连篇累牍，各取所需，也各有其理。冷战和热战的理论家们，为眼前的景象而目瞪口呆，旋即发出了震天的欢呼或者哀鸣。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在西方世界，仿佛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为恐惧的一出终于谢幕而侥幸，更为某种理念和体制的胜利而欢呼。——哈，不出所料，大家一样，都是体制拜物教者，更是既定理念的奴隶，区别只是何种体制与理念罢了。那叫做制度想象力和秩序创发性的人类禀赋，面对整整一个世纪的“革命与战争”，痛定思痛，疲弱不堪，早已蜷缩回冬眠状态。人们发现，理想是最为蛊惑人心的魔魅，而所谓历史与世界体系，原来是体制化的理念自我兑现的漫长过程和历史过程中的体系。于是，最终，不管如何，乐观情绪一度重回人们的心头，仿佛万事大吉，一切铸剑为犁，千禧极乐不远了。后来，“9·11”的火海与两场战争的尸山血海，重又提醒大家，原来，这只是一个“开始的结束”，颇象“花开两朵，但表一枝”，暗自行进的历史仿佛跟全体地球人开了个玩笑。
与此相映，柏林半个世纪凝视着铁幕那边，静观世变，寓历史判断于思想评论。面对沧桑，此刻只写了一则短文，“不死的俄国知识分子”，寥寥两千字。真的，此时此刻，老人家可能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活着看见了暴政的大厦轰然倒塌，悚然、揪然、憬然而释然，而终于似乎欣欣然。是啊，不仅是他，好像没有人清晰预见到历史的这一刻，正如每个人都知道这一刻早晚要来。因为，从来就没有千年帝国，更不存在不死的权力。这不，在这篇短文的结尾，他写道：“并非没可能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但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而感到自豪。”
一种邪恶居然纵横半个地球，将多半数人类裹挟进残酷的试炼，让他们几代人饱受摧残和奴役，在战战兢兢中任随生命流逝。可它同样是我们的所谓理性创制出来的，也是我们的情感曾经热情拥抱过的。对于它的阴沉、嗜血和暴虐，我们居然束手无策，长时间地束手无策，此时此际，人类真有什么理由能为自己感到自豪吗？腥风血雨过后，那铁血逻辑的神坛，曾经用几代人数以亿计的青春和热血祭奠过的，唯剩断垣残壁，万千身心一片苍然，那情那景，难道我们竟然真的能够自豪得起来吗？
真的，人类对此无法自豪，也似乎找不出多少自豪的理由。然而，人类也真有理由为这一切感到自豪，为自身而豪迈。因为，不仅是人类的理性创造了这一怪胎，而让我们备受折磨，而且，究其实，它终究还是为人类的理性所证伪。一旦证伪，理性便开始了自己清理门户的进程，便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它。因此，这一历史时刻不仅是理性的胜利，更是德性的胜利，最主要的是，它意味着人类的心肠终于战胜了铁血的逻辑。神坛轰然坍塌，在宣告一种理性破产的同时昭示着理性本身依然是我们唯一可得凭恃的航标，就像同情、悲悯和不忍比理性更加可靠，更加值得我们信赖和爱惜。如此这般，我们人类也还真的有些值得自豪之处呢！至少，理性告诉我们理性本身依然是值得自豪的，虽然它已不再那么自信，不是吗！
不过，我们，“我们中国人民”，好像暂时还无法为自己感到特别的自豪，尤其是我们没法做到心安理得。因为，谵妄就在眼前，“人为的辩证法”还在肆虐，还可能肆虐。它们不是什么“迹象”，亦非某种可能性，而是活生生的生存现实，每天都要面对的存在本身。
因为，与“人在桥上看风景，风景里的人看着桥上”不一样，此时此刻，无时无刻，倘若一不小心，事情便如一位西方作家曾经向世人发出过的残酷的警告：“人注视着绞刑架，绞刑架也在注视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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