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电影报
2014年10月，《关于促进上海电影发展的若干政策》正式发布，这一被上海业界称为“新7条”的政策，带给上海电影界每年2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覆盖面包括电影企业税收、金融支持、加强电影人才队伍建设等。
同月，上海影视摄制服务机构挂牌成立，该机构免费提供116类咨询服务，包括政府沟通、协调拍摄、信息服务、人才中介、宣传推广等。截至2017年5月，该机构共受理了1562件需求，累计为641个剧组免费完成服务。
相关新政实施两年多年来，上海电影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6年，上海共产出票房30.37亿，比上年上涨3.3%；观影人次7306万，比上年增长7.29%。
创作方面，2016年上海共备案电影404部，上映31部，累计票房52亿；今年，《功夫瑜伽》、《乘风破浪》等高票房作品也都打上了“上海出品”的标签。而阿里影业、博纳影业、爱奇艺影业等知名企业，黄百鸣、徐峥的个人影视公司以及陈国富、毕赣等电影人的工作室也选择入驻上海，上海市累计注册影视企业已达1300家。
在今天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的“解读上海电影政策”论坛上，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艺术总监吴孝明详细介绍了“新7条”实施以来上海电影业的发展情况，并解读了2017年上海在政策扶持方面的计划。
首先是产业主体规模逐渐壮大，2016年，上海市以各区影视产业园区建设为契机，阿里影业、博纳影业、爱奇艺影业等知名企业，黄百鸣、徐峥的个人影视公司以及陈国富、毕赣等电影人的工作室入驻，总体规模已达到1300家，这些影视企业也为上海市带来了《功夫瑜伽》、《乘风破浪》、《明月几时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优质项目。
第二是电影市场蓬勃有序发展。2016年上海票房30.37亿，比上年上涨3.3%，观影人次7306万，比上年增长7.29%。全市26条院线共有影院280家，银幕数量1584块，座位数23.09万个。上海联和院线2016年票房产出36亿，占比全国票房的7.8%。
同时，艺术电影已焕发市场活力。2017年开始，上海艺术电影联盟放映活动已推广至长三角地区的南京、杭州等城市，先后助力了6部青年导演的电影在长三角大银幕上播放，放映场次超过百场。
上海市影视发行放映行业协会秘书长金辉介绍说，目前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已放映100部艺术电影，场次累计5000场，包括《百鸟朝凤》、《心迷宫》、《我们诞生在中国》等，很多电影都是通过上海艺术电影联盟首次与观众见面。上海艺术电影联盟还在近两年举办了13个外国电影展，上座率都将近100%；并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巴基斯塔、印尼、新加坡等地举办了中国影展，推动中国电影、上海电影走向世界。
吴孝明表示，上海市公益电影放映网络正在逐步形成。今年，上海农村公益放映持续保持全国领先，并从2014年起持续开展全市老年优惠观影，目前影院服务队伍扩至150家，覆盖全市16个区，60岁以上老人均可享受5元观影。下一步，上海将继续推动社会弱势群体观影的优惠政策？
吴孝明表示，近两年来，上海市将不断加强扶持政策，建立完善上海电影扶持政策和服务体系，持续推动上海电影产业转型升级。
首先是产业链各个环节上的主体都可能成为资金扶持对象，全产业链各个环节和各个要素得以打通；将高票房大片和新人新作列为重点，进一步吸纳电影企业和人才。
第二是充分发挥上海电影摄制服务机构的作用。2014年10月，该机构正式挂牌，提供咨询和协调两类共计116类服务，包括政府沟通、协调拍摄、信息服务、人才中介、宣传推广等。截至2017年5月共受理了1562件需求，其中，咨询需求总计921件次，协调需求总计641件次，为641个剧组免费完成服务。
目前，该机构在全市16个区设置了工作站，降低剧组的咨询成本。上海市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协会秘书长于志庆介绍说，前不久《建军大业》在上海取景时，需要借用一个教堂作为拍摄地，为了还原当时的场景，经过机构的反复协调，教堂同意临时拆除所有空调设备和监控系统，在拍摄结束后全部还原。
吴孝明还指出，上海正在着手研究制定高科技影视摄制扶持政策，坚持“对接国际、聚焦基地、技术到位、集聚要素”的发展战略，要营造“留得下创意、留得住人才”的发展环境。包括支持基地投资建设、补贴影视制作成本，设立影视投资引导基金，支持人才集聚，支持金融创新等。
论坛下半场，三家入驻上海的影视企业银润传媒、坏猴子影业、太合影业的负责人上台“现身说法”，解读上海电影政策带给企业的“实惠”。
在上海坚守20年的银润传媒2009年开始涉足电影，先后出品了《神探亨特张》、《全民目击》等作品，但这些项目启动较早，没能赶上上海电影扶持新政的实施。
近三年来，随着“新7条”的实施，银润将备案项目全部放在上海。银润传媒董事长陈向荣介绍，该公司的新片《欧洲攻略》是在上海备案的合拍片，50%的戏份在上海拍摄。他表示，在项目进程中，上海市政府给予了很多帮助，公司拿到了可观的资金资助，且资助项目细化，也就是说，该项目从拍摄到发行、上映都能够申请相关资助。
坏猴子影业不是做资本、建影院的公司，而是以制片和创作为核心的公司。公司创始人王易冰表示，起初抱着尝试的心态，在上海备案了《绣春刀2》和《中国药神》两部作品，并且在开拍前就得到了扶持资金，此前他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好事”。他说，“客观说，青年导演的作品风险较大，失误率也一定比成熟导演高，因此这样的资金支持绝对是‘雪中送炭’。”
太合影业总经理张逸松则回忆起年初《功夫瑜伽》的审查过程。当影片确定春节档上映后，所有时间都非常紧张，且当时项目需要从国产片备案转为合拍片备案。
张逸松表示，当时距离制作秘钥只剩下15天的时间，期间还包括元旦小长假，此类业务一般要花费1个月时间走程序，但没想到这次两周内就全部完成，可以说是为《功夫瑜伽》在春节档如期上映“保驾护航”。
双向互动取长补短，提升华语电影国际竞争力
上海与香港一直以来是中国电影的重要地标，坐拥优质行业资源，孕育了众多电影人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少香港人来沪取景拍摄影片，开启了两地电影交流的一大高峰。
近年来香港电影人纷纷北上，与内地电影人建立深入合作，促进电影文化交流，为华语电影的发展注入力量。今年是沪港电影交流120周年，也是香港回归20周年。今天下午，上海国际电影节主办了“沪港电影合作交流论坛”，上海电影集团总裁任仲伦，天马电影总裁、导演黄百鸣，导演许鞍华，导演唐季礼共同回顾沪港两地电影文化和合作成果，探讨未来拍摄合作模式与电影产业发展。作为上影的掌航人，任仲伦表示：“沪港两地的合作由来已久，香港电影人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商业电影，也帮助我们补充了对电影制作体系的理解，香港电影对内地的贡献是巨大的。现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任仲伦 因交往产生的信任是合作的最大基础
沪港两地电影交往伴随着中国电影的始终。
1981年，许鞍华来上海为《倾城之恋》搜集资料；唐季礼落户上海已经17年；1994年，黄百鸣带着《我要活下去》来上海“路演”。
2003年，任仲伦接掌上影集团，最早就是与香港电影界合作。在他看来，两城在电影交往上有相似的人文、商业基因，特别容易交流。
另外，10年前“韩流滚滚”，韩国电影席卷中国，作为一个影视企业的掌舵人，他心有不甘，当时中国内地电影处在困难时期，“当时我提出了‘华语电影’的概念，其中包括内地产业化以来成长起来的导演，也包括香港、台湾的导演，还包括海外华人导演。集合所有力量，我们的电影不比韩国电影差。”经过多年的交往融合，香港与内地的电影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任仲伦说，“那时我们和王家卫导演合作了《地下铁》《2046》等，也与林建岳有合作。两地合作，香港电影人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商业电影，也帮助我们补充了对电影制作体系的理解，香港电影对内地的贡献是巨大的。”
“电影行业是认人不认单位的。”这是王家卫对任仲伦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对任仲伦影响深远，“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因交往而产生的信任，这是合作的最大基础。”在与香港优秀导演合作过程中，交往很重要。任仲伦表示：“两个城市有很多相似之处，大家的契约意识都很强，大家说好了就会履行合作协议。这个行业有很多江湖气，但这两个城市的契约精神是对应的。”
对此，许鞍华深表赞同，“我很少说城市之间的对比。我想拍戏不管去哪，有人投资我就拍了，因为人和人的交往最重要。”
在许鞍华的印象中，香港电影人对上海很熟悉，“因为在50年代，香港有一个地方都是上海人居住，融进了香港的生活方式。我爸爸妈妈理发，就要找上海理发师，做旗袍也要找上海师傅，这已经成为香港文化的一部分。”她直言，“我对上海题材特别向往，这和市场没有关系。”
许鞍华 情感是可以传递，没有地域之分的
多年前，不少香港电影人就已开始转阵内地，与此同时，也伴随着香港电影人“水土不服”、“港片已死”的质疑。对此，许鞍华直言，“我在拍电影的时候，从来没想自己是在拍香港片，我不用证明给别人看‘这是香港片’。”拍好的电影，这是许鞍华一直想做的事，“我拍电影不追求所谓的本土味道，我希望拍得是人文、感动。有时大家说这是香港片，是为了宣传，这是额外的东西。海外的观众也认为，电影里的感情才是可以传递给他们的。”
从做武替开始，唐季礼入行已有38年。这些年，他在全球各地拍过戏，深有体会，“在发展电影业时，一定要了解它的属性——电影是娱乐商品。我们的电影是拍给全世界看的。”
在唐季礼看来，现在华语电影有本土市场来支撑，因为语言的原因，“我们走出去很困难。我们是拍电影给全世界看，不在乎是香港电影还是上海电影。”
“在与内地合作后，也给香港电影带来了希望”，黄百鸣表示，“我们会把人才、经验带到合拍片。香港电影人来内地拍片一定要多了解内地文化，避免水土不服。”在他看来，避免水土不服的药方就是“选准题材”，“还是要拍一些比较有优势的题材，比如动作片、警匪片、反贪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