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忠，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阐释学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年第4期；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
拜登政府的“ 一体化威慑 ” 战略将“ 惩罚性威慑 ” 和“ 拒止性威 慑 ”统合，更注重“ 拒止性威慑”；将核威慑与常规威慑统合，更注重核威慑、新兴技术赋能的战略威慑，以及“ 混合战争 ” 与“ 灰色地带 ” 较量中的常规威慑；将军事部门的威慑和其他部门的威慑统合，更注重集体安全机制的威慑作用。拜登政府之所以提出该战略，一是为了适应国家安全环境改变的需要，重点加大对中俄两国的遏制力度，防范并争取在潜在的大国战争中获胜；二是进一步整合利用盟伴体系，阻止盟伴的离心倾向；三是提升美军战力，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优势。当前该战略处于边执行边完善的过程中，拜登政府正着力强化军备建设，推进前沿威慑；加大盟伴军事体系建设，强化在欧亚大陆的联合军事威慑；提高内政外交一体化程度，加快内部发展并提升对外制裁围堵力度。但是，由于存在不顾国力局限而发动攻势、四面出击以及对安全的管理协调能力要求非常高等问题，该战略的推行受到严重束缚。
【关 键 词】
一体化威慑； 国家安全战略； 国防战略； 地缘政治； 战略竞争；
2021年以来，美国媒体、学术界与战略界频繁提及“一体化威慑” (Integrated Deterrence)，认为面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严峻挑战，美国必须及时调整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全面动员各方力量推行“一体化威慑”, 才有可能维护国家安全并在大国竞争中胜出 。拜登政府更是在 国防部的主导下，特别制定了“一体化威慑”战略，试图围绕亚欧大陆打造完善的威慑体系，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乃至维护整个西方自由世界的主导地位。然而，就本质而言，“一体化威慑”与其说是一个体系严密的军事防御战略，不如说是一个漏洞颇多的安全攻势战略，一系列掣肘决定了“一体化威慑”不切实际的成分太多，难以挽救正在衰落的美国霸权。
“一体化威慑”战略构想始现于奥巴马政府后期，经过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酝酿，到拜登政府时期正式成型。美军以往曾提出过“综合威慑”(Comprehensive Deterrence)、“跨域威慑”(Cross-domain Deterrence) 和“多域威慑”(Multi-domain Deterrence) 等概念。“一体化威慑”是其最新表述。在 2021年3月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 中，拜登政府首次提出“一体化战略” (Integrated Strategy) 这一概念，之后白宫、国防部、国务院与美军印太司令部等不同部门对“一体化威慑”专门做了相应解读。其中，2022年3月28日，美国国防部在向国会提交的《 国防战略报告》中，正式提出将“一体化威慑”作为实现自身目标的首要支柱 。报告指出，“一体化威慑能够通过无缝结合不同作战领域、战区、冲突频谱、其它美国国家权力工具，以及无与伦比的联盟与伙伴关系网络，使美国的力量组合与发展至最大程度”。报告还特别强调，“一体化威慑能够依赖可信的作战力量来实现，以安全、可靠和有效的核威慑为后盾”。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 (Lloyd Austin) 在2022年10月27日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序言中指出，“一体化威慑意味着国防部将利用每一个可以利用的 工具，与美国政府不同部门的同行以及盟伴密切合作，以确保潜在敌人能够意 识到侵略的愚蠢”。该报告指出，“一体化威慑”包括“拒止性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韧性威慑”(Deterrence by Resilience) 和“通过直接和集体成本施加的威慑”(Deterrence by Direct and Collective Cost Imposition) 等，在运
用过程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量身定制最佳组合方案。 综合来看，“一体化威慑”战略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惩罚性威慑”和“拒止性威慑”统合，更注重“拒止性威慑”。“惩罚性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 指让对手意识到侵略与冒险行动可能 会因事后惩罚严重、得不偿失而放弃行动的威慑 ;“拒止性威慑”则指让对手事 先就预判到侵略与冒险行动不可能成功而放弃行动的威慑。冷战结束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倾向于实施“惩罚性威慑”, 因为当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点关注朝鲜、伊朗和恐怖组织等总体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与美国差距悬殊的实体，认为“惩罚性威慑”很可能给其带来心理震慑。然而，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越来越重视中俄对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的挑战，并意识到它们与自身的实力差距较小，凭借“惩罚性威慑”难以阻止其采取行动。由此，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点转变的情况下，长期被冷落的“拒止性威慑” 浮出水面，更加受到重视。在美国看来，将这两类威慑统合起来，就有可能实现同时威慑弱小 对手和大国的目标。
第二，将核威慑与常规威慑统合，更注重核威慑、新兴技术赋能的战略威慑和“混合战争”与“灰色地带”较量中的常规威慑。“一体化威慑”战略的推崇者认为，尽管美国当前面临着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和恐怖袭击等非 传统安全威胁，但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应围绕与中俄的战略竞争与地缘政治博弈展开，传统安全议程应处于主导地位，对此美国必须将核威慑与常规威慑统合起来。首先，美国应再次重视核威慑的战略价值。美国科学家联合会(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于2021年1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下届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职能之一应是制定一项一体化战略，以遏制拥有核武器的对手的常规侵略，阻止在地区冲突中使用核武器，并在必要时对核武器的使用作出反击。2022年10月，与《国防战略报告》 一起公布的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特别点明了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和核恐怖主义带来的“核威胁”, 强调到2030年代美国将史无前例地面对“战略竞争对手和潜在对手是两个主要的核大国” 的形势，为此美国必须以 “一体化威慑” 的方式加以应对。其次，美国也应重视其它具有战略价值的威慑手段。美国认为，尽管传统核威慑依然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但中俄两国可能在战区层面使用低当量核武器攻击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不仅如此，新兴技术驱动的非核武器，如网络攻击武器、太空武器与高超音速导弹，同样拥有潜在战略效应。因此，除了 “三位一体” 的核打击系统，美国也要发展其他手段来反制对手。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林 ·卡尔(Colin Kahl)认为，保障美国国内网络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和韧性以对抗信息战同样是“一体化威慑”的主题之一。最后，美国还应重视利用常规威慑以赢得在“混合战争” 与“灰色地带”上的较量。美国认为在这些较量中，对手往往会通过“打擦边球” 和“切香肠”等方式以低于战争门槛的手段实现目标，使自己陷于被动，因此必须着力应对。
第三，将军事部门的威慑和其他部门的威慑统合，更注重集体安全机制的威慑作用。美军处于“一体化威慑” 的枢纽位置。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 · 希克斯(Kathleen H. Hicks)强调，“美军敢打能胜的战斗信誉是一体化威慑的基石”。对此，美军不同军种和不同战区都应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优化组合协调，以做到在和平、危机和战争的全过程和全时段都可以应对各种烈度的挑战，即实现作战领域一体化、全球战区一体化与适用频谱一体化。在此基础上，拜登政府也非常注重以“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的方式实现“一体化威慑”。这里“全政府”主要指全面性和整体性，而非局限于狭义上的政府以及广义上的本国政府。它试图通过加强府会合作、军民合作、公私合作、内外合作等途径，全面凝聚战略共识，整合国内外所有力量与手段进行威慑，令对手望而却步。拜登政府强调，其他政府部门包括国会都要积极参与“一体化威慑”, 盟伴也要动员起来加入“一体化威慑”网络。负责战略、规划和能力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玛拉 ·卡林(Mara Karlin)表示，“美国与盟伴正处于迎接当今和未来挑战的关键时刻”, 安全合作是“美国帮助关键盟伴加强防御以及提升我们在需要时相互依赖能力的重要工具”。总而言之，在美国看来，对内只有把全社会动员起来，充分利用军事、经济、外交和法律等所有工具，对外建设好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集体安全机制，才能够实现“一体化威慑”。
理论上，“一体化威慑”战略是“综合威慑”“跨域威慑” 与“多域威慑”等美国军事威慑战略的组合升级版，它既充分吸收了后者的内涵，又有所创新。“一体化威慑”使用的工具更多，不仅涵盖军事手段，也包含非军事手段；它更加强调不同部门行动与不同工具组合的有机统一，对组织性和协调性要求更高；它特别重视外交、核武器与创新的作用，主张有效的外交比单纯的军事威慑更有助于实现目标，强调核威慑在军事战略的中心地位，认为创新尤其是网络信息等部门的技术革新具有战略效应；它覆盖的范围更广，甚至将国家间的常规竞争也纳入威慑范畴；它的地位更高，不仅被视为国防战略的支柱，在国家安全战略中也处于突出位置；它的进攻色彩更浓，尽管在表面上一直强调防御，等等。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发现，“一体化威慑”战略是指拜登政府试图在保障美国相对军事优势的基础上，统合国内外可利用的所有力量与手段，以威慑潜在或现实对手的战略。“一体化威慑”战略之所以在拜登政府时期正式推出，源于美国意识到自身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自己的国防战略乃至国家安全战略必须随之转型。正如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所言，国际安全环境改变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这一“体系性”对手的出现，
而俄罗斯这一眼前的“严重威胁”也需着力应对。 由此，美国不但要处理既有的安全问题，更要致力于应对大国战略竞争时代的新安全问题。“一体化威慑”战略出台的具体动因如下。
第一，加大对中俄的遏制力度，防范竞争对手并争取在潜在的大国战争中获胜。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戴尔 ·科普兰 (Dale Copeland) 曾援引有关预防性战争文献的基本观点以解释大战的起源时指出，“正在衰退的国家为自己的未来而担忧……即使仅仅从深谋远虑的角度来看，那些正在走下坡路的国家也会谋划战争，使之成为一种确保自己未来安全的手段。” 随着自身相对实力的下降，美国日益重视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对于自身国家安全的影响，力图加大对中俄这两个所谓地缘政治对手的遏制力度，努力防范竞争对手并争取在潜在的大国战争中获胜。多位美军高官认为，大国之间发生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不容低估。2022年5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 ·米利 (Mark Milley) 在国会听证时表示，世界正处于他从军近43年以来“最不确定的时刻”, 原因是中俄这两个具有强大军力的大国“都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还强调，“我们正进入一个日益不稳定的世界，大国之间潜在的重大国际冲突的风险正在增加，而非减少”。他指出，“我们希望维持大国竞争，而非卷入大国战争，实现这一点的方法是通过威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美国对华虽“既不寻求对抗，也不寻求冲突”, 但必须“慑止侵略，防止冲突，并建立常识性护栏”, “一体化威慑”则是重要手段。卡尔还特别指出，“中国虽有可能是美国‘ 步步逼近的威胁 ’, 但从短期来看俄罗斯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未来几年，俄罗斯实际上可能是我们在军事领域要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对美国来说是如此，对欧洲来说当然也是如此。”拜登政府国防战略的优先工作都与中俄有关，具体包括 : 保卫本土，因应中国所构成的与日 俱增的多领域所谓“威胁”；遏止针对美国、盟伴的战略攻击；制止侵略，同时做好必要时在冲突中取胜的准备，首先优先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挑战，其次是俄罗斯在欧洲的挑战；建设一支有韧性的联合部队和国防生态系统。
第二，阻止盟伴的离心倾向，进一步整合利用盟伴体系。在同盟与伙伴关系上，尽管拜登政府的政策表述迥异于特朗普政府，不仅宣称“美国回来了”“跨大西洋联盟回来了”, 拜登本人更是亲自对欧洲表示跨大西洋联盟是它们 “集体安全与共同繁荣赖以建立的坚实基础”。但就本质而言，盟伴同样是美国防范、利用乃至盘剥的对象。其差别在于，特朗普政府过于赤裸地强调美国优先，对维持同盟承诺、增进盟友信心缺乏兴趣，而拜登政府在美国进一步相对衰落的情况下，更倾向于放低姿态整合与利用盟伴。
特朗普政府虽未提出“一体化威慑”战略，且在经贸谈判、分摊军费和气 候变化等一系列议题上严重伤害了盟伴的利益和感情，但在利用后者帮助自己对付安全威胁尤其是战略竞争对手中国这个议题上，一点都不含糊。典型的例子就是它借助孟晚舟事件成功地破坏了处于上升期的中加关系，令刚刚起步的中加自由贸易协议磋商夭折。同时，积极游说、施压并利诱英国，使其最终做 出了放弃使用华为5G技术的决定。特朗普政府蛮横霸道的作风加剧了西方内部的分裂。马克龙就曾提过北约已经脑死亡的论断并联合德国推动欧洲防务一体化，追求欧盟战略自主。新冠疫情发生后，美国的相对实力和国际动员能力再次遭遇严重削弱，为此拜登政府不得不将修复乃至强化美国与盟伴的关系作为首要任务，以便用集体的力量进行大国竞争。
不仅如此，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效果来看，拜登政府的“一体化威慑”战略 对盟伴的利用还带有“盘剥”意味。纵观世界地缘版图，不难得出结论 : 在美 国眼中，欧亚大陆的安全就是自己的不安全。甚至，鉴于二战前欧洲长期主宰世界的历史，美国还将“欧洲的灾难”当作“自己的机会”。二战期间，美国通过与苏联联手，成功占领德意日，削弱英法，从而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二战后，美国也有过利用自己在盟伴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对盟伴进行控制与盘剥的经历。其中，以美国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和数次打压欧元较为典型。从现实来看，仅在欧洲，拜登政府借助俄乌冲突就明显地达到了增强北约凝聚力、削弱欧盟防务一体化和战略自主进程以及吸引欧洲资本到美国的效果。目前，欧盟经济衰退已成定局，社会动荡加剧，极端政治思潮也再次沉渣泛起。希腊前总理亚历克西斯 ·齐普拉斯 (Alexis Tsipras) 就对俄乌冲突的发生表示 : “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最大输家是欧洲 (实指欧盟，作者注)，欧洲有着巨大的战略 赤字。”可以说，拜登政府通过推行“一体化威慑”战略，明显有着希望借助并挑起盟伴与中俄“鹬蚌相争”, 实现自己“渔翁得利”的战略意图。
第三，提升美军战力，保持其在全球的军事优势。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概要》报告中提出，美国的军事竞争优势正受到侵蚀，几年过后美国认为这方面的问题变得更严重了。2021年，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前副部长米歇尔 ·弗卢努瓦 (Michèle A. Flournoy) 发表文章称，尽管近十年来美国两党与国防专家已广泛认为大国竞争的回归是对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挑战，但美国军队的变化太小，不足以应对这一挑战，其中“五角大楼的运作方式和往常一样”。她认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军队调整的脱节现象很明显，美军可能在10年内失去在大国竞争中的军事和技术优势。她强调，“在这场竞争中，时间已不在美国一边，而且赌注过高”。而在所有问题中，“危在旦夕的是美国未来几十年阻止胁迫，侵略乃至战争的能力”。美国军方分析人士综合前国防部长罗伯特 · 盖茨 (Robert Gates) 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 ·马伦 (Michael Mullen) 等人的观点指出，美国不仅要将全球的军事力量统合，而且要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下用“全政府”方法整合所有的政府部门和机构，才能保证自己的领先地位，应对中俄的“竞争”并赢得“必要的战争”。
在军事能力方面，美国近年来特别关注自身核威慑能力遭遇挑战的风险。2022年5月4日，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 ·理查德 (Charles Richard) 在国会听证会上直言，美国正面临“历史上仅出现过几次”与俄罗斯和中国相关的高度核威慑风险。他先是陈述俄罗斯以动用核武器威胁北约不要介入俄乌冲突，表示30多年来美国及其盟友从未遇到过像俄乌冲突这样的危机 ；而后又强调中国的核武器规模大幅提升，认为中国正密切关注俄乌冲突，很可能会利用“核胁迫”(Nuclear Coercion)为自己谋利。他的言外之意就是，美国的核威慑能力已经面临不足的危险，必须加大投入才能保证优势。
近年来，美国还特别关注自身应对台海战争能力不足的风险。负责战略与 军力发展的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以及负责起草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概要》报告的埃尔布里奇 ·科尔比 (Elbridge Colby) 曾表示，尽管拜登政府多次表态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 拜登本人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要“保卫”台湾，但美国“似乎没有为这种冲突做好充分准备”。他从资金支出、弹药储备、武器更新、作战概念和军队部署态势等一系列视角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强调问题的出现虽可归溯到几十年前，且政府和国会都有责任，但现在拜登及其团队有义务“行动起来以避免灾难”。
不难发现，“一体化威慑”战略的潜在逻辑是，美国认为自己在大国战略竞争时代已不能像以前一样靠绝对军事优势威慑住对手，对此自己不但要进一步整军备武，保证相对军事优势，还要超越单纯依靠军事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国家安全战略的更大思维框架内，充分利用其他力量和手段来实现有效威慑，这也是“一体化威慑”战略与美国以往的国防战略或理念差异最大的地方。当前，“一体化威
慑”战略正处于边执行边完善的过程中，其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军备建设，推进前沿威慑态势部署。首先，为顺利推行“一体化威慑”战略，拜登政府大幅提升军费开支。2023财年，美国国防预算首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2024财年提升到8860亿美元，2025财年很有可能突破9000亿美元。
其次，美国军方空前重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2021年，奥斯汀在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举办的“全球新兴技术峰会”的致词中表示，“一体化威慑意味着在所有潜在冲突领域都要投资于面向未来的尖端能力”,“新兴技术必须是我们战略发展的核心”；其中，“人工智能是国防部技术现代化的 首要优先事项之一”,“是我们创新议程的核心”。他还介绍说整个美国国防部在2021年有六百多个人工智能项目，远超前一年，其中自己对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的六十多个人工智能应用项 目“印象深刻”。在资金投入方面，2023财年，美国国防预算中与新兴科技相关的研发经费为1301亿美元，比2022财年的1120亿美元增长181亿美元，增幅达16.2%。2024财年，相关预算提升至1450亿美元，增幅为11.5%。在制度和机构层面，2021年以来，美国国防部先后发起“人工智能和数据加速倡议”(AI and Data Acceleration Initia- tive)，执行“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战略和实施途径”(RAIS&I Pathway) 文件，成立首席数据与人工智能办公室 (Office of Chief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和新兴能力政策办公室 (Emerging Capabilities Policy Office)，加速新兴技术开发与应用的速度。在实践中，美军希望能够将新兴技术和新提出的“联合全域作战”(Joint All-domain Operations)等革命性作战理念充分结合，形成可靠有效的威慑力。新冠疫情暴发的2020-2021年间，美国国防部通过在社交媒体散布 虚假信息抹黑科兴疫苗，以削弱中国在菲律宾与多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中亚国家的影响力。2022年，美国国防部干脆颁布《社交媒体网络使用管理政策指令》, 以进一步指导美军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曝光、披露与挑拨离间等活动，推动社交媒体“武器化”, 从而在网络信息战这一“灰色领域”强化实施“一体化威慑”。
再次，美军正在加速推行装备现代化与强化前沿部署工作。除了相关领域的经费投入持续攀升之外，拜登政府于2024年初制定了美国历史上首份《国防工业战略》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ial Strategy)，试图通过建设有韧性的供应链、劳动力发展、灵活采购与经济威慑等手段打造现代化的国防工业生态系统。目前，美国国防工业基地与国防承包商在研发上进行了一定调整，军事机构与民事安全机构之间加大了协调统筹力度，网络和外层空间等新兴战略领域的军力同样有所发展，比如鼓励更多小企业承接国防工业合同，诸多大型数字技术企业参与军事项目以及网络军队规模有望在2030年扩大一倍，等等。与此同时，美军也强化了在印太地区和欧洲的前沿部署。在印太地区，美国现有驻军约37.5万人。为提升在该地区的威慑态势，美国已全面调动海、陆、空、海军陆战队与海岸警卫队五大军种。2022年，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在太平洋地区分别针对5年、10年和30年后可能发生的战争进行了演练，而隶属于国土安全部的海岸警卫队在南海的活动则被视为对付中国所谓“灰色地带”行动的重要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重点针对中国发展海域拒止和导弹打击能力，尤其是着力推进新中导计划并寻求深度防御能力。俄乌冲突发生后，拜登政府向欧洲派遣了2万多名士兵，涵盖了海陆空网与太空军诸军种，使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数量超过10万。2022年6月，拜登在北约马德里峰会期间宣布将在波兰永久设立美国陆军第五军司令部的前沿指挥所，一个新的陆军总部，并配备一个野战支援营。这是美军首批驻扎在北约东翼的永久部队，旨在保障波兰能够在“支持北约作 战的可信威慑和防御态势方面扮演核心角色”。进入2024年，北约在罗马尼亚开建欧洲规模最大的军事基地，打造军事新前哨，准备与俄罗斯长期对抗。
第二，加大盟伴军事体系网络建设，强化在欧亚大陆的联合军事威慑。在“一体化威慑”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拜登政府围绕亚欧大陆，按照利益需要和亲疏远近，以应对朝核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伊核问题与俄乌冲突等安全热点问题为借口，以印太地区和欧洲为重点，加大了盟伴军事体系网络的建设力度，竭力强化综合军事威慑力。在印太地区，截至2021年底，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英澳新加“五眼联盟”和美日韩三方合作为代表的圈层式安全合作体系已形成。2022年2月11日，白宫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文件，其中专门阐述了“一体化威慑”, 明确它是美国及其盟伴“加强威慑”和“对抗胁迫”的支柱。美台政治关系在俄乌冲突后持续提升，美国反复炒作“武统”话题，推动对台军售升级，加强与台湾军事人员互动，提升台湾本土防御能力，让台湾进一步融入“一体化威慑”体系。2022年3月，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 · 阿奎利诺 (John Aquilino) 在国会听证时，首次公开美军将关岛、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定为印太战区美军的四个最主要的“中心”, 明确要强化军力，以便“有效地防御台湾应对大陆攻击”。小马科斯政府上台后，拜登政府更是试图借助中菲南海争端加大军事威慑中国的力度。2024年4月和 5月，针对中国意味浓厚的美日菲首次领导人峰会和美日澳菲四国防长会议先后召开，菲律宾由此提升了在美国印太多边安全体系中的角色。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也“引欧入亚”, 通过邀请英法德等国参加美国与其印太盟伴的军事演习、在南海“自由航行”以及在印太地区永久部署军舰等方式，进一步推动欧洲国家增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此外，“太平洋威慑倡议”(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在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受到重视，该倡议提出美国在加强印太地区前沿军事存在与提升作战能力的同时，要进一步提升与盟伴协同作战、情报共享及信息行动能力，增加联合军事演习、实验和创新项目，提升美国印太军事同盟体系的整体威慑力。
在欧洲，拜登政府重点围绕北约打造“一体化威慑”。2021年2月19日，拜登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线上特别会议并发表讲话，强调美国会“全面坚持”对北约的承诺，“坚守”第5条款，同时欧洲也应该和美国一起“为民主而战”；双方“必须共同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作准备”, “迎接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显然，欧盟和北约此时被纳入了“一体化威慑”的战略构想之中。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通过强行“捆绑”中俄、制造阵营对立的方式，力图改变北约以往对中俄 “分而治之”的策略，为北约进一步“亚太化”寻找借口。2022年6月的北约峰会，首次邀请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的领导人参会，各成员国也正式同意邀请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会上公布的《北约2022战略概念》文件明确将“威慑与防御、危机预防与管理、合作安全”作为北约未来10年的核心任务，“以应对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和中国构成的系统性挑战，以及俄中之间日益加深的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6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 直言中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行为的“支持”, 使得北约有必要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尤其是在印太地区，并大幅增加国防开支。7月，北约华盛顿峰会一边指责中国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一边宣布印太地区对北约很重要，表示正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这组印太伙伴实施四个旗舰项目，即支持乌克兰、网络防御、对抗虚假信息以及新兴技术与颠覆性技术领域的合作。类似于“太平洋威慑倡议”的“欧洲威慑倡议”(European Deterrence Initiative)和“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Ukraine Security Assistance Initiative)也是“一体化威慑”战略在军事层面推进的重要抓手，这两个倡议在2024财年分别得到36亿和3亿美元的拨款。需要强调的是，“太平洋威慑倡议”受重视的程度相对而言要远远高于“欧洲威慑倡议”。2021-2025财年，“太平洋威慑倡议”的预算经费由22亿美元逐年增加至47亿美元、61亿美元、91亿美元和99亿美元，而“欧洲威慑倡议”在2025财年预算仅有29亿美元，尽管欧洲正面临现实战火的威胁。
第三，提高内政外交一体化程度，强化内部发展与对外制裁围堵力度。拜登政府在执行“一体化威慑”战略的过程中表现出日益将其“泛安全化”的趋势，即将可能有利于美国的任何工具都应用于“一体化威慑”, 同时将维护美国的各种优势也内化为“一体化威慑”的目标之一。实际上，“一体化威慑”已高度融入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推行之中。
拜登政府在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表示将打破内外政策的界限，努力做到内政外交一体化。在内部，拜登政府将投资国内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其重心除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美国军队之外，还包含推进现代工业和实施创新战略、投资人民和增强“民主”三大板块。拜登政府力图以此确保美国在关键及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保障供应链安全，壮大国内中产阶级，改善国内民主质量，防止外国势力的渗透和干涉，提升美国在世界的吸引力。外交上，除了军事层面的盟伴体系的大量的经济政治合作之外，拜登政府也试图通过各种其他新旧合作机制来维持美国的优势。比如，拜登政府强调，新设立的美欧贸易技术理事会旨在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制定全球技术、经济和贸易议题方面的规则 ；拜登政府视七国集团为“世界先进工业民主国家指导委员会”, 期待它能够在支持西方有关国际秩序的共同愿景方面起到“关键角色”的作用 ；拜登本人发起“总统民主复兴倡议”以增强能力应对21世纪20年代的“挑战”, 如“大规模腐败”“数字压迫”“攻击选举和独立媒体”等；拜登政府在不同地区和领域还力图打造“共建繁荣非洲运动”“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芯片四方联盟”“印太经济框架”与“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等一系列经济小圈子，以实现多重目标，等等。
与特朗普政府相同，拜登政府也启动了各种对外制裁，施加经济、技术领域的限制措施。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将其提升到了战略威慑的高度，力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在持续强化。其中，2022年2月21日至5月11日，美国与盟友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速度针对俄罗斯发起了8轮制裁行动，仅美国自身就对俄罗斯的800多个目标采取了1500多项制裁行动。对于中国，拜登政府不仅没有取消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还试图以“小院高墙”式的手段强化科技战，并谋求在关键供应链上与中国“脱钩”, 以服务于美国总体对华战略。
“一体化威慑”战略是美国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维护国家安
全乃至全球霸权的重要指导思想与行动指南，极具进攻性。不难看出，拜登政府对“一体化威慑”战略寄予厚望，期待它能够在自己的国家整体安全战略和国际秩序愿景中发挥突出作用。但是，就先天而言，“一体化威慑”名为防御，但本质是一项进攻性战略，它无法克服不断进攻的冲动。与此对应的是，它必然招致对手的相应反击。如此循环之下，美国的霸权也就陷入越威慑越不安全的困境。比如，随着美国带领西方不断加大力度对乌克兰援助可打击俄罗斯本土的武器，俄罗斯对美国和西方军事威胁的声音也越来越高，甚至派遣核潜艇到古巴示威。就后天而言，“一体化威慑”的效果与它面临的内在困境与外部束缚等诸多要素密切相关。总的来看，该战略的前景不容乐观。
第一，意图超过能力，优势难以持久。“一体化威慑”战略违反了大战略制 定、执行的一个重要原则——国家不能在国力极限之外发起进攻，否则无异于自取灭亡。小布什政府以“反恐”为名在阿富汗发起的战争已极大消耗了美国国力。而今，拜登政府调整战略重点，将遏制对象转向中俄两国，可能遭遇同样困境。
在欧洲大陆，乌克兰尤其是其东部一直被俄罗斯视为自己的核心利益地带，西方国家很难对此直接施加影响。所以，在俄乌冲突前拜登政府执意要将乌克兰纳入北约非但不能威慑住俄罗斯，反而导致了战争爆发。在战争进程中，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越多，乌克兰的攻势越厉害，俄罗斯的反弹相应就会越大，俄乌冲突就越没有化解的可能。对拜登政府而言，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虽然西方对乌克兰援助的武器越来越先进，但乌克兰在战场上却越来越被动。与此同时，无论西方阵营还是美国自身在援乌问题上都呈现出了力不从心的苗头。虽然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仍在不断统筹强化援乌力度，后者还是反复抱怨援助尤其军火不足，难以应对俄罗斯的攻势。未来，无论俄乌冲突的最终结果如何，都很难想象美国能借助乌克兰实现对俄战略目标。
在亚太地区，太平洋西岸尤其是台湾地区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地带，同样是美国国力尤其是优势军力难以充分施展之地。20世纪，美国先后于朝鲜和越南战场失败并在美苏争霸中一度被动，原因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此。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因为中国整体实力的落后，美国尚可在台湾海峡尝试用两艘航母对华进行“武力威慑”的话，现如今随着中国在第一岛链影响力的日益强大，美国在西太平洋威慑中国的能力正逐渐削弱。2016年中国在南海军演时，美国也曾派遣两艘航母对峙，但最终还是主动撤走。拜登政府上台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又上了一个台阶，美国以军事手段制约中国的能力更是急剧下降，此时如果美国试图在台湾问题上搞威慑就不得不接受更为惨重的失败。2022年和2024年，当中国两次围绕台湾岛举行军演时，离台湾岛最近的美国航母表现得相当低调即为明证。另外，近年来随着中菲围绕南海岛礁争端愈演愈烈，拜登政府趁机威胁《美菲防御条约》将适用于南海，然而它并没有对中国维权产生任何影响。
对于拜登政府而言，国家相对实力的持续衰落正从根本上削弱其战略威慑能力。拜登政府为了维护所谓的“国家安全”而实施“一体化威慑”, 宣称要 “打破内政与外交的界限”, 既要投资国内，又要强化盟伴体系，还要发展军力，但美国的经济形势已令拜登政府无法做到三者兼顾。在军事层面，虽然拜登政府一再增加投入，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学教授詹姆斯 · 霍尔姆斯 (James Holmes) 还是认为，美国当前的军事预算仍不足以提供军队所需要的必要资源，以完成政府赋予军事力量所要实现的宏大战略目标。其他层面，在国家债台高筑和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拜登政府将发展军力作为优先任务，就难有足够资源对内投资建设，对外强化盟伴体系。迄今，美国从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至印度—中东—欧洲走廊计划，都因缺乏投入资金而被指名不副实。可以预见，未来无论谁赢得新的总统大选，美国的财政情况都很难得到根本改善，“一体化威慑”战略的执行也将难以得到充分财力保障。
第二，四面出击树敌过多，力量严重分散。在传统安全层面，除了明确 “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之外，拜登政府也将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列为美国必须应对的挑战，其中俄罗斯还是“紧迫、直接和可持续的威胁”。拜登政府显然难以同时应对如此多的所谓“威胁”, 只能在穷于应对中进一步分散国家战略资源，降低威慑的效力。
从空间维度看，除了乌克兰东部和太平洋西岸各自为中俄的核心利益地带，中俄两国在地理上还是“背靠背”的关系，各自安全边界的重心存在明显差异，双方有条件相互提供支持。历史上从未发生一个大国同时与两个大国对抗而获胜的情况。然而，美国如今置历史教训于不顾，再次同时与中俄对抗，不但一定程度上迫使两国不断提升合作水平，也令自己陷入左支右拙、顾此失彼的状态，很有可能再蹈失败的覆辙。2024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朝鲜，两国签署包含共同防御内容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对美国在欧亚大陆两端的军事体系同时造成了更为沉重的压力。不仅如此，当美国将战略力量专注于东欧和太平洋西岸进行大国较量时，它在中亚、中东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必然会削弱，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影响力随之扩大，以新兴中等强国为首的全球南方国家同样得以壮大。近年来，伊朗、白俄罗斯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获邀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还有更多国家正排队等待加入这两个组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拜登政府组织的“美洲国家峰会”遭遇拉美多国抵制；拜登首次中东之行的成果乏善可陈；美国大力推进的“印太经济框架”进展缓慢；在俄乌冲突后尽管美国和西方国家想方设法动员国际社会对俄进行制裁，但诸多全球南方国家仍拒绝明确站在美国一边，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