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
访北京的时候，看到了菜市口大街东侧的浏阳会馆，清末变法领袖“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1898年策动新政时曾在里面住了一个多月，变法失败后他也在菜市口旁的刑场引颈就戮。这一建筑如今可能正在整修，我途经的时间是昏暗的傍晚时分，从外头只能勉强瞥见里面的工人在施工，而保安倦怠地守在门口。
在变法前不久，谭在《仁学》一书中介绍他的革命学说：“
仁以通为第一义
”---他从连通性的角度重新诠释了中国传统思想里的“仁”，并引用西方的概念“以太”，以及医学生理学关于神经（称之为脑气筋）的知识，认为以太以及神经电信号机制都是连通世界的媒介，主张心灵之力将打破世上一切窠臼桎梏，“冲决网罗”。
在以太坊之前，
以太最早是古希腊人设想的宇宙基本元素
，近代西方哲学家如莱布尼茨与黑格尔都思考过以太，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以太是光传播的介质，这是17~19世纪物理学家的设想，直到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之后才被学界抛弃。谭嗣同对以太的认识借助于美国商人乌特亨利一本带有伪科学性质的身心灵书籍《治心免病法》，反映了当年以太一词在西方社会的流行泛滥，但谭的重点显然不在身心灵，而是论证人类将走向全球连通，中国不可陷于闭塞而拒绝交流发展。
通过人类心智“
以太化
”的泛心论想象，谭嗣同对未来的设想显得奇异地赛博，那是某种超人类主义式的未来，人类意识在改造甚至摆脱生物性身体后，可以进入新的阶段：“如今之电学，能无线传力传热，能照见筋骨肝肺，又能测验脑气体用，久之必能去其重质，留其轻质… 人既日趋于灵，亦必集众灵人之灵，而化为纯用智、纯用灵魂之人… 可以飞行往来于诸星诸日...”。
在
这一想象中，人类将通过“去其重质，留其轻质”的技术卸除生物身体，不断增强智能而变为“集众灵人之灵”的超级意识。谭也提及技术进步会伴随风险，但立场近于乐观的加速主义，像AI取代人类这样的问题是他无法虑及的。
然而120多年后，这种风险似乎是必须认真应对的问题。从Vitalik Buterin的观点来看，脑机接口与心灵上传可能是人类避免被AI宰制唯一的办法，同时忧心地强调“最好由一个以安全为重点的开源运动在这一路径扮演主导角色...。”
从等级宰制到平等开放
谭嗣同之所以看重以太这个概念，是因为他相信事物的通约化---首先找到万物的共通元素，然后可以将表面上各不相同的事物由此来进行理解，不齐之物乃在认识上可以齐，而共通元素在技术上也可以构建贯通一切的媒介管道，以太与电都有着这样的作用。
科学将超越主观的狭隘偏见，使得各种事物可以客观地理解为相同元素的变化组合，共同物质基础的发现也意味着人类可以建构共通技术，如建设跨国交通设施、全球贸易、通信技术、货币技术、语言编码互译、开发农矿资源等等。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仁”是复数的人之间的耦合亲善，同时也有感受的含义，例如中医典籍将肢体失去感觉称为“麻木不仁”，认为是气血不通畅所导致。不过在传统农村里中心化的宗族生活形态下，“仁”的流动主要被局限在差序格局的网络里，谭嗣同的思想最特别之处在于将“仁”一下子去中心化、普遍化了：对他来说中国不与其他国家交流往来，同样是严重的“麻木不仁”，而
在现代社会中“仁”的基准应该是平等的朋友关系
。
清末的中国社会已在酝酿后来的巨大变革，新的思想、技术与制度在进入中国，民主主义的社团、组织及政党也将击败效忠君权的旧文官集团。对谭嗣同来说“仁”始终是指向人的平等互待，但是传统社会的“名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不平等名分体系（向权势对齐）一直有着更大的宰制力量，他相信“仁”将击败迂腐落后的三纲名教。
谭嗣同并没有在他的书里提到“协议”二字，但所谓的名教可说即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协议制度，而他对未来世界的愿景则朝向超越国界的共识，例如“立一法，不惟利于本国，必无损于各国，使皆有利；创一教，不惟可行于本国，必合万国之公理，使智愚皆可授法”，所构想的弱小国家共建的欧亚大铁路“作为万国公路...众擎共举...溥利于万国”则是由各国共同建造、共同获利的公共物品。
从纸莎草封面到协议计算化
中文的“协议”一词对应于西文的“protocol”，这个词最早是源于中世纪拜占庭希腊语，是一种粘在纸莎草文件正文前面的卷首页，用来表示是官方文件，也可能有保护的作用，到了15世纪的中古法语开始用来指会议初步达成的共识草案。“Protocol”作为“元信息”或“预先框架”的这种含义在现在的用法中还看得见影子。
当任何媒介通过一套中介过程来处理及传送信息，参与方需要首先在处理及传送的方式上建立协调，事实上人类在信息传送之外的各种日常工作也都有着类似的多方对齐。从互联网技术的运作可以看到流程的参与方并不限于人类，协议是在复数的人、事、物之间做出一些规定，让它们可以按照这些规定来进行交互活动。
计算机网络协议的OSI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