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向松祚
来源 | 价值中国
每一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都刺激人们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经济学者尤其如此。经济学者声称可以解释和推测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律，可以设计让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大政方针，可以规划人人共享福利和幸福的宏伟蓝图，可以制定摆脱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甚至可以帮助人类实现长期繁荣和持久和平。
曾几何时，经济学者似乎无所不能。然而当金融体系轰然崩溃，经济体系陷入危机，经济增长急剧放缓和衰退，失业人口迅速飙升，社会矛盾不断恶化时，经济学者却突然变得束手无策，黔驴技穷。这看起来如此荒诞和怪异的一幅景象，绝非是危言耸听。
即使没有公开承认，全世界负责任的经济学者其实都在深刻反思自己的职业和学问。我们确实需要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许我们暂时或很长时间都无法找寻到令人满意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我们却不能坐以待毙，更不能故步自封。
我们必须以谦虚的态度，重新审视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分析逻辑；我们必须放弃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傲慢心理，高度重视其他学科特别是哲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许多重要真理；我们必须以建设性的批判精神，去检讨过去200多年来经济学的发展，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我们必须脚踏实地，让经济学回归真实世界，回到人间百态，关注人间疾苦；我们必须正视自身的无知与愚钝，明白我们对几乎所有重要的人类经济现象其实还知之极少，甚至连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还蒙在鼓里。
因此，我们要想为经济学这门学问开辟新空间，就必须深入检讨和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道德基础。
主流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五个方面组成：人类行为的自私决定论、经济体系的机械决定论、人类发展的西方中心论、人类认识的实证方法论和政策哲学的自由竞争论。若细思之，经济学逻辑方法的决定论、机械论和均衡论，追根溯源，则是源于人性自私论。
人性自私假说是西方先哲对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公设，是经济学巍峨大厦的最后基础。人的自私欲望无限和自然资源有限之间构成难解难分的矛盾和冲突。经济学应运而生，冀图解决这个特殊矛盾。
张五常教授说，斯密的《国富论》主要是阐释自私的好处。他在《科学说需求》（《经济解释》第一卷）中如是写道：“经过多年对《国富论》的消化，我认为斯密的自私观点有两处需要补充。第一，斯密正确地指出自私可以给社会整体带来很大的利益，但却忽视了自私也会给社会带来害处。后者重要地牵涉到交易费用及产权的问题，是我自己研究的重心所在。可以说，在哲理上，重视自私之害是我这本《经济解释》与《国富论》的主要分歧。”
埃德温·坎南为《国富论》标准版撰写了精彩序言，其中有云：“渗透整个《国富论》的基本信念，就是自私能够创造经济社会利益。自斯密之后，该信念遂成为经济学的起点。”
当然，对自私的最佳描述仍然是《国富论》那不朽的段落：“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会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远比有意图做出的要大。”
17-18世纪的欧洲，一大批哲学家深入研究人性规律，直接催生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科学，人性自私论则成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曼德维尔“私恶即是公利”，“人类所有值得颂扬的功绩和行动，背后动机都是虚荣和自利”等著名观点，对斯密和经济学的影响极其深远。
200多年来，人性自私论和逻辑思维决定论、机械论和均衡论结合起来，经过无数天才高手的谋思运筹和实证考究，打造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辉煌成就，也演变出西方经济学的多重流弊。主要流弊就是经济学者将自私理念极端化和庸俗化，经济学者构造的模型几乎完全忽视或漠视了自私的巨大破坏力。
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反复阐述了一个重要真理：某些局限条件下，人类的自私可以导致自我毁灭。
然而，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发展，恰好漠视了自私导致人类灾难的可能性和多重途径。这应该算是经济学对人类思想和意识造成的最大误导和危害。概括起来，约有三端。
第一，人性自私假设被逐渐异化和极端化。斯密之后，边沁将自私假说简化为效用最大化，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效用最大化，演变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个人财富（或身价）最大化、企业利润（或市值）最大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化，终于成为一种改变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经济政策理念。
在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曾经深刻讽刺和批判的“商品拜物教”，早已变为彻底的“金钱拜物教”。为了追求个人财富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化，我们甚至可以牺牲一切人类高尚的精神、道德、文化、情感、责任、义务。换言之，西方经济学人性自私假设演变至今，造就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彻头彻尾的“金钱至上”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