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决定去死

写在思想的边上 · 公众号 · · 2018-03-16 11:39

正文

古雅典阿哥拉（市集，Agora）遗址，

苏格拉底常在此地与学生探讨哲学问题

"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公元前399年的一天，苏格拉底缓慢地饮下一杯鸩酒，向深爱他的朋友们，向他深爱着的雅典，向他一生投以沉静目光省察着的生活告别。

为什么要死，为什么不逃？书写者常赋予死亡过于浪漫的色彩，但读的时候，我与克力同一同哭泣，为苏格拉底不愿低头而焦灼，也因将失去一个最好的老师最可靠的朋友感到深深恐惧，我和克力同一同追问，苏格拉底没有回答我们。

难过很久，迟缓地释然。智慧、至善和纯粹理性或许能构成一个完美的理想人格，但理想人格却未必完整，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啊。以理性和纯善做武器，去抗争每一个理性缺位的社会，总是有许多弯路要走的，苏格拉底是必须去死的。

但为了接受并赞美苏格拉底之死，我必须真诚地寻到他的罪状，我必须劝慰自己。

第一罪是说话做事不留余地，刻薄毒舌。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极有辩才，他用这才能去温和地教化青年，却也毫不留情地嘲讽他不悦之人之行为。皮匠安图尼斯的儿子，是苏格拉底的热忱听众，为此常常耽搁皮革作业，故安图尼斯颇有微词。站在安图尼斯的角度，我们都能明白，大多数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恪守传统的宗教、道德、生活方式，拥有踏实可靠的谋生手段和安全稳定的一生。可是苏格拉底偏不，他反倒在安图尼斯得势，成为民主政权首领后极尽挖苦："现在你用不着再让儿子做皮匠了吧！"安图尼斯自然怀恨在心，为此唆使美勒托对苏提起诉讼称其腐化青年，这也是苏格拉底之死的直接原因。

更不妙的是，苏格拉底聪明绝伦，对世俗万物看得通透又富有责任感，常常直抒胸臆，对所有自己看不惯的实行无差别嘲讽，伤了不少大众的心，比如他笑雕刻匠，说他们花费太多功夫使石头像人，却极少关注自身，于是自己反倒变得像石头起来了。他又嘲笑饮食不节制之人，歪解《奥德修纪》中女巫喀耳刻是通过大摆筵席把奥德修斯的朋友们变成猪的。完全能体会到苏格拉底对大众不爱智的忧虑和劝诫的拳拳之心，但说实话，若我是雕刻匠或好吃者，也委屈啊--我不过是想拥有一种庸常的幸福罢了，是梦也只愿梦得更久些。

大智者身上，总有素朴的童年气质，他们对世界充满信任，天真地相信真诚的批评总会得到善意的回应。但事实上人际关系是复杂而且琐碎的，并且它远非哲学或任何其他知识单向度的深邃，而是交织纵横，盘根错节，鲜红滚烫的一颗心毫不设防地捧出，总容易落得被枝枝节节扎得鲜血淋漓的下场。并不是每个人都情愿被马虻刺醒，对专注名利而抛弃灵魂和智慧的生活感到羞愧的。想恢复童年时代的人，保持着一种不能摧毁的天真，却极容易囿于误解和不幸。

第二个失误是轻视流言与舆论。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等发觉流言具有强调性、同化性、变速性和失真性，在口口相传后其内容会遭到明显歪曲甚至面目全非。柏拉图认为，苏格拉底被起诉，很大的原因在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造成的流言与舆论。《云》讲述了斯瑞普斯阿得千方百计送儿子去苏格拉底处学习诡辩术以劝说债主放弃追债，结果儿子却利用诡辩术堂而皇之地为在宴会上殴打父亲而开脱，最后愤怒地火烧苏格拉底的思想所的故事。在这部剧中，苏格拉底被塑造成了一个满口胡诌天体理论的自然哲学家和教授青年可笑诡辩术的智术师，于是给观众留下了他不敬神与腐化青年的印象。阿里斯托芬与苏格拉底是朋友，他在创作这个玩笑时未曾料到爱看戏不爱动脑的观众们把戏谑的话语都当了真，以讹传讹，流言几乎将苏格拉底妖魔化。

人民群众的智慧，总是在制造流言时发挥得淋漓尽致，显现出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而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苏格拉底还去给这部戏友情捧场，谢幕时笑呵呵地站起来亮相，无意间为关于他自己有罪的舆论推波助澜。流言形成并广泛传播后，就会成为一种歪曲的舆论支配的社会心理环境，这种社会情境对几乎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会产生直接而强烈的刺激作用。身正不怕影子斜是需要前提的，它预设了一个民众有着清醒判断力的理想社会，而在现实世界中，甚至直到你与我生活的时代，流言和舆论都能成为乱打人的棍子。虽然最后雅典人幡然悔悟，意识到了他们在自我毁灭，忙不迭惩罚了美勒托和安图尼斯，为苏格拉底立了雕塑，但迟来的正义却再不能挽回逝者智慧的叹息了。

第三个罪名是他高贵的自尊。Pope和McHale（1988）认为，自尊划分为知觉自我与理想自我两个维度，当知觉自我（即客观上对自己的认识）和理想自我相一致时就会产生正向、积极的高自尊；而两者之间的差距越大则说明自尊越低、越消极。人常说苏格拉底谦卑，因他讲"我所能知道的就是我的无知"。但实际上，这正是他经过了理性地质疑，审慎地求证后，关于自身和人类智慧最骄傲的宣言。在《申辩》中，德尔斐神庙的神谕称世上无比苏格拉底更智慧之人，苏格拉底大惊，遂决定求证反驳。他走访了雅典城内以智慧著称的人们，包括优秀的工匠、诗人和政治家，结果他们纷纷因为自己有一技之长而自认为无所不知。于是苏格拉底经验到，我与他们皆是无知，他们不知自己一无所知，而我至少能觉知自己无知，所以相较于他们而言，我是智慧的。由此，苏格拉底进一步体悟到，神谕的意思其实是说，惟神有智慧，而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处在于爱智，能够去试图寻求智慧已经很幸福了。不难发现，苏格拉底对自己和神、自己和智慧的关系是看得极通透的。所以谦卑地说自己无知的苏格拉底，才恰恰是最自尊的人。

自尊的稳定性是一个与攻击行为有关的重要因素，Kernis、Orannemann和Barclay（1959）认为自尊低且不稳定的人有最高的攻击和愤怒倾向，稳定且高自尊者攻击性最低，且对外来的威胁具有很大的免疫力。这恰恰解释了庭审上，骚动着的加害者们愤怒激烈的言辞与从容安然的苏格拉底诙谐严密的雄辩的鲜明对比。

在审判的第一阶段，被告苏格拉底进行辩护，人们的怒火本就集中在他在街头从事哲学教学腐化青年人，可他却坚称自己为了帮助人们爱智，是遵从神的旨意："神派我一生从事从事哲学活动，我却因怕死而擅离职守，这才荒谬。雅典人啊，我敬爱你们，可是我要服从神过于服从你们。"此言无异于火上浇油。不过按照雅典的惯例，苏格拉底还有一个保命的方法，就是让妻儿到庭恳求轻判，但他的自尊使他极不屑："我常见有声望的人受审时作出这种怪状，演出这种可怜戏剧，他们是邦国之耻。"审判的第二部是有被告与原告分别提议量刑，由审判员们进行表决，美勒托当然是提出死刑，而苏格拉底却很不识相："我提议用什么刑罚来代替呢？像我这样对城邦有贡献的人，就判我在专门招待贵宾和功臣的国宾馆用餐吧！"写到这，我也要叹气了，苏格拉底哪里是在求生，是双眼放光紧紧抓住这次进行公开思辨训练和爱智教育的绝佳机会啊，简直是在求死。果然，直到死前，他也没有太多怨怼，而认为唯有死亡才能真正使灵魂超脱于肉体，从而获得最纯粹的智慧，哲学家本就在用一生去学习和练习死亡，此刻不过是将所学付与实践罢了。在分一些酒（即使是毒酒）奠神的请求遭拒后，他"爽快地、安静地一饮而尽"。苏格拉底从头错到了尾。他的错不在缺乏殚精竭虑的自辩开脱，而在没有哭哭啼啼，厚颜无耻，说大众想听的话；在他始终保持着高贵灼目的自尊。

苏格拉底的第四宗、也是他最根本的罪名在于，他过于重视大众和民智，太爱多管闲事了。事实上，苏格拉底很清楚民智的水平，也深知自己与大众的危险关系，需要保持距离，他告诉克力同丝毫不必考虑大众的质问，而只需注意那明辨是非邪正的一人和真理本身是怎么说的，因为若要考虑大众的意见，"大众能置人于死地"。因此，苏格拉底先是一直远离政治的，他"自知过于刚直，与世征逐难于保全性命，便避开了对自己和你们都做不成有益之事的纷华之域"，但他太爱雅典人了，以至于不忍心看他们弃绝智慧、性灵以及灵魂的最高修养，所以"专去那每个私人能得到我所认为最大益处的地方"。虽然他也明白雅典已今非昔比，但作为曾经见证过雅典文明巅峰并深以为荣的公民，他不愿承认或看到雅典的衰退，并始终梦想着能重现昔日的繁荣。为此，他几乎抛弃了工作与日常生活，整日与青年人谈话，号召同胞去追求真理、美德和完整的灵魂，追求一种良好的、正当的生活。

但仅从短暂的时间节点来看，苏格拉底展现的是智慧的徒劳与失助。原因在于，他不仅要求自己过一种经过省察的生活，也要求每一个人去反思，没有考虑到大众的意愿。倘使对方本身就有省察生活的意愿，那么他的教导是珍贵又体贴的。而主动关注灵魂与美德的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少数乃至异端，对于只想过好世俗生活的大多数人而言，苏格拉底的行为无异于强求，在他们看来苏格拉底并不是马虻，而只是令人厌烦又挥之不去的苍蝇。苏联心理学家波尔什坦夫认为，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是通过独特的"信任"与"不信任"过滤器进行的，即使完全真实善意的信息到达接收者时也可能被过滤掉，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认为个人在面对新事物时可能与原有知识、经验和行为发生不和谐，为了避免心理上的压迫感，个体会选取那些强化自己原有信念的信息，而排斥、攻击自己不想听到的。由此，苏格拉底试图将人们从混沌的精神睡梦中蛰醒的艰难自是意料之中，他的善意与坏人缘形成的奇特吊诡也便不难理解了。并且代代相传的平稳生活也有其合理性，虽然普罗米修斯不可缺少，但务实可靠、从形而下中就能获得幸福的人们也同样被需要着，以支撑一个真实的、热闹的、充满生动烟火气的人间社会。正如太多的火种会带来隐患，一群白日梦想家的爱智之爱里也暗藏着抽离城邦社会根基的危险。

苏格拉底决定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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