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以随笔的方式，描述了中东西方宗教徒第一次面对面的辩论，而且是在蒙古的蒙哥汗面前发生的。在这场辩论之前，历史上尽管有三夷教入华，有佛教广泛传播，有聂斯托利信仰者四处传教，有伊斯兰教的扩张，但欧洲的基督徒和东方佛教徒，好像从来没有面对面讨论过宗教思想，至少文献中没有过任何记载。仅就这一点而言，这一事件就应当被记在世界宗教史上。可惜，如今的大多数宗教史著作，似乎都轻轻地把这件事情放过了。而这次辩论又不仅仅是宗教史的问题，它处在当时全球史联动的某个关节点上，更是牵扯出不少饶有意味的话题来。文章宏阔又举重若轻，对当下全球史热在研究上做了一次精彩的发凡起例。
一二五三年的八月五日，达也的里河（今伏尔加河）畔蒙古将军拔都的营地，来了一个身材高大，但衣衫褴褛，骑了一匹马的欧洲人，靠着陪同他来的向导和翻译，蒙古人才知道这是来自法国鲁布鲁克的威廉（Rubruquis，下面我按习惯简称他为“鲁布鲁克”）。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从几千里外的法国来到这里。他遇见一个善于占卜的黑契丹人，交谈后得知，原来欧洲人相信遥远东方有“约翰王”或者“约翰长老”统治着一个基督国家的传说，恐怕是谎言。后来，鲁布鲁克在他的行纪里愤愤然地说，这里的人“可以凭空编造一大堆故事”，什么撒里答是基督徒，蒙哥汗和贵由汗也是基督徒，所以都特别尊敬基督徒，这些都不可信。不过他又听说，约翰有个兄弟汪罕，原本在一个叫作哈剌和林（Karakorum）的地方，他们确实曾是聂斯托利基督徒，不过，“他们的君主已经抛弃了基督的信仰，改宗偶像教，身边有拜偶像的僧人，这都是兴妖作怪的家伙”。
传为14世纪《东行纪》的抄写稿。图的上部是鲁布鲁克和他的旅伴接受路易九世之命；下部描绘两位修士东行的旅程（来源：wikipedia）
鲁布鲁克之所以对这类消息很重视，原因是他还在法国的时候就听到过“约翰长老”的故事，而且深信不疑。据说，大概在一一四五年，叙利亚加巴拉（Gabala）地方的主教雨果（Hugh）上书给教廷，说远东有个身兼国王和教主的聂斯托利，叫作约翰，他为了恢复被伊斯兰占领的耶路撒冷，曾经进攻波斯，甚至攻陷过波斯的埃克巴塔那（Ecbatana）。但这个约翰究竟是谁？后来有人说是西辽的耶律大石，有人说是格鲁吉亚的国王太子，但都只是传说。那时候欧洲人普遍害怕蒙古人继续入侵自己的地盘，尽管约翰是异端聂斯托利，总还算是基督门下，还是兄弟，所以，大家都希望这个传说是真的，如果真是这样，就有人在后方牵制蒙古人了。
那会儿，无论是教皇还是各国国王，都对蒙古大军感到恐惧。一听到蒙古西征，教廷和国王都紧张起来，准备紧急备战。不过，在欧洲基督教上层人士里，还是有争取蒙古人皈依基督教的想法，至少教廷曾怀抱希望，如果骁勇善战的蒙古人，能与基督教携手抗击穆斯林就太好了。所以，当时的教宗英诺森四世为了联系蒙古人，就在一二四五年先后派出三个使团。其中，第三个使团经由波希米亚、波兰、基辅，到达蒙古人的地盘，为首的就是后来留下《蒙古行纪》的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柏朗嘉宾。他于一二四五年四月从里昂启程，第二年四月才到拔都的营地，然后由拔都派人护送，又经过四个月的长途跋涉，来到哈剌和林。八月，他曾见到蒙古大汗贵由，并参加了大汗的继位大典。不过，柏朗嘉宾带的教皇信件，多少有点儿规劝蒙古皈依基督教的意思，这可触犯了蒙古人。所以贵由汗的回复不仅根本不理睬皈依基督教的呼吁，而且声称：蒙古西征是“长生天”护佑的，如果你们希望和平，并得到我们的保护，你们就前来朝见，如果不服从，我们就兵戎相见。这封傲慢凶悍的回信，后来留存了拉丁文本和波斯文本，杰出的东方学家伯希和在一九二三年写的《蒙古与教廷》里，对它有细致的研究。这封回信可能让教廷很失望，显然，英诺森四世拉拢蒙古人的努力全无成效。
鲁布鲁克就是在欧洲人面对蒙古不知所措的大背景下，带着某种使命，在柏朗嘉宾之后来到蒙古人地盘的。
鲁布鲁克是法国著名国王路易九世的朋友。
路易九世是法国史上有名的君主之一，著名历史学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写过《圣路易》，记载他的一生。据说，路易九世对蒙古的事儿很关心，《多桑蒙古史》记载，他曾听聂斯托利教徒说，蒙古拔都的长子撒尔塔曾经皈依基督教，这事儿不知真假。不过有文献记载，他确实曾见过亚美尼亚和波斯的蒙古统治者野里知吉带派遣的使者。野里知吉带是札剌亦儿人,贵由汗对他很信任,派他驻守在阿塞拜疆的木干草原及伊朗北部的大不里士,辖境从中亚的阿姆河一直到西亚的摩苏尔。我猜想，这个使者当时大概率是为讨好法国，便信口开河地告诉正组织十字军的路易九世：贵由汗准备好了，要帮助路易从萨拉森人（撒拉逊人，广义上即中古时代所说的阿拉伯人）手中解放耶路撒冷；并说蒙古人建议路易九世，当他们进攻巴格达时，路易九世在埃及登陆，这可以让埃及和叙利亚的萨拉森人顾此失彼。于是，路易九世就派遣了两名布道师去觐见贵由汗。传说这两位布道师随身带去了两顶用作小圣堂的帐篷，还带去了一些大概是耶稣或圣母的画像，去显示基督教的崇拜对象。但不巧的是，一二四八年贵由在使节抵达前驾崩，因此没有成果。当时摄政的海迷失（贵由的皇后）礼貌地拒绝了法国国王的请求。
路易九世可不是轻言放弃的人，他仍然希望联络蒙古人，甚至希望用基督教改造蒙古人。虽然在一二四九年，路易九世的十字军遭受瘟疫，被马穆鲁克打败，连他本人也在次年四月在曼苏拉被俘，如果不是当时马穆鲁克内部骚乱，新上台的统治者允许赎金交换，而法方又奇迹般凑齐四十万拜占庭金币，路易九世未必能够脱身。但他仍然不甘心，他环顾身边的朋友，看看谁可以胜任这个使命，最终他选择了鲁布鲁克。鲁布鲁克曾随同路易九世率领的十字军到过塞浦路斯，一二五三年，路易九世决定让鲁布鲁克带着教士巴尔帖勒米与一个书记，前往蒙古人的地盘进行联络。不过，路易九世想起了前几次使者的遭遇，有点儿担心作为正式使者，鲁布鲁克会在蒙古人那里再次碰钉子。于是，没有给鲁布鲁克以正式官方头衔，以便他灵活处理自己的使命。但他让鲁布鲁克带去了几份致蒙古人的信函，并叮嘱鲁布鲁克，要把在蒙古人中的见闻向自己报告，“不要怕写长信”（《鲁布鲁克东行纪》）。
一二五三年五月七日，鲁布鲁克踏上前往蒙古的旅程，他从康斯坦丁堡登船出发，经过现在战火纷飞的黑海克里米亚，然后弃船换马，前往蒙古人所在的地方（《多桑蒙古史》）。就像一开头讲到的，他在当年八月五日到达拔都的地界，不过，拔都让他去蒙哥汗那里，他又奔波了三个多月，在年底终于到达哈剌和林，并在次年一月四日见到了蒙哥汗。遗憾的是，他最终也未获得成果，既不能劝说蒙古人皈依基督，也不能让蒙古人与法国人联手。所以，他只好怏怏离开，一二五五年六月，终于又回到了塞浦路斯圣路易国王的身边。
尽管鲁布鲁克未能完成使命，他却在哈剌和林，这个蒙古人当时的首都，与东方的宗教徒进行了一场辩论。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这应该是文献记载中东西方宗教徒第一次面对面，就东西方宗教根本教义进行的辩论，而且是在蒙古的蒙哥汗面前。要知道，在这场辩论之前，历史上尽管有三夷教入华，有佛教广泛传播，有聂斯托利信仰者四处传教，有伊斯兰教的扩张，但欧洲基督徒和东方佛教徒，好像从来没有面对面讨论过宗教思想，至少文献中没有过任何记载。仅就这一点而言，鲁布鲁克就应当被记在世界宗教史上，可是，如今的大多数宗教史著作，至少是中国的宗教史论著，似乎都轻轻地把这件事情放过了。
波斯细密画中的蒙古可汗蒙哥（来源：wikipedia）根据鲁布鲁克自己的记载，我们知道，一路上他已经越来越感受到东西方人之间彼此的隔膜和信仰差异。一二五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到达索尔对亚（今苏达克）的时候，就向当地长官的代表传达了法兰西君主和基督徒的希望；六月五日，他到达斯克台，就向拔都的亲戚斯克台递交了皇帝的信函，并且顺便向他讲述了教义；这一年的八月他在伏尔加河边见到拔都的时候，他不仅当面转达法国国王良好的愿望，而且斗胆向拔都进行了一通“除非是基督徒，否则得不到天堂财富”的说教。可是，就像他自己意识到的，蒙古人好像是在“另一个世界”。他传达的这些宗教和政治信息，好像泥牛入海，蒙古人要么沉默，要么笑笑。就算鲁布鲁克向拔都递交法国路易国王的信函，并且告诉他法国正在“征伐那些亵渎上帝邸宅耶路撒冷的撒拉逊人”的时候，拔都也不置可否，只是让他去见蒙哥（《鲁布鲁克东行纪》）。
信仰坚定的鲁布鲁克，为了向蒙哥汗传达路易国王的期望和基督教的旨意，大概早就做过辩论的心理准备。所以在这一年的年底，他到达蒙古汗国首都哈剌和林后，就不断地向人宣讲。进入第二年（一二五四年），他仍然在哈剌和林不断告诉蒙古人，他来这里“只传播上帝的话”。当蒙古人询问到底传播的是什么，他就苦口婆心向蒙古人宣讲基督教教义，但基督教“上帝创造天地，手里控制着所有国土”的优越感太绝对了，以致会让人怀疑教廷想凌驾于蒙哥汗之上。不过我猜想，也许，他是在用“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的策略，他表示说，如果蒙哥愿意听他讲讲，他也会当着蒙哥汗的面，诵读上帝的戒律，看看蒙哥如何反应。
果然，当年五月二十五日蒙哥派人找他，告诉他说，哈剌和林这里有“基督徒、撒拉逊和脱因”，还有聂斯托利教徒。撒拉逊是阿拉伯人，这里说的应当是回教徒；脱因是蒙元汉语白话中的“和尚”，或者指“道人”，这里应当是佛教和尚；而聂斯托利虽然也算基督教的一支，不过，很早就被基督教正统视为异端。蒙哥派来的人说，既然“你们各自说自己的教义是最好的，你们的文书就是书籍也是最真的，所以，他（蒙哥）希望你们都会集一处，举行一个辩论会，写下各自的教条，让他本人能够知道真理”。尽管鲁布鲁克声称基督教不允许辩论，但还是认真做了准备，甚至还自己扮演了脱因的角色，进行辩论前的预习，要在辩论会上证明上帝的存在。
东西方宗教这第一场面对面的辩论，发生在几天以后，即一二五四年圣灵降临节前夕的五月三十日。这一天，鲁布鲁克代表基督教，和聂斯托利、撒拉逊、脱因们一道在教堂进行辩论。蒙哥让三个书记做仲裁人，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撒拉逊，一个是脱因，并且规定不许宣称别人的说法与上帝不合，不许采取辱骂的方法，也不许喧哗扰乱。
在这场辩论中，他们讨论了宗教信仰中的好几个大问题。
其中核心问题之一，是关于上帝，也就是信仰究竟是一神还是多神。鲁布鲁克强调，只有一个上帝，唯有他是万能的、完美的。但佛教徒说，最高的神下面，还有各种神。脱因说：“蠢人才说只有一个上帝，但聪明人说有很多。难道在你们国家里，不是有许多君王？这个蒙哥汗难道不是最伟大的君王吗？神也是如此，因为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神。”尽管这种用蒙哥来替代众神的辩论逻辑，有点儿暗藏祸心，鲁布鲁克仍然坚持说，世界上只有上帝，“除他外，别无他神是万能的”。
连带涉及了另一个有关宗教信仰的核心问题，就是世界究竟是善恶二元，还是一元。鲁布鲁克批评佛教的善恶二元论，他说，由于脱因们受了摩尼教的影响，认为事物一半是恶，一半是善，因而至少有两个（基本的）原理。这是不对的。而佛教徒质疑他说，既然上帝万能，为什么他创造的世界会有“恶”？鲁布鲁克反驳说：“那不是真实的。创造恶的不是上帝。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善的。”最后，他反问佛教徒们：你们说的神是不是万能的？脱因开始不想回答，据说在书记的追问下，只好回答没有神是万能的。于是鲁布鲁克说：“那么，你们没有神能救你们于危难，因为可能发生他无能为力的事件。再者，人们不得侍候两个主人，（那么）你们怎能侍候天上地下那么多的神呢？”
米迦勒镇压路西法。天使战争体现了基督教的善恶二元论（来源：museothyssen.org）
佛教方面没有记载，而在鲁布鲁克的记载中，似乎基督教在辩论中大获全胜。据说辩论时佛教徒无言以对，就连聂斯托利和撒拉逊，也不再辩论，都承认基督教的唯一上帝之说。辩论后，聂斯托利和撒拉逊齐声高唱，只有脱因即佛教徒沉默不语，大家一起拼命喝酒。
这是鲁布鲁克的一面之词。或许，辩论的胜负并不如鲁布鲁克所说的那样一边倒。所以，第二天蒙哥召见了鲁布鲁克和参加辩论的其他宗教代表，和他们进行了一段对话。在谈到他自己的信仰时，蒙哥说，我们蒙古人“相信只有一个神，我们的生死都由他掌握，我们也诚心信他”。虽然鲁布鲁克觉得可以把这个神也理解为上帝，并说“应当如此，因为若无他的慈恩，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但当蒙哥听了他这番话后，说了自己的不同想法：“但是，如同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途径。神赐给你们《圣经》，而你们基督徒不信守它。你们没有（在《圣经》中）找到记载说，人们应相互挑错，是吗？”蒙哥的意思是，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都不应当排斥其他信仰，而且他批评基督徒过于自信，说：“神因此赐给你们《圣经》，你们却不遵行。他赐给我们占卜师，我们按照他们的话行事，我们过得平平安安。”
蒙哥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据说，早期蒙古人并没有很成熟的宗教，他们只是相信“长生天”，因此对各种宗教很宽容。《多桑蒙古史》记载成吉思汗给诸皇子的命令就说，“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所以在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不仅有各种宗教，而且各种宗教还都混杂在一起。比如贵由登汗位，蒙古还通知了“（回教的）哈里发、天主教之教王”（《新元史》卷五《定宗》）来朝贺。蒙哥汗也一样，尽管蒙哥二年（一二五二）八月“以冕服拜天于日月山”，又“合祭昊天、后土”（同上），但就像鲁布鲁克在蒙哥的斡耳朵（移动的宫殿群之意）和哈剌和林看到的，聂斯托利、撒拉逊人和佛教徒杂居，这里有各种宗教的寺庙。他在哈剌和林的头一天，见到手上有墨染的十字架，并供奉带翅的人像和合掌祈祷的主教像的聂斯托利教徒；他在第二天见到的，是撒拉逊人；接着见到的，是拜偶像的和尚，据说在一月之初，和尚要打开庙门，披上僧袍，献香挂灯。那时蒙古人规矩很简单朴素，领袖的口谕往往就是制度，像成吉思汗规定的“内事只家中断，外事只野外断”一样（同上），他们对宗教的制度也简单，“各教之人，待遇平等”。大凡有争论，就一起辩论，在辩论中分曲直是非。不过，即使辩论有胜有败，也并不会断然禁教，只会一拍两散，走人了事。就像这一次蒙哥汗对基督徒鲁布鲁克一样，蒙哥显然不赞同基督教，不过他也并没有为难鲁布鲁克。
奇怪的是，就在这一次宗教辩论之后，好像蒙古帝国的宗教政策发生了微妙变化。变化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还说不好。我做一个大胆猜测，这可能是因为蒙古人遭遇了民族立场强过信仰立场的华夏宗教。为什么？因为就在鲁布鲁克离开蒙哥汗的斡耳朵的第二年，在蒙哥汗面前，又发生了一次著名的宗教辩论，这次辩论的双方是佛教和道教，起因是因为道教的《化胡经》。
这一次宗教论争，学术界研究比较多，不过，这里请允许我稍稍扯得远一些。话说北宋灭亡后，曾兴盛一时的道教失去官方支持，在南宋逐渐退出庙堂下移民间。而在金朝女真人控制的华北，汉人里逐渐兴起全真道、大道教、太一教等道教流派，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全真教，领袖叫王喆（王重阳）。全真教徒很快遍及华北各地。王重阳去世后，在“全真七子”也就是第二代领袖领导下，当华北处在女真、蒙古和汉人交错角逐的时候，全真教已经成为华北力量最强的宗教团体。
全真教很有在各种力量之间寻求发展的策略。在成吉思汗西征中亚时，全真教的丘处机，既看到金朝岌岌可危，也觉得南宋并不可靠，于是带着弟子从山东莱州出发，长途跋涉，在一二二二年到了兴都库什山去拜见成吉思汗。据说丘处机的活动很有效，成吉思汗下令让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包括道教徒和佛教徒。不过，问题是传统汉族人的华夷胡汉意识太强，道教与佛教，尤其是与蒙古人信仰的藏传佛教之间，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情感，动不动就会泛滥。就在鲁布鲁克在哈剌和林与佛教辩论那一年（一二五四），全真教第三代李志常等道士，重编了攻击佛教的文献《老子化胡经》，不仅贬低各种非汉族族群，而且还暗含了本土道教高于外来佛教的意思，这牵涉汉族高于异族的种族观念。这事被佛教徒告到蒙哥汗那里，第二年蒙哥就让道教的李志常和佛教的福裕禅师辩论，这一场辩论的结果是道教大败，因此蒙哥宣布，《化胡经》应当焚烧禁止。蒙哥说，本来“释道两路，各不相妨”，但你们道教“只欲专擅，遏他门户”，这不合蒙古人“各教待遇平等”的道理。辩论还不止这一次，此后的蒙哥八年（一二五八）和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朝廷又曾两次组织佛道辩论，主持人就是曾经主管“漠南汉地”军事、特别关注汉地的忽必烈，最终他下令焚烧道经，并对道教加以抑制。
一二五四年的哈剌和林，蒙哥汗的斡耳朵，曾经是很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苦苦寻找的地方。按照苏联学者 B.H.特卡切夫的描述，这是一个混合了定居和游牧生活方式的城市，那里有并不大的宫殿和帐篷，有手工业作坊，也有集市和住宅，习惯了游动的蒙古人在心理上反对定居，觉得这仿佛象征着窝囊和怯懦，有伤猎手和牧民的尊严。不过，从游动到定居，胜利者享受更舒适安定的生活，是大势所趋，所以哈剌和林已经成为一个中心都市，具有了政治、生活和信仰的多种功能。蒙哥大概对所有的宗教都一视同仁。尽管有人说他偏爱藏传佛教，不过，他去过礼拜堂，也浏览过鲁布鲁克带去的《圣经》，也允许基督徒在他面前把十字架高举过头，甚至说你们爱怎样就怎样，即使在那场辩论之后，蒙哥还是延续成吉思汗时代的宗教宽容政策。
哈剌和林遗址平面图（来源：m.thepaper.cn）
可是，对下一年的佛道争论，蒙哥不仅有了感情上的偏向，而且有了政策上的处理。这是什么原因？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扬佛抑道的事件背后，有胡汉华夷之间，族群与文化认同的背景。陈垣一九四一年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就说，全真教“立教之初，本为不仕新朝，抱东海西山之意”；又说，“创教于南渡之后，义不仕金”，还说全真教创教之初，就是为了“河北之士正欲避金”，后来又“遭贞祐之变，燕都亡覆，河北之士又欲避元”。他的意思是全真教打源头起，就有汉族民族立场。而佛道之间为《化胡经》辩论的时间点，正好是蒙古人重心从征西转为征东，意欲从速征服南宋的关键时刻，即将成为汉地统治者的蒙古人，尤其是忽必烈，也许潜意识里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坚信华夏文明至高无上的这个族群和宗教。所以，本土有强烈汉民族意识的道教，在蒙古时代被压抑，恐怕确实有这种族群认同上的原因，何况《化胡经》也有贬抑非汉族各色人等的意思。
从此，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尽管对宗教控制仍然不很严格，但也不再一味奉行“各教之人待遇平等”，放任信仰自由的策略，而是采取了一连串带有褒贬扬抑意味的方法，如人们熟知的“扬教抑禅”。毕竟，在华夏这个历史悠久的区域，人们对胡汉华夷的区分意识是很强的，而这种认同与排斥的感情引起异族统治者的反弹，也一样会很强。
蒙哥八年，旭烈兀西征，攻占巴格达，俘虏哈里发，灭掉了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建立了后来被称为四大金帐汗国之一的伊利汗国。与此同时，蒙哥系的蒙古大军重心转向东方，这一年二月大举进攻南宋，由大汗蒙哥攻蜀，忽必烈攻鄂。再一年（一二五九），蒙哥在军中去世，忽必烈暂时北归。不久，忽必烈即位，迁都汉地，数年后再度率军南下，从此在亚洲东部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宋蒙战争。其间忽必烈迁都北京，改国号为“大元”，并最终在一二七九年完全征服南宋。
旭烈兀转向西亚和北非，蒙哥和忽必烈直逼东亚，欧洲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不过，基督教世界和蒙古之间的接触，并未因此中止。一二五九年，钦察汗国的别儿哥汗曾要求法兰西国王臣服效忠。一二六二年，伊尔汗国君主旭烈兀又致信法兰西国王，也许他知道路易九世曾经有被俘的奇耻大辱，所以期望路易援助打击埃及马穆鲁克。在信中，旭烈兀表达了友善，宣布将释放所有沦为奴隶的基督教徒。有人说，这是因为当时旭烈兀准备进攻埃及，需要渡海的船只，所以他向路易示好。然而，法国国王并没有理会他的要求，结果是出征埃及的旭烈兀被别儿哥汗在背后捅了一刀，吃了大亏。我看到《新元史》记载了一桩轶事，说“旭烈兀建国波斯，与东罗马修好，欲娶其王女，东罗马王以私生女玛里亚许字之”，也不知道这个记载有几分可靠。
一直到旭烈兀的孙子阿鲁浑执政，蒙古和欧洲还有着密切往来。二〇二四年五月，我在巴黎小住，听说在西部的南特有一个“法兰西王国与蒙古帝国”的特展，可惜听到消息时，展览已经结束。一位好心的朋友给我传来了展览会画册中的照片，原来这里展出了伊利汗国的阿鲁浑汗给法王菲力四世的信函原件，上面的印章“辅国安民之宝”是忽必烈赐给伊利汗国的。这时候已经是一二八九年，路易九世已经去世十九年，忽必烈已经统一中国十年。正是在这一年，教皇尼古拉四世经过深思熟虑，派乔万尼·蒙泰科维诺（又译若望·孟高维诺）前往大元的汗八里（北京），成了第一位教皇派到中国的天主教司铎。
现在回想鲁布鲁克，不由得有一些感慨。他虽然没有实现法王拉拢蒙古人并信仰基督教的任务，但他不仅第一次在蒙哥汗和东方宗教徒面前，陈述了欧洲基督教的教义，让东西方宗教徒第一次面对面辩论，而且他和稍后的马可·波罗，还共同唤起了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和向往，也启发了像《约翰·曼德维尔爵士航海及旅行记》那样的一些著作，这真算得上是宗教领域全球史中的一大事件。现在，阅读他的《鲁布鲁克东行纪》，总让我觉得，他对于全球宗教史的意义，似乎还没有得到学界更多的认可。而这一年的基督教与佛教辩论，与下一年的佛道辩论之间，蒙古帝国统治者有关宗教策略的转折，好像也没有人多加注意。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鲁布鲁克东行记》，耿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二〇一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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