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张卓越和
Carsten Prasse
及其合作者在水环境领域著名学术期刊
Natrue water
上发表了题为
“Stable isotope labelling to elucidate ring
cleavage mechanisms of disinfection by-product formation during chlorination of
phenols”
的论文
。文中以不同位置稳定同位素
13
C
标记的对羟基苯甲酸乙酯为模型物质来确定苯酚在氯化消毒过程中形成环裂解产物的机制。本研究结果首次验证了了四种环裂解途径的存在,其中三条途径涉及源自芳香环的碳原子,而第四条途径则涉及在生成二氯乙酸和
C
4
-
二羧酸过程中取代基羧酸酯的碳原子。通过对
13
C
标记的消毒副产物的定量比较,进一步评估了不同途径各自的贡献,为以往消毒副产物研究中一直难以明晰的环裂解反应机制提供全新的见解
。
氯常常被用作消毒剂,用于灭活饮用水、城市废水和游泳池中的病原体。然而,氯与溶解性有机化合物反应会生成大量有毒消毒副产物(
DBPs
)。酚类因其与氯反应活性高且在环境中广泛存在,故作为
DBP
前体显得尤为重要。过去对酚类氯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氯酚上,以及一碳(
C
1
)和二碳(
C
2
)
DBPs
,如三卤甲烷(
THMs
)和卤乙酸(
HAAs
),它们是目前美国和许多国家饮用水中受监管的仅有的有机
DBPs
。但近期研究表明,
C
1
-
和
C
2
-DBPs
只能部分解释氯化水的(细胞)毒性,这凸显了研究含两个以上碳原子的未鉴定
DBPs
的重要性。而近年来研究发现酚类氯化还会形成四碳(
C
4
)
DBPs
。尽管对酚类氯化形成
DBPs
已有数十年研究,但对酚类环裂解途径的机理仍知之甚少
。
为系统阐明酚类氯化过程中生成
C
2
-HAAs
和
C
4
-DBPs
的环裂解途径,本研究使用一系列
13
C
标记的对羟基苯甲酸乙酯(
EP
)作为模型酚类物质,因其广泛用作抗菌防腐剂、常出现于水环境、具有雌激素干扰特性,且可作为天然有机物的模型化合物,有助于深入了解饮用水氯化消毒过程中
DBPs
的形成
。
图文导读
图
1
:
EP0
及其
DBPs
的结构,以及它们随时间的浓度变化。
利用液相色谱
-
高分辨质谱技术对羟基苯甲酸乙酯在氯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消毒副产物进行系统分析,共识别出
15
种
DBPs
。在本次研究重点关注的
C
2
-
和
C
4
-DBPs
中,
Cl-MA
的浓度在长达
24
小时的反应进程中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而其余物质的浓度则在大约
5
小时后相对稳定。值得注意的是,
α,β-
不饱和
C
4
-
二醛即
BDA
在反应开始后的第一小时内迅速达到浓度峰值,随后便逐渐下降;
Cl-BDA
的形成趋势与
BDA
相似,但浓度明显较低。这表明,这些
DBPs
是通过彼此相互独立的不同反应途径生成的。除了上述
C
2
-
和
C
4
-DBPs
之外,研究过程中还观察到了一氯
对羟基苯甲酸乙酯、二氯对羟基苯甲酸乙酯以及
2,4,6 -
三氯苯酚等。同时,在反应开始后
5
分钟采样期间,还检测到了对羟基苯甲酸乙酯偶联产物。这些保持苯环结构完整的化合物,在反应初期均呈现出快速形成的特点,而后其浓度逐渐衰减。这种现象表明,这些化合物在形成之后会进一步发生转化,从而生成其他类型的
DBPs
。
图
2
:对羟基苯甲酸乙酯可能的环裂解途径和使用的
13
C
标记的对羟基苯甲酸乙酯
考虑到对羟基苯甲酸乙酯中碳环的对称结构,本研究提出了四种可能促成
C
2
-
和
C
4
-DBPs
形成的环裂解途径。途径
1
至
3
产生的副产物仅包含源自对羟基苯甲酸乙酯芳环的碳原子,而途径
4
产生的副产物还包含羧酸酯基上的碳原子。在途径
1
中,对羟基苯甲酸乙酯与氯发生反应,导致芳环在羟基取代的碳原子与其邻位碳原子之间发生裂解。同样地,在途径
2
中,环裂解发生在邻位碳原子和间位碳原子之间。在途径
3
中,裂解则发生在间位碳原子和对位碳原子之间。对羟基苯甲酸乙酯中与羟基对位的羧酸酯基碳原子,也可能参与
C
2
-
和
C
4
-DBPs
的形成
。
图
3
:
13
C
标记的对羟基苯甲酸乙酯生成
13
C
标记的
C
2
-
和
C
4
-DBPs
的分布和一致性
对于
DiCl-AA
,在
EP5
的氯化反应中,
13
C−DiCl−AA
是主要产物,这表明
EP5
取代基中的
13
C
酯羰基碳原子通过途径
4
参与了二氯乙酸的形成过程。进一步来说,在
EP1
的氯化反应中观察到的未标记二氯乙酸,可归因于途径
1
、途径
2
;而在
EP4
的氯化反应中检测到的
13
C-DiCl-AA
,则可归因于途径
2
、途径
3
。总体而言,途径
2
和途径
4
是对羟基苯甲酸乙酯氯化过程中导致二氯乙酸形成的两条环裂解途径
。
对于
TriCl-AA
,在
EP5
的氯化反应中未检测到
13
C-TriCl-AA
,这表明酯类取代基无法通过途径
4
转化为三氯乙酸的羧酸部分。因此,途径
1
、途径
2
和途径
3
是三氯乙酸形成的主要途径。
对于
Cl-MA
,在对
EP5
进行氯化时,
13
C-Cl-MA
被观察到是次要产物,这表明
EP5
中的
13
C
羰基碳通过途径
4
参与了氯乙酸的形成。对于
EP4
,
13
C-Cl-MA
的形成表明途径
1
参与其中,而作为主要产物的
13
C-Cl-MA
的形成则表明途径
2
、途径
3
参与其中。此外,来自
EP4
的
13
C-Cl-MA
的二级质谱图显示,从前体物质中裂解出了未标记的
CO
2
,这支持了
13
C
标记位于烯烃部分而非羧酸基团上。总体而言,这表明途径
3
不参与
13
C−Cl−MA
的形成,其形成主要归因于途径
1
、
2
和
4
。
对于
BDA
,就
EP5
而言,未检测到
13
C−BDA
,这表明取代基中的羰基碳原子并未参与
BDA
的形成过程,因此可以排除途径
4
作为其可能的形成途径。在
EP4
的情况中,仅观察到
13
C
2
−BDA
这一种产物,这意味着途径
1
是导致丁烯二醛形成的唯一途径。
表
1
:各反应途径对
Cl-MA
、
BDA
、
DiCl-AA
和
TriCl-AA
生成的贡献。
所呈现的值是根据五种对羟基苯甲酸乙酯的结果计算得出的平均贡献值;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实际计算结果的范围
。
为了评估所涉及的环裂解途径对
C
2
-DBPs
和
C
4
-DBPs
形成的相对贡献,我们比较了在每种对羟基苯甲酸乙酯氯化过程中观察到的
13
C
标记的
C
2
-DBP
和
C
4
-DBP
物种的丰度(即峰面积)。此外,为了对所有对羟基苯甲酸乙酯进行对比分析,我们计算了每种
13
C
标记的
DBP
在最高生成浓度下相对于所有
DBP
总丰度的丰度百分比。尽管
13
C
标记的
C
2
-DBPs
和
C
4
-DBPs
种类的相对丰度在不同的对羟基苯甲酸乙酯之间有所不同,但所有对羟基苯甲酸乙酯的每种环裂解产物的总丰度相似。这些结果与同位素标记化合物的电离效率不受稳定同位素标记影响的观点一致,并且进一步表明,在酚环中引入
13
C
标记并未显著影响
C
2
-DBPs
和
C
4
-DBPs
形成的环裂解反应。因此,这些百分比代表了在对羟基苯甲酸乙酯氯化过程中,每种不同的环裂解途径对
C
2
-DBPs
和
C
4
-DBPs
形成的贡献。此外,这些百分比已根据
13
C
的天然丰度进行了调整。为了确定每种途径的贡献,每种对羟基苯甲酸乙酯的结果可视为独立观察值。因此,所有对羟基苯甲酸乙酯的综合结果建立了一个多元线性方程组。在此,每种途径对
Cl-MA
、
BDA
、
DiCl-AA
和
TriCl-AA
形成的贡献可被视为变量,其二元系数为
0
(表示无贡献)或
1
(表示有贡献),每种对羟基苯甲酸乙酯中
13
C
标记的
C
2
-DBPs
和
C
4
-DBPs
物种的相对丰度作为常数。从这些方程得出的解揭示了每种途径对每种
C
2
-DBPs
和
C
4
-DBPs
的贡献范围(表
1
)
。
几十年来,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探究芳香族化合物,尤其是酚类物质,是如何通过环裂解机制转化为小分子量消毒副产物的,这其中也包括受管控的卤代乙酸(
HAAs
)。本研究详细评估了酚类化合物形成
C
2
-DBPs
和
C
4
-DBPs
(包括具有毒理学隐患的
DBPs
)的途径。对四条环裂解途径的识别,让我们对酚类氯化过程中
C
2
-DBPs
和
C
4
-DBPs
形成的基本机制有了更全面的理解。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了直接证据,表明二氯乙酸(
DiCl-AA
)和三氯乙酸(
TriCl-AA
)是通过不同的反应途径形成的,这证实了之前基于酚类氯化过程中这两种
DBPs
不同生成模式所做的推断。途径
4
(酯基转化为羧酸,生成二氯乙酸和
Cl-MA
的关联性,凸显了取代基对环裂解反应的重大影响。最后,尽管近期研究主要聚焦于酚类氯化过程中作为
DBPs
的氯化
1,4-
苯醌的形成,但本研究表明,氯化
1,2-
苯醌很可能是生成
α,β-
不饱和
C
4
-
二醛的关键中间体。识别这些反应途径,有助于找出相关前体物质,如天然有机物(
NOM
),这对于理解有毒
DBPs
的形成至关重要
。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有毒DBPs的形成,未来的研究应着重于表征中间体的(转化)过程,比如氯化1,2-苯醌。我们的研究结果还强调,不能仅关注目前受管控的HAAs和三卤甲烷(THMs),还需确定C
4
-DBPs及其他非管控DBPs可能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的影响。对于某些难以用现有方法检测的DBPs,如α,β-不饱和醛,应探索新的分析方法。固相反应导向萃取(SPREx)以及用于液相色谱-高分辨质谱(LC-HRMS)分离的混合模式柱或亲水相互作用色谱(HILIC)柱,与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在解决现有分析局限性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最后,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使用同位素标记化合物(包括
13
C标记的其他酚类),以进一步阐明消毒及其他旨在去除有机污染物的氧化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生成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