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姐姐”到“妹妹”：打工妹跨境遇形塑问题研究
作者：卫小将 何芸
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20162 期 第 160-166 页
摘要：打工妹作为一种社会身体并非天生的，而是由农村(父权)和城市(资本)两种微观物理环境形塑而成的。前者通过塑造“类母亲”、“家中客人”、“劳作”和“认命”的身体，激发其“反哺”和“报恩”情愫，进而生产出一种中国式“姐姐”(勤劳、朴实、顺从、忍让、缄默、照顾、牺牲等)。而后者通过贬抑劳动力价值开发身体的外在价值，诉诸恩威并重的规训技术，强化底层身份和利用贤惠等制造出一种驯从的“妹妹”(弱小、廉价、有吸引力、勤快、细致、无抗争、易控制等)。“姐姐”与“妹妹”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父权与资本相互勾连、前后承接、交错运作，轮番打造出的一个缄默共同体。
关键词： 打工妹 形塑 姐姐 妹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乡人口流动壁垒的逐步消除，中国社会也迅速成为一个为全球生产，提供大量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世界工厂”①。由此也衍生出一个庞大的群体“农民工”，这是一个身份与职业交织掺杂并趋于固化延续的阶层，所以有了
“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甚至“X代农民工”
的提法。
也因此，农民工问题成为了学界追逐研究的热点，主要聚焦于社会排斥、社会融入，支持网络构建、保障机制探索、社会权利维护、社会身份认同、生命历程困境、心理干预策略，等等。
总括而言，学者们关怀的指向在于农民工如何才能结束一种中间性的模糊状态，顺利过渡为城市人，并与城市居民平权。纵观这些研究，对于推动底层群体发声，凿掘制度硬壳无不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诉诸一种批判反思的视角来看，目前的研究尚有几方面的不足，
一是“性别识盲”现象的普遍存在
，在大部分研究者的所指，“农民工”确乎只是一个大写的“他”，而“她”则被本能的忽略和屏蔽了，且宏大巨型话语充斥其中，尤其缺少以“她”为主体的生命叙事的研究。
二是以女性农民工(打工妹)为焦点的研究似乎又有一种“性别偏袒”的嫌疑
，将女性剥离了农民工(阶级或公共性)的语境，潜在的还是将其等同于婚姻和家庭生活，因此大都围绕其微生活领域开展的研究，缺乏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讨论。
三是现有的研究并不能清晰细腻地呈现出农民工是如何塑造而成的
，或许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认为农民工是制度和结构的产物，而制度和结构又是如何作用于他(她)们的，具体的运作过程是怎样的，则缺少深入的讨论。有鉴于此，探索一种涵盖性别、生命故事、公共空间、身份转化及形成过程的研究仍具有现实意义。
鉴于这样一些研究诉求，与之相呼应者甚少。香港学者潘毅在其《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一书中展示了打工妹在国家、文化与资本合力作用之下痛处、梦魇和尖叫的身体，她认为打工妹这些身体的反应是一种抗争次文体的形成，是一种阶级在特殊场景中的呈现。②
这样一个结论背后的依据是，中国社会有组织的打工阶级的形成道路被阻塞了，但是各种劳动反抗和日常生活抗争会不断上演。无论这样的结论在现实层面上的体认程度如何，潘毅的研究都呈现了一个性别的、阶级的、底层的、生命的、形塑的和抗争的社会身体——打工妹的生存图景。
沿着这样一项有意义的研究，我们开始有了生活触动和学理上的关怀。潘毅细致入微的再现了打工妹被规训和抗争的身体，这里包含着国家、全球资本与打工妹两股力量的角逐与拉扯，也暗含着打工妹抗争主体和阶级的逐步形成。或许是研究场景的不同(潘毅的研究主要在工厂，对于家庭、饭店和宾馆等领域并未涉足)，抑或是研究者背后的理论与视角的差异。
任何研究可能都是一种“光”与“影”的组合，在潘毅研究的“光”背后，我们也尝试去发现一种“影”的景象。
其一，在现实的生存境遇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一个个极容易被驯服的个体，她们的隐忍和顺从着实令人出奇，“在人屋檐下，哪敢不低头”、“出门在外，当忍则忍”成为了她们生活中一贯恪守的处世哲学。
我们并不否认她们偶有所谓的“弱者的武器”和“日常生活的抗争”，但这些在强大的资本力量面前似乎已经敦化或可以忽略不计。
这里我们最为关注的是究竟什么样的力量将这些鲜活的生命主体驯服为客体，李静君在《性别与南部中国的奇迹：打工妹的两种世界》一书中提到深圳工厂使用“地方专制式”(localistic despotism)塑造方式，即使用严厉的纪律操控来管理外来的农村女工，利用工人的家乡网络，建构女工的“打工妹”身份。③
这里我们需要反问的是，只是工厂的规训技术与艺术吗，如若是这样，现代性的工厂无论在那里都能制造出“中国式”(善良、温顺、朴实、肯干)的打工妹，而现实却并非如此。由此可见，国家、资本只有作用到中国式的女性身体之上才能起到强有力的规训效果，正如布诺威所说，传统工业社会学的研究忽略了工人们带到工厂的“价值”与“倾向”。④那么，中国式的社会身体与特质又是如何塑造的，恐怕还要追溯到打工妹“脱域”前的生活境遇——农村生活中找寻父权的规训话语与技术。
其二，当下打工妹的阶级意识很难说已经形成，或者她们压根就没有所谓的“阶级意识，即便有也是支离破碎的。
英国学者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强调了“斗争”比“阶级”本身更重要，⑤换句话说阶级意识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而打工妹被分散在工厂流水线、家政安保、宾馆饭店、保健按摩及其理发店等诸多的领域，担当一种她们俗称的“伺候人”的角色，流动性成为一种常态。
她们对于这样一种身份更多地表现出“群体内的相互不屑，群体外的集体自卑”景象，她们将自身的处境归咎于“命”与“运”，唯一的出路就是挣取更多的钱。斗争对于她们来说是“乏力”的，共同体的意识对于她们更是陌生的。其三，打工妹已经被生活本身裹挟和包围了，在消费主义社会的笼罩中，生活的重负不断地将她们塑造为一个赚钱的机器。
埃尔德曾说，生活机会取决于历史情境，同时也取决于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⑥
或许这便是底层的生存哲学和生活逻辑，她们无时无刻都怀着“报”的情愫，每一个电话，每一张照片，每一笔汇款，每一件衣服，每一次节日，都承载着对于家的责任与眷恋。
由此，打工妹超越“家”的阶级意识实在是难以形成。基于上述的“影”，我们可以尝试提出研究问题，打工妹作为一种跨境遇的社会身体，具有一种隐忍、善良、灵巧、细腻、包容的特质，这恰好契合于资本的需求。而这些特质并非只是现代工厂技术塑造的产物，也包括跨境遇前农村生活情境的参与塑造，即前者的塑造为其成为打工妹奠定了基础。
用夏林清的话说，对家人的悬念与家境的改善是认命劳动的火力动能，学校教育的规训与工厂威权管理轻易省事的相应扣合着，这一接轨机制管束了青少年的生命力。
⑦借此来看，打工妹的特质是如何在过往情境中被塑造的，又是如何被资本利用和重塑的，我们将通过“姐姐”(传统)到“妹妹”(现代)的跨境遇转换来窥探形塑的过程与技术。
姐姐的生成与隐喻：农村(父权)境遇中的形塑技术与路径
黑人女性主义学者胡克斯曾说：“当一对黑人夫妇的孩子从子宫里出生的时候，人们首先考虑的因素是其肤色，然后才是性别，因为种族和性别将决定孩子的命运。”⑧
而对于一对中国农村夫妇来说，或许性别和户籍才是孩子出生后首要考量的因素，因为性别和身份决定了孩子的未来，前者是先赋的，无法改变，后者虽是自致的，但能改变者甚少。
基于这样的情势，大多数农村年轻女性会怀揣梦想去城市寻求改变，但等待她们的是诸多制度和结构的阻滞与排斥，于是一个新的“打工妹”群体便生成了。
不仅如此，这个群体的特质被资本相中且使用的得心应手。由此，打工妹(特质)并非天生的，而可能是在农村和城市两种境遇中塑造而成的，这些境遇中的权力运作便类似于
福柯所谓的“微观物理学”
。
借此概念工具我们重点管窥农村境遇中女性的形塑问题，经过长期的革命运动、平权话语及其时代的流变，那种针对女性表象的、公开的和敞景式的占有、操纵和排斥已经逐步隐退，一种无形强制的、肉体的、隔离的和隐蔽式的规训力量渐次形成。
正如福柯所言，施加于肉体的权力不应被看做一种所有权，而应被视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被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运作。⑨
这一系列的规训技术与策略都弥漫在女性的生命历程当中。而我们知道，中国社会历来有儿女双全的生活愿景，但更有生男偏好的生活铁律，事实上，前者是以“儿”为中心的，“女”是一种点缀和附带，更重要的是在许多生活情境中是以“女”的牺牲来成就“儿”的未来，而这种牺牲和成就是潜在的男女不平等，我们就是要致力于捕捉这种情景是如何塑造的，其话语实践技术是如何运作的。
鉴于这样的研究指向，我们尝试选取“姐姐”话语的生成与隐语作为研究进路，进一步窥探对女性形塑的力量与功效。
姐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个称谓，辞海对于其含义的阐释有二：一是同父母(或只同父、只同母)而年纪比自己大的女子；二是同族同辈而年纪比自己大的女子(不包括称作嫂的人)。
从其原始意来看，“姐”与“祖”的上古音都属于鱼部精母上声，在中国象形文字中，“且”是男根的图形，⑩而“女”是一个被反绑作跪地状的女子，有隶属和从属于男性之意。此外，《说文·女部》中谓“姐，蜀谓母曰姐”。(11)由此不难理解，姐一词除了作为对长者女性的称谓之外，还包括被男性主宰之意，这两层意涵交织在一起就是从属于男性的长者女性，其隐喻意或可能是母性的、肉体的、感性的、包容的、照顾的、温柔的、从属的、奉献的、牺牲的、被动的、逆来顺受的。
这些意涵和特质并非是一日生成的，也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农村社会的情景和男权话语技术的砥砺与打磨不断形成的，人们之所以会浑然不觉，是因为我们时常被一种“儿女情长”的温情所遮蔽，或因为被压迫的人一旦没有希望，常是奇怪的变成缄默、哑巴的一群，她们一旦认为改变无望，便丧失了对不满的描写与表达的能力，以致使人误会到不满的事实根本不存在。(12)
鉴于农村境遇中形塑话语和技术的复杂性与持久性，我们没有办法呈现其全貌，然而可以通过生活中为大众熟知的场景与片段进行窥视。在农村社会中强调男性优于女性的话语一直存在，在儒教秩序里，女人演变成被施威的对象，女人们封建社会和儒教体系永远的异乡人和流浪者，没有资格进入契约仪式，她们作为内宅，也必然嫁入别人的家庭。
她们受制于作为父权延伸物的母权；她们被要求具备绝对的孝行和对家庭的服从。(13)直至今日这些伦理印记依然存在，不论女性在家庭同辈中作为姐姐或者妹妹，每当哥哥或者弟弟在场时，她们很自然地被强调和凸显“姐姐”的特质。
首先，她们总是被形塑为“类母亲”的身体而处于边缘位置。在许多打工妹的农村生活经历中，大都有过照看弟弟或从属于哥哥的经历，当家中的弟弟出生或者在长于自己的哥哥面前，她们很自然的被忽略了。
尽管她们以各种“倒退”的行为来引起父母和祖辈的关注，但基本是徒劳无益的。
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她们不仅要学会一种边缘化的生活方式，更被要求以母性的角色出场(作为姐姐要照顾弟弟，作为女孩要懂得体贴哥哥)，要承担全部和部分照顾弟弟的任务，也要学会去用一种母性的温情去关照自己的哥哥，即我们所谓的“姐姐如母”，实施上就是被塑造成为家庭中的“第二个母亲”。
这种类母亲身体的塑造使得多数打工妹不论身处何地总会顾家、恋家与念家，同时也使她们将对于家庭及其他成员的牺牲视为一种自然。这也是促使许多打工妹虽然身在城市发展艰难，但依旧会坚持的动力源之一，因为她们肩负着对于家庭无尽的责任。
其次，她们被形塑为故乡的“他者”和家庭中的“客人”，进而会激发出一种“反哺”和“报恩”的情愫。
女性一出生就将意味着是“别人家的人”，嫁出去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因此，她们在家里只是暂住，
是家里的“外人”和熟人社会里的“陌生人”。
她们不断地被告知是依靠父母的仁慈和恩惠所“养着”(养儿是天经地义的，女儿是为别人养的)。这种话语经常被重复着：“儿子再赖是条根，闺女再好是门亲”、“女儿远嫁是外人”、“九个闺女不如一个瘸腿儿”，甚至河南农村埋胎盘习俗都是“儿子(胎盘)埋在院中间、顶天立地男子汉，闺女(胎盘)埋厕所、迟早都要嫁外边”。(14)
虽然时过境迁，男女平权甚至女性优势的话语随处可见：“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关爱女儿就是关心自己的晚年生活”、“家有三(个)儿不如一(个)女”等等，但这也从反面说明女性在农村边缘化的处境依然存在。不仅如此，多数农村女性对于家庭财产的继承权依旧是被排斥在外的。
这种话语和空间的交织作用使得女性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并强化了她们的家庭“过客”心理，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边缘状态和心理使她们滋生了“报恩”情怀，甚至这种情怀超越了男性，这或许也是近年来“家中有儿却靠女养老”现象的解释之一。
因为在她们的预期图式里相较男性压根就没有奢望成为所谓的“中心”，“边缘”或许已经是超越预期的“恩惠”了，她们对于家庭从来没有过多的奢求。因此，不管是作为姐姐或是妹妹，都要彰显出一种姐姐的风格，出嫁之后以“彩礼”、“回娘家”和“贴补家庭”等各种物质和精神的形式回报家庭。这也是促使打工妹通过各种形式向家里汇款和寄衣物的重要驱动力。
再次，她们被形塑为男性的附属和生命的“客体”，对生活境遇的掌控是极为有限的。
在与家庭同辈的男性资源竞争中要学会姐姐式的包容与谦让，更要学会用一种“认命”的逻辑来解释自身不利的处境。
毋庸讳言，在许多资源稀缺的农村地区，衣服、食物、玩具及其教育等都成为一种奢侈品。每当女性与男性在这些资源争夺中遭遇时，最后获胜的永远是男性，这似乎与长幼无关，与哪一方更需要也无关，主要是由性别优势决定。
有一种生活场景是为多数中国人经历或熟知的，一个贫困家庭难以同时担负两个孩子(男、女)上学的费用时，父母惯用的策略是通过抓阄(听天命)来决定哪个优先获得教育权。在这里我们也常会发现一种男性的“不落空”和女性的“常落空”现象，成绩的优劣并非考虑的因素，如果是“姐—弟”的竞争，那么获胜的是弟弟；反之，如果是“哥—妹”的竞争，获胜的就是哥哥。
而这种结果常被解读为是“天意”。所谓的“天意”实质上是一种“父权意志”的操作化，主导者是父亲，参与和强化者就是母亲。一方面，父亲会强调“手心手背”都是肉(对儿女的爱是一样的)，所以采取公平的方式，同时也会强调男性的优势——男孩是家里的未来，同时塑造女性的弱势——女孩理性和逻辑思维差，上高中后学习就跟不上了。
这些都在为女孩永远抓不到阄的结果作铺垫。另一方面，母亲以一种软化的形式极力助推结果的形成，如果是姐姐，她会强调“让着弟弟”是姐姐与生俱来的品质，如果是妹妹她就会强化“哥哥读书”对家庭的重要性，女孩不读书还可以通过婚姻来改变，男孩不读书恐怕婚姻都没有。
这一系列软硬兼施的策略意在将女孩打造出“姐姐”的特质，最终归结于是自身的“命不好”。这也是许多农村大学生慨叹：如果没有姐姐(妹妹)的牺牲，就没有他们的今天。当然，如果没有这样的策略，许多打工妹也就不会成其为是“打工妹”了。
最后，她们被形塑出“劳作的身体”和“缄默的性格”。
这一点是似乎是较为矛盾的，在农村父权制运行和日常生活逻辑中一则需要女性的“柔弱”、“顺从”并“诚服”于男性；二则又需要她们与男性一样作为劳动力和家庭经济的支撑。而后者如果凸现出来，女性就可能在家庭中拥有一定话语权，进而悖反前者。
由此，女性不必在家庭中表现出所谓的“贡献”，她们从小到大要学会“勤快”，大部分时间在从事微不足道的“琐事”，如田间劳作、喂猪养羊、做饭洗衣、照顾老幼，等等。这些对于推动家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因为没有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是没有“价值的”。
这种假象一直制约着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话语权，逆来顺受不同程度的表现在各种情境中，尤其以被安排的婚姻居多，农村地区以往较为盛行的“交换婚”和“转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女性这种“劳而不语”的状况直到成为打工妹直接往家里寄钱时，才有了一定的改观，也突出了她们对于家庭的价值。
但这种任劳任怨、勤快缄默的姐姐特质已经被形塑而成，每一个打工妹勤快的背后都可能担负着爷爷奶奶的养老、爸妈的医药费、哥哥的彩礼、弟弟的学费、盖新房的费用，等等。这些都成为她们埋头劳作的压力与动力。
综上可知，姐姐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称谓，更是一种被建构和打造的性别共同体，她可以拓展出勤劳、朴实、柔弱、顺从、谦让、缄默、照顾、牺牲等多种意涵。无论长幼，只关乎性别，她们都要被通过各种话语、技术与情境形塑出“姐姐”的特质，不论这种形塑是有意的或是无心的，这种特质会在她们身上留下规训的印痕。
这或许就是中国男性都觉得“有一个姐姐是多么幸福的事”、“女大三抱金砖”等，其实他们青睐的不是姐姐本身，而是她的隐喻意和特质。这种特质也是她们具备了成为一个打工妹的“天然”条件。
妹妹的生成与隐喻：城市(资本)境遇中的形塑技术与路径
德莱赛在其著名的《嘉莉妹妹》一书中叙述了美国社会转型时期乡村女性嘉莉到城市“逐梦”的故事，驱动主人公离土进城的是一种“只要过得比现在好就是幸福”的信念，(15)她先后经历了“梦想——堕落——幻灭”的生命历程。该书告诉我们，“美国梦”永远是令广大的普通劳动贫民黯然神伤的虚幻梦想，这种梦想甚至“通过一条罪恶的道路”也很难达到。
(16)令德莱赛没有料想到的是，一百年后的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几千万追逐“城市梦”的“嘉莉妹妹”，只不过她们被称作打工妹。如果我们赋予姐姐一种传统和保守的意涵，那妹妹一定是一种现代性的符码，她们的身体、语言和生活方式已经不断地朝着现代化迈进，但她们的身份却遭遇了现代社会的拒斥。因此，打工妹是一个兼具性别(女性)、年龄(青春)、身份(农民)、状态(流动)、职业(临时底层工作)等多重含义的概念。(17)
其中“妹”是一个最为资本所相中的资源，无须赘述，妹妹一般指对比自己小的女子的一种称谓，相对姐姐而言，妹妹更有一种青春、娇小、灵活和柔弱的意涵。资本在挖掘姐姐特质的基础上，又不断形塑和拓展着妹妹的意涵，即在柔顺的姐姐身上制造一个柔顺肯干的妹妹。
这种柔顺肯干类似于布诺威所说的自发奴役(制造同意)，而自发奴役是与各种微妙的制度与技术不可分割的。如下将作进一步的阐释。
其一，贬抑女性劳动价值的同时却致力于开发其身体的外在价值，通过抑前扬后来获取利润，整个形塑过程让打工妹浑然不觉。
前文已述，农村“姐姐”的劳动大都没有以一种“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一种无价值感的假象。这种假象一方面造成女性对自身价值的“内在不自信”，另一方面造成资本对其价值的公开贬抑和劳动力的买方市场。
尽管近几年出现所谓的“用工荒”，这似乎主要指男性劳动力市场。一般女性劳动力的工资在同等条件之下总会低于男性。对此，资本惯用的解释兼形塑性话语有：
“男女怎么能一样呢？女孩天生瘦弱，干活都没有什么力气啊!”；
“女孩嘛，工作就是一种附带，赚点自己的生活费就可以了，将来总要嫁人靠男人养的……”；
“现在工作这么难找，又是女孩子，比起在老家种地，这(工资)已经很多了!”；
“不用多说，你自己还不知道一个农村女孩(劳动力)值多少钱吗……”；
“既没有文化，又没有工作经历，我们招你(工作)就是一种照顾!”；
“不干也没关系，现在有的是人干，大学生都找不着工作，在后边排队呢，一个农村女孩能有什么前途啊……”。
这些话语尽管在不同劳资对话情境中的排列组合是不一样的，但实质上都是在强化和贬抑女性的劳动力价值。这也是导致许多打工妹在劳动力市场上自发缄默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资本同时也在狡诈地挖掘着妹(青春)的意涵，众多的打工妹招聘广告中，我们几乎都可以发现一条相同的内容：
“20岁左右，未婚，相貌好、气质佳、热情开朗……”。
而且尤其是在服务行业更会通过各种话语技术来凸显打工妹的外在形象：
“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一定要摆脱农村的那种土气……”；
“要学会打扮，女孩子嘛一定要懂得美!”；
“要懂得向客人微笑，打招呼，学礼仪，会化妆……”；
“穿着要性感，学会妩媚，一个女孩如果没有回头率就是一种失败……”；
“你的成功完全取决于你的打扮……”
等等。这些都是资本增值的工具和手段，但却被视为是女性的一种本能，而不是“技术”和“价值”。由此可见，打工妹虽然可能从外在摆脱了逐步“姐姐”的土气，但内在却被流动的父权和资本规训的更为深入了。
其二，通过恩威并重与软硬兼施的形塑技术触及打工妹的身体、道德与灵魂，使其成为一个驯从的劳动者。
无需讳言，打工妹在“姐姐”时代受到父权的规训与宰制同时也获得到某种程度的庇护，当她们来到城市后这种庇护开始断裂了，随之被抛向了各种工作境遇中。
与此同时，她们要开始由一种“自然生活”过渡到“科学工作”的状态，也要开始由“情感断乳”走向积极“移情”。
在此，资本惯用的手法是软硬两种策略，一方面，强调硬的规章、制度和纪律，如制定程序化的工作时间和流程，每一个时间点都有详细的安排，奖优惩误。当然，这种安排已经开始巧妙地突破了传统上监视与被监视的关系，将每一分钟或每一次失误都与货币(收入)紧密联系起来，使得打工妹处于一种自我监视的状态，更激发出了一种机器人式的“姐姐”特质而愈发踏实肯干了。
另一方面，资本也开始一改科学理性和冷冰冰的控制面孔，施展一种弱性和“人情味”的策略。美国学学者张鹂通过北京丰台“浙江村”的研究指出，温州制衣业内部经常使用一种“家庭”意识形态的管理方式控制打工妹，(18)老板经常以一种“家长式”的身份出场，比如给迟到女工的脸色和责骂，代她们管理工资，一年一结(表明是怕她们挥霍，实质是一种控制)等。
这种现象在打工妹的各个工作领域中都极为常见，尤其是在服务行业，很多老板用一种拟亲属化的方式与打工妹拉近关系，如称呼老板为“大哥”、“大姐”等等，老板开始扮演一种“照护者”的角色，
“你们的父母把你们交给我，我就得对你们负责，以后要努力干活，有什么事都要听我的……”；
“自己人，不要老是谈钱，谈钱多伤感情，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你们就是在为家里干活……”；
“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凭良心说我把你们当自己的孩子对待啊，你们不努力怎么对得起我”。
这样一些假慈悲和假慷慨的策略挖掘和复制了“姐姐”反哺和报恩的情愫特质，使得她们受到盘剥和控制的时候变得沉默了。正如王爱华的研究所揭示的，尽管女工可以从家庭内部传统的男性支配当中挣脱出来，但她们在车间(工作场域)内部同样会遭遇另一种现代的、制度化的男性支配。(19)这或许便是在姐姐基础上塑造出来的妹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