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实经常能够帮助到别人，并且觉得能作为别人转变和被治愈的见证者是无比美好和令人惊叹的一件事。但在我的故事中，这个“为什么”其实有些别的更具体的来由。
我从一个机能不全的家庭长大，是其中最大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我说“机能不全”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任何人被性虐待过或是忽视过；也不是说家里有哪个成年人饮酒过多（其实除了偶尔喝点红酒，家里谁也不爱喝酒）或吸食毒品。
我两个弟弟和我都丰衣足食，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表面上看，我们在我们的文化和社会阶层（中产阶级东欧犹太裔）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然而，我还是能够回忆起我的家族里很多的不幸。那些不幸形成了我对人类行为的极大兴趣，使我的自我能力 (self-capacities) 得到发展，以致于让我能够成为今天这样的治疗师。
我有一个顽固的、易怒的、自恋的父亲，和一个抑郁的、时常伴有述情障碍的母亲。由于虔诚地信奉正统派犹太教，且在20多年前移居回到以色列，我的父母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但在我小的时候，他们俩都还沉浸在自己作为第一代犹太裔移民的长子（女）的痛苦童年经历中。
还算比较幸运的是，我父母的痛苦通常不形于色。直到我6岁以前，他们两个都还过得比较开心，也很合得来，好像他们内心的痛苦被他们人生所取得的成功所掩盖了。我父母都考上了大学；他们找到了彼此，还不顾我祖父的反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我父亲是个优秀的工程师，他们俩在一个有良好公立学校的城郊建起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家。
在我早年成长中最重要的几年里，我父母的功能还比较强，也帮我建立了安全的依恋关系，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
但在我一年级的暑假之后，一切都变了。我的母亲陷入了一场可怕的产后抑郁，并被施与了电击疗法，以当时1959年的方式。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她当年的精神科医生给了她两个选择。一个是长程精神分析，但我母亲当年根本负担不起；另一个就是“见效快”的电击疗法。她选择了她以为对她和对她的家庭更好的方式。
于是，患抑郁症之前的那个她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而那个从医院回来之后住在她身体里的人，再也不是我认识的母亲了。那之后的很多年，在我参加过很多次心理治疗之后，我才真正能够表述清楚我所经历的那场失去。
然而，母亲仍旧是抑郁的。每当我回到家，我都能嗅出屋子里透着的抑郁的气味，因为那种瘴气弥漫着我之后很多年的童年生活。我年轻的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压垮了，并在我之后的童年里变得越来越易怒、越来越可怕。
从那以后，我就变成了我父母的“父母”。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决定要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并让一切都好起来。我必须对我周围微妙的人际关系和复杂的情感保持敏感，并慢慢摸索如何能够平息父亲的怒火、如何让母亲从抑郁中走出来、如何陪伴我那年幼的弟弟。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身边熟悉的女性治疗师也多多少少有相似的经历。我之所以分享我的经历，不是为了博取同情，更不是想要怪罪我的父母，因为当年的他们只是一对得到了愚蠢的治疗建议的、心理脆弱的年轻夫妻。他们已经尽自己所能做到了最好。
相反，我想说的是，遭遇不幸的家庭经常能够因此激起孩子的好奇心，并要求他们发展出适合做心理治疗师的一些技能。
我学会去观察，去发现规律，去采访家属（我的姨母；还有我后来的姥姥，她曾经差点结束了自己和她女儿的生命）。我还学会了，当有个人对你怒吼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保持冷静。深呼吸。尽可能别哭，因为这好像会让他们变本加厉。找出怎么样才能慢慢平息他们的怒火。顺从。）
母亲寻求自助的过程，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持续性抑郁障碍 (dysthymic disorder)，也了解了行为激活 (behavioral activation) 和培养掌控感能对抑郁情绪提供有效帮助。我明白了什么是脆弱无助的感觉，也学会了怎么去面对、去解决比自己渺小的存在要大得多的问题。所有这些经历都让我更有同理心，让我能够与许许多多后来走进我咨询室的人们找到强烈的共鸣。
在我的家变得支离破碎之前，我只是一个有点以自我为中心的、普通的小姑娘。而在这场打击之后，我必须学着协调，学着理解，因为家里的每一寸空气里都充斥着大人们痛苦的情感，而我能够不因此而窒息的唯一办法，就是与这一切达成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