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杂谈：农民如何致富？土地制度改革是关键

土地兼并是激化古代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何历朝历代都未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呢？很多人将其归结于古代实行土地私有制，这是对历史的误解。恰好相反，中国历朝历代的土地兼并皆源于 “农村土地朝廷所有制 ” ，而非真正的私有制。

自秦以来，历朝历代都推崇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即天下所有土地都属于皇帝。这为皇权及其附属的皇亲国戚、各级官吏侵吞农民土地、剥夺农民财富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封建王朝，官与民争利虽不合理，却是合法的。这种状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扭转。

真正的土地私有制是指国家通过法律保护农民对土地的自由处置权，包括自由耕种、租赁和买卖的权利。任何人或组织，包括皇帝和官府，都不能强买强卖。正如一句名言所说：“这片土地是我的，风能进，雨能进，阳光能进，国王不能进。”这才是真正的私有制。

如果法律和官府保护农民自由处置土地的权利，确保买卖双方自愿、平等交易，土地兼并就难以发生。如果买方占不到便宜，就缺乏兼并土地的动机，农民更不可能轻易贱卖自己的土地，因为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那种认为土地私有制导致土地兼并的观点，是对历史的无知，忽视了农民在历史中的被动地位。农民又不傻，只是畏惧强权被迫贱卖，农民手中的地契在皇权面前一文不值。

历朝历代不论谁当皇帝，政治上都推行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即天下所有人都必须听命于皇帝；经济上实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在农业社会，土地是财富的主要载体，垄断了土地就垄断了社会财富。权力垄断必然导致财富垄断，当社会财富被少数权贵彻底垄断后，无法生存的农民只能揭竿而起，这是历朝历代都无法破解的死循环，所谓“王朝更替，治乱循环”。

土地和劳动力是农村的核心经济要素。历朝历代一方面通过户籍制将农民长期捆绑在农村，限制他们进城务工或经商，人为压低劳动力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土地朝廷所有制”，为权贵低价掠夺农民土地创造条件。

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淡化了存在2000多年的户籍制，农民除了种地外，还可以进城务工或经商，农村劳动力的价值得到极大提升，农民收入快速增长。这些年国家还积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极大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例如，家庭联产承包制充分保障了农民的自主耕作权，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然而，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我们应该吸取历史教训，明确农村土地农民所有制，走市场化、法制化之路。

目前农村耕地和宅基地的产权属于村集体，但村集体由谁做主呢？地方政府、村干部，还是农民呢？现实中往往谁的权力大就由谁做主。由于农民没有产权，无法与城市资本直接交易，而地方政府却可以去农村低价征地，然后高价转卖给地产商，本该属于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变成了地方财政收入。

“无恒产则不富” ，以下三组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深刻揭示了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1、2000年我国广义货币M2为13.46万亿，2024年增长到313.53万亿，翻了24倍；

2、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元，2024年增长到23119元，翻了约10倍，明显低于货币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