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大学生思想、经历的交流平台“围炉”采访了单读主编吴琦，围炉作者杨晨就《单读》本身及严肃文学的时代困境、文学传统和启蒙叙事在当今社会所处的地位等问题与吴琦一一交流，以下为这次对话的全内容。
吴琦率领的《单读》杂志在当今的时代似乎是一个“异类”。他们既坚持小众的文学审美和深入式的阅读体验，又正面迎合大众媒体泛娱乐化的潮流。当背靠启蒙意识与终极关怀的传统知识界集体失语之时，《单读》却从黄金时代的幻梦中醒来，试图打通文学与日常生活的通道。走出了书房，去对话年轻的一代，“走进了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曾几何时，困扰知识界的还是“作家是否应该拯救世界”的萧墙之衅，如今却“沦落”到文学的危急存亡之秋。明者远见于未萌，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学的衰落和知识分子的角色及社会地位的转型，以祛魅的形式去重新回到叙事的起点，即私人情感表达的共鸣，而非“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唯其如此，“诗歌本身及太阳”才能永生。
围炉：您曾说传统的新闻和文学写作只注重形式的游戏，而忽视内容的核心。那么《单读》是如何去跳出窠臼的呢？
吴琦：我说那句话的时候，并不是在拿一种形式批判另一种形式，而是我希望回到一个非常纯粹的读者的心态，去看这个文章有没有给我带来共鸣，这个作者有没有提供一种对这个世界的新的看法，或者他指出了这个世界上某种重要的问题或者是没有被充分讨论甚至被忽略的问题。而我觉得之前很多的媒体工作也好，或是出版业的工作也好，其实把特别纯粹的读者跟作者之间的这种默契和信任神秘化了。他通过很多的栏目、选题的策划、各种形态的包装，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生产机制。在这个机制当中肯定有一些合理性，因为它会帮助你更有效率得组织人手，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他把原始的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共通性给抹杀掉，让这种共鸣在一个漫长复杂的流程当中消失了。
围炉：所以您在最新的《单读 20 》中把舞台交给尚未毕业的大学生、海外求学的留学生、无名摇滚乐队的歌手，也是去寻找一种读者与作者间的共鸣和共通性吗？
吴琦：是的，我们希望能把眼光放到那些对写作有兴趣的年轻人身上，不再俯视，而是邀请他们登上舞台一起表演。那些文章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些年轻人的创作跟我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我能够理解，他们不理解的问题我也未必就有答案。所以我觉得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对他们写作认识的基础上。
围炉：也许有些人会质疑这些出自非专业的年轻人的文字尚显稚嫩与混乱，您对此怎么看？
吴琦：我并不觉得我们要去彰显这一代的写作是多么厉害，多么的特立独行，所以我并不要求或期待他们给我特别成熟或者特别滴水不漏的作品，因为他们是在历史的河流当中写作，不可能斩断与文学传统的联系。我记得有一篇文章是写两个青少年在密林里行走，逃避家庭和学校的压力，想要在其中找到密林的出路。我当时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觉得找到了那种感觉，哪怕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这种身处密林之中的混乱，明明知道身边都是危机和问题，但是其实自己并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怎么逃开这片密林），这个状态就是这一代年轻人对今天这个社会的一种认知，跟他们心里最真实的感受。那种身处迷雾之中的感觉描述了今天的青年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好像彼此都看不清，互相触碰不到，没有摩擦和真正的冲突，很多讨论都停留在这样一种打太极式的腾挪和躲闪当中。围炉：但是不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今的大学生已经很少通过小说、诗歌、散文等等文学形式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日常生活的感受，取而代之的是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碎片化的文字和更为形象的表情包。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似乎脱离了对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您认为这种变化是否会造成当代严肃文学的衰落？
吴琦：我觉得自己对文学持有比较悲观的认识吧，随着技术的兴起，不管是文学也好，还是任何的其他的人文学科或者是人文精神，其实都正在衰落之中，我觉得这几乎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今天我们用社交媒体的人，我们用短视频的人，我们看快手抖音的人，他们是社会的主流，而且他们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些习惯于阅读跟写作的人会越来越少，我觉得这首先是我们谈论很多问题的一个起点。我自己是接受这个前提的，就是说我接受这样一种极度的不平衡，而且这种不平衡会随着时间的发展继续的扩大下去。但是对我来讲可能最真实的问题在于，当你意识到这样一种不平衡的前提之下，我到底怎么去工作。比较诚实的回答，我还是只能在我比较熟悉和受益最多的这样一种阅读写作的气氛和框架下工作。因为那是我多年的学习和专业训练，使我必须坚持用长篇幅的文字，坚持跟人类漫长人文历史学科当中的人对话，或者让那些过去的人和今天的社会发生共鸣，这不是我所能选择的。当然我们也主动或被动得受到新媒体时代的影响，通过这样的一些行为，使大家保留了对《单读》的认知跟记忆。如今大家都在大海中，潮流的方向似乎也很明显。当你拥有明确的对自己历史坐标的认知的时候，你到底选择往哪个方向游？你可以游向那些正在前进当中的船只，或者你只有自己的一条小船逆着浪潮。但是好在环境也没有坏到要摧毁所有的小船。▲为文学而文学的观念已经“过时”，文学成为了现代商业流水线的产物围炉：您提到单读会主动或被动地受到新媒体的影响，而美国诗人布罗茨基曾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宣称：“除非我们认定，该停止‘智慧’的发展，那文学便应该用人民的语言说话。否则，人民应该用文学的语言说话。”但是，如今很多作家和知识分子却越来越多使用网络用语等“人民的语言”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您认为这两者矛盾吗？
吴琦：你说到文学语言的时候我就会很困惑，什么叫文学的语言？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是很值得去深究的。对于那些声称自己拥有文学的语言或者懂得文学语言的人，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就是去追问到底你所说的文学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我才能够比较明确地去展开讨论，不然它又会变成一个很神秘化的过程。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前提，就是我希望能够把文学也纳入到一种可以讨论的范围，要不要上升到和人民一起讨论。我不确定，但是至少要在所有识字的人面前，你必须有这样的能力和语言去把所谓的文学解释清楚，这是第一个层面。▲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俄裔美国诗人，散文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第二个层面是布罗茨基或者这一代的作家，是那种生活在幻觉当中的一代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历史阶段，所谓的知识精英的社会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也只是在衰落的开始。然而今天大家似乎希望你们停止这样的游戏，看到你们和其他的职业和所谓的人民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我觉得这个历史过程其实跟我们刚才说到的技术也好，或者媒介形态的变化，包括整个教育的普及和全球化的发生，都是同一个历史潮流。在潮流当中，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其实很正常，只不过我们是选择完全站在布罗茨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一边，还是站在其他的社会阶层这一边。
我自己其实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一方面，我当然不能说我自己是人民的代表，因为我是在文化行业的人，天然就是所谓的知识阶层或者是文化精英的一部分。然而与此同时，我又意识到知识精英的身份在今天遭遇了很大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是以非常现实的情况发生的。我们当然可以感叹黄金时代的消失，但今天需要有人去正面回应这个问题，就是回应所谓的知识精英，他们在今天这个社会上的位置到底是什么？他们跟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今很多人只是选边站，我站在精英这边，你站在大众那边，我觉得不是不能选边，而是说你选完了之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被搁置了。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历史的潮流正在向前推进，如果不去搏斗的话，就会搁浅在沙滩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残酷的选择，所以我们要重新去思考文学，包括知识精英，包括一种旧的文学传统和启蒙叙事的表达，在当今社会所处的地位应该是怎样的？它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围炉：谈到要重新去思考文学传统和启蒙叙事在当今社会所处的地位，阿兰·德波顿就认为“ 过去所说的道理，在明天仍有一席之地”。您赞同这种说法吗？
吴琦：其实当我们说叙事的时候和之前说文学一样，这个事情又说不清楚了，因为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叙事之间的差别。其实叙事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在流转过程当中一些核心的东西会保留下来，但同时也在抛弃很多东西。不是我们直接照搬或者直接挽留某种特别纯粹的价值，它就能够实现过去的荣光，而是过去美好的价值必须抛到今天这个汉字复杂、混沌、混乱甚至肮脏的环境里面，让它再经历一波拣选，然后你才能够看到真正被社会接受，或者其价值不可剥夺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好像我们现在比较回避谈的是后面这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过程。很多传统的知识分子他就把脸转过去假装不看，或者假装这一切发生的事情与他无关，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与他非常相关的，他必须得睁眼看到社会发生的现状，然后他才能够带领或者帮助身处这种混乱当中的人去看清楚这个混乱是怎么回事。但是坦白说，我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其实好像很少看到有这样的文章或者是这样的问题去发出，这个是我觉得蛮遗憾的一件事情。 围炉：面对如今汉字肮脏和泥沙俱下的现状，传统的知识分子选择洁身自好，而您却试图打捞出一些新的东西，而不是简简单单批判它。这会让我想起《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屈原的抉择。他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于是选择纵身跳下，逃避现实。然而您刚才所说的就好像是渔父的做法，“不凝滞于物而与世推移。”好像前者，也就是屈原的这种做法反而会被世人歌颂，流芳千古。
吴琦：是的，所以可能这也是阶层的宿命，似乎这个社会希望他们成为某种图腾，希望他们成为牺牲者，甚至是殉道者。他们代表着那种未能完成的梦想，代表着不可能实现的彼岸，可能二十世纪之前的历史都是这样一种呼唤英雄，呼唤为世界受难的这样一种情绪，然后把这种情怀加诸到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少数人身上。▲1968 年法国“五月风暴”，参与运动中的青年被誉为“全球第一代青年“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到法国的五月风暴、英国的达廷顿实验、美国“垮掉的一代”，就会发现知识分子已经开始积极主动的去改变世界，在政治实践、经济实践、文化实践上有他们的畅想，并且非常希望这些畅想能够被人类真实的历史所验证。所以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型已经开始，如果还要继续扮演这样一种少数的受难者的形象的话，很有可能在21世纪他将不再拥有他的舞台，或者说他的舞台会变得非常地狭窄。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得到的教育还是更多地强调具体的劳动和实践，即使是知识分子，也要在这样一个广阔的社会当中去成为一个环节，而不是说他能够跳出社会环境而成为一个个例。
*本文转自公众号 围炉（ID：weilu_fl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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