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何帆
北大汇丰经济学教授
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
在总复习的时候，读一读大家的留言，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有一些读者一如既往地不喜欢我，但更多的读者留下了他们的鼓励和表扬。有些鼓励和表扬表达得是正好相反的意见：比如，有的读者比我自己还关心订阅数，出各种主意，希望第二季我的《得到》专栏订阅数会增加；也有的读者觉得，这就是一个小众的专栏，留给一小部分读者静静地欣赏最好；有的读者希望我继续讲经济学，有的则更想听经济学以外的东西；有的说，最好开出来一门课；有的说，千万别开课，就这么跟拉家常一样地讲，效果最好。所有的这些批评、鼓励和表扬，我都照单全收，谢谢大家。
有一位读者的问题我最欣赏。他说，既然是教学相长，想听听我在这一年从《得到》学到了什么。以下是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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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专栏，我是一边写一边修改的。写到最后，已经和最开始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了。最开始写的时候，我想的是怎么写一个漂亮的专栏，到最后，已经变成天天琢磨如何打造一个好用的产品。这两种思路是截然不同的。
我之前固定的写作园地是FT中文网。那里有我的专栏，叫《一知半解》，我每周发一篇书评。在FT中文网写专栏的时候，我的风格基本上是“炫技派”。我追求的风格是含而不露、引而不发、有冷幽默、有一语双关，在看似平淡的行文中埋一些“梗”，等待着读者能够发现文中看似不经意的深意，然后会心一笑。到了《得到》，发现这样的风格很不适合读者。读者没有心情去细细品味，他们都是在开车或是做饭的时候听我的文章的，“梗”埋得深，读者会感到茫然。
《得到》的读者经济学基础也参差不齐，有些读者没有学过经济学，所以我不能直接上来就亮明自己的观点，要给大家讲清楚来龙去脉。怎么把握这个火候，是个技术活。曾经有段时间，我觉得非常累，好像再怎么努力讲得直白浅显，还是有读者听不懂。他们着急，我也着急。有一次我跟罗胖抱怨，他笑嘻嘻地说，这就看你的觉悟了，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你有没有这样的境界？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从那之后，我开始转变思路，不再“炫技”，只是老老实实地打磨自己的产品。
大家可能注意到，写作的过程中我在不断地调整。一开始有关键词、每天的内容总结，后来改为更强调和大家互动的“大局观预热”、“大局观修炼”。每周都请一位嘉宾助阵，周末有“大局观复盘”。文章的主题和风格也在不断调整。从一开始侧重经济学，到后来无所不讲，再到后来集中于几个重大的主题，我在寻找一个更清晰的框架和脉络。从一开始比较硬朗的文风，到后来口语化的风格，我在寻找一个让讲者和听者都更舒服的姿势。我已经喜欢上了这种不断磨合、精益求精、放下自我、服务读者的“产品意识”。从“炫技”到做“产品”，我感到自己变得更加谦逊、更加务实、更加专注、更像一个手工艺人——这样很好。
坦率地讲，我不认为第一季的“大局观”是一个成功的产品。它的定位不够明确、内容缺乏规划、线索过于凌乱。到第二季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把产品打磨得更加圆润，更加对用户友好。我希望能够保持自己大开大合的风格，跳出学科藩篱，拟合读者的人生场景，把知识拆零之后重新组装。“六经注我”，让大师和高手们的思想为读者服务，让你们掌握终身学习的重要技能，成为跨界高手，能够在“得到”真正“得道”。
在美国有个用英文写作的华人作家，叫哈金。他1956年出生于辽宁一个偏僻小镇，21岁考上大学，30岁才出国读书。他是第一位获得美国国家读书奖的华人作家。我读了哈金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叫《落地》，讲的是在纽约“中国城”法拉盛的一些底层华人移民的故事。
在序言中，哈金谈到，这本小说是他先用英文写，又自己翻译成中文的。他说，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只占他用英文写作所花时间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他用中文写作更为顺手，但却一定坚持用英文写作。为什么呢？他说，用英文写作，让他感到更加独立和坚强。
这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倒不是说我想学他用英文写作的方式。尽管我也用英文写一些论文和评论文章，但并没有考虑过放弃中文写作，中文是我的一生所爱。但哈金的意思我懂。在《得到》写专栏，我用的是一种自己并不在行的写作风格，就像哈金要用更困难的英文写作一样。为什么要自己折磨自己呢？我也是希望能够变得更加独立和坚强。
人要想生存，就必须锻炼自己的生存能力。有一种生存能力是在体制内生存，还有一种生存能力是在江湖上生存。两种生存能力，哪一种更难获得？我也说不上来。不过，很多人重视的都是在体制内的生存能力，无形中忽视了在江湖上的生存能力。要是想在体制内的科研机构或大学活得舒服，发发论文、做做课题、上上课，日子就过得很滋润了，何必再去《得到》开专栏呢？在《得到》的文章写得再好，也没有办法拿去评职称，甚至更糟糕的是，会有不少学术圈里的人说这是不务正业。
在我看来，《得到》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能够磨练和检验自己在江湖中生存的能力。如果说在江湖上的生存能力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自由。你可以不依附于体制或机构，直接和读者对话与交流。你自己就是一支队伍、一个品牌、一种力量。你有多大的能力，就有多大的舞台，你有多大的耐力，就能行走多远。
所有的自由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些敢于特立独行的人，往往活得更累。你要忍受更多的孤独、更多的冷遇、更多的挫折，看破热闹的红尘、喧嚣的名利、心中的执念。要是想过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你的内心里必须有一个强大的自我，而且要不断地调整和迭代。
为了变得更加独立和坚强，所有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最近看了许知远采访马东的视频。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许知远的文风，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完全理解他的悲凉心情。我的精神启蒙是在八十年代，那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时代。当时，没有人关心赚钱，关心赚钱的都是“倒爷”，是大家最不齿的一批社会渣子。所有的人都在关心中国的改革和历史的命运。我们那个时代出来的年轻人，几乎都有过当诗人的梦想。
那个时代突然不见了。没有人关心诗，没有人讨论哲学，也没有多少人争论民主了。这个世界似乎变得非常肤浅和浮躁，金钱变得越来越傲慢，而文化变得越来越猥琐，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如果你仔细去看，你会发现，我们过去熟悉的那个时代才是畸形的。你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热爱诗歌，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倾心哲学。你不能再高高地站在讲台上，等待着台下一双双仰慕的眼睛。作为所谓的文化人，你不可能指望大众去供养你。相反，你要学会自己去养活自己，不给社会增添麻烦。这是一个社会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平等、更加开放之后的结果。
时代已经变了，原来的变量变成了常数。你看许知远讲的话，和他十多年前讲的话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就像官方讲的话，也和十多年前讲的话没有太大的差别一样。你们有没有觉得，许知远是一个典型的“刺猬”，而马东更像一只“狐狸”？据说，凯恩斯曾经问丘吉尔：“如果事实发生了改变，我的观点也会改变，那么，您呢，先生？”要想理解历史的趋势，我们必须去寻找真正的变量。真正的变量在哪里？真正的变量在被我们忽视的地方。
这是《得到》给我提供的另一个宝贵的机会。如果没有《得到》，我永远不可能接触到这么广泛的读者群。我的读者里有部级干部，也有小镇青年，有大学教授，也有农民工。有的在北上广深，有的在三线四线城市和农村，也有的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有时，在读大家的留言时，我时常会想，在每一条留言的后面，都有什么样的人生故事呢？
时代的洪流奔腾不息，泥沙俱下。《得到》从时代的洪流中舀了一瓢水，在这一瓢水里，你能检测出河流的成分。我在《得到》的读者，跟我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言时面对的听众不一样，跟我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时候台下的学生不一样，甚至跟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面对的观众不一样。但是，我隐约觉得，如果想要寻找那种一旦打开就不可能再关闭的大趋势，如果想要让视野越过这一轮经济周期，看到辽远的未来，那么，《得到》读者这个群体可能是我目前能够接触到的最好的样本。
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新的变量，剩下来的工作就是如何更好的去理解它的含义：对我的含义，以及对中国的含义。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