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初期的报纸继承德川幕府政权下培育的文学世界，并试图从中引导出没有法律制度支撑的民主言论的可能性。大报是基于汉学国学及洋学教养基础之上的文人们的俱乐部，是共同对成岛柳北及福地樱痴等知识分子的领导者们所讲述的意见进行探讨的广场。要想出入此俱乐部，必须要具备熟练阅读汉文汉语的素养，除此之外一概不究。比如
不管是身份地位的下级武士的儿子，还是乡下大地主，抑或高级官吏乃至贫困书生，大报为他们开辟出一个超越身份阶级差异、能够彼此接近的言论与信息的世界。
《东京每日新闻》，明治初期“大报”的代表
与之相对，小报以江户这个都市所培育出的戏作文学为食粮，试图将不能够阅读汉文汉语的非知识分子引导进民主言论的世界。小报高举文明开化及劝善惩恶等教化人民的旗帜，承担着都市社会中文艺沙龙的机能。
前文已经提及，东京的小报所开设的投稿栏事实上成为沙龙性质的文艺发表场所，投稿家们也与报社关系密切、随意出入，甚至通过恳亲会等加深彼此之间的交流。大阪也经常由投稿家们举办报纸演说会，经常举行以小报为核心的文艺活动。
《读卖新闻》，明治初期“小报”的代表
借用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之言，将前一时代生根发芽的“文艺的公共性”各自捧起并加以扩展的可以说是大报和小报。因而，津金泽聪广所提出的、将初期小报的成立视为幕末通俗小说以报纸为媒介的复兴这一论点是非常恰当的。然而，小报绝非旧有的文艺沙龙的简单复辟，同时也可称其为文艺沙龙的发展性消亡的过程。吸收草双纸的要素，纳入俳谐及都都逸等社团，与戏剧及评书等相互协作，
小报与大报一起以更为广泛的文艺公共性为目标，探索新时代的文艺。从此意义上讲，并非单纯的复辟，而是在创造时代的最前沿。
当时的文艺原本就并非政治与文化的对立轴上的非政治性事物。
比如，成岛柳北模仿苏东坡的《赤壁赋》所做的谐模文《辟易赋》便是讽刺政府的言论压制，引发读者的感慨，可见文艺同时也是政治性行为。并非仅有满面严肃的权力批判，揶揄、挖苦、讽刺、俗气的嘲弄等也均是民众政治的惯用方式。假名垣鲁文在小报上展开的有关花街柳巷的俗情艳闻报道也是从反面对政府进行的充满谐谑与讽刺的批判，在这一点上大报、小报毫无二致。但是，上述沙龙性文艺世界于明治十三年左右开始解体。
活跃在大报小报上的文化人成岛柳北
自由民权运动、明治十四年的政变以及对上述二项的反动运动大大撼动了之前的文艺公共性。政党系小报开始报道政谈演说会的内容及福岛事件、高田事件等的法院旁听记录，设置社论栏，引进从正面议论政治及法律的体系，促使小报进行改革。
这是跨越大报的汉学文艺与小报的戏作文艺的界线、营造统一的市民公共性的新尝试。
政党系小报上连载的政治小说不再如以往以花街柳巷为背景的文艺沙龙为靠山，而是尝试去发现新的读者公众。政谈演说会便是其重要的场合，在那里，作为民间说话艺术的评书与政治讨论互相接近。
然而，自由民权运动并非吸收来自下层的民众文化，而是蔑视、否定民众文化中所包含的娱乐部分，认为那是民主讨论中毫无用处的玩乐之技。在小报中，这一动向被从设置社论及改良戏作连载小说两个方向具体化。由此开拓出使文艺沙龙世界发展性解体为能够统一国民性的文学的契机，然而同时也导致了政治言论与学问文艺的分道扬镳。文艺逐渐丧失了作为包括读者在内均可参与交流的场的机能，社论日渐被政治讨论所占据，文艺一步步退入了非政治领域。
政府的言论压制及官报的创刊导致大报衰败，增强了小报的非政治性。自认承担着对庶民的教导之职、担当着政府公报之责的小报失去了作为国家言论机关的大义名分，不得不转换为作为商品的报纸身份。不触犯政治的娱乐读物及以报道为中心的企业化成为小报的选择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大报如不能得到有实力的资金提供者或特定政党的支援，所面临的情况也与小报也大致相同。扩大发行量，不仅通过订阅获得收入，同时还有必要提高广告收入。在发行量为数万份的阶段，日本报纸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媒体所面临的宿命。
牵引推动日本报纸企业化的，大报中是《时事新报》，小报中是《朝日新闻》。
继承了戏作体系的《伊吕波新闻》《东京绘入新闻》等小报随着支撑其的文艺沙龙衰败，魅力也逐渐减弱。政党机关报化并与大报协作推行改革的《绘入自由新闻》等政党系小报则随着政治运动的瓦解与大报的没落失去了势力。最终，既不依靠文艺沙龙也不依靠政党、标榜政治中立与迅速的报道、力求充实广告网与取材网的《朝日新闻》《时事新报》等很快就认清，报纸经营是组织性事业，而并非由被称为主笔的个人的才能所支撑的。
被誉为日本“战前五大报纸”之一的《时事新报》
这种见识，在习惯于以花街柳巷为背景的文艺沙龙的人之中并未形成。他们将报纸视为言论与文艺的容器，未能明确认识到报纸作为资本主义事业的性质的一面。与文艺沙龙无缘才得以轻松跨越大报小报之间的界墙，积极拆除上述双重构造，开辟出报纸作为报道媒体、作为广告媒体、作为商品的可能性。
明治十年代后期，小报的发行量达到大报的一倍以上，掌握了报界的主导权。其作为商品成功的原动力便是“诈骗/抢劫/殉情/无德/通奸/争斗/杀人/
强
淫”之类的所谓警察素材的报道。
只是，最先报道警察事件的并非小报，而是始自于《东京日日新闻》从太政官日志中筛选出市井事件、刊登司法省已然判决完毕的事件之举。只不过，小报是将其作为有趣的街谈巷议讲述以吸引读者。
这种讲述手法最具特征的便是被称做“完结”的结尾话语。
比如，在报道盗窃、杀人等事件后，会在结尾处添加“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真是恶徒”“愚蠢之极”之类的教训的话语；在孝敬父母的美谈后，会添加“令人敬佩”“多好的心灵啊”之类的赞美词；在讲述身边纠纷的报道中添加“诸位亲朋好友多加注意”“凡夫亦应在事情尚未恶化之时多加注意”之类的提醒之词，又或添加“光是听说就实感心头大痛”“真是可怜之极”等表示同情之语；在奇谈轶事后则会添加“多新奇的事啊”“真无聊”“真是个无可救药的败家子”，或者添加一些“真是心胸狭窄”“这是为什么呢”等对事件的结局或缘由表示疑问的评语。
使用此类诱使读者产生共鸣或反应的表现方式的杂讯报道，不久后衍生出连载小说，恶汉、毒妇搅起万丈波澜的故事成为小报的招牌栏目。
如上所述，小报以犯罪与处罚相关的事件报道为基础，向世人宣扬文明开化与劝善惩恶。从提示新的社会规范、向愚昧之人推广并迫其接受对违规者进行制约的价值基准即启蒙这一点来看，小报与作为政治权力试图通过宣传来操作、动员的对象的“大众”这个结构有着相同的大众性。只是，正如玉木明所说，小报中刊登的事件多数并非作为谴责当事者罪行的丑闻（scandal），而是作为读者能够愉快阅读的有趣故事（gossip）来讲述的。换言之，
小报杂讯栏的读者是带着或许此类事情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亲切感与好奇心在阅读别人的故事。因而，其中也并非完全不存在谴责并纠正乃至排除非同调者的论调，然而更多的是洋溢着一派“大家都一样，我也要多加注意”的悠然感。
究其原因，虽然小报的读者人数过万，然而却仅是对娱乐有反应的消费者的数量，并非作为市场经济对象的散乱的大众，也并未完全被收编进臣民或国民等国民国家的归属之中。记者与读者或者读者之间抱有强烈的连带感，实际上形成了都市的沙龙性质的集团活动，实质上更接近于塔尔德（Jean Gabriel de Tarde）所说的“公众”。但是，小报的读者却拒绝于公众而言重要的要素——党派性。香内三郎表示，“吸收来自下层的交流是‘党派性’的本质性机能，失去了该机能”的政党报纸为抵制党派之间贯穿始终的相互谩骂而设置的，便是代表一般社会的“中立性”，而小报标榜的，正是不偏不党的中立性。
在此，日本失去了以党派与阶级为背景的高级报纸
/大众报纸成熟的最初契机。英国的免印花税报纸是劳动者阶级对抗资产阶级、发掘自己独有的言论空间的尝试，日本的小报未能将英国免印花税报纸所展现的独立性加以深化。正如被整合在“上层”之下的臣民被告知二者并非对立的阶级、阶层及职务的差别正是平等的体现一样，大报小报也再三被强调为原本便是同样的事物。事实上，《东京日日新闻》衍生出《东京绘入新闻》《警察新报》，《横滨每日新闻》衍生出《假名读新闻》，
大报中经常展现出走向以启蒙为目标的小报的意向
，而另一方面，
小报则经常与大报协作、吸收其要素，力求能够取代大报而不断寻求改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