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众的精神需求也与日俱增,导致我国的演出市场空前繁荣。各种类型的音乐会目不暇接,使得音乐专业工作者以及爱乐人都把欣赏音乐会当做一道重要的“精神大餐”。无论演出是独奏还是合奏,声乐还是器乐,一份制作精良的节目单会给精彩的演出锦上添花,因为它不仅仅是节目顺序的介绍,更是让观众深入地了解每一部作品的来龙去脉,甚至通过节目单的设计可以看出演出策划者对于本场演出的态度和投入。
在中国的乐评文章中,常见于对于表演者(演奏、演唱或指挥)、创作者(作曲或创编)以及唱片的评论,但对于演出节目单的文章却寥寥。七年前,王纪宴先生发表在《音乐周报》上的《节目单,何时告别山寨?》算是一篇肺腑之言,尽管只是感想性文字,它的意义也许在于“零的突破”。本文将试图详细地给现今音乐会节目单“挑刺儿”,目的并不在于吹毛求疵,而在于探索如何摆脱“印刷精美和外表的豪华反衬出节目单的构思之草率和内容之贫弱”(杨燕迪语)这一现象!
节目单的制作尽管属于整个演出活动的细枝末节,但它作为一种传播音乐文化乃至音乐理念的手段,却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放眼国外,笔者收集过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林肯表演艺术中心、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英国皇家艾尔伯特音乐厅、奥利地维也纳金色大厅等节目单,它们往往在外表上并不华丽(与我国动辄四五十元的“豪华”节目册截然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页数多!注意,人家几十页的节目单除了头尾几页的商业广告之外,基本都是与本场音乐会曲目相关的信息,更为难得的还包括了作曲家的评论、演奏家的感受以及音乐学者们的观点,让观众在演出之前就对要欣赏的曲目做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由于笔者身在北京,因此就以中国音乐艺术表演的最高殿堂——国家大剧院为例,看看我们的节目单都有哪些还值得改进的地方(下文中凡涉及具体演出场次的都是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演出)。笔者必须说明一下,放眼全国,大剧院节目单的质量(从内容、编排和装帧来说)相对是最好的,笔者如下的文字只是希望它在今后能做得更好!
一、节目单内容的问题
首先,专业术语的错误
对于曲目的介绍,音乐术语的使用是避免不了的。术语具有专业性,因此准确成为术语使用的核心要求。很多情况下,音乐术语的复杂在于一个大概念中包含了许多的小概念——比如“奏鸣曲式”是一个大概念,在其之下又细分成“典型奏鸣曲式”、“倒装奏鸣曲式”、“回旋奏鸣曲式”、“省略展开部的奏鸣曲式”、“以插部代替展开部的奏鸣曲式”以及“双呈示部奏鸣曲式”等等概念,每种类型都有其确切的含义及特征,也都有相应的作品实例。因此在节目单上介绍作品结构之时,要对观众负责,更要有专业人士的把关,切不可在“度娘”上下载一段了事。
在2012年12月1日李云迪的《贝多芬:月光·悲怆·热情》独奏音乐会的节目单中,对《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的结构称为“模糊的奏鸣曲式”!笔者在高校讲授曲式课有近10年的时间,还第一次听说“模糊的奏鸣曲式”这一称谓,也许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非典型结构不好归类,但这种自创术语的行为实在不可取。况且,第一乐章奏鸣曲式结构的特点非常清晰,一点都不模糊。曾几何时,很多专家学者在看音乐会时,基本不看节目单,理由是“猛地一看不咋地,仔细一看还不如猛的一看”!这话固然有些损,但如果能够尽量避免音乐专业术语的“硬伤”,整个节目单的质量就会有不小提升,其实做到这些也并非难事。
其次,曲目介绍模式的千篇一律
这是当前国内节目单最致命的问题所在!面对一部作品,介绍文字99%秉承“背景+总体介绍+分段介绍”的模式,而具体内容也无外乎从网上或者音乐欣赏读物上摘抄下来的。这种形式对于剧院来说确实省事,但这样的节目单没有任何“温度”,冰冷的文字,机械的分析谁也不会爱看。我们可以对比一下2012年12月16日旧金山交响乐团访华(托马斯指挥)的节目单和2015年12月4日马林斯基交响乐团访华(捷杰耶夫指挥)的节目单,两场演出都有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旧金山版的节目单刊登了美国著名音乐学家迈克尔·斯坦伯格的曲目解说,从创作动机、写作风格、乐器运用、材料来源等等方面解读这部作品,字里行间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读之令人动容。而马林斯基版的节目单则“简洁”很多,在一小段背景介绍以后直接以四个乐章曲式结构与调性的罗列结束。两份节目单的内容对比来看,高下立分。
其实,很多音乐厅或剧院都有自己的“曲目库”,印制节目单时直接从“库”中调出介绍文字排版即可。笔者并不反对“拿来主义”,更不奢望每次演出都请专人重新撰写曲目介绍文字,但“库”中已有的文字要经得起推敲,要杜绝知识性错误,更要有“温度”!这样我们的节目单才真正能有可读性。
再次,演出形式与实际不符
这种情况虽然并不常见,但属于及其严重的失误,剧院与演出团体均有责任。有相当多的时候,演出团体所提供的作品介绍或者演出信息(包括此曲作家、歌词及演出形式)就并不准确,在印制节目单时剧院直接复制拷贝,至于具体内容根本不管。在2016年10月18日的《“百年振邦”—纪念雷振邦诞辰100年》音乐会上,一曲《蝴蝶泉边》宛如天籁,但节目单上却赫然印着“女声独唱《蝴蝶泉边》,演唱者:青年歌唱家邓荣、张全”!难道长影乐团的撰稿人员分不清“女声独唱”与“男女对唱”的区别?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相似的失误也发生在《只有山歌敬亲人》和《心想唱歌就唱歌》(电影《刘三姐》中的两首插曲),节目单上把它们的演出形式都写成“女声独唱”,但实际这两首歌曲在演出时候有合唱团的加入,根本不是“独唱”,应为“女声独唱与伴唱”才准确。在一份节目单中能够连续出现此等低级错误,让我们不得不怀疑究竟是撰稿人员的不敬业也是演出方对这场音乐会的不重视。
二、节目单设计的问题
最不能原谅的就是作曲家和作品的“被遗漏”
对于一份音乐会节目单来讲,演出信息的完整和准确应是最基本的要求,而演出信息中最主要的莫过于创作者和表演者,对于他们的介绍理应详细。若要遇上纪念性音乐会,对于被纪念者的介绍则更应突出。上面提到的《“百年振邦”—纪念雷振邦诞辰100年》音乐会的节目单中,对于雷振邦的生平只草草两句,甚至连作曲家的生卒年都没有标明,且所有曲目也没有介绍,全然不见对老一辈音乐家的崇敬和怀念之意,不知艺术总监雷蕾女士对如此的节目单制作有何评价。与雷振邦音乐会“异曲同工”的还有2015年4月3日的《龙声华韵——王酩纪念音乐会》,不但没有作曲家的生卒年的提示,并且下半场的所有声乐作品没有介绍。也许主创人员觉得这些声乐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故而不做介绍?但笔者认为这个理由丝毫站不住脚,因为总有年轻的观众,总有不熟悉的观众,对于演出节目的介绍是一份节目单的核心要素,没有了它,笔者不知道这份节目单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有的时候表演人员的“被遗漏”
对于表演人员来说,原则上大家都为一场音乐会奉献了自己的力量,理应在节目单上得到同等的待遇和尊重,但事实上由于有“腕儿”的存在,造成有名气的演员介绍多,没名气的演员介绍少(甚至不介绍),这造成了对演员的不公平。在2016年11月26日《天地回声——郭文景交响声乐作品音乐会》中,一共有8位领唱、领奏人员,结果节目单中却只介绍了七位(唯独竹笛陈昀颖没有介绍),这里笔者更愿意把其解读成文字编辑的疏漏而并不是有意为之。这种现象在当前中国演出的节目单中绝非个别,应当引起重视。
板式设计的凌乱与不统一也是硬伤
这种情况更多地反映在国内乐团的节目单上,表现在字体的问题以及排版的问题。相对于前几种问题而言,尽管是个较为“低级”的问题,但它也关乎节目单的质量。在2012年10月27日《自新大陆——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管弦乐团音乐会》节目单的“曲目安排”中,上半场曲目名称是黑色字体,独奏是黄色字体;到了下半场变成曲目名称是黑色字体,而各个乐章名是黄色字体了。而在英文翻译中,上半场作曲家名是正体,作品名是斜体;而下半场就全是正体了。
字体的不统一,让观众看起来难受,而板式的不统一也同样不舒服。在2016年10月30日《龙声华韵——“禹王之水”音乐会》中,节目单被设计成中英对照的形式,这本来是件好事,但不知为何,之前乐团、合唱团、指挥、作曲和歌词均中英对照,但后面的作词、独唱和朗诵却只有中文介绍,没有英文翻译,造成节目单前后风格不统一;并且由于排版的失误,使得“北京西城区展览路第一小学金帆合唱团”没有英文介绍的地方了,只得草草几行中文简介完事。
以上六点问题是较大问题,其他诸如错别字、病句、标点不规范以及语义不通顺等等“小”问题不一而足,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那么,一份体例和内容都较为完备的节目单应当具备哪些要素呢?
三、一份高质量节目单应具备的因素
一份高质量的节目单,是音乐会缩影甚至也是爱乐者的一段宝贵的记忆。好的节目单不仅仅具有宣传功能,有的也具有收藏价值。关于节目单的要素,长期以来并没有统一标准,这里以笔者自身的经验略谈一二,也是抛砖引玉,并非定论。
先是必备要素,它包含四个方面:演出曲目顺序表、创作者介绍、曲目介绍以及演出人员/团体介绍。应该说这四个部分没有什么可质疑的,也是一份音乐会节目单的基本功能。这里再啰嗦一句,实际演出时若与节目单的顺序表不一致或临时有增删,则应在演出前提前说明以示对观众的尊重(很多音乐会并不说明);创作者的介绍包括了作曲、编曲或者创编(很多声乐作品旋律创作者和编曲者并非一人,但他们的作用都非同小可,应同等对待);演出人员(尤其团体演出)时,要注意不要遗漏重要的表演者(独唱、领唱、独奏、领奏、重要的伴奏、伴唱以及合唱指挥)。
再是选备要素,真正使节目单从宣传品档次提升为艺术品档次的,是下面的要素:
首先是专家导语。这在欧美国家的节目单中经常出现,通常会邀请一位业界的专家,对音乐会整体的理念、演出的背景、曲目的安排、演员的聘请乃至特殊的意义做一个半专业性的引导,其身份像一位“导游”,带领观众进入演出,走进音乐。近年来,国内的一些节目单也开始尝试着如此运作,比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纪宴先生为2015年12月3、4两日的《浪漫与狂想——捷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的音乐会节目单撰写了《聆听拉赫玛尼诺夫,走进俄罗斯灵魂》一文;中央音乐学院的蒲芳先生为2016年4月8日《历史的回声——中国交响乐早期作品专场音乐会》的节目单撰写了《百年交响梦,今朝再辉煌》一文。这些尝试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提升了节目单本身的专业性。
其次是英文翻译。目前知名国外乐团(如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伦敦交响乐团等)的访华演出,节目单设计均为中英翻译;国内三大乐团(国交、爱乐和上交)的常规演出季中,节目单都设计基本为中英对照,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中英对照的节目单对于外国观众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便没有外宾,它对于乐团或者剧院来说,也建立了国际化的宣传形象。
再次是作品影响。这一点对新作品音乐会尤其重要,收集一些业内专家的评语、题词,专业学者的评论,报刊杂志的宣传等等,这些对于观众来说可以多角度地了解即将演出的作品,也在节目单本身的介绍功能上更加锦上添花。
最后是艺术团体职员表。这在国外的节目单中属于“必备要素”,也是惯例。在节目单的最后将所有参与本场演出的人员集体亮相,包括乐团成员、合唱团成员、行政人员和剧务人员,旨在对于他们劳动和付出给予尊重与肯定。这种风气值得国内院团继承、借鉴。
总而言之,节目单虽然是整个演出活动的细小侧面,但它是观众接近院团,感受音乐的一张“名片”;其设计的成功与否尽管不直接影响演出的质量,可是会影响观众的欣赏心里。一份制作精良的节目单同样会给人以美的享受。笔者收藏了一份2016年4月9日《中国交响乐之春——炎黄风情》的节目单,其制作堪称完美。这份节目单没用铜版纸,没有豪华的装帧,没有炫目的设计,但它不但具有上述的所有要素,而且作曲家鲍元恺还专门聘请美术大师李志强、李志国兄弟给24首民歌的每一首作品创作了相关的插画,使得这份节目单不仅仅介绍了听觉的文化,还有视觉的享受,更彰显了民族艺术风格。
树立“精品意识”的口号已经提出很多年了,近年来在音乐圈内无论编创、表演还是制作都有了不小的进步,我们的节目单过去有着开本超大、纸张超厚、价格不菲,内容粗陋的特点(尤其著名团体访华或者某些所谓“大制作”的节目单),今后不能再让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要在理念、内容乃至设计上真正做到“精品”,这样才与不断发展的演出市场相适应。
我们将计日而待这一天的到来!
本文为作者独家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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