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之恶是行政伦理研究中著名的论题。《美国公共行政评论》发表的这篇论文开创性地引入了沃格林的政治哲学对行政之恶问题做出了反思。作者不再延续传统上用技术理性分析行政之恶的思路，而是将“现代人的无意识”作为行政之恶的根源所在。这其实是在应用沃格林政治哲学中的意识哲学。作者还深入考察了这种“无意识”现象的表现，即功利理性和科学理性的滥觞最终导致人之实在性的丧失。最后，作者设想“美德伦理”和“话语伦理”作为沃格林理想中解决“行政之恶”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作者没有对“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和“功利理性”做出严格区分，反而有等同的倾向，尽管这三个术语应当有细微分别。另外，本文讨论的“组织”应该在最广泛意义的公共组织层面进行理解，包括行政组织和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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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研究问题，行政之恶（
Administrative Evil
）正在受到公共行政研究的关注。一些研究认为行政之恶是由技术理性导致的。尽管如此，技术理性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更大问题的表征和导致行政之恶的直接因素。沃格林的组织理论便是该看法的一例。沃格林认为，现代人拒绝将生存问题、自由和人的尊严视为实在的重要维度，这从根本上导致了行政之恶。本文介绍了沃格林对现代组织的批判以及他对组织伦理的积极建议。最后，讨论了当前一些可能包含沃格林伦理关切的伦理模式。
作者简介：
Moreno-Riaño, G. (2001). The etiology of administrative evil: Eric Voegelin and the unconsciousness of modernity.
T
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31(3), 296-312.
本文作者：Moreno-Riaño
艾赅博（
Adams Guy B
）和百里枫（
Balfour Danny L
）在其开创性著作《揭开行政之恶》中提出了“行政之恶”的概念，认为它是现代组织的一个严重伦理问题。他们认为，行政之恶植根于公共行政的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即技术理性（
Technical Rationality
），这是一种悖论。技术理性承诺了全面社会改革的可能性，但也剥夺了公共行政的历史意识和对社会背景的敏感性。因此，公共行政无法解决“社会中更大的伦理和政治问题”，而变成了
“反政治”。这样的批判性观点与沃格林的政治思想相契合。首先，沃格林对现代组织的批判及其对行政之恶的理论分析，为公共行政和管理伦理提供了政治哲学视角和批判，从而加强并推进了这一重要领域的当前研究。此外，沃格林对现代组织的批评支持了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建立道德基础的必要性。并且，沃格林还为现代组织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方法，试图解释现代组织对组织成员本身的影响。
《揭开行政之恶》（Unmasking Administrative Evil）
一、行政之恶的根源
艾赅博（
Adams Guy B
）和百里枫（
Balfour Danny L
）认为，科学性的思维定式是现代行政罪恶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沃格林则认为这只是一个更大问题的表征。沃格林认为，
行政罪恶的根源在于现代知识分子对存在秩序、真理、自由和理性的抵制。因此，功利理性（
Utilitarian Rationality
）只是人类意识更深层问题的表征。
要理解行政之恶的根源，必须理解沃格林的意识理论与努斯概念（
nous
，即理性与沉思）。正如沃格林所言，“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秩序问题源于意识秩序。因此，意识哲学是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社会和政治组织代表着个人的意识，他们不仅是这些组织的组成者，也是这些组织的持续支持者。
理解沃格林对意识的理解的一种方法是，把意识看作是获取知识、理解存在和参与其中的过程。沃格林对现代性和现代人的批判是因为他认为现代人缺乏意识，即缺乏对现实及其在现实中的地位的认识和理解。这种意识的缺失会对由此产生的各类社会和政治秩序造成破坏性影响。
沃格林的意识概念有三个维度
：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启明性（
luminosity
）和反思性（
reflexivity
）。意向性是指我们思考的客体指向性。启明性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一个更大的实在的参与者，而不是我们通过感官直接体验到的现实。反思性是人类意识记忆和反思其现实经验的能力——它是沉思的技艺。总之，沃格林通过意识概念的构造指明人类对于政治现实（实在）的认识总是不充分的。
在沃格林看来，没有意识的人认为，理性不过是人类激情的工具，它将意识局限于对经验对象的了解，而不是对超越性存在秩序的认识。基于此，
沃格林所反对的就是工具理性的观点：人类的激情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而工具理性（即功利理性）则是建造这座大厦的手段。
二、功利理性的发展
行政罪恶的根源在于现代人的无意识现象，这种“疾病”的普遍症状是功利理性（
Utilitarian Rationality
）。功利理性源于人们对了解自然原理因果过程的科学性追求。对因果的认识导致了课题之间方法
-
目的关系的形成，其中隐含的假设是，一旦人们理解了方法，就会很容易知道如何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变成了一种有用的商品和一种有利的物品，确保科学和公共组织拥有必要的控制权和权力，以
“神奇地治愈生存的罪恶并改变人的本性”。
功利理性和纯粹有用的知识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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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数学假设发展而来的。沃格林认为，这种
“新
”思维导致了人类意识发展的根本转变。沉思的生活和实在的意义曾一度受到重视（即有意识的人类），而理性数学的方法则更加强调生活的行为和物质福祉。
功利理性和数学假设也促使人们对人之本质的认识发生了观念上的转变。
以前，人们认为人有存在的目的，而现在，人们认为人只是一种机器——追求快乐最大化和痛苦最小化。这种内在的二元论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只是人类机器的一种机制，一种动物性的本能。当现代组织将功利理性应用于其运作时，其组织原则就是利用这种机械本能来实现组织目标。
据此，通过“带有教育意义的奖励和痛苦的惩罚”，人类对组织的忠诚可以被利用，而人类的激情将则可以“根据其所处的社会结构所给予的奖励或惩罚
”来满足。这样一来，
组织伦理就不再具有实质性价值，而只不过是操控木偶的丝线，通过它来管理组织成员，以实现某种制度目标。伴随“伦理”由
“分析家
-
立法者
”决定，人不再被视为自由的道德主体，而是被视为天生的没有道德基础的利己主义者。
一旦人被认为不过是一台需要管理的、由激情驱动的机器，那么行政之恶将成为现实。
正是由于放弃了生命与道德、真理和沉思理性等实在问题，才使得现代组织变得暴虐。
恰恰是这些实在的组成部分能遏制现代组织对人类的操控和虐待倾向。此外，对这些限制的间接拒绝也意味着对现代管理者的实用主义计划意志的默许，这种意志是不计后果的，不受诸如人的尊严、政治权利和社会责任的约束。将人视为单纯的组织资源还意味着，伦理不过是对人类机器内部机制的外部组织控制，是对本应指导和引导人类行动的内部价值观和组织的控制
。
三、行政之恶与人之实在性的丧失
一旦沃格林确定了行政罪恶的根源并研究了其症状之一，他就推断出了可怕的影响，即人类丧失了实在性（
Reality
）。一旦知识成为提高社会和政治效率的有用手段，理性
-
功利的方法就会发展壮大，以至于其
“社会声望
”使对任何其他价值的追求都受到质疑。政治组织受到的影响是，被统治者不再被视为具有存在维度的人，而被视为只有物质关切的物，因此，“对人的管理被对物的管理所取代”。
现代人对功利理性的接受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现实的迷失导致了两个相辅相成的结果。就个人而言，它导致了人性和个人尊严的丧失现代个人经验被剥夺了进入存在维度的机会，更令人不安的是，它被剥夺了参与这一维度的机会。
由于实在维度的问题被剥夺了合法性，只有物质重要性的问题才能得到社会和政治的认可。这就否定了真理、沉思理性（即反思性）和人类自由的可能性。由于任何一种存在秩序都受到质疑，个人和社会再也无法通过研究世界和个人秩序的存在可能性来确定自己的方向。
社会和个人达成秩序的唯一手段由公共组织及其管理者掌控，因为这些组织和管理者拥有合法的权威和知识来源，即科学理性。
只有取消存在的限制来扩大管控的可能性，才能获得自由；工具理性和效率取代了沉思；获得真理的不确定性让位于科学发现的敏感和确定性。
丧失实在性所造成的非人化影响与行政政府的兴起同时出现，而有效却“愚蠢至极
”的行政管理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本体论或实在的维度被归入不切实际的思想和私人经验的领域，那么公共组织和行政人员将以什么为基础来安排共同体的生活？
如果人的自由、尊严和道德反思所依赖的基础被摒弃，或者充其量被严重怀疑，那么又有什么能够禁止这些组织及其管理者违背人的自由、尊严和道德反思呢？
沃格林的回答是，
科学理性以及对掌握和控制的激进欲望成为了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指南。
在摒弃了沉思以及对美德和智慧的追求之后，也就失去了节制。
在现代人的头脑中，智慧被技术理性所取代，节制被无限制地追求人类的完美、荣誉和控制所抛弃；
这种追求无视任何形式的限制
——
道德的或其他的限制。
四、行政之恶的逻辑
近代以前的理性思维包括对存在和道德目的问题的开放态度，而随着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到来，理性思维还必须包括科学分析和逻辑原则。现在出现了两种关于确定性和社会组织的标准，它们相互竞争。一种标准可以诉诸某种存在秩序，以此作为对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做出特定回答的理由（例如，什么是实在？什么是人性？道德或政治安排的基础是什么？）然而，现代人声称需要更大的确定性，并隐含着更大程度的控制。
因此，诉诸科学方法，诉诸严密的逻辑，至少会给人一种在社会和政治管理过程中更大程度的确定性和控制的印象。它至少可以将政治和社会生活建立在实际经验而非单纯的思考之上，从而避免存在问题的模糊性。
沃格林相信人类的尊严和善的可能性。尽管思考和选择的自由在人的实现过程中非常重要。然而，现代性通过限制思考和选择的对象，否定了思考和选择的可能性，从而间接地限制了人的自由，最终限制了人实现自我的可能性。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
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在利用思想和创造力组织和管理社会方面表现出如此大的能力，但与此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代表现出我们现代经历中的道德崩溃以及个人和社会成就感的缺失。
现代组织这一非凡的制度为何如此频繁地失败，并造成如此深远的后果？
理性
-
功利主义方法之所以在现代获得如此广泛的声誉，是因为它给人一种绝对感。它展示了理解一种新的生存秩序的前景，一种我们触手可及、可以控制的秩序。
这种理解来自数学的精确性和科学方法。
现在，现实可以被验证、实验，并为不同的目的而被操纵。真理的标准和真理本身成为特定实验和方法的产物。通过数学、科学和逻辑分析来证明现实或真理的说法是正确的，从而产生了一种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意识。
科学家的头脑中不再存在形而上学和存在论上的模棱两可，因为已经有了更好的标准。
但是当科学命题超越科学逻辑体系，其意义从科学领域应用到人类的存在层面时，就会陷入两难境地。
在沃格林看来，从上述分析中很容易推导出行政之恶的逻辑。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