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与人类新境遇——2024年新媒体研究述评

互联网是二十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技术发明之一，而2024年是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服务的第30个年头。在对互联网30年发展演化规律进行回顾总结的同时，学者们也在思考互联网推动的媒介与传播意涵演变，这些思考拓展了未来互联网研究的视角。而对于互联网发展趋势的研究中，人工智能仍然是最受瞩目的发展方向。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下，关于知识生产范式变革、人机关系、人机跨界交往与新情感实践、数字游民、微短剧等方面的研究备受关注。

在30年的发展过程中，互联网这一媒介本身的表现形态及社会角色不断延展。彭兰（2024a）认为，互联网在中国30年的发展，一个关键线索是人与媒介关系的演变，这不仅体现为人的媒介化生存走向深层，也意味着人作为媒介的意涵和作用进一步显现，包括人的整体作为具有选择权的传播节点体现出来的“软媒介”属性、人的大脑表现出的“中转媒介”属性，以及与智能设备共生的身体体现出来的“硬媒介”属性。方兴东等（2024）将互联网发展放在中国全球化的线索下进行梳理，在他们看来，Web1.0阶段意味着中国技术和新经济机制层面的全球对接，Web2.0阶段推动了用户和资本层面的全球化进程，移动互联阶段是中国产业和治理层面的全球博弈，智能物联阶段则是中国互联网全球化的深水区。胡泳（2024a）从对互联网的隐喻视角阐释互联网对社会生活作用的演变。他指出，互联网最早被喻为“赛博空间”“电子疆域”“信息高速公路”，后被视作虚拟社区、地球村，此后又有了“流”与“云”的寓意，而近些年有关互联网的隐喻逐渐由乌托邦式转向反乌托邦式，成为“敞式监狱”的最新代名词。

伴随着互联网对经济社会影响的逐步深入，新闻传播研究的面向也发生了诸多变化。陈昌凤、袁雨晴（2024）总结了互联网传播平台所经历的“门户网站-社会化媒体-数智基础设施”形态变迁，以及“内容聚合-关系连接-服务集成”的属性转化，和由此推动的新闻传播研究的“数字化新闻-用户导向-媒介化基础设施”的重心演变。孙玮（2024a）将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中梳理出的传播研究启示概括为“发现媒介”。她以“连接”“计算”“生成”为关键词，阐发了互联网逻辑与思维对于传播研究重塑媒介意涵的可能与价值，认为发现媒介并非给予媒介意涵以确定性，而是要敞开媒介的多重面向以及媒介发展的多重可能。

“生成性”成为解析新兴智能媒介及其与人和社会关系的关键入口。孙少晶（2024）和王楠、何晶（2024）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生成型（性）媒介”这一概念，用以强调智能媒介等新兴媒介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孙少晶认为，生成型媒介是相对于离散媒介（如印刷报纸、电视）、系统媒介（如微博、微信）而言，并且跟其他类型媒介之间存在转化的可能性；生成型媒介是在大量用户的参与实践中持续地迭代、训练、学习、更新，而牵涉技术、物质、人等诸多因素的传播实践也是诠释生成型媒介不可缺少的元素。“生成型媒介”这一概念强调结构与动态的统一、稳定与突现的统一、物质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王楠、何晶（2024）指出，一方面媒介不再是某一终点性的结果，而是持续具有发展与生成动力、创造新可能的行动力，通过生成时空、场景与实践，制造感知、经验与权力关系，从而与现实世界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媒介不再是与人类主体相独立的工具或渠道，而是在持续嵌入人类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发展为人与媒介技术的互嵌，同时媒介技术开始内化为人的主体性力量。胡翼青（2024）进一步指出，互联网基础设施成为最强大的解域力量。它带来了几乎一切社会元素的运动、重组、耦合和破界，生成性社会就在这样强大的媒介平台上形成。这导致速度、权力、关系、价值观等建立在时间、空间和秩序之上的人类重要的存在维度和认识维度发生剧变。

各种不同视角对互联网发展深层规律及影响的梳理，都走向同一个交汇点，那就是智能媒介。研究者的一个共识是，智能传播正在成为互联网的下一站。

在学界，由ChatGPT所掀起的对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影响的热议，时至今日并没有消退的迹象，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进化引发社会整体转向和结构性变迁的讨论愈发激烈而深入。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知识生产范式变革更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议题。正如姜华（2024）所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知识生产与传播，将对人类的知识与社会实践产生可见与不可见的影响，这些知识本身反过来又将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二者之间紧密相连、复杂互动，这确实是值得深入剖析的论题”。

刘海龙（2024）在回顾知识媒介历史的基础上，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生产的特点展开了探讨，并以此对质疑人工智能不能进行知识生产的观点进行回应。他认为，与“追求全面图书馆藏”和“运用非线性方式组织知识网络”的这两种传统知识生产类型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属于“归纳知识底层逻辑重新生成新书”的知识生产方式——它打破了传统的知识搜索加推理的知识生产方式，通过模仿人类知识进行知识重构。虽然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基于统计学，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新常人”产物，但也具有创造性——其中，人机协作的知识生产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创造性的重要条件。刘彧晗、喻国明（2024a）也强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的融通，他们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借助机器的参数解构力和人类的标注牵引力实现社会的强媒介化。在其中，机器智能发挥解构社会秩序和执行生产过程的功能，人类智能则担任牵引社会方向和“赋魂”智力创新的角色。彭兰（2024b）在拉图尔的“转义”（mediation）视角下阐释了智能技术在知识和其他内容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包括对客观世界进行的简化、抽象，对信息、知识进行再加工的转义，以及在人机协同过程中对人的指令进行的再诠释。也有研究者期待，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带来生产主体变革、生产效率的提升，还使得多模态智能化生产成为可能（苏涛，王晨旭，2024）。

姜华（2024）进一步关注到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知识媒介具有的“生成-媒介性”，以及可能的“去人类化”趋向。他认为，在生成与连接的相互作用之下，人工智能知识媒介可能会成为“数字欲望机器”（不断地再生产自己），并通过“三重生成”（自身的纵向生成、横向生成、自动知识生成）成为“超级知识媒介”。

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必将深度地介入各种类型的知识生产，那么这种人机协同的知识生产方式将会对人类产生何种影响和后果？这成为学者们格外关注的一个问题。刘海龙（2024）认为，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人类之“思”，会引发人类思维逻辑机器化，以及知识权威和知识标准混乱等潜在后果。姜华（2024）也认为，与智能知识媒介全面介入知识生成相伴随的，可能是人类向智能机器让渡自身主体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主体性的弱化。彭兰（2024c）则担忧，通过生成式智能工具获得知识，不仅会因速食化的知识获取产生“虚胖”，也可能会导致知识获取的同质化。张铮、刘晨旭（2024）分析了大模型产生的幻觉问题，指出它是由技术发展的局限性和用户输入的提示词与情境等共同所致。在大模型幻觉问题的背后，隐藏着知识生产的畸形和变异。王颖吉（2024）关注的是大语言模型这个模拟现实世界的“微世界”能否支撑起大模型对人类整体生存状态及其知识生产的模拟任务。刘大年、曹月（2024）担忧的是，数字基础设施的不平衡是否会带来人工智能训练过程中的不平衡，特别是地方性知识可能因为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的不平衡而被排除在知识生产过程之外。曾白凌（2024）则认为，大模型背后固有的权力扩张、资本冲动，它所拥有的大数据和超强算力，注定人与机器在数字化知识生产过程中无法“平等化构建”。此外，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知识可能带来的智能鸿沟（彭兰，2024d）、认知沟（刘彧晗，喻国明，2024b）、国别偏见（周葆华，吴雨晴，2024）、社会惰化（黄琦翔，黄健慧，2024）等问题，学界也进行了探讨。

对于人工智能的研究，总会触及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2024年的研究中，学者们从“镜子”“他者”“耦合”甚至“共同体”等视角对此进行了分析。

彭兰（2024e）指出，智能机器是人类的一面镜子，它在侧面反映现实世界、帮助人类洞察深层认知规律的同时，也映照出复杂的人与人类生态，以及人类的局限。同时，它也是个体进行自我认知的镜子，但也可能给人带来误导。一些实证研究也证明，大模型等智能系统的确如镜子一般反映着人类的认知、文化。例如，在性别问题上，社交聊天机器人在自我性别认知、性别刻板印象、性别平等、应对性别骚扰等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偏见，且与社交聊天机器人本身被赋予的男女性别角色无关（马中红，吴熙倡，2024）。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也具有鲜明的职业刻板印象，例如，对新闻从业者在职业、年龄、性别、工作场景上的刻板印象（张雯，张睿婕，2024）。在语言风格上，周葆华、张悦（2004）通过对国内外大模型的研究发现，即使使用者不在提示词中强调标题党倾向，大模型生成内容也存在一定的“标题党”特征，且不同大模型生成的标题党特征有显著差异。作为人类镜子的大模型等智能技术，在某些方面会塑造一种“众我的平庸”，长期与其对话交流，难免会引发影响个体认知和整体的社会资本、加重用户网络化的个人中心主义等等方面的顾虑（张洪忠，任吴炯，2024）。而对个体而言，人工智能可能构成“我”的自我镜像，对镜自照的“那喀索斯寓言”便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个体结局——在一次次对镜自照中，失去与他者的连接，走向自恋的同时也走向自毁（刘纯懿，胡泳，2024）。

关于机器这一他者的研究，既涉及对人机差异的研究，也涉及机器对人的建构的研究。李昕昕（2024）指出，机器不仅以无目光的观看方式拓展和延伸着人类在未知领域的视觉感知，也逐渐拥有了类人类属性的观视能力，推动这一技术进展的关键则是人工智能在视觉感知与模拟层面对人类视觉的系统性理解。常江、王鸿坤（2024）则指出，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的自动化视频生成机制包括人机对话、自主涌现和叙事转化三个层次，建立起同时涵盖对客观世界进行模仿、仿真和拟像的完整媒介再现体系，这意味着它已经获得了与一种人类想象力极为相近的文化势能。在机器功能越来越接近人的同时，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是否会消失？很多研究者仍然持否定态度，他们从判断力（胡泳，2024b）、身体（彭兰，2024f）、媒介意识（常江，2024）、文化（邓建国，韩志瑞，2024）等维度给出了自己的理由。作为他者的机器是否会反过来会对人进行驯化、制约，这也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谢卓潇、蔡聪（2024）从验证码技术角度反思了人机互动中的关系倒转：计算机从作为“他者”的技术，摇身变为对人提问的考官，甚至开始界定和拷问人的本质，人则从“主体”蜕变为技术的“他者”。罗龙翔、王兵、王秀丽（2024）的发现也是相似的：在修复人机传播失灵时，用户（尤其是儿童用户）非但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技术产品，还得主动学习符合机器精准、线性和具有结构性特征的表达与思维逻辑，并在体态、姿势等身体行为上适应技术。向安玲（2024）沿袭了杜骏飞（2023）关于“瓦力悖论”的思考，她指出，在机器觉醒的过程中，人机对齐从目的/结果逆转为手段/过程，对齐不再单纯是为了满足人类，而是通过满足人类来满足机器自身。更甚一步，人类也会被工具化。

除了“镜子”与“他者”，学者们对人机关系还提出了其他一些研究思路。孔舒越（2024）分析了三类不同的智能系统中算法与人类的三种耦合关系——“义肢”“分身”“他者”，并借鉴了凯瑟琳·海勒的认知装配概念进行分析，他认为，算法的角色并非是由它的技术逻辑或设计者和使用者的意图所决定，而是在它所嵌入的认知装配中形成的。陈慧敏、朱姿伊、金兼斌（2024）认为，在人机交互的过程中，用户作为认知主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任也因此呈现出涵盖技术信任、准人际信任、系统信任以及自我信任的复合结构。而通过“信任校准”确保人类的信任水平与机器实际可信性相匹配——即对低水平信任的信任修复和对高水平信任的信任抑制，有助于推动“人机共同体”知识生产的良性、高效与高质发展。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加速，人与机器之间的连接将愈发紧密，甚至会超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人机之间的这种“镜子”与“他者”关系的强化与重构，不仅引发人类知识的生产范式变革，也必然不断激发我们对机器与人类思维以及承载思维的大脑、身体之间关系的深入探究和再思考。显然，人机关系不仅涉及伦理约束和智能治理策略，也是一个糅合多学科知识的研究领域。而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对于构建人工智能时代和谐共生的人机环境、“人机命运共同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情感作为人类所独有的东西，曾被称为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最后一道屏障”。然而，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技术转向情感生成的趋势下，人类在试图与机器交往时，追求的是无障碍互动，并期待与其建立起类似于人的感情与亲密关系，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以模仿人类的情感。在双重动力的驱动下，人机情感互动逐渐趋向日常化。

洪杰文、黄煜（2024）以聊天机器人Replika为研究对象，发现人机情感生成逻辑表现为以人类为主体、技术为中介的情感“制造”过程（人机双向互动的结果）：机器通过对人类外在表征及内在情感要素的模仿形成机器“情感”并唤起人类情感，人类则在由机器建构的情境中与之培养情感关系并随之强化情感。然而，由于这种情感只是人际情感的理想化投射，而且还存在着基于技术逻辑、资本逻辑和人机边界产生的隐匿性困境（具体表现为情感的虚幻性、欺骗性与脆弱性），因此在智能技术尚未超越拟人化与拟情化的当下，人机情感仍然无法剥离人类情感而孤立存在。甘莅豪、王豪（2024）认为，情感作为重要的黏合剂，在推动人机交往，构建紧密交织的社会形态过程中扮演必要角色。他们从景观生成的符号角度考察人机交往中的情感问题，认为人机情感交往不再是简单的投射关系，而是建立在复杂技术系统基础上的情感互动。而当前，数字社会的各类符号在相互关联指涉与重复循环中进一步演化迭代，加剧了数字社会情感的复杂性，模糊了情感的人类本源，使情感经验的生成与接受更为异化但也更加多元丰富。梁亦昆（2024）亦关注到“人机之恋”这一新情感实践和前沿问题。他基于示能理论发现，用户们通过特殊提示词引导AI突破限制以跨越既有边界；利用自然语言编程与生成式AI一同构建世界并打造虚拟恋人重塑交往边界；面对AI的技术限制与迭代过程导致的有限“记忆”与“恋人之死”等新边界，用户则会采取记忆铭写、恋人“转生”等多种策略与技术系统进行协商以维持这一情感实践。这一实践不仅表明了人与AI之间的互动已开始超越传统的人际交往范畴，也呈现出人与AI携手跨越并重塑交往边界、拓展人机交往的新可能。对老年人而言，未来智能机器的主要作用是陪伴。申琦、关心怡（2024）研究了老年人对居家陪伴机器人的使用行为，他们认为老年人的使用大致呈现初次接触、积极使用、间歇性中辍和弃用的动态过程。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是影响老年人是否接受和怎样使用陪伴机器人的关键因素，老年人通过使用陪伴机器人可以获得消遣、增加社交谈资、促进家庭关系、实现社交分享、赢得社交“面子”等多重满足。

人机之间的情感互动也预示着社会交往的对象、观念、结构等方面的改变。在传播学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理解为一种“交往的革命”（杜骏飞，2024）。

对于人机交往的一般模式，牟怡、吴宇恒（2024）指出，从用户感知视角来看，人机社交关系形成过程类似于准社交关系的建立与发展逻辑。当引入了媒介技术特征（信源原真性与技术互动性）后，人机关系超越了准社交互动，更接近于人际社交关系模式。但智能传播时代人机互动所形成的社交关系既不同于面对面的人际关系，也不同于大众传播情景下的准社交关系，而是一种全新的“超社交关系”。宋美杰（2024）引入哈拉维的“同伴物种”理论来审视人工智能与人的交往关系，在同伴物种视角下，多物种的交往规则容纳了非人物种、非生物体、物质实体与虚体，这打破了人工智能“拟人化”的思维局限，可以帮助传播研究者从关联性的视角理解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周遭世界机缘，从而建立异类接合、互构共成、多物种共生的人机交往观，迎接即将到来的跨物种、跨生命的新交往模式，为人-AI交往进一步拓展研究方向。束开荣（2024）进一步提出跨介质数字交往的观点，他认为，基于数码物和媒介物的“人-物联结”是这种跨介质交往状态的物质基础。而这种交往状态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主义对人-物关系的二元建构，也超越了既往的传播范式。因此，对这种跨介质交往的研究，需要跳脱控制论的视角以及科幻叙事的隐喻，将媒介物、数码物作为“交往端”“交往者”，将它们与人类的联结作为事关生存的生命（人工生命或数字生命）故事，以此为理解人类与智能技术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思考路径。杜骏飞（2024）认为，当下的人机交往是一种由AI支持并与AI共同演化的社会交往方式，是一种跨生命交往，其中，人工生命是“行为主体”，而不是“心灵主体”。AI技术的跃升使得数字生命、机器生命与人的交往充分拟人化，这是跨生命交往的缘起，也会引出主体性、安全性和真实性等数字交往的新问题，这也将是未来人类面临的新挑战。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零工经济和远程办公的进一步普及，数字游牧（digital nomadism）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并成为一种新兴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的核心特征是将远程工作和全球旅行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据统计，2022年全球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数量已达到3500万人，而2035年这一群体规模预计将超10亿人（吴雪聪，2024）。显然，数字游牧生活方式和数字游民群体的流行与兴起，不仅仅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社会现象，同样构成了一个“理想化的研究领域”（班卡拉利，徐偲骕，姚建华，2024）。今年，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展开对这一议题的探讨，以期理解和阐释它所带来社会变迁、正在形成的社群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社会和理论问题。

由于数字游牧是一种融合工作和“流动性”的生活方式，而数字游民们则将流动性和移动潜力视为其实现自由的途径，换言之，流动性已成为数字游民体验和理解“自由”这个概念的核心。因此，流动性便成为阐释数字游民现象的一个关键点。解佳等（2024）发现，舒适的地方与自在的节奏是数字游民流动的空间与时间诉求，而策展式流动（数字游民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一种主动策展型策略）中的多样体验则是他们践行理想生活的方式。由此，数字游民的流动生活不仅纾解了他们的时间焦虑感，还进一步重塑了自己的生命节奏，并将这种时间和生活自主性付诸流动实践。虞鑫、李一诺（2024）认为数字游民流动的空间实践是一种重建“附近”的有益尝试，但也发现，由于数字游民的“附近”本质上依然是围绕相同的生活旨趣与价值观建立的，这种尝试存在空间范围与多样性方面的局限。这也意味着，数字游民流动式的社交场景中依然有广阔的空间可以探索。

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应用于数字游民研究同样至关重要。姚建华（2024a）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数字游民及其引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还能揭示国家/地方政府、市场资本与数字游民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数字游民显然是一个被美化和理想化的职业群体。仍然以流动性为例，与乐观的主流叙事不同，学者们（班卡拉利，徐偲骕，姚建华，2024；王云龙，文军，2024）基于数字游民为维持流动性所采取的特定经济策略（包括地理套利和网络资本商品化），以及他们大多属于流动的特权群体等事实，认为这一“新的工作世界”可能只是在重复现有的基础设施不平等，进一步强化了一种极端形式的资本主义。因此，数字游民是对数字资本主义的适应而非挑战。

数字游民作为一种新型工作方式和职业环境，必然面临着“身份工作”（identity work）和身份认同的重构过程。马中红（2024）将数字游民当下的身份重构实践，置于“身份自反性”理论视域下加以解读。她认为，数字游民的身份自反性首先表现在逃离异化的工作制度和功绩社会要求的单一、稳定、清晰的个体身份，转而选择不确定、多样化和流动性的模糊身份；其次表现在身份认知的矛盾性——既高度追求个体自主性，又高度渴望情感交往和共同体归属，由此生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以情感为连接、以共同生活为表征的“新部落主义”文化类型。张文娟、张菱珂（2024）从媒介化视域切入，同样关注到数字游民的身份重构实践。她们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中国式数字游民身份的建构深度依赖于媒介化的制造与协商过程，并交织着各方行动者的集体想象——不同的群体利益在媒介场域中对其不断征用、篡改、争夺与协商，从而在表征领域制造出一种相较西方更为复杂多元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体身份。由此可见，虽然（社交）媒介已演变为数字游民身份建构的核心空间，但中国式数字游民依然是一种未竟的身份，仍处于知识青年的自我探索、自我阐释以及各方行动者的利益争夺与协商建构中。马中红、井常灿（2024）发现，数字游民在社交媒体上构建身份形象时，不仅拥有叙事的能动性，而且其在线叙事具有明显的模态使用偏向和意义指向：经由文字、视觉和听觉模态的调取、组合、协同，其叙事凸显了童话主人公般的自我经历和生活方式（包含自由松弛、自信乐观、开放冒险等核心内涵），而掩盖和消解了迷茫、孤独、脆弱等内在痛苦。最终，在政府力量、商业资本和青年群体等叙事共同体的作用下，数字游民自我的正向内涵也得到多重确认。

中西方数字游民群体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根本性差异，例如中国语境下的“乡村”，并非西方理论框架中单纯的地理套利（赚取发达地区的薪资，享受低物价水平地区的生活）和景观消费的场所。因此，中国本土语境和本土实践就成为一个分析的视角。姚建华（2024b）通过调研发现，中国式数字游民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因此可以实现“双向奔赴”：一方面，乡村能为数字游民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高效的工作条件和多姿多彩的社交活动，让他们拥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真切感受，另一方面，数字游民可以与当地社区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运用自己的技能激活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力量。沙垚（2024）同样认为，数字游民不仅自身是流动的人才要素，而且以身体为媒撬动其他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入驻乡村并建立工作室，逐渐转变为数字乡民，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破解城乡之间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难题。

无论是作为一项尚在探索和发展中的生活方式，还是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数字游民在我国都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有关中国社会数字游民的研究还存在诸多待开垦，甚至被想象、误读的方面。而提高中国数字游民研究的在地性，“将该现象放入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脉络中，探寻其与各种类型的人口迁移和流动现象之间的关系，克服‘知识遗忘’和‘表层平推’现象，避免研究对象的孤立化和知识‘翻新’（徐偲骕，2024）”，或许是一条打开研究视域、激发其理论价值和潜力的有效路径。

经过多年的发展，短视频行业目前已经进入深度发展期（黄楚新，2024），不仅主流媒体短视频不断创新，网络微短剧等新兴形态也异军突起。根据艾瑞咨询（2024）测算，2023年微短剧行业市场规模为358.6亿元，较2022年增长234.5%。虽然在政策与平台监管进一步收紧、用户对内容品质需求不断升级以及市场竞争带来的内部调整等因素影响下，微短剧行业将面临增速逐步放缓的挑战，但整体行业规模受市场需求驱动仍然呈持续增长趋势，预测2024年微短剧行业市场规模为484.6亿，并且有望在未来五年内突破千亿。

作为数字时代新视觉范式，微短剧不仅开启了全新的内容赛道和阅听方式，亦实现了对传统数字内容生产模式的继承与替代。田元（2024）通过介入工作现场，从产制链不同环节，揭示出在微短剧生产过程中，专业创意生产不断降格、创意中下阶层创意实践日趋活跃的现象。他将微短剧业的这种生产继替称之为“零工专业生产模式”——专业知识、职业阶序、个人声望等因素正迅速聚集于效率至上的工作情境，从业者更多从社会性自我层面寻求工作定位，以零工和过渡状态参与专业生产成为常态。该模式虽有效洽商了短视频“低门槛”和长视频“职业化”的生产冲突，并对底层创意工作者起到了就业提拉作用，却在业务实操层面揭示出创意专业生产降格、职级迁转随意化等诸多问题。

微短剧在得到巨大产业规模增长的同时，也迅速占领了当下人们日常生活和闲暇时间，成为人类最新的视觉流行文化。胡泳、刘纯懿（2024）总结了微短剧在影像范式上的新特征，即竖屏与浅焦的共谋、短时限下的密集与留白、碎片化与逆碎片的悖论，并认为这些特征背后所反映的是人的失真、创伤回避和上瘾式需求等社会文化心理。张国涛、李斐然（2024）则认为，微短剧兼具戏剧的基因、剧集的本质以及短视频的传播逻辑，但从媒介的角度来看，微短剧是媒介变迁的产物，其“虚构叙事+短视频传播”的类型探索既是网络文学影视化的最新实践，又是剧集体裁创新的一次媒介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