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偏见及“聚合的奇迹”——从“后真相”概念说起

2016年11月，《牛津词典》将“posttruth”评为英语世界其年度热词，揭示了社交媒体时代情感比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现象。对此，牛津词典总裁卡斯帕·格拉思沃尔解释道，过去的2016年被极具争议性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主导，“后真相”当选2016年度热词并不意外。经由《牛津词典》热词评选的发酵与推波助澜，“后真相”迅速成为热点议题。围绕“后真相”现象，域外学术界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政治选举中的公共舆论、社交媒体、新闻伦理等方面。

或许是受2016年“post-truth”成为英文世界热词的影响，“后真相”概念亦随即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成为2017年新闻传播学十大新鲜话题之一（陈力丹，王敏，2018）。尽管“后真相”概念在西方语境下主要是围绕政治选举而展开，但在其成为年度热词后，国内的相关研究呈现繁荣之势，研究议题扩散到各个领域：或追溯其哲学基础（汪行福，2017，张庆园，程雯卿，2018），或进行现实关照，从政治生态（胡泳，2017）、社会信任（全燕，2017）、话语体系（於红梅，潘忠党，2018）、政治传播（史安斌，杨云康，2017）到公共治理（陈忠，2017），从新闻业（胡翼青，2017）、新闻真实（周睿鸣，刘于思，2017）、网络谣言（李彪，喻国明，2018）到民粹主义（邹诗鹏，2017）。还有学者把社交媒体的传播技术与“后真相”联系起来 ，认为“算法推荐”技术与“群体极化”“信息茧房”“回音室”“过滤泡效应”存在天然的联系，导致公众产生认知偏见，造成群内认同、群际冲突的现象（彭兰，2018）。

在“拿来主义”的研究热潮下，“后真相”概念亦被界定为我国当前社交媒体时代的某种社会病症和社会文化异化现象，这一新颖时髦的词语似乎非常契合研究者们分析某些网络热点事件中网民情绪化的理论诉求。然而，理解“后真相”的关键点不能局限于情感与事实孰轻孰重，而应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对不同的政治生态系统下情感的功能给予合理定位，才能把握“后真相”概念的实质内容。

政治参与被看作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但现实中，由于受规模、技术、理性等因素制约，民主政治只能借助中介性组织来实施，除政治选举外，公众一般不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而是委托各种中介性组织如政党、议会、利益集团等代为行使权力。

既然西方民主主要围绕政治选举而展开，能否获得公共舆论的支持是其成败之关键，“选举与其说是人民的统治，不如说是舆论的统治。”（乔·萨托利，1987/1993：98）随着大众媒介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成为影响舆论最直接和最主要的手段，改变了原有政治的逻辑。班尼特和恩特曼（Bannett & Entman）曾在2001年提出“政治中介化”（Mediated Politics）的概念。所谓政治中介化，是指政治已经丧失其自主性，开始依赖大众媒介的中心功能，并持续被大众媒介所形塑的现象，“中介的政治传播已成为当今民主中政治与公共生活的中心。”（Bannett & Entman，2001：247）

20世纪70年代，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等人借助“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开启了民主政治的理性分析范式。以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学者，把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移植到政治领域，将经济市场上的交易分析扩展到政治投票领域，他们认为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一样，其基础是交易动机、交易行为，政治的本质是利益的交换，提出了诸多颇具影响的理论如“俱乐部理论”“用脚投票”“公地悲剧”等，从而实现了理性法则的广泛覆盖：从政治领域的官僚制到经济领域的企业管理模式，从大众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到社会领域的公共领域再到政治选举中的“理性选民”。

尽管“理性选民”的假设作为民主选举中投票心理研究的重要前提，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情感却从来都没有退出过历史舞台，甚至很多时候还占据了支配地位。如果我们回顾20世纪美国总统竞选的历史就会发现，候选人使用夸张、戏谑、诋毁的情感策略其实一直都存在（林宏宇，2006：137）。电视媒体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表明，政治选举已经进入媒介化时代，诉诸竞选纲领的政治选举逐步让位于候选人的媒体形象展示,在这种背景下，“政治选举与其说是政治纲领的获胜，不如说是个人魅力的获胜，与其说是政治议题造就了选举，不如说是外在形象造就了选举。与其说是双方在治国方策上争高下，不如说在风度形象上比高低。”（刘玉霞，1988：89）在2008年美国大选中，被视为“互联网总统”的奥巴马在竞选中把互联网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被认为开创了一个新的选举时代：他是首位将募捐渠道转至互联网的总统候选人，同时也是首位成功利用网络募捐的候选人，在竞选中，奥巴马通过网络打造了颇为可爱的形象，他的一个支持者制作了一段名为“不同的选举”(Votediffer-ent)的视频。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作为“超级网红”，拥有大量“激情粉丝”。他发现影响舆论的最好方式，不是告知信息、阐释纲领和传经授道，而是挑起争议，制造话题。而能激起高度关注的话题，或是没有证据的猜测，或是煽动情感的主张。他洞察到选民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对传统政客形象的厌恶，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反建制、反移民和反自贸的政策主张，并为公众提供一种简单化和绝对化的思考框架。

民主选举中的情绪化现象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担忧，他们认为这将导致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从而损害民主制度的根基。但是，有学者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把选民视为“理性人”本身就是一种偏见，且即便每个选民都具备充分理性，也并不一定能够保证选举结果代表多数人的意见。195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Arrow）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他采用数学的公理化方法对投票选举方式能否保证产生出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领导进行了研究。结论却出人意料：民主的制度下选民的偏好聚合的结果并不符合“多数人的意志”，这可能是民主的宿命，但是，阿罗指出选举结果的偏差不能被认为是选民“冲动”和“非理性”的结果，而可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阿罗，1951/1987：34）。与阿罗所揭露的现象相似，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提出了“理性的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观点，为民主选举中情感的功能带来了新的认识。他首先质疑了“理性选民”的假定，认为这是脱离现实的“一种幼稚的公共利益观”的一种“神话”。选民无知乃人类自私的天性，任何试图修复民主的通行办法都很难增强选民使自己了解真相的动机（卡普兰，2007/2010：7）。

由是观之，西方民主选举中的公共舆论并不是“理性选民”深思熟虑的结果，反而充满了偏见、无知和情绪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民主政治已经走向了异化，更不意味着“后真相”时代来临。事实上，选民的情绪并不一定是民主政治的对立面，它发挥着一些不易觉察的功能，不能简单把某一时刻中的情绪迸发现象简单归结为民粹主义的抬头、社交媒体的助推或者新闻业的沦陷等，而应将其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政治生态系统下去考察，把它视为情感与理性不断矫正与平衡的产物：一方面，完全基于事实搜集和数据分析的理性化选举可能导致偏差，另一方面，诉诸情感和价值观立场也不必然导致真相的丧失。“它意味着原来没有被我们的认识所把握的真相的硬核的浮现，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化约为民粹主义立场或保守主义立场的复兴，而是要意识到这些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合理性。”（蓝江，2017）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公共舆论中具有较为明显的情绪化特征，公众的表达动机中夹杂着强烈的怨怼情绪，尤其在涉及敏感身份如官员、富人、警察、明星等时，更是如此，被形象概括为“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张华，2017）。有学者由此提出了“情感抗争”和“社会泄愤”的解释框架，指出由于中国政治参与渠道不畅，提供的制度性对话空间较小，情感是事件发生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愤怒、同情和戏谑成为公众情感共鸣的最佳催化剂（杨国斌，2009）。

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来看，公众情绪并非简单的心智反应，而是社会结构性产物。由于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但也面临利益分化、贫富悬殊、思想多元等诸多挑战，导致负面情绪和刻板意见的产生，并沉淀为负面集体记忆，当这种情感记忆被一个突发事件所唤起时，大规模的群体性不满和怨恨性情感就会在特定地域甚至跨区域迅速蔓延，形成对事件的怨恨式解释（孙静，2013）。

情感能量的聚集与动员一般通过以下三种叙事方式来实现：仇恨叙事、悲情叙事与恶搞叙事。如果当事人的身份涉及强—弱对立（如官与民、警与匪、富与穷、明星与平民、城管与小贩等）时，容易引发仇恨叙事，公众会将刻板意见和负面集体记忆渗入情感表达中，并对各类信息采用同化、省略与突出等策略，丑化施害方或者美化受害者，以达到加深对施害方仇恨的目的（郭小安，2013）。

悲情总是与愤怒交织在一起。如果说仇恨叙事旨在唤醒大众的公正之心，悲情叙事则要尝试激活大众的怜悯之心，它往往借助老人、父母、妇女、儿童作为弱者的符号，渲染或夸大弱者或受害者的凄苦，并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引发公众的关注与同情，公众借助“同情”来表达自己的声音,获得与国家“协商”的权力（袁光峰，2015）。

恶搞叙事以轻松活泼的方式来进行。戏谑化叙事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创作段子。它通过对文本的生产、改写、链接和传播，形成带有戏谑和讽刺色彩的“诠释社群”（袁光峰，2018），享受“被禁止的快乐”；第二，制作漫画。如制造讽刺性漫画，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来针砭时弊，由此被称为“带刺的玫瑰”；第三，改编诗词。第四，改编歌曲。如将某首流行歌曲的“歌词”进行改编，产生新的意义；第五，改编视频。第六，人体艺术或行为艺术。第七，创造网络流行语。第八，制造表情包。

可见，中国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化虽然具有“后真相”的某些表征，但与西方国家的逻辑有所不同。由于信息公开渠道和政治参与渠道还不够畅通，导致部分公众在无法获取真相前提下，转而使用情感化叙事手段来进行造势动员，产生“舆论倒逼”效应，此时，公众的关注焦点不在于事件的真假，而在于身份的归属和道德对错，情感成为了一种道德能量和社会资源，它既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道德和价值冲突，又是特定政治机会结构权衡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当然，本文揭示情感表达背后蕴含的“理性因素”，并非想为“情绪”正名，而是希冀从多元的角度来探究社会情绪产生的复杂诱因，揭示其隐藏之功能，这样才能深入理解公共舆论背后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避免情感与理性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才能找到情绪疏导的正确方向。

从历史上来看，情感与理性多被视为两种对立并列的力量存在，尽管有些学者并不认同此现象，但实际上操作时通常会把情感和理性分离开来。

与理性相比，情感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在现代化进程开启后，“情感”常常被描述为偏见、派系利益的载体，而被视作应该驯服和压制的对象，甚至被谴责为“坏的东西”“民主的敌人。”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曾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归结于三种：传统型、魅力型（克里斯马型）、法理型（韦伯，1921/1997：239），他认为只有摈弃情感、习俗、偏见的法理型才是民主社会追求的目标，因为法理型的认同对象不再是人格化的君主或精英，而是非人格化的法典，这更符合现代民主的契约精神。就此，激情要么被压制、要么被隐藏、要么被转化，所用手段无外乎两种：一种是通过科层制来实现非人格化管理，主要诉诸强制手段来压制激情，阻止激情滥用之后果；另一种是用利益来驯化和利用激情，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著名“利己导致利他”的推论，成功地把人的自私、贪婪、野心变成了一种美德，并转化为一种国民财富增长的驱动力，实则是一种“以毒攻毒”的做法，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其实就是一种利益驯服激情的机制，“因为利益兼具激情和理性之优点，利益的这种角色在于借助信息经济和奖励机制的正常发挥作用而促进资源的有效分配。”（赫希曼，1976/2003：3）

但是，情感作为人性本源的冲动，如果一味去贬损、压制和驯服，容易造成人性的异化。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把科层制称为“披上合理化外衣的技术控制，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一种由技术带来的控制新形式”（马尔库塞， 1968/2006：1）；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代表了人类的高级机能或能力，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是不值得关注的，中心化的国家呈现为对人的异化的崇拜，在这种状态下，人的力量和能力越来越被一种无名的、科层化机制所制约（转引自周宪，2005）；福柯（Michel Foucault）用“全景监狱”来比喻现代社会中权力无孔不入的状况，“它编制了一个被规训机制彻底渗透的社会”（福柯，1975/1999：235）。以上对现代化的“控诉”表面上是要解构现代化确立的理性原则，但实质上却是在唤醒被压制的情感，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民主选举中走向娱乐化、仪式化后，却仍然被认为处于安全的运行轨道。因为相比于政府官僚制程序的严肃呆板，政治选举具有“情感释放”和“情感补偿”之功能，与其说它可以聚合最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如说为公众提供了周期性的“仪式狂欢”和“情感释放”机会，它能够在理性官僚制之外给民主政治带来情感活力。

在社会学领域，情感与理性一直被视为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勒庞开创了情感分析模式，此后，布鲁默(Herbert Blumer)的“循环反应理论”、斯梅尔塞(Neil J. Semelser)的“加值理论”、格尔（Ted R. Gurr）的“相对剥夺理论”等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情感社会学的研究。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情感分析遭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解读集体行动应该抛弃“怨恨”“挫折”“剥夺”等字眼，主张用“利益”“成本”“代价”代替之，因为集体行动从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参与方式，而非“病理性”行为。至此，情感分析路径逐渐式微，很难在主流的研究中见到其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框架动员理论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斯珀（James M，Jasper ，1998）、卡斯特（Castells，2012）等人重新强调了情感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他们认为理性主义过于强调人的利益算计，忽略了“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的事实，解释集体行动需要从由“为生存而斗争”转向“为承认而斗争”。特纳（Jonathan Turner）把情感视为人性与生俱来的生物反应，不会轻易被文化所挤掉，因为它在哺乳动物进化链上已经进化了很长时间(特纳，2005/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