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推介 | AJPS：规范如何塑造公众的信任体系

Converse(1964)表明，大多数美国人缺乏意识形态规范的信任体系，通过实证研究，Converse认为意识形态规范下的选民偏好更有利于美国民主。本文重新审视了这一问题，通过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标准的测量方法，在人们不了解这些规范的情况下测试其政策偏好。实验证明，相当一部分被认为对于意识形态缺乏认知的人实际上并非出于无知，而是由于务实。文章还发现，至少一部分意识形态规范的动机是出于对群体一致性的渴望，而非基于一定原则的理性。由此看来，低意识形态规范似乎并不是一件坏事，而高意识形态约束也并非总是那么理想。例如，许多保守派的美国人拒绝戴口罩或接种COVID-19疫苗，认为这些措施侵犯了他们的个人自由。保守派当然有可能被这种逻辑所说服，但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他们可能只是因为社会身份认同的压力，从而顺应反对戴口罩和接种疫苗的意识形态规范。这种行为体现了他们对保守派阵营的忠诚，特别是对于那些助长这些观念并因此在政治或经济上受益的精英们的忠诚。这将构成一个重要的认识，即意识形态不但不能促进民主的可问责性（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反而为精英阶层操纵公众舆论提供了便利。

除了关注当前的事件，文章的研究结果还体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尽管美国人已经能够清楚地区分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Levendusky 2009），缺乏相关认知的选民也能正确地在观念、意识形态和政党之间建立联系（Goggin, Henderson, and Theodoridis 2020），对于美国的选民是否变得更加以意识形态为导向这一问题，学者们仍持有异见。（Baldassarri and Gelman 2008;Kinder and Kalmoe 2017; Wattenberg 2019; Kozlowski a nd Murphy 2021; Lelkes 2016）与Malka和Lelkes（2010）一致，本文的结果表明，意识形态认同的规范性服从压力（norm-conformity pressure）成为了将不同信念和偏好整合在一起的"胶水"。 这区别于受动态约束（dynamically constrained）的信仰系统，用Converse（1964年，第208页）的说法，即信仰系统受到（准）逻辑和原则的约束。 换而言之，规范的符合性可能导致偏好之间的相关性（即静态约束），而这些偏好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即动态约束）。 与此一致，最近的研究表明，动态约束相较静态约束更为罕见（Coppock和Green，2022年），这也就证实了（静态）约束主要是社会一致性压力的产物，而不是从原则中推导出来的。 因此，在传统意义的推理原则上，可以说当代美国政治并非完全是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Kinder and Kalmoe 2017），同时，特别是在有政治知识的美国人群体中，静态意识形态的规范性正在上升（Kozlowski and Murphy 2021; Wattenberg2019）。 随着意识形态规范性变得更加清晰，带来的压力有所增加（受到社会媒体等的放大），从而促使人们采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信仰和偏好，即使他们本人并不全盘接受。

最后，文章的方法也有助于解释美国政治中的不对称性。例如，保守派经常采取与自由派相关的政策立场（Ellis和Stimson 2012），尽管保守派往往更具有意识形态意识（Lelkes和Sniderman 2016）。这种不一致性可能是出于对群体规范的务实拒绝，或由于在这些问题上缺乏明确的规范。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行为并不构成对保守主义原则的偏离，而是群体内部的分歧（例如，Noel 2013）。简而言之，正如明确的党派品牌（party branding）往往会推动原本可能由政策驱动的两极分化（Dias and Lelkes 2021），清晰的意识形态规范可能会影响意见和行为受意识形态驱动的程度。

总体而言，文章重新唤起了研究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为群众形成政策偏好提供了基础，而是因为意识形态的认同可能让精英们操纵民众，特别是那些相对有知识和政治参与的人 （ Bawn 1999; Marx and Engels 1970;Sartori 1969）。虽然学者们对Converse的经验结论意见不一，但通常都将缺乏意识形态等同于缺乏先进性，关注 "意识形态的无知者 "是否有能力履行民主责任。无论意识形态在构建大众信仰方面发挥了多大作用，文章的结论都对这种假设的联系提出了挑战。对于"什么与什么相配"的认知当然很重要，但这种认知的意义取决于个人动机。如果仅仅只是让个人参与到社会一致性中来，则未必能提高民主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