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记者第六年，一个人的国际新闻地图

记者常常隐身在媒体后头，成为现有规则与建制的一部分；但也有很多时候，恰好是那个反建制的力量——既透过采访和写作，试着去破解身周权力纽带，又透过这些实践，试着在大众媒体这一媒介上搭建出新的规则。

我没有赶上一个可以从容地成为既定规则一部分的时候。想像中，新闻学院毕业后，踏实的新闻专业在那里摆着，有师父领进门，有一个记者理应的样子来激励。但我却没能往这个理想状态上靠拢。今天，仍能撑在“记者”这个职业，有时觉得真的是因为我的一厢情愿。

幸运的是，坚持一件事情久了，就会遇到很多同伴和前辈，就能一起继续下去。最近，我静下心来回想了这几年对我比较有意义的几个阶段。聊聊我是怎样毫无指望地离开非媒体的工作岗位，从寻找进入媒体的方式，一直到今天大约能够描绘出：“我是一个怎样的记者”。

六年前。2013年夏天，我从就职一年多的一间国际NGO乐施会辞职，停了在北京房子的租约，把行李处理掉，然后把自己丢在了一间破烂的酒店里，还记得房间里空调漏水、厕所的气味很难闻，一时失眠了，觉得无处可去。

那个晚上，我收到了一封邮件，朋友的朋友是一位美国记者，正在找一个能在那个夏天帮她的“fixer”，问我是不是认识合适的人选。我激灵一下秒回，我认识一个很适合的人选——我自己。

当然我辞职就是想做记者，很巧合的是在下定决心要做记者的那个时间点，我遇到的题目，便是跨境的国际报道。

合作的记者现在已经很资深了，不久前回到中国驻站，但当时她还是美国一家新媒体的年轻记者。她申到了一笔来自一间国际新闻中心的基金，做的题目是中国的南水北调。她是华裔，但当时还没有很多的中国经验。

“fixer”，就像字面意思那样，是那个能够帮你搞定一切的人——在新闻界，他们是帮助外国记者完成各种采访任务的人，通常都是本地的记者，从找线索到找信源，从旅途安排到采访翻译，无所不fix。出于种种原因，这些大型媒体机构大多不会直接让这些本地的fixer成为签约记者；总部的编辑与自家记者紧密联系，记者再在现场与fixer一起去寻找那个语境里的故事。

现在回想，理论上，我不是最适合这个题目的fixer。中国有一些以为外媒记者fixing为职业的人，他们人脉广泛，熟悉外媒、也熟悉中国，但比较贵。我则是一个刚刚从国际NGO离职、虽说在香港念过新闻学院、但媒体经验几乎为零的newbie。还好那位记者当时也很年轻，大概感觉到我会很努力来做这件事情、感觉到我不会太计较为这一份任务作出的得失，她便给出了一份信任。

我们两个有些莽撞地在中国做了好几个星期的采访。她是拿着记者签来的中国，除了去到几个关键的工程沿线现场，我们一路理直气壮，竟也敲开了从地方到北京几个关键政府机构的大门。这篇报道后来也获得了美国新闻界的一个奖项。现在觉得自己当时很幸运，我没有在这份突如其来的任务上撞得头破血流：在中国帮外媒做采访，多容易撞得头破血流呀。

那时，我只是很高兴在无处可去的那个夏天有这样一份尝试，并且与她成为朋友，一路来都可以在记者这个职业上相互鼓励。其实，这份经历还给我种下很多有益的种子：一是，相信直觉、信任你的伙伴，这份信任可能需要你 take a leap of faith（大胆一试）；二是，即便莽撞地闯进去也有好的收获，这是对我自己take a leap of faith。

最后还有，那一程下来，我大概确认了，除了参与报道，我更渴望拥有写作的权利。换句话说，我不愿再做别人的fixer了。其实这位记者有在报道最后给出我的名字；但对我，这不只是署名的问题，而是对搭建叙事的权力和能力、对实际手敲键盘写出故事的一种欲望。

三年前。2016年，我第一次尝试申请新闻基金来做跨境报道。具体的缘由有些忘记，应该是偶然知道了一个环境机构在支持来自中国的记者，去非洲几个国家做林业相关的调查。我最终得到支持的题目是中国在莫桑比克进行的木材交易。

应当没有记者不是以抵达新闻现场为职业追求的，只是越来越少媒体愿意/能够支付这笔不菲的费用了。一部分旨在鼓励记者发展的基金，便会开设一些“grant”（拨款），支持一小部分有明确计划的记者去实现他们的选题。另一些有更明确议程目的——比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等——的机构，也会试著透过支持记者采访的方法，来推进机构自己的议题：有时是会组织一整个媒体团，有时也会拨一笔钱支持记者个人。收取这样的基金支持来做题目，可以引发一系列道德层面的讨论，以及媒体在机制上对专业主义的保护，这里就不展开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做独立记者一段时间了。南水北调那个夏天之后，我在欧洲念了一个公共政策、偏国际政治经济的硕士；这期间，以各种我能找到的方法，给中英文媒体撰稿。那时我也接一些政策或舆论咨询报告的撰写工作。

但是我对记者的想像之中，已经有了一个去到现场的需求——并非突发现场，而是声音嘈杂的、日常的现场。但当然也不是任一地方，而是某个地方的某些人的生活，正在被一些看似抽象的、不可逆的、远远大于他们个体生活范围的趋势裹挟著走，我既好奇那些人眼里看到的现实，又好奇他们的这些“声音”是怎样形成的？而如果我去到那里，找到他们，并把这些都写出来，那么也许有更多人有除了那些“抽象的”、“绝对的”方法以外的，更真实的、片刻的故事，来理解今天看似很难看懂的当下。

当然，如果我现在去敲打2016年的自己，我肯定说不清为什么；但我很确信我想要去到那些地方，好像那是我要继续做一行、非此不可的路径。莫桑比克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满足了这一想像的题目。

盯着地图上的莫桑比克，我依然必须得找个fixer。一番搜寻下来，我最终合作的伙伴，身上充满了我几年前的那一丝不甘。他本身是很好的记者，十分讨厌“fixer”这个称呼，但是实际上，各路外国媒体的fixing需求，的确是很重要的、真正能给他带来收入的机会。

我试着说服他：你调查莫桑比克林的木业也很久了，但从未有过来自中国的input（输入），我不只是那个聘请你的协助的人，我们也许能一起发展出很多新的理解？毕竟在这个议题里，中国是利益相关方，不是局外人。

他是很熟悉莫桑比克的，我们从南往北一整程，若没有他的人脉根本不可能做到；但另一方面，他从未接近过的中国社区，我却能够有所接触。可惜的是，我虽然收下了因他的资源而得到的“好处”（我的文章最后供给了《卫报》），他却未能因与我的合作有什么职业上的收获。换句话说，这一次合作，没有超出外国记者+本地fixer的方式。

我不知道他最后接受这个任务，有几分原因是工钱，有几分原因是我说的这种“合作意识”。但我是没有说服我自己的，这次的经历，也给我种下一颗蛮重要种子：明明己所不欲，为什么非得继续雇佣“fixer”的做法？

另外，这一程走完，印象很深，我跟他挥手再见的时候，他回到了莫桑比克北边的一个海边小镇上，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丝庆幸，庆幸我没有一直扎在中国。这两次很明显的“跨境”报道的经历，大约给出了我在记者这个行业中，比较渴望的那种样子。

我不是没有其他尝试（纪录片、直播、名人专访等等），但鉴于我什么都舍不得：舍不得不自己去找题目，舍不得不自己去做初始研究和提出问题，舍不得放弃现场，舍不得不去对话（我甚至经常舍不得请AI或人工来替我整理采访录音），更舍不得自己在有了这一切准备和采访之后，能够去寻找书写的方法，决然舍不得放弃一个问题的复杂面向⋯⋯因此，到目前为止，透过极小的团队合作，以我作为一个个体记者的视角，用重现场、长特写的方法来写故事，并且能隐约指向更大的讨论，依然是我能找到的、我最有动力继续下去的“媒介”。我自己，去画一个没有疆域、或是跨越了疆域的世界。

跨境，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背景。而且，新闻作为一个行业，一直有跨境的基因在里面。我的博客名叫“hunger for awareness”，来自当时念新闻系时读到一本关于新闻业历史的书，谈起电报技术真正打开了新闻，因为人们能够立即获得千里以外的即时信息，技术带来的这个可能性，给了大众一种对认知和对信息的饥渴。

也许是一系列的机遇，或者我其实是个很有决心的人，从莫桑比克之后，我大大小小的采访，清点一下也有发自20多个国家，其中也有一些是找了基金支持、能够与当地记者一起合作的，但没有再去给任何明明是记者的同行安上一个“fixer”的角色。大多情况下，合作的记者都能够使用我们一起发掘的素材，或者最终的稿子我们联名发表，或者他们能给当地的媒体写稿。

跨境合作，早早地就是更能准确形容我工作方式的定义。

这些年我依然生活在欧洲，在身边的同行讨论中，“cross-border journalism”这个词，开始变得非常流行。这个流行有一些背景，我试著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观察，当然要事先声明一下，这些观察都非常主观、很不完整。

简单地说，在全球化更为深入的这个世界，我们都分享了利益也承担了后果。以往报道国际新闻的做法并没有在迅速回应这个变化。媒体的转型催生了新一批的记者，这些记者，一边自救，也许也一边也在改变国际报道的范式。

一个契机是2015年的巴拿马文件，让跨境合作很有影响力地呈现在了公众视野当中：原来调查报道是可以上百个国家的记者一起来做的！后来，人们也多意识到，巴拿马文件本身的曝光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个案例。但是这个契机不是偶然，而是全球政经巨头利用金钱的全球流动勾连已久，必然会爆发的现象。回到新闻业，这打开了我觉得原本已经准备好了的跨境合作的讨论。

媒体人处在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之中：传统媒体的转型。许多报道方式和报道资源开始变得稀缺。比如，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foreign correspondent”（驻外记者）的方法论，尤其很多时候不合理地“利用”fixer的做法，开始遭到很多的挑战。

最明显的就是大家对“parachute journalism”的批评了。所谓“降落伞”式的记者，尤其是在遇到突发新闻的时候，被以西方媒体为主的大机构空降到现场，有的不了解状况搞乱事实，有的则极度依赖当地fixer却不给对方足够的credit，还有很多被迫困在专门安排给外国记者的酒店里头的……批评声音四起也是很合理。

最近在柏林，与一些同僚谈起，说这些年，读《经济学人》实在有些索然无味；然后讨论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那个所谓的“全球化初期”的时候，《经济学人》的文本给出一个看似完整、包罗万象的全球政治经济生活的图谱。而今，我们已经不满足他们做出的那些很多时候大而化之的解释了，其中很大的原因，也许正是因为这类媒体用是重编辑、弱采访的方法——毕竟，这些媒体的编辑们再有资历，他们大多也是欧美中年男性，从接受的教育到午饭吃的三明治都很相似，他们一边觉得自己可以指点江山，一边缺少对真实世界的持续追踪，最终避免不了的会同质化。

我认识的一个欧盟内部数个国家的记者的跨境合作，就是因为大约五六年前，大家就开始看到，即便以欧盟的一体化程度，彼此的偏见和误解仍然是实在太夸张了。欧盟一度是全球化主义者向往的样子，大家都看到今天欧盟的问题；扩大到全世界，全球化加深了的裂痕，就更明显、也更严重了。

最后，还有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各种新媒体一边兴起、一边在报酬上不合理对待记者尤其是独立记者这个群体（当然撰稿人与媒体的那些事儿，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没有得到传统媒体资源的年轻记者——他们可能来自西方国家、也可能来自各个新兴的经济体、也可能来自那些所谓的“新闻热点国家”。

在技术的加持下，在缺乏更为具体而复杂的叙述的时候，在更多的竞争和更少的资源下，大家很自然地想要提出新的做法。这个讨论里头应该也有大型媒体机构的加入，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年轻记者之间、一些相对比较理想主义的新闻机构或基金，聊跨境合作比较多。

当然，跨境报道有无数种做法，很多时候并不是像我这样非得跑去一个具体的地点，也绝对不局限于传统媒体划分出的“国际新闻”这一板块下。跨境合作给出的效果也很不一样，有的更多是展示出同一个问题的普遍性，有的能够将一条产业链在不同国家的持份描绘出来，有的带来对话，有的则还是聚集在解释层面，当然也有很厉害的调查。大家今天听到的，还是局限在我个人的经验下的。

一个月前。2019年3月，我第一次踏上南美大陆做报道：目的地是一个鲜有中国记者会去的小国家——厄瓜多尔。跟我合作的记者其实来自哥伦比亚。一起做这个案子之前，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在一个全新的、离开哥伦比亚这个特定语境的地方来做调查了；而在这个案子之前，我可能也有些过分地习惯于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做报道。一番采访下来，我俩都有一些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