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西闪
要形容今天这个“地球村”一般的世界，再没有哪个词比“部落化”更准确的了。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概念都是思想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发明的。
麦克卢汉是媒介理论的大师，他认为媒介对人的影响远大于内容，并坚信是前者而非后者约束着人们的思维、行为以及组织方式，故而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媒介即人的延伸”。照他的逻辑，没有广播，就没有希特勒。没有电视，就没有肯尼迪。这种意见看似极端，却不无道理。事实上假如有人说，没有推特和脸书，就没有川普，我想逻辑也是成立的。
▲ 资料图：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这不是重点。麦克卢汉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以媒介类型变化为标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形态进行了分期。早期的人类以听觉为基础，借助口头媒介进行交流，是为部落化时期；随着文字的发明和印刷术的进步，人类进入以视觉为基础的媒介时代，交流扩大，社会扩展，是为非部落化时期；当广播、电视和网络出现，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需要调动全部注意力予以应和的电力媒介时代。在这样的世界里，信息流通无远弗届，地球宛如村庄，个人与社会的信念与利益趋向一致，麦克卢汉说，是为重新部落化时期。
不过，深刻的麦克卢汉对重新部落化的描述显然错了。地球村不是任何一个村庄的同义词，现在的部落化也不是过去的简单重复。如果说以前的部落社会受限于口头媒介，那么现在重新部落化的原由有几重。媒介固然重要，人类心智本身也是一大约束。当我们用一颗颗石器时代已经装配好的大脑去应对“电力媒介时代”，最省事最节能的法子就是聚焦关注的范围，强化自身的信念，以“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的形式组成观点相似、态度激进、高度自信、不容异己的极端群体——这才是重新部落化的真相。
从这个角度看，现实世界里小众之间的对立、国家之间的对立、联盟与联盟之间的对立，都可以看作重新部落化的过程或后果。要认清这一真相，不妨读一读心理学家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的著作《道德部落》。格林认为，在群体的层面上，存在着一种古老而朴素的利己主义思想，即“部落主义”。 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人们不仅区分“我们”和“他们”，更会优先考虑“我们”而非“他们”。听听川普宣扬的“美国优先”论，很耳熟吧？
▲ 资料图：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的著作《道德部落》
部落主义不单是群体形成的心理基础，也是群体间相互敌视难以合作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内部高度一致的群体，它们行事偏激，更容易引发冲突。《道德部落》里有不少这方面的例子，其中一个是历史学家费斯切尔（D.H.Fischer）提供的。他发现美国南方的民众“一直有力地支持每一场美国对外战争，至于开战原因和交战对象并不重要”。即便民主共和两党轮流执政，政治倾向发生巨大转变，南方民众支持战争的立场也从未改变，完全超越了党派的界限。他们反对罗斯福新政，但支持罗斯福在二战中的所有军事举措。同样他们反对过约翰逊、卡特和奥巴马的国内政策，然而一旦涉及到对外用兵，他们都十分积极，哪怕这些战争的目的多半自相矛盾。费斯切尔把这种奇怪的现象归因于一种特有的混杂着“南方的尊严观与道德观”的思维模式。不过说到底，还是部落主义在起作用：当高度强调尊严的“我们”受到“他们”的冒犯或侮辱，坚决反击是惟一正确的。
心理学家丹·卡汉（Dan Kahan）在研究美国民众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态度时也有类似的发现。传统观念认为，那些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人通常教育水平不高，而相信全球气候变化将带来巨大风险的人则具有更高的科学素养，擅长批判性思维。但是卡汉的研究表明，这样的看法不对。教育水平、科学素养和反思能力都不是重点，关键在于文化观念。卡汉是这么表述的：“普通民众相信或怀疑有争议问题的科学信息主要取决于这些信息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共和党人不相信全球气候变暖的比例远高于民主党人的原因——前者的教育水平和科学素养未必很低，但他们比后者更像忠诚的部落主义者。川普和马斯克（Elon Musk）同是毕业于沃顿商学院的商界精英，一个反对巴黎协定，一个强烈支持，为什么？因为川普比马斯克更需要赢得部落主义者的心。
正如面临危险的巴黎协定所昭示的，不少悲剧皆因部落化而起。全球性的灾难不会因为“我们”拒绝承认就不会落在自己头上。更要命的是，“我们”的拒绝还会加重“他们”的负担，最后大家一起倒霉。怎么办？
“部落”之间相互冲突的困境，格林称之为“常识道德悲剧”。显然，要避免此类悲剧，需要寻找一种类似于通用货币一样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彼此沟通相互理解，从而使世界“重新非部落化”，达致普遍而有意义的合作。
这样的通用货币存在吗？格林认为是有的。不是直觉或情感，它们虽是人性中普遍的特征，但是不同的社会对这些特征的含义和作用各自有一套理解的方式；不是公平或正义，它们的倾向性也显而易见。不少例证表明，与努力寻求公正的人相比，追求利益的人更容易合作寻求共赢；那么事实呢，它是通用货币吗？也不是。当事实不如人们想像的那样明确，人们就会选择相信符合自身利益的那些事实。
看起来，利益或许更可靠一些。问题在于，利益到底是什么。是物质财富还是经济效益？如果GDP高速增长，大家却过得水深火热，这样的利益有什么意义？除非它们能带来人们幸福。
照此看来，幸福才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有没有一套关于幸福的理论，可以把幸福打造成通用货币？有。格林认为，“幸福最重要”加上“应当尽量扩大幸福的结果”，两个观点结合起来就能支撑起一套理论，即功利主义。而它就是道德的通用货币，就是群体之间合作的“元道德”。
可是功利主义的名声实在勉强，尤其在严肃的哲学家那里更不受待见，这让《道德部落》的很大篇幅都像在辩诬。格林承认，所有的麻烦都始于功利主义这个糟糕的名字，它“过分强调了世俗的功利性”，如果用幸福取代功利二字事情就好办多了。而对于格林来说，幸福比功利容易解释得多——因为他是一位受过神经科学与道德哲学双重训练的心理学家。他将幸福比作物理学里的希格斯玻色子，是“为其他价值观赋予价值的价值观”。
▲ 资料图：功利主义哲学大师边沁
幸好格林不大使用如此艰深的比喻，《道德部落》的大部分章节都平易生动，适合所有关心合作的读者。然而功利主义的麻烦显然不止糟糕的名字，它在实践中很多时候都与我们的道德直觉相违背。用起来不顺手的功利主义担得起通用货币的功能吗？在这方面格林花了不少力气。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将人类的思维分为快慢两套系统，从中得到灵感的格林认为，大脑的道德判断也有快慢两套机制，就像相机，有傻瓜模式，也有手动模式。人类传统的道德观主要是为了解决部落内部的合作问题而存在的，它们构成了傻瓜模式的大部分内容。然而，为促进部落间合作应运而生的现代道德观并不预存在我们的大脑里。相反，要运用它们，需要手动模式的帮助。在这个时候，功利主义相当有用。
说时容易做时难。如何才能在傻瓜模式与手动模式之间自如切换呢？格林的建议是，按照他给出的6条规则，争取成为一名“深度实用主义者”。它们分别是：
1. 面对道德争议，可以向道德直觉问策，但不要完全照办；
2. 权利不是好的论据，但却能终止辩论；
3. 注重事实，对自己和他人提出同样的要求；
4. 警惕带有偏见的公平；
5. 使用通用货币；
最后一条规则只有两个字，但我觉得格林应该另写一本书来解释，那就是“给予”。
原标题：将你的道德感切换至手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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