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皆序章】永恒的丰碑——焦裕禄的故事

1942年6月，天气很热，有一天刚吃过早饭，焦裕禄走到门口，发现日军和汉奸正在看他家的门牌。他来不及逃跑，被两个汉奸抓住。随后他被汉奸带到村外，和临近3个村的老百姓被拉到博山县城西冶街赵家后门的宪兵队。1943年6月，焦裕禄趁机从煤窑逃跑。

1943年8月，焦裕禄逃回家没多久，本村的汉奸又以他没有“良民证”为名，把他抓到汉奸队。家中托伪镇长到汉奸队保释，焦裕禄的母亲卖了半亩地，买了大烟送到汉奸队，焦裕禄才被放出来。这时正值伪军招兵，焦裕禄没办法，只好听从伪镇长的话去“卖兵”（就是替别人当兵）。可是，在“卖兵”的路上又被日军抓去，所幸关了3天后被放了回来。

从抚顺逃跑回家又受了两次迫害，地也卖了，兵又没卖成，这一年又是灾害之年，庄家绝收，家里能变卖的东西都卖光了。

焦裕禄说：“新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不能明确树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老干部长期不参加劳动思想就要起变化，要变颜色”。

焦裕禄身体力行，无论工作多忙，总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经常开襟解怀，卷起裤腿和群众一起干活，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他经常和群众一起翻地、封沙丘、种泡桐、挖河渠……，就在县委决定他住院治疗的前几天，他还挥舞铁掀在红庙公社葡萄架大队，和群众一起劳动。因此，他经常要求下乡的干部一要带毛主席著作，二要带劳动工具和行李。

焦裕禄还经常教育子女做脏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穿衣要朴素，生活要节俭。

有一次，焦裕禄发现大儿子去看戏，问道：“戏票哪来的？”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收票叔叔没有收票就让我进去了”。

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

后来，他又专门起草了一个《干部十不准》的文件，规定任何干部不准特殊化。这个“十不准”的通知，是一份既平常又不平常的通知。说它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都是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时刻应该想到的，做到的起码准则；说它不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准则，都闪耀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辉，都是对特权思想的有力批判。焦裕禄把职位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把职权看作是受人民的委托，为革命掌权。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无私的崇高革命精神的表现。

焦裕禄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长期有病，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比较困难，可是他坚决拒绝给他救济。他说：“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要把这些钱用到改变兰考面貌的伟大事业上去，用到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上去”。

焦裕禄的办公桌、文件柜都是原兰封县委初建时买的，有不少地方破损。当时有人劝焦裕禄同志换个新的，他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且修了修，照样使用。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同志们劝他换床新的。他说：“我的被子破了，是需更换新的，但应该看到，灾区的群众比我更需要。其实，我这就很好，比我要饭时披着麻包片，住在房檐底下避雪强多啦，焦裕禄的衣、帽、鞋、袜都是拆洗很多次，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虽然破旧得很厉害，但是焦裕禄同志总是舍不得换。他的爱人徐俊雅同志最后生气了，不给他补，他就自己动手补。

一次，有位干部提出要装潢一下领导干部的办公室，焦裕禄同志严肃地说：“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兰考的灾区面貌还没有改变，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有一天，焦裕禄冒着风雪，忍着剧烈的肝痛，一连走访了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群众。但是，却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

他来到梁孙庄梁俊才的家里，老大爷卧床不起，老大娘双目失明。老大爷问：“你是谁呀？大雪天来干啥？”焦裕禄同志说：“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老大爷感动得热泪盈眶，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逼租，撵得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还是党好，社会主义好。”

1954年8月，金矿公路刚刚通车，厂党委决定焦裕禄和一部分转业干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当时，个别干部因家庭有困难，怕学习坚持不下去。在焦裕禄的带动下，强调家庭有困难的同志也都到哈尔滨考工业大学去了。他们在哈尔滨复习课程时，刻苦钻研工业管理知识，为由外行变为内行奠定了理论知识的基础。

焦裕禄凡是同管理业务有关的问题，他都刨根问底。有时为弄清某个零件的加工过程，他一连跑几个车间。为了早日掌握工业管理知识，他一面跟调度员学调度，一面跟计划员学安排生产计划。一次，他要求计划员让他自己安排一次计划试试。计划员觉着焦裕禄实习才几个月，不可能编好计划。焦裕禄看他有点犹豫，便用商量的口吻说：“你在一边看着，我安排错了，你马上纠正。”计划员无法拒绝，只好让他试试。结果，焦裕禄竟很快就把计划编排好了，而且编排的既周密准确，又切合实际。

1953年7月，焦裕禄被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厂里要抢修一条由金谷园车站直达建厂的金矿公路。任务重、时间紧，新组合的班子和调来的干部都没有修过桥和路，产生了畏难情绪，为了加快工程进度，焦裕禄吃住在工地，认真帮助解决工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督促施工进展，检查工程质量。

1959年春，洛阳矿山机器厂全面投产，焦裕禄又任厂里的调度科长，担负起全厂的生产调度任务。他工作起来细致、踏实，经常深入车间了解情况，帮助车间解决困难和问题。在他随身携带的兜兜里，经常装着好几种工作手册，分门别类，记载着各车间的情况。从生产任务，设备条件，劳动力量，以致哪个工人有什么思想问题，家庭困难等等，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工人们说：“焦科长不仅谙熟业务，还善于抓政治，抓人的思想，跟着他再重再难的任务，我们都乐于接受”。

1956年7月至10月，《起重机厂报》连续发表了题为《减速机工段党小组是怎样保证完成计划的》、《对工段长工作方法的几点体会》、《谈谈前方竞赛中的问题和意见》等焦裕禄同志的署名文章。11月11日，《起重机厂报》登载了“机械车间被评为前后方竞赛优秀单位”的消息，并以整版篇幅刊登了焦裕禄写的《机械车间三季度竞赛总结》。12月，焦裕禄为车间基层干部总结了十条工作经验。厂党委采纳了这十条经验，改进了管理方法，调整了生产。

1956年底，焦裕禄同志满载学习成果，回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一金工车间主任，带领职工投入了紧张的设备安装工作。1958年底，因为生产成绩显著，一金工车间被评为全厂的红旗车间。

1964年春，焦裕禄的肝病越来越重。医生们开出最后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送他去看病的赵文选，心里非常焦急，恳切的向医生说：“医生，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人民需要他，需要他呀！”5月初，焦裕禄同志的肝病更加严重。护士噙着眼泪给他注射止疼针，他感到自己的病已无法治疗，便摇摇手说：“我不需要了，省下来留给别的阶级兄弟吧！”

县里的同志和兰考的群众代表前来看他，他不谈自己的病，首先问县里的工作、生产情况。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咋样？老韩陵的泡桐树栽了多少？他还嘱咐同志们：“回去对县委的同志们说，叫他们把我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他的大女儿到医院里去看他，他深情地说：“小梅，你参加革命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你的礼物吧。那里面，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省、地、县各级领导同志来看望他。这时，焦裕禄已经病危，他用尽全力断断续续地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实现兰考人民的要求......心里感到很难过......我死了不要多花钱......省下来钱支援灾区建设......我只有一个要求......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