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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六禾致谦  · 公众号  ·  · 2024-04-28 14:29

正文

 编者注

今天推荐的是被誉为“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最受欢迎的一本书《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这本1966年写就的经典,到现在依然熠熠闪光。


1909年出生在奥地利的德鲁克可谓阅历广泛,父亲与熊彼特、哈耶克等人往来密切,经常出入家中讨论;后续他又奔赴德国和英国求学工作,在英国参加凯恩斯的讲座时被其理念所打动。


不过相比于对商品及供给关系更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德鲁克早早就发现自己对“人的行为”更加着迷。


1937年,他移居美国,担任大学老师的同时,也成为了一名作家及商业顾问。在1943年,通用汽车邀请他担任商业顾问及分析师,德鲁克在此后的2年里参加了通用汽车所有的董事会议,访谈了许多员工,评估了工作流程。


这段在当时世界上最大企业的经历,给予了他非凡的洞察力。


他认为,管理是一项“博雅艺术”,因而他将历史、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宗教等跨学科思维融入进了管理学。


1966年,他出版了《卓有成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Worker)一书,想让读者学会如何做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书里,德鲁克对管理者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他认为只要能够影响组织绩效和成果的知识工作者都是管理者。


这也是他首次提出“知识工作者”这一概念,他认为知识工作者的比重将越来越大,不同于蓝领工作者,大部分知识工作者都可以成为一名管理者。


而一名管理者,就必须力求“卓有成效”,但管理类书籍一般都是讲如何管理别人,本书的视角却非常新颖及独特,讨论的是管理者如何管理好自己,这也是德鲁克一生所强调的“自我管理”。所以,这本书面向的可以是所有人。


此书一经发布,获得了广泛好评,也成了德鲁克30多本著作中最受欢迎的一本,我们节选了《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第三章《我能贡献什么》的部分内容,祝开卷有益!



有效的管理者一定注重贡献,并懂得将自己的工作与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他常自问:“对我服务的机构,在绩效和成果上,我能有什么贡献?”他强调的是责任。


重视贡献是有效性的关键。所谓有效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自己的工作,包括工作内容、工作水准、工作标准及其影响;


②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包括对上司、同事和下属;


③各项管理手段的运用,例如会议或报告等。


可是大多数管理者的视线都集中在下方。他们重视勤奋,但忽略成果。他们耿耿于怀的是:所服务的组织和上司是否亏待了他们,是否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最在意的是“应有”的权威,结果是做事没有成效。


管理顾问公司向委托机构提供服务,总是先花几天时间与委托机构的高级主管交谈。在谈完咨询项目、弄清楚委托机构的组织和历史情况后,管理顾问会问:“你做什么,才匹配得上公司付给你的薪酬?”


通常对方的回答总不外是:“我主持本公司的会计业务。”“我负责销售部门。”也不乏这样的回答:“呵!我要管850人的工作!”


但是很少有人这样回答:

“我的任务,是向我们的经理提供他所需的资料,使他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我负责研究本公司的顾客将来需要些什么产品。”

“我必须深入思考,为我们的总经理即将面临的一些决策问题准备相关资料。”


一个人如果只知道埋头苦干,如果老是强调自己的职权,那不论其职位有多高,也只能算是别人的“下属”。


反过来说,一个重视贡献的人,一个注意对成果负责的人,即使他位卑职小,也应该算是“高层管理人员”,因为他能对整个机构的经营绩效负责。



管理者的承诺



重视贡献,才能使管理者的注意力不为其本身的专长所限,不为其本身的技术所限,不为其本身所属的部门所限,才能看到整体的绩效,同时也才能使他更加重视外部世界。


只有外部世界才是产生成果的地方。因此,他会考虑自己的技能、专长、作用以及所属的部门与整个组织及组织目标的关系。只有这样,他才会凡事都想到顾客、服务对象和病人。


事实上一个组织之所以存在,不论其产品是商品、政府的服务,还是健康医疗服务,最终目的总是为了顾客、为了服务对象或为了病人。因此,重视贡献的人,其所作所为可能会与其他人卓然不同。


美国某一颇具规模的公立科学研究所,几年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该研究所的出版部主任退休了。这位主任,早在20世纪30年代该所成立时即服务于出版部。但他本身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擅长笔墨。因此,他主持出版的各种书刊常受到批评,说是缺乏学术水准。


后来其职位改由一位科学家来继任。当然,从此该所出版的书刊面貌为之一新,具有高度学术水准了。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一向阅读该所书刊的科学团体却从此停止订阅了。一位与该研究所关系甚为密切的大学教授发现了原因。


这位教授说:“你们的前任出版部主任,出版的书刊都是‘为我们’而写的,而现在的新主任,却把我们当成了写的对象。”


前任主任常自问:“我能为本所贡献些什么?”他认为:“我应该引发外界年轻科学家对本所研究工作的兴趣,吸引他们来参加本所的工作。”


因此,他特别强调研究所内的重大事件、重大决策甚至于内部的争执。他这样的做法,曾经屡次引起所长的不满,而且造成了正面冲突。


然而他始终坚持这一原则。他说:“我们的出版品是否成功,不在于‘我们’爱不爱看,而在于有多少年轻而素质良好的科学家,因读过我们的书刊而愿意前来应征工作。


提出“我能做出什么贡献”的问题,是为了挖掘工作中尚未发挥的潜力。事实上许多工作看起来成绩辉煌,但是与潜在的贡献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


美国某一商业银行设有“代理部”,其工作非常单调,却是个盈利部门,专门代理各大公司办理股票债券的登记及交易业务。代理部保存有各发行公司的全部股东名册,要定期填送通知及发放股息,还要做其他各项类似的索然无味的工作。


这些工作都需要高度的效率,而且数字绝不能有误。不过,这种工作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


代理部一向这样进行他们的工作,直到有一天,一位新经理上任了。这位新经理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代理部究竟能做出什么贡献?”


他终于发现,代理部经常与各大公司的高级财务主管来往,这些人常握有各公司的存款、贷款、投资和拨存退休金等的决定权。


当然,以代理部本身来说,其本职工作必须先做好。但新任经理却从这里发现了一项最大的潜力:该部门可以成为银行其他部门的“推销员”。


从此以后,本来只是一个文件处理性质的部门,一下子变成了该银行最成功的营销部门。


管理者如果不自问“我可以做出什么贡献”,他在工作中就不会有远大的目标,甚至可能把目标搞错而且特别容易对“贡献”一词只有狭义的理解。


从上面的两个例子不难看出,“贡献”一词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义。一般机构对成效的要求往往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直接成果;树立新的价值观及对这些价值观的重新确认;培养与开发明天所需要的人才。


如果在成效中缺少这三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机构就会衰败甚至垮台。因此,管理者若想做点贡献,就必须在这三方面下功夫。


不过在这三者之中,哪个最重要,哪个其次,就要看管理者本人的情况以及他所处的地位及机构本身的需要了。


以第一方面的绩效而言,直接成果通常最显而易见:在企业机构,销售和利润就是直接成果;在医院,直接成果是对病人的护理和治疗。


但是,有时候直接成果也不一定是十分明确的。例如前例中某银行代理部的新任经理,发现该部可成为银行的“推销员”。但不管怎样,如果连管理者自己都弄不清楚应有什么直接成果,那就别想有任何成果了。


以英国的国营航空公司为例来说明。政府将这些航空公司作为企业来管理,同时又认为它们是执行国家政策和维护英联邦团结的工具。然而,它们实际上又一直是英国航空工业生存与发展的资金来源。三种不同的直接成果混淆在一起,结果是哪一种成果都没有得到。


当然,直接成果应该是最重要的。组织的生存需要直接成果,犹如人需要营养食物一样。但是除了直接成果,一个组织还必须有价值观的承诺与实现,这就像人体除了食物外还少不了维生素和矿物质。


一个组织必须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否则就难免解体、混乱和瘫痪。以一个企业机构来说,其价值观的承诺也许是指建立一种技术权威,也许是指为社会大众寻求最好的商品和服务,并以最低的价格和最高的质量来供应。


对价值观的承诺,也像直接成果一样,有时是难以捉摸的。


美国农业部多年来曾为两种根本相异的价值观承诺而痛苦不堪: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力,还是为了扶植家庭农场,使之成为美国农业的支柱?


为了农业生产力,美国已经朝着农业工业化、高度机械化、大规模商业化的方向发展了。为了扶植家庭农场,则必须设法保持生产力的普通农村形态。美国的农业政策,在这两个极端的价值承诺之间,曾经左摇右摆,真不知花掉了多少经费。


最后我们谈到未来的发展。人都免不了一死,纵然他有再大的贡献,其贡献也因此有一定的限度。而一个组织,大体言之,正是克服这种限度的工具。组织如果不能持续存在,就是失败。


所以,一个组织必须今天准备明天的接班人,其人力资源必须更新,必须经常提高水准。


下一代的人,应能以这一代辛苦经营的成果为起点。因此,下一代的人是站在他们前辈的肩头,再开创新的高峰,并在此基础上为他们的下一代准备更高的基准线。


一个组织如果仅能维持今天的视野、今天的优点和今天的成就,它就一定会丧失适应力。世事沧桑,一切都在变。所以,只满足于今天的企业,在变幻无常的明天就会感到难以生存下去。


一位管理者能重视贡献,是人才发展最大的动力,因为人可以随外加的要求调整自己。重视贡献的管理者还可以帮助那些与他共事的人将眼光放得更远,这样也就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水准。


某医院新任院长在召开第一次院务会议时,以为一件棘手的事情经过讨论,已经获得可以使大家都满意的解决办法了。


但这时忽然有人提出:“这办法能使白莉安护士满意吗?”这个问题一经提出,会议中马上又掀起了热烈的辩论,正反两方都各不相让,直到另一个更为积极的解决办法研究出来。


这位新任院长当时颇为愕然。后来他才知道,白莉安过去曾是该院的一位资深护士。她本人并没有什么特殊才能,连护士长都没当过。


但是,每次院中有关病人护理的事情要做出决定时,白莉安小姐都要问:“我们对病人是否已尽了最大努力?”


凡是白莉安小姐主管的病房中的病人,都痊愈得特别快。因此,多年以来,这家医院人人都知道了所谓“白莉安原则”,那就是,凡事都必须先自问:


“为贯彻本院的宗旨,我们真是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吗?”


虽然当时白莉安小姐早已在十年前退休了,但她所制定的标准,却一直流传至今,为医院同仁所信守。


对贡献的承诺,就是对有效性的承诺。没有这项承诺,管理者就等于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必将有损于其服务的组织,也必将有损于与其共事的同事。


管理者的失败,原因有很多。常见的原因,应该是他本人在出任一项新职位时,不能或不愿为适应新职位的需要而改变自身。自以为过去做得成功了,因此满足于老一套的工作方法,结果必然遭到失败。


职务有了改变,管理者所要贡献的成果也一定会有所改变,而且新职位所要求的上述三种绩效之间的相对比重也会改变。


管理者如果不明白这层道理,仍然墨守他过去的处事方式,即使他过去是以对的方法做对的事情,现在也必将是“以错的方法做错的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网罗了许多极具才干的人出任管理者,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当时有人认为那些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懂“政治”,是因为他们原本独当一面,而到政府后才发现他们只不过是“巨型机器上的小齿轮”。


这种说法固然不无道理,但最多只是次要的理由。因为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许多原来不懂政治的人,许多从来没有领导过下属的人,进入政府后却干得有声有色。


例如,当时受征召出任国防情报局长的舍伍德先生,原本只是一位剧作家。如果说他曾经主持过什么组织,那也不过是一张书桌和一部打字机而已。然而他却是当年美国政府最有效的一位行政长官。


在战时美国政府有所作为的人,都是重视贡献的人。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能适应新职位而变,能适应不同的价值观承诺而变。而那些工作得很辛苦,却终因为他们不肯向自己提出新的挑战,不能看到改变努力方向的需要的人最终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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