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传教士报刊“科技辅教”现象的文化价值重估

晚清西学东渐，传教士担当了重要角色（熊月之，1995：106）。为实现中国的基督化，消解国人的排拒心理，新教传教士秉承明末耶稣会士的传教理路，将科技作为宗教传播的载体，使之成为传教士报刊的重要内容。由于辅助宗教传播的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在晚清传教士跨文化传播中有科学技术实在内容，而乏深刻的科学精神，故本文将此现象称为“科技辅教”。

“科技辅教”作为重要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对其探微赜奥有助于厘清传教士报刊的宗教性质，并进而反思其文化价值。科技传播与宗教传播在晚清传教士报刊中呈现双位一体的传播结构，即便晚清后期传教士报刊颇具世俗化倾向，亦是其为更好地实现“科技辅教”的效果而进行的模式化改进，并非性质转向。

基于此，对“科技辅教”现象的文化价值重估可从其异质文化背景和历时传播框架两个向度展开。

首先，“普泛的自然神学”是“科技辅教”得以形成的内在文化动因。

总体而言，自明末耶稣会士来华，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行为有着强烈的神学 动因，其中宗教与科学存在复杂的共生关系，远非如近世学者想像的二元对立。在传教士的心目中，科学的进步与基督教紧密相连（斯潘塞，1990：133）。这在欧洲工业革命的进程中，为消除科技进步对宗教神学带来的冲击，随着自然神学观念的发展和成熟，反而变得更加深入。

至19世纪初期，自然神学成为西方泛化的社会思潮。自然神学融合近代物理思想，认为从自然的形状与结构可以显示神的智慧（Paley，2006：8），科技事物与科学知识的发现印证了上帝的精妙设计（巴伯，1993：107）。而作为这一学派的代表威廉·派瑞（William Paley），其作品《自然神学》《道德·政治哲学的原理》《基督教证据》更是广为流传，并被作为剑桥大学的教科书。截止1805年，《道德·政治哲学的原理》仅在伦敦就再版十五次，而成书于1802年的《自然神学》则有十版之多（Nuovo，1998：8）。据达尔文回忆，派瑞的理论在当时被普遍接受，而他自己则能把《自然神学》背诵下来（波普尔，1987：430-431）。

由此，自然神学必然对赴华传教士们影响深远。丁韪良（W. A. P. Martin）于1854年刊行的《天道溯原》便可印证。其第三章提及派瑞及其理论。《六合丛谈》连载九期的《真道实证》，在其随刊英文目录中的名称便是“Natural Theology”(自然神学)，其内容一方面阐明天地万物均由上帝创造，一方面启蒙性地介绍天文、地理、化学、生物学的知识。这是自然神学濡染最为显性的例证。据此，亦可揭橥寓华传教士调和科学与宗教的文化缘起。

虽然，“科技辅教”带来了近代科技成果的展示，但受制于自然神学，其科技传播的局限性不言自明。傅兰雅(John Fryer)最早引介进化论（傅兰雅，1877）。丁韪良（1883：64）于1883年引介达尔文，但他同时认为“天之生物，皆次第经营而成，实有聪明智慧而为万物主宰也。”在当时未成影响。逮及严复译《天演论》，进化思想风靡神州时，传教士们对其弃宗教而单言科学的做法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可见，对“科技辅教”现象的平衡评价，有利于反思其文化启蒙意义的误读。

“科技辅教”的现实动因是寓华传教士希冀凭藉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来冲脱晚清社会“天朝上国”的自傲心理，进而使其认同与科技同处一个文明母体的宗教文化。他们认为“只有使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浸润于基督教教义中，才能使人们的内心卑怯，使其在宇宙的创造主面前低头。”（卿汝楫，1956：288-290）狄考文（C. W. Mateer）（1877：171）认为，科学可以“作为宗教的盟友”，必须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传教士群体，使其胜过士大夫阶层，从而取得在中国的文化统治 地位。正是在这种异质文化的冲突中，在凝滞而落后的“天朝上国”面前，“科技辅教”策略成为传教士最为稳妥、最具说服力的跨文化传播工具。因此，传教士报刊虽以“阐发基督教义为第一急务”，但智识科学之于宗教相辅而行，并未“缓图而掉以轻心”（戈公振，1927/1985：66）。

自1815年《察世俗》作为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始，晚清近百年的文化结构中，传教士报刊相踵相继。之所以“科技辅教”成为传教士报刊的显性常态，除上文所述内外动因所驱使外，尚有一直接原因，那便是这一模式基本上为大部分晚清寓华新教传教士共同秉持的宗教传播理念。

一以贯之的“科技辅教”传播思想(见表1)，使其创办的近代中文报刊中，科技成果的传布和宗教思想宣传往往纠缠在一起。因此，充分厘清其文化表征，当为“科技辅教”现象研究的重心所在。这可通过历时性传播架构的三个阶段进行考量，并以观照其发展规模、传播理路和模式特点:

第一阶段（1815-1842）：比附移植，消除歧见——一种去塞求通的理路

有清以来，禁教始自康熙一朝，闭关严于乾隆时期，闭关禁教的政治文化格局其后尤烈。加之华夏文化独立一体的格局和国人“天朝上国”观念的固守，赴华新教传教士希图开展的宗教传播活动步履维艰。正如马礼逊（2008：135-136）所言：“中国目前仍闭关自守，对外国人有无法克服的猜忌，禁止耶稣基督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游行布道，宣扬福音，教导中国人放弃偶像，皈依基督教。但如能出版书籍，中国人都可以看得懂，而且可以通行无阻，只要有人谨慎小心地去散发，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全国各地。”如此，“文字播道”便成为新教传教士跨境宗教传播的便捷手段，而《察世俗》(1815年)、《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3年)、《天下新闻》(1828年)和《东西洋考》(1833年)便是其宗教传播的重要工具。

在此阶段，“科技辅教”内容已初具规模。以《察世俗》为例，共发表文章244篇，而涉科学文化者凡29篇，多于十一之数。米怜（1820：135）曾明确其编辑思想:“传播基督教的教义，是最主要的目的，但也不忽视其他次要的目的。因为 知识与科学就像是宗教的仕女一般，可成为道德的支柱。”这些科技文章已奠定了报刊“科技辅教”的思想雏形，并垂范于后来。

为冲决国人“天下中国”的世界观和谶纬天象的思想，其时传教士报刊科技内容多涉天文、地理，比重近于半数，亦兼及生物、医学、化学、自然神学和实用知识(见下表2)。这印证了马礼逊的“科技辅教”思想在内容上的实践状况：“神理、人道、国俗、天文、地理、偶遇都必有些，随道之重遂传之，最大是神理。其次人道，又次国俗，是三样多讲，其余随时顺讲。” 而细究其实，亦可清晰考察出这些科技内容附会“神造万物”观念的模式框架。如《地周日每年转运一轮》一文中，论证日、地、月球之关系时，引介了“引性”(引力)和“向性”(向心力)的概念，并将其归因于上帝：“问：万物本来有这性，又自会长存否？答曰：非也。神至上者，原造万物时，即就加赐之以此性，又神之全能常存之于万物之内也。若神一少顷取其全能之手，不承当宇宙，则日必不复发光，天必不复下雨，川必不复流下，地必不复萌芽。”1819年米怜将其《察世俗》“具有一定价值的文章”编为《天文地理论》（ View of EuropeanPrinciples of Astronomy ），其中有十一篇天文学文章。他毫不避讳地承认：与其说是为了普及科学知识,不如说是为了与中国人的“关于神与宇宙的错误观念”对抗（卓南生，2002：50）。

第二阶段（1842-1860）：论证发明，万理归神——一种学理说服的模式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晚清历史的转折点。“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起联系。”（马克思b，1995：691）国门洞开，满清政府“量变为通”，弛禁天主教，并允许法人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这使得寓华传教士的宗教活动状况迥异于前。

自1838年《东西洋考》停刊后的15年间，中国并未出现令人瞩目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卓南生，2002：67）。但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让传教士们领悟到报刊书籍的巨大力量，“马礼逊传统”方得以回归。可以说，《遐迩贯珍》(1853年)是传教士报刊“科技辅教”的新起点。

此阶段代表性报刊除《遐迩贯珍》外，还有《中外新报》(1854年)和《六合丛谈》(1857年)。其“科技辅教”的内容较之于第一阶段其广度有大幅提高。《遐迩贯珍》共刊登西学专文100篇，科技文章占42%。《六合丛谈》共刊登专文80篇，科技文章占43.75%。在《六合丛谈·小引》中，伟烈亚力介绍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比来西人学此者，精益求精，超前轶古，启名哲未解之奥，辟造化未泄之奇，”并明确其分科状况，分别涉及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天文学、电力学等学科。这是较早引介西方科学分科的重要文献，此时刊物文本分布亦自主遵循科技类目展开。而其文本内容深度亦较胜于前。不单对某一科技类目的知识自成体系，其内容推介亦富学理。这得益于1850年代诸如伟烈亚力、韦廉臣等学者型传教士的文化努力（周德波，2013：359-400）。

此阶段“科技辅教”的方式已超越第一阶段利用科技成果显示“神主万能”的比附移植的模式，科学知识也已不再是吸引国人倾向上帝的外在砝码，而成为论证上帝合理性的基本论据。其内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为论证“上帝无所不在”(如例2)；一为论证“上帝无所不能的律法”(如例1)。在传教士的眼中，“穷极毫芒，精研物理”、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为“知上主之定旨，荷大造之帡幪”。这也是欧陆自然神论的基本理路，在寓华传教士报刊“科技辅教”框架下得以普遍运用。故本文将此学理说服的“科技辅教”目为“论证发明式传播模式”。

第三阶段（1860-1895）：彰示优越，宗教源出——一种文明同化的诉求

太平天国运动与第二次鸦片战争致使满清内忧外困，“时事艰危之极”。时局 变化催生了传教士报刊“科技辅教”的新格局。一方面，战后洋务派重拾“夷技制夷”思想，开始注重西方科技知识的吸纳和推广；另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使一些中国人对宗教宣传产生了恐惧”（李提摩太，1916/2005：195）。之于前者，满清同文馆对于科技知识较为系统的译介传播，且具有新式教育的模式和框架（丁韪良，1996：433），使得传教士报刊所涉西学内容的结构比重出现偏移，经济、政治、教育的内容大幅增加(分别占25%、19%、2.9%)，地理、历史、天文的比重下降(分别占1.3%、8%、1%)(见表2)。而之于后者，对服务于同文馆的传教士有着严格的限制，“断不准其传教，一涉此弊立即辞回”。

但是，战后签订的《天津条约》赋予了传教士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其宗教活动不再囿于通商五口，而是拥有了巨大的活动空间，从而传教士报刊的发展也从第一阶段的东南亚和广州、第二阶段的香港和上海向内地尤其是京津地区偏移。传教士们拥有了接近满清权力中心的机会。同文馆大部分教习由传教士担任，而他们又是当时传教士报刊的创办人或撰稿人。这一双重身份也正承受着前面所言的双重压力，故其时传教士报刊“科技辅教”的内容必然会做出相应的调整。

调整后的“科技辅教”进入到彰显科技优势、文明源于基督的理论境域。在传教士看来，惟有在文化上拥有相同的立场，方能在信仰上保持共同的取向。所以，要想实现中国的基督化，首先要实现中国的西方化。而彰显文明优势是西方化中国的必然前提，“对中国文明而言，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在于它热衷于在自然中探讨上帝的工作方式，并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李提摩太，1916/2005：104）丁韪良(1891)曾直言：“新学之创肇于泰西，泰西之兴本于圣教。”形象标示了这一宗教传播理路的思维框架。

由此，该阶段的报刊“科技辅教”的内容从器物宣教转向了文明批评。本文将其视为“文明同化的传播模式”。这一隐性传播的内容契合了时人对国运民生的忧虑心理，“开阔了国人的眼界，逐渐破除了闭关自守和盲目自大的心理，有助于洋务运动的开展和改良思潮的传播”（王立新，2008：201），从而也迎来了传教士报刊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科技辅教”现象较有代表性的报刊有:《中外新闻七日录》(1865)、《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中西闻见录》(1872年)、《时报》(1886年)、《中西教会报》(1891年)。其中贯穿整个时代最有影响力，最具特点的当属1874年改版而成的《万国公报》。

在这些报刊中，“并讲天文地理格致之学”的《中西闻见录》因其传教色彩不甚明显，往往被视为“新闻、科普、文学兼备的综合性杂志”（熊月之，1988：63）。但是鉴于该报与同文馆的复杂关系，其规避宗教内容有其现实的利益考量，是为赢得满清官方认可的权宜之举。该报发行1000份，多为赠送，以结识各级官僚。梁启超曾说“《中西闻见录》略述泰西政艺各事，阅者寥寥。”（梁启超，1896/2005）但当时《万国公报》对该刊文章的转载，弥补了它传播效果的不足。事实证明，丁韪良借助《中西闻见录》的文化努力赢得了满清高层的赞许。

当然，作为一份持续时间长，文化影响力巨大的中文报刊，《万国公报》历经改版、停刊、复刊的反复，其“科技辅教”的结构形态亦未一成不变。质言之，“学”与“教”的内容比重受报刊主体传播思想的影响存在着博弈。1877年5月基督教新教传教大会对于科技内容传播的批评（方汉奇，1992：342），让基督教阵营展开了关于“科技辅教”活动的激烈讨论，批评的声音暂时占了上风。《万国公报》调整了所刊内容，科技文本急剧减少。林乐知记载了此情况：“兹于各口岸各内地传教牧师大会之期，相互商酌，佥曰：公报如经文会友，应请各口岸各教会良朋，各抒已见，各尽所长，或采时事之可书，或发圣经之要旨，长篇大论聚印报中，岂不更与公报有光哉！”其于改版之始，至1883年停刊，该报恒于科学与宗教间浮移，未至平衡。这是其“停刊的主因” （林治平，1977：138）。复刊后的《万国公报》彻底扭转了内容选择上的失误：“首登中西互有裨益之事，敦政本也；略译各国琐事，志异闻也；其它至理名言兼博取，端学术也；算学格致，务各撷其精蕴，测其源流，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皆在所不当 遗也。”(沈毓桂，1889) “器”“道”的平衡和格致源流的阐述延伸了“科技辅教”的理路，使得该报一度辉煌。而其文化努力“是真正属于传教性质的，它为人们接受上帝直接启示的宗教真理铺平道路。”

正是基于这一状况，《万国公报》复刊后的“科技辅教”不再简单重蹈前两个阶段的传播模式，将科技与社会的进步、国民的福祉和民族的前途联系起来，然亦不废宣示同一文化母体内基督教的作用。

综上所述，传教士报刊历经沿革，其“科技辅教”的内容亦呈层层发展、逐渐深入的态势。这一跨文化传播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封闭僵化的晚清民众眺望西方科技文明的窗口，但因其浓重的宗教意识的纠缠，也阻碍了国人对于科技文明的理性把握，扭曲了他们对于现代科学的想象。所以，其间的科技传播呈现出“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尴尬境况，而将其目为现代科技文明的启蒙过程，无疑失之偏颇。正因如此，甲午战争后，诸如严复、马君武、梁启超、蔡元培、杜亚泉、樊炳清等国人知识分子对于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技功能自觉深入的讨论和传播，科学意识才被士人阶层有限接受，而其时传教士报刊的“科技辅教”虽有其余绪，但已属科技传播的末流，不值得一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