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一月，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了短文“一杯好茶”（A Nice Cup of Tea），登在伦敦的一份报纸Evening Standard。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英国虽是战胜国，物资却很紧缺，民生艰难。
奥威尔的短文，提到茶叶这一日常消费品，当时仍需定量供应；一杯好茶，对于战后的不列颠国民，对于向来喜欢喝茶的英国人，并非轻而易举的享受。
然而，擅写“时评”的奥威尔，这一次并未由茶叶论及时政。从头到尾，作者津津乐道怎样沏出一杯好茶；带着奥威尔特有的苦中作乐，他详细列举自己关于喝茶的十一条“黄金定律”，如何利用有限的茶叶配给，尽量享受一杯好茶。
将近三十年后，在另一个国度，我也经历茶叶需要配给的艰难时世。然而那时太小，也因贫穷闭塞，喝茶，虽然平常不过，我却几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喝茶，还有那么多不同的茶叶与喝法。
三花，省城国营茶厂生产的廉价茉莉花茶，该是儿时我对茶叶最深刻的记忆。跟着祖母走进解放南路（现在的南大街）的国营茶叶店，除非节庆，你通常只能买到三花或更次的茶叶。二花、一花和“顶级”的特花，要有城镇居民副食品供应券才能买到，每券限购二三两。
我跟祖母站在柜台前，看着“营业员同志”用粗糙的褐色纸袋包好茶叶；出了国营茶叶店，我们通常“奔赴”下一个国营副食品商场，那里的白糖猪油，也得凭票。
那时我的（或多数人的）标准很低：三花以上，就是好茶。当然，还有最便宜的茶，不限量：红白茶，有别于花茶，茶汤泛红，浮着草梗似的东西。红白茶用什么做的，我一直没兴趣深究；它的等级，也许接近北方的大碗茶。
有好多年，一到夏天，省城小摊贩就把一杯杯红白茶摆在街边的凳子上，脏兮兮的玻璃杯或塑料杯，茶一样廉价，杯上盖一块有机玻璃或纸板挡灰。一杯红白茶，大约两三分钱，据说喝了解暑，也许自欺欺人。在家，小市民沏一杯红白茶，泡饭有股独特香味。茶泡饭不好，伤胃，大人总这样警告你，郑重其事，也许仍是自欺欺人，我从未因此伤到胃。很多年后看碟，小津安二郎有出电影，就叫《茶泡饭之味》，可见从前的日本人也喜欢。
茶或喝茶，还没升级到动辄掉书袋的“文化”或过家家似的“逼格”秀之前，似乎更像茶或喝茶。以我偏见，茶这么平常的东西，清早开门七件事之一，何必说得那么神秘，好像喝了就要登仙。
我和祖母住的上池北街附近有家老虎灶（省城一种旧式茶馆），半人高的砖泥大灶搁满长嘴铜茶壶。你可坐进一旁半敞的简陋棚屋喝三花，也可拎着家里的水瓶去灶边打壶开水，一瓶几分钱。老虎灶兴旺那几年，茶馆还有说书人，还打围鼓（川剧爱家的小聚），但我在念初高中，还没坐茶馆的习惯。院里的邻居伍伯伯是邮政老工人，本分，寡言，没啥文化，退了休天天去老虎灶呆坐，从早到晚好几次，一直坐到老虎灶灰飞烟灭。
成都老茶馆
好茶叶无需配给之后，我还是没喝过所谓的好茶。一九八零年代中期，进了省级国宾馆做服务员，第一次尝到“特供茶”我所在的东一楼，住满给“首长”服务的省城小干部、警卫和司机；有个房间堆了很多纸箱，烟和茶，不像商店卖的有正规包装，都是招待“首长”一行的。
有天，一位小干部来了兴致，让几个洗马桶倒痰盂的服务员尝尝好茶好烟。我沏了一杯，味道太淡。现在想来，也许真像奥威尔写的，中国茶没太多刺激，你喝了“并未觉得更智慧、更勇敢或更乐观”，也许喝惯浓浓的三花，我喝不惯太好的清茶。
奥威尔关于一杯好茶的“黄金定律”，东方人，尤其自认“茶文化”鼻祖的东亚人，未必逐一认同（即就刺激而言，普洱和铁观音的确够格）。但他开列的第一条，合我现在偏好，相较中国清茶，印度和锡兰茶叶，更能让你享受一杯好茶。第一次喝红茶，我已二十出头。
比起时下有些品茶达人言必英伦风抹茶味，我喝红茶毫不“高端”，是跟住在宾馆的巴基斯坦客人喝上瘾的。
南亚喝法，加糖加奶，且是并非“极品”的Lipton茶包，主张茶里不加糖茶叶要在水里散开的奥威尔可能要皱眉头。但是，沉闷阴天，喝完一杯沏得滚烫加了奶糖的南亚红茶，你的确有理由更乐观。
很多年后去印度，总算喝到真正和普通的印度茶。不像省城茶馆一杯茶愈来愈贵（每天花十元到十五元泡茶馆，对于穷人是一笔开销），印度茶馆更简陋更平民。Chaai，这是印地语的茶，Chaaiwala，大致等于中文的卖茶佬。不论南印的清奈（Chennai）、西孟加拉的加尔各答还是首都德里，街头巷尾总有无数茶馆或茶摊，不管加不加奶糖，一杯茶只要几分钱（即使我在南印Pondicherry喝到的上好辣味的Masala Tea，也不过两三块钱），让我想起省城街头早已消失的红白茶。
如同所有印度人，我也站在街边喝，或是看着Chaaiwala左右开弓把茶水冲得悬空，冲出一杯好茶，比起省城高档茶楼的汉服（或唐装）茶艺表演，这不“高雅”，但更可爱。
Masala Tea
美中不足的是，就像省城大部分茶馆用玻璃杯代替盖碗茶，印度茶馆也用纸杯或玻璃杯代替传统的土陶茶杯。巴基斯坦已故作家Ahmed Ali印巴分治前住在德里，他的小说《德里暮色》（Twilight in Delhi）写到这种赭红茶碗，喝完即可扔掉。幸而我在印度多走一些地方，在南印的清奈和西部的斋普尔，或一些小城，我都喝到土陶茶杯的Chaai，喝完真的扔掉。
若要稍稍讲究，用奥威尔的话说，茶还是得用陶瓷或土陶茶具沏出来更好，装进玻璃杯，或像广场舞大妈大叔走到哪里都拎一个保温茶杯，虽然便利，的确有损茶味。
土陶茶杯里的Chaai
自甘清苦的奥威尔不是所谓品茶达人，但这篇“一杯好茶”实在有趣。前些年第一次读，我指望看到Wedgwood（作者注：英国有名的陶瓷杯具）这类谈茶（或谈咖啡）时的标配用语，但他没用。或许，对奥威尔来说，喝茶有没有“高端”的Wedgwood不重要。除了强调印度和锡兰茶比中国茶更能沏出作者心中一杯好茶（他喜欢浓茶），除了觉得茶叶也可吞下去（不知跟他早年的缅甸岁月是否有关，因为我在缅甸也的确尝到腌渍茶叶这道小食），除了不喜欢在茶里加糖，他也没提到什么天人合一的太虚幻境或禅境，更没写到“尊享”几千块一斤的顶级大红袍。顶多，他间接提到，一杯好茶，可以让你“更智慧、更勇敢或更乐观”。
这倒让我想听奥威尔的晚辈同胞Paul McCartney那首轻快的“英国茶”（English Tea）了，平实，世俗，没有大词，不打太极，也像奥威尔的文章一样，是杯好茶：
Would you care to sit with me
For a cup of English tea
Very twee， very me
Any sunny morning…
（2017年10月15日写于“罗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