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重建和路径重构

正文

今年年初，英国《牛津词典》（Oxford Dictionary）公布了2016年世界年度热词。之前呼声甚高的“脱欧”（Brexit）意外落选，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后真相”（post-truth）一词。显而易见，“英国脱欧”与“美国大选”这两起极具争议性的新闻事件，是“后真相”一词大行其道的主因。本文从“后真相”这个对传统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产生颠覆效应的概念入手，通过对网络化公共领域、极化、另类空间等近年来西方政治传播领域相继出现的理论和实践的梳理和分析，为我国学界探索在“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时代背景下政治传播理论框架的重建和研究路径的重构提供借鉴和启迪。

“后真相”原本用来形容一种畸形的舆论生态——相对于情感及个人信念所产生的“强大影响”而言，客观事实对民意的形成只能产生“有限影响”。这个概念最早见于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The Nation）的一篇文章中，被赋予“情感对舆论的影响力超过事实”的含义。2016年8月，《纽约时报》刊发伦敦大学教授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s，Aug. 24, 2016）的时评指出，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奉若圭臬的“真相”已经从神坛跌落，逐渐失去了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世界已经进入了“后真相时代”。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分析，“后真相”的泛滥与社交媒体平台的兴盛有直接联系。当今此类媒体已经取代传统主流媒体成为欧美国家选民主要的新闻来源，脸书、谷歌等互联网巨头占据了新闻流量的80%，广告收入的90%，传统主流媒体已经被挤到了几无“立足之地”的悬崖边缘，陷入了双重困境。一方面是“生存困境”，更严重的是，传统媒体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困境”。

有鉴于此，“后真相”这个概念获得大行其道的空间。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使新闻信息逐渐碎片化，假新闻、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的趋势。相较于高高在上的主流媒体，网民们更愿意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换言之，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echo chamber）和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等负面效应加剧了社会群体的撕裂，动摇了欧美民主政体的根基。

造成“后真相”大行其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交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其基本原理是收集用户的所有状态更新，包括其转发的新闻以及点赞和评论等，这些数据会被转化为相应的分数，这个分数决定了该条信息能否成为脸书向其用户推送的热门新闻（trending news）。美国大选结束后，脸书因传播假新闻而受到舆论指责。其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berg）辩称，脸书推送的假新闻只占其信息发布总量的1%。但即便是这些1%的假新闻如果失去了传统把关人的监督，便会以病毒式的几何级数海量传播，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从历史和哲学的宏观层面来看，“后真相”概念的勃兴也符合西方主流思潮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总体演进趋势。按照现代主义的思路，文本、表征和符号都是闭合的体系，只能有唯一、准确且权威的定义。而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看来，文本、表征和符号是开放的系统，因此对它们所做的阐释便具有无限多样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在现代主义引领的大众传播时代，客观新闻学奉总体化、同一性、体系化、权威性为圭臬。而在以社交媒体为中心的时代，以后现代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对话新闻学”则占据了主导地位，多元化、多样性、差异性、去中心化、碎片化、不确定性等成了媒介传播的主要特征。简言之，“后真相”正是后现代主义引领下“对话新闻学”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交平台的兴起彻底颠覆西方新闻传播理论道统的一个典型例证。

2016年“后真相”引发的冲击主要集中于政党竞选活动，因而对以此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西方政治传播领域所产生的震荡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总体来看，重构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努力要追溯到社交媒体崭露头角的十年前，大体历经了以下几个阶段：网络化公共领域理论（networked public sphere）、不对称极化理论和另类空间理论，再到新近出现的“后真相”概念。

政治传播领域的诸多经典理论，例如议程设置、框架和索引（indexing）等等，大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在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共同体内，绝大多数公民处于共同的、一致的公共领域（Bennett, 2017）。不少学者认为数字媒体时代的到来并没有打破这样的假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效力于哈佛大学尼曼新闻研究所的知名学者杨采·本克勒（YonchaiBenkler）。十年前当社交媒体刚刚兴起的时候，他就提出，数字传播生态圈中分散各处的“基于共同体的同侪生产”（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这一新型信息生产方式打造出了一个“网络化公共领域”。

本克勒关于网络化公共领域的早期理论建构主要基于对两个典型案例——“抵制辛克莱运动”（the Sinclair boycott）和“帝博德投票机丑闻”（the Diebold voting machine scandal）——的研究。他发现，在这两个网络群体性事件当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者、策划者或是协调者。分散各处、能力迥异的个体网民基于自身的情况各自分工，采取差异化的行动。有人存贮文档，有些人解密文件，有些人联系广告商。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这些事件的网民大都素不相识，借助于网络形成了临时性的、松散化的共同体，整个“同侪生产”的过程鲜有传统政治社会运动中精心的组织和周密的协调，但却最终实现了他们的政治诉求，达成了运动的目标。借用另一位美国著名政治传播学者兰斯·班尼特（Lance Bennett）的表述，数字媒体的兴起改变了政治社会运动的模式，由基于传统媒体生态的集体性行动（collective action）演变为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平台的“连结性行动”（connective action）（Bennett &Segerberg，2012）。

但是，“抵制辛克莱运动”和“帝博德投票机丑闻”的参与者大多是美国的左翼自由派人士，由这两个案例得出的信息流动的结论可能缺乏代表性，难以推广。面对上述质疑，本克勒又分别考察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广泛参与的有关“取缔盗版和保护IP法案”和“网络中立法案”的公共讨论等案例（参见Benkler et al.，2015；Faris et al.，2015），进而得出结论：网络化公共领域的政治话语和集体行动可以超越党派意识形态，以“基于共同体的同侪生产”方式自发组织起来，展开更为个人化的“连结性行动”。

本克勒关于网络化公共领域的理论构建包含了三大核心概念—— 合法性话语、集体性智慧以及多元化观点。首先，政治话语和集体性行动是在网络化公共领域的合法性边界内展开。其次，网络化公共领域的信息过滤机制依赖公众的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Benkler & Shaw，2015）。第三，和以传统主流媒体为核心而搭建的公共领域相比，网络化公共领域不受版面和时段的限制，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多元化的观点表达和交锋。

随着社交媒体越来越深入到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其复杂性和破坏性也表现的愈发显著，网络化公共领域理论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质疑。他们认为，随着网络舆论场的“极化”趋势益发凸显，所谓“高度动态化、多元化的网络化公共领域”只是一个美好的设想，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空间的极化并没有生成两个完全对称、相互制衡的公共舆论场。在自由派和保守派分别主导的网络空间里，信息流动和观点分享的机制大相径庭。在此背景下，包括网络化公共领域理论的首倡者本克勒在内的学者将其进一步修正为网络空间的不对称极化理论。许多学者就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验证和深化。

首先，自由派主导的网络空间内部参与度更高，互动性更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更平等，他们所表达的观点也更为多元化。相比之下，保守派博客的信息发布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旨在强化线下合作和组织；而自由派博客的信息传播更注重线上互动，强调多元和平等（Bowers & Stoller，2005）。

其次，网络空间的不对称极化还体现在其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上。保守派的网络空间更为内卷化、封闭化，除了对主流媒体和自由派媒体进行诋毁和攻击，很少与他们进行理性和严肃的互动。相关研究表明，推特上的保守派网民与自由派网民相比，前者在政治议题和非政治议题上较少进行跨党派的信息转发和观点分享（Barberá et al.，2015）。

如果说网络空间的极化现象已经大大削弱了网络化公共领域理论的解释力，那么最近几年另类空间的迅速兴盛则对它构成了挑战，甚至有可能彻底颠覆西方政治传播的理论体系。随着主流媒体陷入“公信力困境”，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另类媒体寻求那些可以证实他们主观愿望或情感的信息（Iyengar & Hahn，2009）。作为守门人的传统媒体基于新闻价值的判断曾为公民创造了共享的拟态环境，为公共领域里的话语博弈提供了共识，划定了底线。但这样的公共领域已经随着传统媒体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式微而渐趋边缘化。取而代之的也非本克勒所构想的理想化的网络化公共领域，而是形色各异的另类空间（alternative spheres）。

那么，另类空间到底指什么？到底什么样的资讯和观点才算“另类”？需要强调的是，“另类”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另类空间并不具备网络化公共领域的三大核心要素——即合法性话语、集体性智慧以及多元化观点。首先，另类空间里的话语可谓是“无节操，没下线”。其次，信息传播机制依赖公众的集体盲从而不是集体智慧。另类空间的参与者大都无法辨别信息真伪，无法识别专业意见，无法筛选可靠的信息。第三，虽然另类空间可能包含众多亚文化流派，形成貌似多元化的“共生文化”（co-culture）机制，如另类右翼包含了男权空间论（manosphere）和反犹主义（Lyons，Jan. 20，2017）。但另类空间里广泛传播的讯息多受拟态多信源证实机制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另类空间的兴盛还间接导致了传统主流媒体的“陷落”。如前所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让传统主流媒体遭遇了生存危机。如今另类空间的兴盛让传统主流媒体陷入了公信力困境。在这种双重困境的压力下，一些传统主流媒体为了与另类媒体争夺眼球而不惜放弃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

“后真相”时代另类空间等新型传播生态的兴盛充分表明，经典政治传播理论构建的理想化的议程设置、公共领域等概念框架已不复存在，民众和媒体正逐步偏离传统的规范和准则（Bennett, 2017），越来越多的民众对民主的核心价值丧失信心并开始支持威权统治（Foa& Mounk，2016），民主的根基面临瓦解（Persily，2017），西方社会步入“后真相”时代（Flood，Nov.15，2016）的同时也正走进科林·克罗斯（Collin Crouch）笔下的“后民主”（post-democracy）时代。

时代的巨变需要我们及时进行理论的扬弃。正如兰斯·班尼特在2017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所言，政治传播领域即将面临范式革命。网络空间的极化，公共领域的瓦解，以及另类空间的兴盛需要我们重新评估包括议程设置、网络化公共领域在内的经典理论对当代西方政治传播现象的解释力。不少学者已经开始研究欧洲右翼政党和民粹运动的网络传播策略（例如Engesser et al.，2016；Stier et al.，2017）。

但学界对另类空间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文对另类空间的研究路径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对另类空间的研究可以着眼于信息传播机制。不少学者已经提出诸如“边缘网络的推拉效应”（pull and push of peripheral networks）（Bennett，Segerberg& Yang，May. 26，2017）、“网络化把关”（networked gatekeeping）（Barzilai-Nahon，2008；Meraz & Papacharissi，2013），以及“看门”（gatewatching）（Bruns & Highfield，2015）等概念来解释极端或另类的观点和框架由社交平台、网站、算法等手段的“助推”流向主流媒体和舆论场的传播机制。未来的研究可以从这些概念出发，进一步探究另类空间的信息传播机制。

第二，对另类空间的研究还应着眼于它的内在组织动员机制。另类空间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松散话语空间，它包含多元的共生文化，没有统一的线下组织，也没有一个核心领导层（Lyons，Jan. 20，2017），但它却具有强大的动员符号资源的能力，能够达成特定的政治目标。对另类空间组织动员机制的研究可以借鉴以往的政治传播学者对左派社会运动的研究成果，探讨这些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第三，另类空间的兴盛对传统的民调研究提出挑战。长期以来，电话民意调查一直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主渠道”之一。其蕴含的前提是选举行为和民调结果之间存在着强关系。社交平台的兴盛所带来的传播生态的剧变逐渐侵蚀着这种强关系；在“后真相”泛滥的另类空间，这种强关系更是被彻底消解。传统媒体时代的民意调查正在向数字时代的情感挖掘（affective mining）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