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渡边英幸 译者：吴昊阳
在前近代的汉语文献中，“中华”到底具体指哪些范围，其架构核心到底为何呢? 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说过，本书的课题是要搞清楚“中华”的原初含义及华夷思想的各方面，但为了更加准确地定位讨论的对象，首先还是要大致了解一下国家统一之后的传统“中华”架构情况。
西汉时期，“中国”成了一个与统一国家相联系、泛指某个特定地区的称呼。在先秦时期，人们用传说中大禹划定的“九州”或“天下””海内”等词来概括长江、黄河流域地区，散落在该地区里的周室诸国称为“诸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掉各国，在政治上统一了“天下诸侯”。《史记》中多次将秦统一后的郡县区域和继承秦制的汉郡国区域称为“中国”。《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在琅琊台刻石，上刻“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这两道史料中，秦称自己统一后的郡县区域为“天下”或“海内”，但《史记·天官书》中载“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又载“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改称秦的“天下”为“中国”。
秦所谓的“天下”，明显是指战国秦加上其余六国——楚、齐、燕、韩、魏、赵原领地的疆域。《史记》的记载表明西汉中期前就有了将七国合一的疆域统称为“中国”的意识。秦统一后的疆域包括了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四川、重庆、浙江各省，还包括甘肃、宁夏、湖南、江西的一部分，面积大致上相当于华北加华中地区。后来，秦还试图染指今鄂尔多斯地区和华南地区，但由于秦末动乱而被迫放弃。
汉继承自秦的“中国”地区由汉直辖郡与诸侯王国共同组成，有着长城、边关等具体的边界，域内施行汉律。汉在北方的边界比较明显，例如长城就是划分汉与匈奴的边界，同时也被视为划分“中国”与“夷狄”的边界。汉又在南方设置“边关”，在西南方设“徼”，这些都是用来划分实际统治的边界。边界内的汉郡国领域是“封疆之内，冠带之伦”，是共享界内文明的“中国”，边界外的则是“夷狄殊俗之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国”的文化凭借着长年累月的尊奉儒教礼仪和伦理规范即“礼”、城市聚居、农耕定居等生活形式已被定性下来，再加上《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了历代帝王如何最终统合于黄帝的谱系，使汉帝国获得了作为“三皇五帝”的继承者统治“中国”的合理地位。
在秦汉时期诞生的区域，文明认识论为后世各王朝所继承，尽管在各个时代略有伸缩，但一直是各王朝郡县（州县）领域的标准体系。统合地方的首要因素当数规范化的书面语——汉字、汉文化，其次是在汉字文书行政基础上的郡县制（州县制）及划一的法令统治，再来是王朝域内通行的官僚制及任官制度。
就这样，“中国”一词在西汉时期演变成了一个观念上共享语言文化、政治制度、礼仪习俗、血统渊源、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区域观念，并进一步逐渐演变为“汉族”意识的雏形。汉与诸侯王国在一开始是被视为各自独立的“国”的，但一旦放到与外部对比的语境下却能统称为“中国”（《史记·陆贾列传》等）。这些住在郡国内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东汉、三国时期之后被称为“汉人”，成为日后汉人（汉族）的雏形。
西汉时期有时还将相对于周边诸国的王朝本身称为“中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了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所说的话，当中有“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一句。“羁縻”即牛马的头套、缰绳，这句话表明王朝并不视“夷狄”为直接统治的对象，而是对夷狄的统治阶级施加一定的掣肘，使之服从王朝的命令。
另一方面，《汉书·萧望之传》记载，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汉宣帝之际，萧望之谈到了该如何应付这些外夷：“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此即著名的“夷狄不臣论”，作为羁縻主体的“天子”在这里改成了“中国”，即视汉朝廷为“中国”。到了这里，“中国”不仅是指特定区域和汉族了，还是统治该地区、该民族的主体王朝自称，乃至天子自称。
综上，在西汉时期，“中国”已经是一个普遍代指中原地区的人、区域、文化、国家的名词了。东汉至魏晋，正如前人研究所述，在“中国”之外还增加了“诸夏”“华夏”“中夏””中华”等同义词。按语境的不同，这一连串名称有时候指整个王朝疆域，有时候指王朝本身，有时候仅指中原地区，有时候又指汉族文化，但不变的是均以文明世界内部为对象，视“中国”为周边区域的中心。可以说，这是一个以古典文献的语句和逻辑为依据，贯穿整个前近代的观念。
受权刊发，选自《古代中华观念的形成》，[日]渡边英幸 著，吴昊阳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4年2月
2.“中华”认识的基础之层累性
要注意的是，在语言上呈现为一个均质实体的“中华”理念，实际上有着多个基础，有时候还会与“夷狄”发生重合。例如汉代的“中国”境内就有不少非汉族居住。西汉时期，黄土高原的长城附近就居住着“保塞蛮夷”（《史记·匈奴列传》），长江流域以南的山地里也生活着很多统称为“蛮夷”的人群。在郡国境内，除“汉族”（华）之外，常有少部分“夷”人杂居其中。东汉之后，“内属”的北方民族进一步搬迁到“中国”，长城以南的山西地区住着匈奴，关中平原住着羌族的情况变得常见。西晋时期，关中人口甚至有一半都已经是“戎狄”了（《晋书·江统传》）。这意味着地区意义上的“中华”内部出现了“华人”（汉族）和“戎狄”（胡人）混居的事实。地区意义上的“中华”认识与族裔（ethnic）语境下的“中华”认识之间往往会产生分歧。
作为王朝统治疆域的“中华”和地区认识上的“中华”含义也时有矛盾。在汉武帝对外征伐后，汉帝国的郡国领域扩大至今鄂尔多斯、河西走廊、广东、朝鲜半岛、贵州等地。《史记·主父偃列传》载汉帝国在鄂尔多斯置朔方郡是“广中国，灭胡之本”，即认为征服行动有着扩张“中华”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朝内群臣也不断进谏，认为一些会拖累“中国”的土地不要也罢，这表明即使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汉帝国统治阶级的主流依然是将“中华”限定于中原地区之间。事实上，即使到了三国时期，也只有魏国疆域的部分能称“中夏”或“中国”。“中华”认识的范围尽管随着汉族的南进扩大至长江以南，但是王朝疆域不一定与“中华”认识完全重合。
再到南北朝时期，落难江南的汉人王朝——南朝，与占领中原的胡人政权——北朝之间开始争夺对“中华”的解释权。例如北魏斥刘宋、南齐是“岛夷”，刘宋、南齐反过来蔑称北魏是“索虏”。北魏自认为是“中华”的统治者，不满江南王朝僭称“中华”，但南朝的士大夫们发展出了一套贬中原地区是“夷狄”之地，江南地区才是“中华”的独特的华夷意识。北朝和南朝都继承了以往的“中华”观念，但是在国家对立和北方民族统治汉族的现实背景下，华夷意识呈现了多极化的解释。
不仅如此，在唐代之后，常常出现统治“中华”的王朝版图要远远超过“中华”地区，甚至形成一个囊括北亚的多民族帝国的现象。唐太宗将北方游牧民族纳入羁縻州体制，一时间君临“天下”——包括“中国”（州县地区）和“四夷”的广袤疆土。后来的元和清王朝，是北方部落进入“中国”之后顺势统而治之的复合帝国，版图远超汉人地区范围。尤其是清朝，其领土不仅包括明朝的旧疆域（中国内地），还有其老本营东北地区、理藩院管辖的喀尔喀蒙古、青海、西藏、新疆地区（藩部），是一个多民族帝国。清帝国固然是继承了历代“中国”王朝的“最后的中华帝国”，但其本质还是以八旗制为核心、联合蒙古贵族的国家，无论是帝国结构层面，还是皇帝=可汗性质层面，都是无法完全纳入“中华”体制之内的复合结构。
综上所述，古代的“中华”观念是前近代王朝国家的汉语知识分子一直秉持的世界观。但这个认识架构是一个复合架构，至少有着（1）王朝国家的统治疆域、（2）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特定疆域、（3）占人口大部分的汉族和汉文化、（4）统治汉族的王朝本身四层含义，这还不包括域内的非汉族人口、汉族自身的可变性、王朝疆域伸缩或分裂、非汉族统治“中华”的可能性等种种不稳定因素。因此，历史上被反复提及的“中华”并不一定是以域内共享同一归属意识或本质上的一体性为前提的。“中华”其实是多重观念不断层累的结果。
前近代的历代“中华”王朝均以华夷思想作为统治域内少数群体的方针及制定与周边各国外交政策时的指导原则。汉语文献中所反映的华夷思想体系，主要是围绕着“中华”和“夷狄”的统治关系展开，其前提是“中华”相对于“夷狄”的优越和两者间文明层面上的落差。华夷思想下的夷狄不但是要排挤的对象，还是要统治、教化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华夷思想又是一个跨界秩序的解释原理。按吉本道雅最近的研究，华夷思想的逻辑大致可划分为“同化”“羁縻”“弃绝”“转化”四大类。
同化，即在“中华”与“夷狄”之间文化差异、存在优劣的前提下，前者教化后者，进而融合后者的思维。相对地，羁縻则是保留“夷狄”本身的特性，但将之束缚在“中华”统治下的思维。弃绝逻辑抛弃了前两者的可能性，认为“夷狄”就是化外之人，要么置之不理，要么驱逐远离，王朝的统治对象限定在“中华”内部就够了。用简图来表示的话，“弃绝”逻辑就是在“中华”和“夷狄”之间画一条明确的分界线;“羁縻”逻辑是一个跨越边界的“中心—周边”放射状线;至于“同化”逻辑则是两者边界都逐渐向外部扩张，内部差异逐渐模糊的情景。
最后的“转化”和上述三者的维度稍稍不同。“转化”逻辑强调相互转化，不仅接受“中华”同化“夷狄”，还接受“中华”沦落为“夷狄”，或“夷狄”反过来统治“中华”的现实。《公羊传》和《谷梁传》便是强调这种相互转化性的文献，一方面接受“夷狄”因德行和心性的提高而进化，另一方面也提到“中华”要是肆意妄为也有可能沦落为“夷狄”。至于“夷狄”反过来统治“中华”，可见于《孟子·离娄下》，其载舜系“东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孟子》的这段论述在前近代常常被提起，用来论证非汉族统治者入主“中华”的正当性。
自然地，对于华夷之间的区别，不同的逻辑有不同的理论基础。按照吉本道雅的论述，“弃绝”论和“羁縻”论强调血统渊源和自然环境差异等难以人力改变的先天本质——“性”。尤其是“弃绝”论，更将“夷狄”比喻为无法驯服的禽兽。相对地，“同化”论和“转化”论则强调礼乐、语言等后天可学习的属性——“习”和抽象人格能力——“德”等。
说起来，这些分辨“华”“夷”的标准，本身就是多重含义的。举个例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国语·郑语》）这些强调“华”“夷”的本质区别的思想，其理论基础是血统渊源。可是一旦放到“蛮夷的华夏起源”——“夷”是“华”的后裔语境下，祖先传说这种血统渊源又变成了跨越区别维系两者的绳索了。
综上所述，华夷思想是一种有着多个理论基础的解释原理，会随着现实的需求不断构建新的逻辑。所以，与其说华夷思想是基于单一标准划分差异的逻辑，倒不如说它是将作为前提的“夷狄”和“中华”两者之间存在的无数差异体系化，进而试图解释两者关系的逻辑。
前近代的汉语群体以“天下”一词来指代“世界”，只不过这里的“世界”是有范围的，指的仅仅是说话人所关心的话题所及的世界。从而在多数情况下，“天下”所指的是“中华”王朝实质统治的疆域，当提到王朝的外交关系时，“天下”才包括周边国家。
“天下”观诞生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大致可分为“九州”说和“五服”说两种不同的模式。“九州”说认为长江黄河流域有九个“州”，合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地域。代表性文献是《尚书·禹贡》，里面列出了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九个“州”，这九个州是文化英雄大禹治山川所划定的，也是定田租、赋役的地区。除《禹贡》之外，还有好几份古典文献记载了不同的“九州”划分。
“九州”的具体规模（scale）初见于《孟子》，“方三千里”这个数据应该是战国中期对九州规模的最早认识。“方三千里”与上述冀州等九个州合计的范围大致一样，相当于今天的华北、华中地区。这个数据在战国后期至秦汉逐渐扩大，和“五服”说结合之后还出现了“方五千里”“方七千里”等解释。
“九州”还和“中国”区域观念相结合。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邹衍将“儒者所谓中国者”理解为“禹之序九州”，主张九州只不过是整个世界（大九州）的一部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表明，当时的儒家普遍认为“九州”和“中国”是同义词。另外，《吕氏春秋·慎势》视共同的语言圈、交通圈为“方三千里”的“冠带之国”。秦汉之后，“九州”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人们屡屡将王朝的郡县（州郡）区域称为“九州”。可见，“九州”的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除长江、黄河流域之外，有时还会包括华南地区，是个可变的架构。
简而言之，“九州”的范围虽然每个时代不一样，但总体而言，“九州”说是一个完整的棋盘网状世界观，它以长江黄河流域为对象，当中又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九州”说认为九州外部是“夷”的领域（四夷、番国），但又承认九州内部也星罗棋布般地居住着“夷狄”。例如《禹贡》便记载了“岛夷”“嵎夷”“莱夷”“淮夷”“鸟夷”“和夷”“三苗”“西戎”等九州内部的夷狄，并划定了其贡赋内容。古典文献的记载区分了九州内部和外部的“夷狄”，为王朝统治“内部夷狄”提供了理论依据。
与之相对，“五服”说是一个从中心向周边扩展的同心四方形的“天下”模型，从王都到周边地区，每隔一定距离设一个区划，离王都越远的地方，对王权的从属程度越低。如果说“九州”说是棋盘网状的模型，那“五服”说就是金字塔状的模型。五服与其说是具体的区域观念，倒不如说是按距离的远近抽象化之后的王权秩序构图。“九州”说和“五服”说在后世常常融合，例如并存于《禹贡》等文献中，可是既然两者的基本结构不同，其来源应该也不同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