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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的出现,真的是为了抵御凶兽饕餮吗?

凤凰读书  · 公众号  · 读书  · 2016-12-27 06:54

正文


《古迹》


文:罗哲文  图:罗哲文手绘



以长度而论,长城无疑是我国乃至世界最为伟大的历史文物。在全长六千多公里的长城线上,有四处著名的城墙关隘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山海关、居庸关云台、八达岭、嘉峪关。介绍这四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必要先对长城的全貌作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工程奇迹。拿明长城来说,它西起甘肃的嘉峪关,东迄渤海海滨,像一条巨大的长龙,昂首奋身,蜿蜒于崇山峻岭之中,绵亘于平沙原野之上。由于工程的艰巨和历史的悠远,所以在很久之前,它就被公认为古代世界的“奇观”之一了。

 

在不少人们的印象之中,长城是秦始皇下令修筑的。其实不然,长城的修筑早在秦始皇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左传》上曾经记载过一个故事。公元前656年,齐国攻打楚国,楚国派一个使者屈完去见齐君,发表了一篇声明称:“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有的研究者根据文献史料,认为这种“方城”属于防御性的军事要塞,方城之间有城墙连接,全长约五百多公里。这个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我国古代的“长城”最早修建于公元前七世纪左右,是诸侯国之间的一种防御措施。除了楚长城之外,秦、齐、魏、赵、韩、燕、中山等诸侯国也各有自己的长城。这些长城遗迹,有的尚可寻考,有的则早已湮没不存了。由于当时诸侯割据,这些“长城”遍布于黄河和长江流域,自成起迄,不仅有东西向,而且还有南北向,和今天长城的方向并不一致。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为了巩固这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肃清诸侯割据的残余势力,秦始皇下令拆除各国之间的“长城”。为了抗击我国北部的少数民族匈奴奴隶主对中原地区的骚扰劫掠,他又命令以原来燕、赵、秦北方的“长城”为基础,重新修筑一道新的长城。据《史记》记载,在大将蒙恬的主持下,“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止辽东,延袤万余里”。从此以后,这一雄伟的万里长城就一直巍然峙立,对中原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秦始皇的一大功绩。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长城,其规模和基础就是秦代奠定的。



秦代长城遗迹


然而匈奴的贪婪欲望并没有为这一道长城所遏止。西汉初年,匈奴乘汉王朝的政权立脚未稳,不断越过长城南下骚扰。汉武帝决心抗击匈奴。他一方面派遣卫青、霍去病等率领大军越过长城主动出击,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常备的防御工事的修筑。鉴于修筑长城是秦始皇时已经行之有效的防御措施,汉武帝除了继续修缮、利用秦长城之外,又在阴山以北修筑了一道“外长城”。外长城实际上是内长城的一道前哨防线,它以列城、障塞、烽燧为主要的防御据点,各点之间联结以比较低矮的城墙,不少地带甚至利用险要的地形作为屏障,连城墙都加以省略。长城的城障、列城、烽燧西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沿燕然山脉,越内蒙古自治区迤逦而东,直达黑龙江的西面,全长近一万公里,是我国古代所修筑的最长的长城。这道长城在汉代以后逐渐倾圮荒废。其遗址在今天我国的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仍然随处可见。

 

秦汉两代的长城,主要的作用在于防止我国北部少数民族匈奴的骚扰。由于西汉的中央政权采取了多种有力措施,匈奴的力量渐衰,其后逐渐往西迁移,不再成为中原地区的威胁。代之而起的是鲜卑、柔然和突厥等少数民族。到了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王朝即所谓北朝,都是由汉族以外的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由于当时整个中国处于南北分裂的状态,北朝政权并不能有效地管理柔然和突厥所据有的地区,因而长城还继续起着作为中原地区屏障的作用。北魏和北齐等王朝,对长城都曾作过大规模的修筑。公元423年,北魏修缮了东起赤城(今河北赤城)西至五原(今内蒙古乌拉特旗附近)范围内一千多公里的长城。公元550年至559年,北齐自西河总秦戍(今山西大同西北)起,东到渤海(今山海关)修筑长城一千五百余公里,同时,又在长城以内修了一道重城。在西面还筑了一道南北方向的长城,以防御北周的进攻。自隋迄唐,特别是唐建国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政治和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中央政权的力量极为强大,其行政管辖所及达到阴山以北很远的地方,因而终唐之世,就没有再对长城进行修筑。宋、辽、金、元王朝,除了金代为了防止蒙古族的袭击,曾在与蒙古族活动区域相接的地带修筑过位于黑龙江上游兴安岭之间的明昌旧城和西起黄河河套、东至混同江畔的明昌新城的两道长城之外,在大部分时间和地区,长城的作用已经不那么显著,仅个别关隘地方仍派兵把守,并稍加修葺。

 

明朝建国以后,北部有蒙古势力的残余,东北有女真政权的崛起,这对于朱明王朝是两个不小的威胁,所以在建国的第一年(1368年),明太祖就把修筑长城作为当务之急。他派遣大将军徐达开始修筑居庸关等处的长城,前后历时一百多年,才完成了明长城的全部工程。这道以秦长城为基础的明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达鸭绿江,全长六千四百多公里。其中,由嘉峪关到山海关一段,由于工程质量较高,至今仍然大部分保存完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最后修筑的万里长城。

 

这样浩大的工程,究竟是怎样修筑起来的呢?这个问题,今天虽然已经所知不多,但凭借历史文献和文物考古资料,我们还可以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修建长城的建筑材料用量极大。明代以前,主要使用的是土、石、木料和瓦件等。一般情况下,都是就地取材,或者凿石垒砌,或者取土夯筑。在沙漠地区,还使用沙粒石子间以芦苇或红柳枝条层层叠压的方法修筑长城。我们今天在玉门关内外所见到的汉长城就是用这种方法修筑的。到了明代,在许多重要的地段使用砖石垒砌,大量的砖瓦石灰仍然是就地取材,开窑烧制。


长城沿线所经过的地区,大部分是高山深谷、沙漠草原,城墙需要随着复杂的地形而采用不同的方法修筑。地形的复杂增加了施工的难度,但是古代的劳动人民却巧妙地利用了各种各样的地形。遇到高冈险峰,就利用山脊作为基础,外面包砌石块。遇到河谷深沟,就利用地形的陡坎和崖岸修筑城墙。这种修筑方法可以节约大量劳力,而得到的结果,是城墙内部比较平坦易登,外部则非常险峻。不仅易守难攻,而且便于兵力的调动和增援。

 

关于修筑长城的施工组织情况,我们从居庸关、八达岭长城上所发现的明万历十年(1582 年)修筑长城的一块石碑上可以看出,当时是利用守军力量,用分段包修的办法来修筑的。几千名官兵加上许多民夫,才包修了七十多丈长的一段城墙,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工程的艰巨了。

 

尽管我们的祖先在实践之中显示了高度的智慧,但是在动力机械尚未问世的古代,仅仅凭借人力、畜力和简单的器械,要把大批笨重的原始材料运上山岭,所付出的劳动和艰苦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以秦代为例,秦始皇使用了主要由军队、民夫和罪犯组成的近百万劳动力,占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劳动力的五分之一)。

 

长城沿线的四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历史、构筑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代表意义。下面就分别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过去一些人以为山海关是现存的长城即明代长城的东部端点,其实这是不准确的。明代长城的东端一直延续到鸭绿江边,只是因为山海关以东的一段工程较为简陋,经历了六百年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今天仅留下若干遗迹,所以才会引起这样的误解。

 

山海关现属河北秦皇岛,历来也有称之为榆关的,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榆关和山海关不是一回事。据记载,榆关原来在山海关附近,平野旷阔,无险可守。明朝的开国功臣徐达镇守北方,看到这一带地形险要,就废弃榆关,在这里另筑新城,背山面海,因而取名为山海关。西起甘肃嘉峪关的明代万里长城,历尽了山山水水,从燕山山脉上飞驰而下,和关城相连接,并越关城而东,一直伸进渤海的滔天白浪之中。

 

山海关关城为四方形,周约4公里,墙高14米,厚7米,内部土筑,外面用砖包砌。东、南、西、北四面均有关门。东门外有一个凸出的小城圈,用以加强防守,这在古代称作罗城。罗城的外面还有烟墩、土堡等防御工事。四面关门上都有城楼,楼高二层,三面设有箭窗。东门城楼上有一块横匾,上书“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字体雄浑遒劲。

 

山海关地当要冲,扼东北至河北的咽喉,自古以来就是一处重要的战略据点。明初在这里修筑长城,设置“卫所”,驻有重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出卖明朝政府,勾结清兵入关。李自成亲自率军北上迎敌,包围山海关,和吴三桂的部队进行了一场血战。农民起义军和清兵都把山海关作为争夺的重点,充分说明了它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山海关附近还有许多文物古迹,如朝阳洞、角山、三清观、卧牛山、徐达庙和伸入海中的老龙头等。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中曾提到“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其中的碣石山据说也在这一带,但具体的地点究竟在哪里,古代已经说法不一,今天就更难确指了。



“居庸叠翠”和“北门锁钥”——居庸关云台和八达岭

 

居庸关长城


在万里长城的古迹名胜之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居庸关和八达岭。这两处关隘的位置就在北京昌平和延庆境内。

 

从北京坐火车或汽车西北行约60公里,就可到达居庸关。关城建筑在一条长达15公里的溪谷中间。这条溪谷叫关沟,两旁山峦重叠,树木葱郁,景色优美,所以在八百年以前的金代,这里即被称作“居庸叠翠”,列为燕京八景之一了。

 

居庸之名最早见于《淮南子》。《汉书·地理志》中有居庸县,属上谷郡,而且注明“有关”。据前人的考证,这可能是因秦始皇修筑长城“居庸徒于此”而得名的。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东汉墓中,有一幅题有“居庸关”三字的壁画,画面上生动地描绘了关内外行人车马往来的情况,说明在两千年以前,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来往并没有为这一道高大的城墙所限制。居庸关在历代都有维修增建,名称也屡有改易。现在保存的居庸关关城是明代的建筑物。



居庸关关城的中心的汉白玉石台,名叫“云台”


居庸关关城的中心,有一座汉白玉石台,名叫“云台”,现在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石台上原来矗立有三座石塔,是元代至正五年(1345年)元顺帝亲自下令修建的,当时称为“过街塔”。大约在元末明初,三塔被毁,后又在此修建了一所寺院,明正统四年(1439年)重修,并命名为“泰安寺”。该寺在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被火焚毁。现存的云台就是元明时三塔和寺院的基座。台下券门内的石壁上雕刻有四天王像和佛像,刻工颇为精巧。石壁上还刻有梵文、藏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鹘文、汉文、西夏文六种文字的《陀罗尼经咒》和《造塔功德记》。

 

居庸关的形势非常险要,是古代北京的西北门户。关于关城的形势,清代的龚自珍在一篇题为《说居庸关》的散文里有段形象的描写:“出昌平州,山东西远相望,俄然而相辏相赴,以至相蹙,居庸置其间,如因两山以之为门。”明朝政府的防务以北京为重点,对居庸关更为重视,设“卫”驻军,经常有五六千人在这一带扼守。看到这里险要的形势,明陈子龙曾作《居庸边词》云“险到居庸地脉分,何须常戍羽林军”,大为赞叹,似乎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回事。雄关险塞对防御虽有一定作用,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这首诗写成之后没有几年,李自成的起义军就从宣化、怀来经居庸关而长驱直入,攻克北京。顾炎武对此很感慨,他说:“地非不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倒还不失为有识见的议论。

 

居庸关原有南北两个外圈关口。南面的叫南口,是关沟的入口,旧关城和城墙早已残破,仅在两旁山脊上,还可以看出城墙和烽火台的痕迹。北口就是现在的八达岭岭口。



八达岭长城


八达岭居高临下,形势比居庸关更为险峻,确像过去有人所说的“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八达岭”。岭口有一座小小的关城,东西两面各有关门,西关门上刻“北门锁钥”四个字。这个比喻极为贴切。如果说居庸关是古代北京的门户,八达岭就是一把坚固的铁锁。八达岭一旦失守,居庸关也就门户洞开了。

 

居庸关和八达岭附近的长城,在明长城中很有代表性。在构造上,这一段城墙墙身高大坚固,平均高约7.8米,墙基平均宽6.5米,下宽上窄,墙顶平均宽5.8米。墙内隔不多远就有一个券门,有石梯,守兵可由此上下。墙体用整齐巨大的条石筑成,内部满填泥土石块。墙顶用方砖铺砌,石灰填缝,十分平整。城墙上每隔300-500 米,就有一个凸起的台子。台子又可分为墙台(用于巡逻放哨)、敌台(用于射击瞭望)、战台(用于攻战和储存武器)。

 

明长城有不少地方设有重城,居庸关就是一个例子。如果坐火车由南口经八达岭而出关,可以看到横亘在群山万壑之中的城墙,断断续续,显得很不规则。在群山之间还有一些用以传递军情的烟墩—烽火台。原因是这里原有里外不止一道的城墙,而有的又因年深月久而倒塌中断,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一带还有不少名胜古迹,像望京石、天险、五鬼头、点将台等,号称“七十二景”,历来也为游人所熟知。



“河西重镇”——嘉峪关


嘉峪关长城


嘉峪关是明长城西端的关隘。关城位于今甘肃酒泉西约40公里处,峙立于嘉峪山下,南边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长城即从祁连山上迤逦而来,直抵关下,然后从关北转折向东,伸展在茫茫的戈壁沙漠里。关前有一道清泉,灌溉着几百亩田禾,不仅平添了关城的景色生机,而且还是这座古关隘的命脉。如果没有这道泉水,就不可能有田禾草木,守兵和战马的饮食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明代初年之所以在这里选点筑城,除了山形地势险要的因素外,该泉水的存在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

 

关城的平面呈梯形,西边城墙长166米,东边城墙长约154米,南北长160米,墙高达10余米。除了城楼、敌台和垛口等处用砖包砌之外,其余部分都是黄土夯筑,夯打极为坚实,用锄镐都很难挖动。

 

关城的布局与山海关相似,同样有一道凸出的罗城,不过位置恰好相反,山海关的罗城在东,而嘉峪关的罗城在西。这个区别是因迎敌的方向决定的,道理很容易明白。城门上建有三层的高大城楼,城的四角建有砖砌的城堡式角楼和角台。在西边的外城楼上,原有一块“天下第一雄关”的匾额,和山海关东城楼的横匾“天下第一关”,地隔万里,东西相背。同类的事物而有两个“天下第一”,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但按其实际,山海关和嘉峪关,无论形势、气魄和防御地位的重要,确实很难分出高下。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第一”也就不无道理了。

 

嘉峪关的修建,据乾隆《肃州志》载,始于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其后曾一度废弃。至嘉靖十八年(1539年),有人建议,说嘉峪关为河西重要隘口,“墙壕淤损,宜加修葺”,于是又重新增修加固。而据正德二年(1507年)王信所立《修建玄武庙碣记》的记载,我们还可以知道城西的罗城也是在此时增修的。

 

明朝政府对嘉峪关一带的防务同样极为重视。当时在嘉峪关曾设有守备把守,平时驻兵一千人左右,管辖三十九处敌台,并配置了大量火器(火药武器)。据记载,当时有“河西火器雄甲诸镇”的说法。设在嘉峪关的火器,名目繁多,有所谓大将军、二将军、金刚腿炮、火冲枪、飞火车等十几种。这些记载,既说明了明朝政府对嘉峪关防御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火器发展的水平。

 

清代康熙以后,由于中央政权的巩固,嘉峪关逐渐由“河西重镇”而变成了检查来往客商、盘剥勒索的关卡。清末民初,关上只有居民十几户,老弱残兵一百多名,出现了一片衰败荒凉的景象。上面提到的西城外城楼和那块匾额,也在1928年被军阀拆毁。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几千年来汉族和其他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历代修筑的长城,有一半以上是在其他民族统治时所修筑的。万里长城是各族劳动人民创造的古代工程奇迹。


(本文结选自罗哲文著《古迹》,题目所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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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罗哲文著,中华书局,2016-7


罗哲文先生关于古代建筑的学术随笔集。是典雅文存第六号作品。包括长城、古塔、古亭、古桥等内容。书中配有50幅作者建筑手绘以及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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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严彬(微信号:larf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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