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主按：法国当代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吉尔·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 是超现代理论的创始人。他认为, 现代性远没有像某些后现代理论家们宣称的那样已然终结; 相反, 它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臻巅峰期。这个新的社会阶段被利波维茨基称为超现代社会。在他看来, 超现代不过是现代性在历经后现代这一短暂间歇期后进入的又一更高级阶段, 它本身是充满矛盾的, 既在很多方面体现了人本主义的宗旨, 却并非为所有人带来幸福的济世良药。下文节选自利波维茨基的《超现代时代》(Hypermodern Times, 2007)第二章的前两节, 主要讨论了超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它与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区别和联系, 以及超现代理论的研究目的等。
现代性•后现代性•超现代性
作者：吉尔·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
译者：丁兆国
原载：吉尔·利波维茨基著作《超现代时代》（Hypermodern Time，2007）第二章前两节
转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9）
20世纪70年代末前后, 后现代性观念在思想界现身, 其目的在于描述发达社会的一种新文化状态。最初, 后现代性作为对国际风格的反拨出现在建筑话语中； 随后不久, 人们一方面以它表示理性绝对根基的动摇和宏大历史意识形态的破产, 另一方面以它表示我们社会个体化和多元化的强大动因。如果撇开种种对后现代的不同阐释, 人们往往认为, 我们当前所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多元的社会, 一个相对自由和对未来无甚期望的社会。人们热衷的历史进步愿景被更为狭隘的视域所取代, 那是一种由不稳定性和短暂性支配的时间性。此前对未来的英雄建构已经溃败, 而以活在当下为中心的消费主义规范随后取得胜利。后现代时期与这些密不可分, 它显示了一种空前的社会时间性的到来, 其标志便是此时此地( here-and-now )的首要性。
柏林的“欧洲中心”是典型的国际风格建筑，后现代性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反拨这种风格而出现的。
“后现代”这一新术语的价值在于：它从社会和文化上显示了进程的变化以及发达民主社会运作方式的深层重组。在卸下最初的宏大现代性未来乌托邦的重担后, 富足社会的舞台正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变化, 而我们需要发现这些变化并为之命名：消费和大众传媒的陡增, 专制和惩戒规范的式微, 个人主义的高涨, 对享乐主义和心理主义的重视, 对革命未来的失望, 对政治激情和战斗姿态的疏远。
但同时, “后现代”这个词语不无歧义和粗陋, 更不必说缺乏精确性了。无疑, 后现代是一种正在形成的新现代性, 而不是什么对现代性的超越。因此, 人们迟迟不肯赋予其前缀“后”以合法性。可以进一步说：20年前, “后现代” 概念像一缕新鲜的空气, 表示一种新事物和方向的大变化, 但现在它似乎有些过时了。
后现代周期是以社会领域的“冷”减压为标志而展开的； 如今,我们觉得时代又变得严酷起来, 大有乌云压城之势。我们曾经历过一段社会束缚和宰制都很宽松的时期, 但现在它们又卷土重来,只不过是以新的形态出现。现在, 甚嚣尘上的是基因技术、自由主义全球化和人权,而“后现代”这一称谓已让人觉得陈腐不堪; 它已无力表述眼下的新生世界。
后现代之“后”仍然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被假定已死的过去； 它暗示某种事物已然消逝, 却又不能确定随后而来的将会是什么, 好像那是在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框架解体后如何维护刚获取的自由的问题。它因此而大获成功, 但现在那个时代已结束了。超资本主义、超阶级、超权力、超恐怖主义、超个人主义、超市场、超文本, 还有什么东西不是“超”的吗?
现在还有什么东西不显示已臻极致的现代性吗? 随着终结气氛而来的是一种勇往直前的意识, 一种无羁的现代化, 它由快速商业化、经济不干预以及让人觉得充满威胁与希望的科技发展构成。它来势迅猛： 随着超现代化世界的到来, 米涅瓦的猫头鹰在宣告后现代的诞生。
现代性并没有退去；相反, 我们看到现代性已臻极致, 其具体形式表现为全球化的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的准普遍商业化( quasi general commercialization)、工具理性的极度利用以及泛滥的个人主义。在此之前, 现代性的运作受到一整套制衡、另类模式和价值观的束缚和限制。比如, 传统精神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延续, 男女性别分工结构仍然存在不平等, 教会仍然紧紧地控制人们的道德意识, 革命政党在许诺一种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另类社会, 民族理想赋予最大的个人牺牲以合法性, 国家管理经济生活的各种活动, 如此等等。但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
正在形成的社会是这样的：与民主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现代性相对抗的力量无足轻重, 宏大的另类愿景已经消解, 现代化不再遭遇强大的组织和意识形态的抵抗。并非所有的前现代因素都已烟消云散,但现在它们自身是以一种去管制化和去制度化的现代逻辑方式运作的。在自在的个体性原则面前, 即便是社会阶级和社会文化也在逐渐消退。
国家在退隐, 宗教和家庭正被私人化, 市场社会正压降而至：对经济和民主竞争的崇拜、技术统治论者的雄心以及个体权利都畅行无阻。去管制化和全球化的第二种现代性业已出现, 这是一个没有对立面的绝对的现代, 它完全靠三个核心要素支撑着, 即市场、技术至上的效率以及个体。我们曾拥有的是尚未完成的现代性, 现在到来的是已臻极致的现代性。
在此背景下, 各个不同领域都涌现出极端主义浪潮, 它们受到无限动因和双曲螺旋( hyperbolic spiral) 的束缚。这样, 我们发现, 金融和证券市场活动的规模和数量在进行可怕的扩张, 现实经济活动在不断加速,资本全球流动的数量在异常增长。长期以来, 消费社会都在标榜其过剩和商品的丰富性: 超级市场和购物中心日益庞大, 提供大量各种产品、商品和服务, 这种状况愈演愈烈。
在每个领域都有一些过剩, 超越了各种界限, 就像多余的赘生物一样：看看各种技术以及它们在颠覆死亡、食品和生育的界限等方面所产生的种种让人眩晕的方式吧。在下列事物中也能看到同样的情况：色情业的超现实主义产生的身体形象； 电视及其播放的那些玩弄完全透明性观念的节目；互联网集群及其数字流的泛滥：数百万的网站、数十亿的网页和文字, 每年都在成倍地增长；旅游业及其大批度假者；城市聚集及其人口拥挤、令人窒息、不断扩张的超大都市。为了打击犯罪和恐怖主义, 马路、购物中心、公共交通和工商业都安装了大量的摄像头以及其他电子监控和身份识别装置：通过继承旧的极权和训诫社会, 超级监控社会正大行其道。“更多, 总是更多”式的疯狂的变本加厉, 已渗透到集体生活的方方面面。
甚至个体行为也卷入了过剩体系, 只要看看消费成瘾、体育竞技使用违禁药品、极限体育运动的风行、杀人恶魔、饥饿症、厌食症、肥胖症、强迫症和成瘾等现象, 就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两种对立趋势。一方面,个体从来都没有这样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和保健, 这样遵从医学指导；另一方面, 个体病理以及混乱消费和无序行为却在激增。超资本主义的两面性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独立的超个人主义, 为自我立法, 有时谨小慎微、老谋深算, 有时又毫无节制、缺乏理性、混乱不堪。在技术功能领域里, 频频出现功能障碍行为。
超个人主义不仅与人类经济学模式的内化相吻合, 追求在最多的生活领域(教育、性、生育、宗教、政治、工会活动) 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而且与规范行为的旧社会形式的性质变化一致, 随之而来的则是不断出现的病理问题、心理障碍和极端行为。由于技术至上的标准化运作和社会纽带的松懈, 超现代时期同时制造了秩序与混乱、主体的独立与从属、适度与过度。
第一种现代性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是极端的；而新现代性的极端已远远超越政治层面——那是技术、媒体、经济、城镇规划、消费和个体病理的极端。几乎处处都是如此, 双曲线( hyperbolic) 的亚政治进程现在已成为自由主义民主政体的新面孔。并非一切都与过剩状态的格调保持一致, 但没有什么能完全摆脱这种极端逻辑的影响。似乎我们确实从“后” 时代走进了“超” 时代。
新的现代性社会正在产生。这已不再是由传统世界抵达现代理性阶段的问题, 而是对现代性本身进行现代化、对理性进行理性化的问题。换言之, 摧毁“陈腐的残余”和官僚政治的俗套, 结束僵化体制和保护主义的束缚, 对一切进行私有化并使其不再依附于局部条件, 同时使竞争加剧。创造“灿烂未来”的英雄意志已被管理激进主义所取代, 后者乃是一种对变化、改革和调适的巨大热情, 却被剥夺了任何自信的前瞻和宏大的历史愿景。
在效率诉求和生存需要的支配下, 人们处处都在强调要继续前进和不为乌托邦目标所累的超变化。在超现代性那里, 除需要不断发展和加速前进以免被“进化”所超赶外, 人们已别无选择：对技术至上的现代化崇拜最终战胜了对目的和理想的盛赞。未来越是不可预测, 我们就越需要灵活机动, 随时应对, 永远准备应变, 需要超现代, 比英雄时期的现代人更为现代。
与过去决裂的神话已经被最快的和“越来越……”的文化所代替：越来越多的盈利、越来越多的业绩、越来越多的机动性、越来越多的创新。对于这究竟是意味着盲目的现代化、技术至上的商品虚无主义, 还是一种缺乏目的和意义的真空旋转过程, 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种现代性与其自身的基本原则(民主、人权、市场) 并无冲突, 也没有确定的对立模式, 并且在其自身系统内也从未停止过对那些曾作为被消除对象的前现代元素的循环使用。我们正在脱离的现代性否定其对立面, 而超现代性则整合了其对立面；它不再摧毁过去, 而是对其进行重新整合, 在现代市场、消费和个体性逻辑的框架内对过去加以重构。甚至当非现代都显示出自我的重要性并按照后传统的过程运作时, 当过去的文化不再成为个人主义自由市场现代化的障碍时, 一种现代性的新阶段便出现了。从“后”到“超”, 后现代将不过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它已不再属于我们了。
这些巨变要求我们更加仔细地审视社会时间的组织方式, 以便把握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过去正在重现。对未来的焦虑也在取代进步的神秘性。作为金融市场、信息电子技术、个人主义生活方式和闲暇时间的发展结果, 当下(the present) 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时间的短暂性正成为新的社会冲突的核心问题。我们可以自行选择时间, 包括弹性上班时间、休闲时间、青春时间以及老年时间。这说明超现代性使分散的时间性倍增。与新资本主义去国家干预相对应的是时间的去国家干预化和个体化。人们正日益强烈地感觉到对当下的崇拜, 那么对当下的崇拜是什么样的? 它与其他时间轴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 在现在之轴上, 又该如何表述它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 超现代理论将尝试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来观察这些问题, 并重新从概念上把握当前时间的组织方式。
当下的两个阶段,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是什么历史和社会力量导致了未来必胜主义愿景的消亡? 说白了, 除非新的参照点在重塑人们的思想和为其提供新的生活视角上大获成功,否则政治和经济现代性的失败和灾难(两次世界大战、极权国家、古拉格集中营、资本主义危机、南北差距) 自身都不会导致“元叙事”的毁灭。对政治的幻灭和失望并不能解释一切：新的激情、梦想和诱惑正同时出现, 它们的影响越来越大, 虽然没有大张旗鼓地自我宣扬, 但极具渗透力, 已经影响了绝大多数人。正是随着日常生活的革命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理想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巨变, 对当下的崇拜出现了。
对社会时间组织方式进行重构的核心是从生产型资本主义到消费经济的转变, 一个完全由瞬时、新异和永久诱惑技术重构的“时尚社会”取代了固化的规训社会。从工业产品到休闲, 从运动到游戏, 从广告到信息, 从保健到教育, 从美容到食谱, 我们处处发现兜售的产品、模式及各种诱惑机制都在迅速过时：新异, 超选择, 自助, 从幸福到更幸福, 幽默, 娱乐, 忧虑, 色情, 旅游, 休闲。消费和大众传媒的世界就像一个醒着的梦, 那是一个充满诱惑和不断运动的世界, 其模式不过是时尚体系罢了。我们不再像在传统社会中那样看到过去模式的重复出现；相反, 我们发现了体系化的新奇和诱惑对当下进行的调节和组织。无处不在的时尚已传播到更广泛的集体生活层面, 把当下之轴确立为社会流行的时间模式。
时尚原则的确立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而新的崇拜也就成了一种普遍的日常激情。由时尚逻辑和时间性重组的社会已生根发芽：换言之, 今天的社会由当下所控制, 它以私人幸福代替了集体行动, 以运动代替了传统, 以永远新奇的狂喜代替了对未来的希望。一套完整的享乐主义和心理主义的文化产生了：它促使所有人急切地满足自我需求, 激励他们因追求享乐而聒噪不休, 把自我实现奉若神明, 对幸福、舒适和休闲的人间天堂顶礼膜拜。尽快消费, 旅游, 过得快快乐乐, 什么也不要放过：灿烂的未来政治已经被作为幸福当下的期望消费所取代。这样, 当下的重要性更多地是通过促进商品、形象和享乐主义的诱惑, 而不是通过努力填补一种(意义、价值和任何历史规划的) 缺失来凸显的。正是无处不在的时尚和消费政治的亚政治机制的力量, 导致了现代性意识形态和政治英雄主义的溃败。远在人们期望更美好的未来时, 对当下的神化就已经开始了：它的出现比柏林墙的倒塌或不断加快的网络空间和全球化的自由主义世界还要早几十年。
随着社会对消费主义当下的神化, 人们纷纷指责社会的原子化和去政治化、制造虚假需求、消费主义的盲从和被动, 以及无目的、无意义的生活的机械化。而且,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进步带来的危害”这一主题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 这些批判根本没有阻止某种所谓社会乐观主义的兴起。当最后的革命符咒带着对未来的期望还在回响时, 我们发现当下的现在已变成某种绝对, 它在“我现在想要一切! ” 的文化中颂扬着主体的真实性和欲望的自发性。这样的文化把自由自在的享乐变成一种神圣的权利, 却对未来毫不关心。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一次没有未来目标的反叛, 它反对独裁,主张自由主义。那也是日常道德获得解放的岁月, 它以享乐取代了义务, 以“欲望机器”取代了英雄主义的历史。相比之下, 当下好像已成功地把所有激情和梦想都引入了自身一样。失业率尚可忍受, 因此解放当下和尽情享受当下的欲望都远远超过对未来的担忧。30年的辉煌期(法国战后时期), 福利国家, 消费神话, 反文化, 道德和行为解放, 性革命：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树立一种乐观意识而成功地消除了历史悲剧感, 一种对未来没有任何焦虑的时代精神, 因此构成了一种同时反现有体制和消费主义的及时行乐。
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一阶段。自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 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第二代当下主义( presentism ) 产生了。这两组现象结合起来“压缩时空”, 并推进加速的逻辑。一方面, 电子和计算机化的媒体使信息在“真实时间”里实现输送和交换, 创造了一种即时性和共时性, 使人越来越难以接受各种形式的等待和缓慢; 另一方面, 市场和金融资本主义的控制日益加剧, 掩盖了任何长远的国家愿景, 而且这一愿景被短期的业绩、全球不断加速的资本流动、以超前周期快速运行的经济业务所取代。在任何地方, 机动性、收益性、“赶最后期限”、“时间就是金钱”、零延迟成了左右各种组织的关键词：所有这些倾向都表现了一种日益加剧的现代主义, 它正把时间更牢固地抓紧在一种紧迫性逻辑中。即便新自由主义的、计算机化的社会没有制造对当下的狂热, 但无疑, 通过穿梭于不同的时间框架之间, 通过强化我们对脱离时空限制的自由的渴望, 这个社会已使我们对当下的狂热达到极致。
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这种经济生活的重组对各种人都产生了显著后果：“超速资本主义”和偏重直接收益导致大规模裁员、短期就业以及日益加剧的失业威胁。以无聊为主的时代精神已经被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时代所替代。某种无忧无虑的姿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日益在一种不安全感中度过当下。这种暂时性文明的氛围带来了普遍情感状态的变化。一种不安全感侵袭了每个人的头脑：健康成为困扰大众的问题, 恐怖主义、灾难和疫病动辄成为轰动新闻。社会斗争和批评话语不再带有任何旨在战胜宰制的乌托邦远景。现在唯一真实的问题是保护、安全、保障社会福利和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保护地球。总之, 要“限制危害”。当下主义第一阶段的自由乐观氛围已经一去不复返, 随之而来的则是对保护的普遍需求。
那种被称为“后现代”的思潮, 既与把个体从其社会角色和传统体制权威中解放出来的趋势一致, 也与把个体从集体关系和追求远大目标的固有限制中解放出来的趋势不无吻合； 它与更加宽松和多元的社会规范的建立以及个人选择范围的扩大也是分不开的。因此, 我们看到了某种“张力的缓和”,一种个体生活的自主性和开放性。虽然后现代插曲与某种对宏大集体计划的祛魅同义,但它又卷入了一种新形式的复魅( re-enchantment) , 这种复魅与生活状态的个体化、自我崇拜以及私人幸福有关。我们现在已超越了这个阶段：对后现代进行去魅的时刻——对生活于当下的现时生活的去神秘化的时刻——已经到来, 它现在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不安全因素。我们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 反而加重了； 面对我们的恐惧, 享乐主义正在消退, 现时的奴役似乎比社会个体化所开启的可能更为重要。一方面, 时尚社会不断激发我们去享受更多消费、休闲和健康快乐； 另一方面, 生活变得不再轻松, 而是越来越有压力, 越来越焦虑。人们对生活越来越多的不安全感已取代了无忧无虑的“后现代” 姿态。第二种后现代看上去像是无聊与焦虑、幸福与脆弱、嬉戏与恐惧的矛盾混合体。在这种背景下, 曾经宣告新生事物的" 后现代" 这一称谓, 自身反倒成了过去的残余, 一片“记忆的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