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旗贴花》(外五篇)
(美)理查德·布劳提根
这个故事从一辆小货车后窗上的美国国旗贴花说起。其实你几乎看不到它，因为那辆小货车很远，然后它在一条辅路下了高速公路，已经不见了。但不知怎么的，我们又开始了。
在东部的纽约等地度过了非常不愉快的一个月后，回到加利福尼亚是件好事。在那里喝了太多酒，秋雨连绵，情事不断，这些都是我不开心的写照。
现在，我们和一个朋友开车穿过加州的乡村，我们要做的就是找人修理他的化粪池。那真是一团糟。我们现在需要一个靠了解和处理化粪池为生的人。
我们沿着一条又一条路开车，寻找一个专职的化粪池修理工。我们停在一个我们认为这样的人会住的地方，但我们错得离谱。那是一个卖蜂蜜的地方。
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如何犯下这个错误的。一个化粪池修理工和一些躲在纱门后面卖蜂蜜的女人完全不搭边。
我们认为这很有趣，她们也这么觉得。我们嘲笑自己，她们也嘲笑我们。我们很搞笑，我们开着车，探讨着一个人要经历多少外在与内在的磨炼才能最终成为一个杂货店老板或者一名医生或者化粪池专家或者一个被当成化粪池修理工的蜂蜜卖家。
在一小段幽默的精神距离之外，我们找到了一个化粪池修理工。他在家，周围堆满他成功维修化粪池所需的装备。
三个人正在修理一辆卡车。他们停下手里的活，转脸看着我们。他们以一种乡下闲谈的语气，严肃地告诉我们：“不，今天不行。我们必须修好这辆卡车，这样我们才能去猎熊。”
对，就是这样：他们想修好卡车，这样他们就可以去猎熊了。我们的化粪池是透明的，像孩子一样。熊比它更重要。我很高兴回到加州。
《装甲车》
我住在一个有床和电话的房间里。别无他物。一天早上，我躺在床上，电话铃响了。窗帘拉着，外面雨很大。天还是黑的。
“你好。”我说。
“谁发明了左轮手枪？”一个男人问。
我还没来得及挂电话，我自己的声音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蹦了出来：“塞缪尔·柯尔特。”
“你赢得了一考得木头。”那人说。
“你是谁？”我问。
“这是一场竞赛，”他说，“你赢得了一考得木头。”
“我没有炉子，”我说，“我住在租来的房间里。没有暖气。”
“除了一考得木头，你还想要什么？”他问。
“嗯，一支钢笔。”
“很好，我们会寄给你一支。你那里的地址是？”
我给了他地址，然后我问他是谁赞助了比赛。
“不要紧，”他说，“钢笔明天早上就会寄到。哦，对了，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颜色？我差点忘了问。”
“蓝色好了。”
“我们库存里没蓝色的了。其他颜色可以吗？绿色？我们有很多绿色钢笔。”
“好吧，那就，绿色。”
他说：“明天早上就会寄到。”
不，它永远都没寄到。
我这辈子唯一赢得并实际收到的奖品是一辆装甲车。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做过送报员，线路沿着城镇的崎岖边缘绵延好几英里。
我沿着一条两边都有草地的路骑车下山，尽头是一座古老的梅园。他们砍倒了部分树木，在那里建造了四栋新房子。
一栋房子门口停着一辆装甲车。这是一个小镇，每天下班后，司机都会开着装甲车回家。他把车停在自己家门前。
我早上六点前就经过那里，那时候所有人都在自己家里睡觉。早上光线好的时候，我可以从大约四分之一英里之外看到装甲车。
我很喜欢那辆装甲车，常从自行车上下来，走过去看一看，敲敲上面厚厚的金属，看看防弹窗户，踢踢轮胎。
因为早上所有人都在睡觉，就我一个人在外面，过了一阵儿我认为那辆装甲车是我的了，我也就这样对待它。
一天早上，我钻进装甲车，坐在里面送了我剩下的报纸。一个孩子坐在装甲车里送报纸，看起来有点奇怪。
我很喜欢这样，并开始经常这么干。
早起的人说：“开装甲车送报的孩子来了。对，他疯了。
那是我唯一赢过的东西。
《致敬旧金山基督教青年会》
从前在旧金山，有一个人很懂得欣赏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尤其是诗歌。他喜欢读好诗。
他有资本来满足自己的这种爱好，换句话说就是他不必工作，因为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这笔钱来自他祖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投资的一家私人精神病院，这家精神病院在南加州，盈利颇丰。
他们都说精神病院账本上有黑字（盈利），位于圣费尔南多谷，就在塔尔萨纳市外。这是个看上去很难让人联想到精神病院的地方。它看起来像是个鲜花环绕的地方，而且大多是玫瑰。
支票总是在每月的一号和十五号准时寄到，即使那天没有邮件寄来。他在太平洋海岸高地有一栋精致的房子。他常常出门买更多的诗。当然，他从没当面见过任何诗人，这对他来说有点过了。
有一天，他决定，仅仅是阅读诗歌或通过唱片听诗人读诗无法表达他对诗歌的热爱。他决定把自己房子里的水管全扔掉，用诗歌取代。他开始行动。
他关掉水闸，取出水管，放进约翰·多恩来替换。管子看起来不怎么开心。他拿走浴缸，换成威廉·莎士比亚。浴缸一头雾水。
他拆掉厨房水槽，换上艾米莉·狄金森。厨房水槽只能惊讶地盯着他看。他拆了浴室水槽，放进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浴室的水槽突然泪如泉涌，尽管水闸已经关了。
他拆走热水器，放进迈克尔·麦克卢尔的诗。热水器气坏了。最后，他拿走了马桶，装上了些小诗人。马桶计划要移民。
现在是检验成效、享受他惊人的劳动成果的时候了。相比之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向西航行的小小冒险，只不过是一个平淡事件的阴影罢了。他重新打开水闸，欣赏着他付诸实际的梦想。他心满意足。
“我想泡个澡。”他说，作为庆祝。他试着加热迈克尔·麦克卢尔，好进入威廉·莎士比亚里洗澡，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远非如他所愿。
“那不如把碗洗了。”他说。他试图在《我品尝未酿之酒》中洗盘子，但发现酒和厨房水槽有着天壤之别。他渐渐感到了绝望。
他想要上卫生间，而那些小诗人完全没用。当他坐在那里想拉屎时，他们开始闲聊自己的职业生涯。其中一个人写了197首十四行诗，都是关于他在巡回马戏团见过的一只企鹅。他预感这个题材能拿普利策奖。
突然，这个人领悟到诗歌不能替代水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看到光明”。他立即决定把诗歌拿走，把管子连同水槽、浴缸、热水器和马桶一起摆回原处。
他说：“只是我的计划没有奏效罢了。我不得不把水管装回去。把诗拿走。”在意识到这样巨大的失败后，光着身子站在那里还是能想明白这个道理的。
但是后来他遇到了更多的麻烦。这些诗一点都不想走，非常享受地占着管道的老位置。
艾米莉·狄金森的诗说：“我做厨房水槽看起来棒极了。”
“我们做马桶很不错呢。”这些小诗人说。
约翰·多恩的诗说：“我和水管一样伟大。”
迈克尔·麦克卢尔的诗说：“我是一台完美的热水器。”
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在浴室里从新的水龙头里唱出歌曲，这些水龙头已经超越了苦难。威廉·莎士比亚的诗一言不发地微笑。
“你们当然觉得很好，棒极了，”那人对诗歌说，“但是我必须要有水管，这房子里得有真正的水管。你有没有发现我在真正上加了强调？真正的水管！诗歌是做不到的。认清事实吧！”
但诗歌拒绝离开。“我们就不走了。”他说他要报警了。“来吧，把我们锁起来，你这个文盲。”诗歌异口同声道。“我会打电话给消防局！”
“焚书人！”诗歌大声喊道。
这个人开始和诗歌动起手来。这是他第一次打架。他踢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诗的鼻子。
接着，迈克尔·麦克卢尔和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走过去，用英语和俄语说：“你这样可不行。”然后把那个人扔下了楼梯。他明白现在的情况了。
这已经是两年前发生的事了。这个男人现在住在旧金山基督教青年会里，他觉得好极了。他在浴室里花的时间，远多于任何人。晚上，他走进那里，关着灯自言自语。
《漂亮的办公室》
当我第一次路过那里时，那还只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摆着桌子、打字机、文件柜，电话铃在响，有人在接电话。有六名女职员，但她们与全美数百万其他办公室职员没什么区别，而且她们都不好看。
办公室里工作的男人都已步入中年，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帅过，实话说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几乎一无是处。他们看起来都像你记不住名字的人。
他们在办公室里做他们该做的事情。窗户上或门上都没有贴这个办公室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从来都不知道那些人在做些什么。也许是其他地方的大企业的一个分部。
他们所有人似乎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我就这样顺其自然，一天路过这里两次：在上班的路上和下班回家的路上。
大约一年过去了，办公室从未改变过。人员没变化，总是有些事情可干：只是宇宙中又一个小角落罢了。
有一天，我在上班的路上经过那里，发现所有在那里工作的平凡女性都走了，消失了。就好像空气给了她们一份新的工作。
甚至连一点踪迹都找不到，取代她们的是六个非常漂亮的女孩：金发女郎和棕发女郎，配上各种漂亮的脸蛋和身材，有着令人着迷的女人味，穿着合身的职场服饰。
有的有大而友好的乳房，有的有小而令人愉悦的乳房和臀部，都让人心驰神往。我望进办公室的每一处都有些女性模样的美好事物。
发生了什么？其他女人去哪儿了？这些女人从哪里来的？她们看起来都不是旧金山本地人。这是谁的主意？这是弗兰肯斯坦的终极奥义吗？天哪，我们都猜错了！
现在又过了一年，我一周五天都从那里经过，目不转睛地往窗户里望，试图弄清楚：所有这些漂亮的肉体都在这里做手头的事情。我怀疑是不是老板的妻子去世了，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是哪个，这是不是他对多年来无聊生活的报复，或者说与生活扯平，或者也许他只是厌倦了晚上看电视。
或者可能发生了别的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一个金发女孩在接电话。一个可爱的褐发女人在把什么东西放进文件柜里归类。有一个啦啦队员长相的女孩牙齿很齐，在擦除着什么。一个性感的褐发女子夹着本书穿过办公室。一个神秘的小女孩，胸部很丰满，正把一张纸卷进打字机里。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有完美的嘴唇和丰满的臀部，在信封上贴了一张邮票。
这是间漂亮的办公室。
《老公共汽车》
我的生活挺平凡：我住在旧金山。有时候，我被生活逼着搭公共汽车。比如说昨天：我想去黏土街上的一个地方，但那超出了我双腿的能力范围，所以我得等公共汽车。
天气不算糟，是一个温暖而晴朗的秋日。一位老妇人也在等车。正如人们所说，这没什么不寻常的。她有一个大钱包，还有一双白手套，像蔬菜表皮一样贴合着她的手。
一个中国小伙儿骑着摩托车过来了。这让我大吃一惊。我以前从没想过中国人会骑摩托车。有时候，现实与那个老妇人手上蔬菜皮般的手套一样贴合。
公共汽车驶来的时候，我很高兴。当你的公共汽车驶来的时候，某种幸福会油然而生。当然，这是一种细微而特定的幸福，从来不是什么好事。
我让这位老妇人先上车，然后按照中世纪的传统美德跟在后面，城堡的地板随着我上了公共汽车。
我投币15美分，拿到一张车票，其实没什么用。我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总会拿一张车票，这让我手里有点事情干。我需要一些运动。
我坐下来，环视了一下公共汽车，看看有些什么人。一分钟后，我才发现这辆公共汽车不对劲。大约在同一时刻，其他人也意识到这辆公共汽车很不对劲。不对劲的就是我。
我年纪太小了。车上大约还有十九个人，都是六十多、七十多和八十多岁的男人和女人，而我只有二十多岁。他们盯着我看，我也盯着他们看。我们都感到尴尬和不适。
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我们突然都成了这残酷命运的玩家，无法将我们的目光从对方身上移开？
一个大概七十八岁的男人，开始拼命地抓牢他外套的翻领。一个大概六十三岁的女人，开始用一条白手帕擦拭自己的手，擦拭每一根手指。我觉得很愧疚，让他们如此残酷而突兀地回忆起他们逝去的青春，回忆起生命已度过的漫长岁月。为什么我们被这样联系在一起，就好像我们一文不值，不过是放在这该死的公共汽车座位上的奇怪沙拉？
我在最近的一个站下了车。所有人看我下车都很开心，但我是最开心的。
我站在那里，看着公共汽车远去，它的奇怪货物现在安全了。它在时间的旅途中越走越远，直到公共汽车从我的视野中消失。
《新加坡的一座高楼》
旧金山这一天唯一的美景，是新加坡的一座高楼。我走在街上，感觉糟透了，我的脑子像一坨糨糊。
一位年轻的母亲路过，一边和她的小女儿聊天。小女孩实在太小了，还没到说话的年纪，但她还是非常兴奋地和母亲讲着一些事情。我听不出她在说什么，因为她太小了。
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小小孩。
然后，她妈妈对她的回答，以一种蠢劲照亮了我的一天。“这曾是新加坡的一座高楼。”她对小女孩说。小女孩热情地回答，像一枚明亮的彩色便士：“是的，那曾是新加坡的一座高楼！”
(选自《草坪的复仇》) #书蒲团#
(美)理查德·布劳提根
这个故事从一辆小货车后窗上的美国国旗贴花说起。其实你几乎看不到它，因为那辆小货车很远，然后它在一条辅路下了高速公路，已经不见了。但不知怎么的，我们又开始了。
在东部的纽约等地度过了非常不愉快的一个月后，回到加利福尼亚是件好事。在那里喝了太多酒，秋雨连绵，情事不断，这些都是我不开心的写照。
现在，我们和一个朋友开车穿过加州的乡村，我们要做的就是找人修理他的化粪池。那真是一团糟。我们现在需要一个靠了解和处理化粪池为生的人。
我们沿着一条又一条路开车，寻找一个专职的化粪池修理工。我们停在一个我们认为这样的人会住的地方，但我们错得离谱。那是一个卖蜂蜜的地方。
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如何犯下这个错误的。一个化粪池修理工和一些躲在纱门后面卖蜂蜜的女人完全不搭边。
我们认为这很有趣，她们也这么觉得。我们嘲笑自己，她们也嘲笑我们。我们很搞笑，我们开着车，探讨着一个人要经历多少外在与内在的磨炼才能最终成为一个杂货店老板或者一名医生或者化粪池专家或者一个被当成化粪池修理工的蜂蜜卖家。
在一小段幽默的精神距离之外，我们找到了一个化粪池修理工。他在家，周围堆满他成功维修化粪池所需的装备。
三个人正在修理一辆卡车。他们停下手里的活，转脸看着我们。他们以一种乡下闲谈的语气，严肃地告诉我们：“不，今天不行。我们必须修好这辆卡车，这样我们才能去猎熊。”
对，就是这样：他们想修好卡车，这样他们就可以去猎熊了。我们的化粪池是透明的，像孩子一样。熊比它更重要。我很高兴回到加州。
《装甲车》
我住在一个有床和电话的房间里。别无他物。一天早上，我躺在床上，电话铃响了。窗帘拉着，外面雨很大。天还是黑的。
“你好。”我说。
“谁发明了左轮手枪？”一个男人问。
我还没来得及挂电话，我自己的声音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蹦了出来：“塞缪尔·柯尔特。”
“你赢得了一考得木头。”那人说。
“你是谁？”我问。
“这是一场竞赛，”他说，“你赢得了一考得木头。”
“我没有炉子，”我说，“我住在租来的房间里。没有暖气。”
“除了一考得木头，你还想要什么？”他问。
“嗯，一支钢笔。”
“很好，我们会寄给你一支。你那里的地址是？”
我给了他地址，然后我问他是谁赞助了比赛。
“不要紧，”他说，“钢笔明天早上就会寄到。哦，对了，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颜色？我差点忘了问。”
“蓝色好了。”
“我们库存里没蓝色的了。其他颜色可以吗？绿色？我们有很多绿色钢笔。”
“好吧，那就，绿色。”
他说：“明天早上就会寄到。”
不，它永远都没寄到。
我这辈子唯一赢得并实际收到的奖品是一辆装甲车。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做过送报员，线路沿着城镇的崎岖边缘绵延好几英里。
我沿着一条两边都有草地的路骑车下山，尽头是一座古老的梅园。他们砍倒了部分树木，在那里建造了四栋新房子。
一栋房子门口停着一辆装甲车。这是一个小镇，每天下班后，司机都会开着装甲车回家。他把车停在自己家门前。
我早上六点前就经过那里，那时候所有人都在自己家里睡觉。早上光线好的时候，我可以从大约四分之一英里之外看到装甲车。
我很喜欢那辆装甲车，常从自行车上下来，走过去看一看，敲敲上面厚厚的金属，看看防弹窗户，踢踢轮胎。
因为早上所有人都在睡觉，就我一个人在外面，过了一阵儿我认为那辆装甲车是我的了，我也就这样对待它。
一天早上，我钻进装甲车，坐在里面送了我剩下的报纸。一个孩子坐在装甲车里送报纸，看起来有点奇怪。
我很喜欢这样，并开始经常这么干。
早起的人说：“开装甲车送报的孩子来了。对，他疯了。
那是我唯一赢过的东西。
《致敬旧金山基督教青年会》
从前在旧金山，有一个人很懂得欣赏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尤其是诗歌。他喜欢读好诗。
他有资本来满足自己的这种爱好，换句话说就是他不必工作，因为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这笔钱来自他祖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投资的一家私人精神病院，这家精神病院在南加州，盈利颇丰。
他们都说精神病院账本上有黑字（盈利），位于圣费尔南多谷，就在塔尔萨纳市外。这是个看上去很难让人联想到精神病院的地方。它看起来像是个鲜花环绕的地方，而且大多是玫瑰。
支票总是在每月的一号和十五号准时寄到，即使那天没有邮件寄来。他在太平洋海岸高地有一栋精致的房子。他常常出门买更多的诗。当然，他从没当面见过任何诗人，这对他来说有点过了。
有一天，他决定，仅仅是阅读诗歌或通过唱片听诗人读诗无法表达他对诗歌的热爱。他决定把自己房子里的水管全扔掉，用诗歌取代。他开始行动。
他关掉水闸，取出水管，放进约翰·多恩来替换。管子看起来不怎么开心。他拿走浴缸，换成威廉·莎士比亚。浴缸一头雾水。
他拆掉厨房水槽，换上艾米莉·狄金森。厨房水槽只能惊讶地盯着他看。他拆了浴室水槽，放进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浴室的水槽突然泪如泉涌，尽管水闸已经关了。
他拆走热水器，放进迈克尔·麦克卢尔的诗。热水器气坏了。最后，他拿走了马桶，装上了些小诗人。马桶计划要移民。
现在是检验成效、享受他惊人的劳动成果的时候了。相比之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向西航行的小小冒险，只不过是一个平淡事件的阴影罢了。他重新打开水闸，欣赏着他付诸实际的梦想。他心满意足。
“我想泡个澡。”他说，作为庆祝。他试着加热迈克尔·麦克卢尔，好进入威廉·莎士比亚里洗澡，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远非如他所愿。
“那不如把碗洗了。”他说。他试图在《我品尝未酿之酒》中洗盘子，但发现酒和厨房水槽有着天壤之别。他渐渐感到了绝望。
他想要上卫生间，而那些小诗人完全没用。当他坐在那里想拉屎时，他们开始闲聊自己的职业生涯。其中一个人写了197首十四行诗，都是关于他在巡回马戏团见过的一只企鹅。他预感这个题材能拿普利策奖。
突然，这个人领悟到诗歌不能替代水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看到光明”。他立即决定把诗歌拿走，把管子连同水槽、浴缸、热水器和马桶一起摆回原处。
他说：“只是我的计划没有奏效罢了。我不得不把水管装回去。把诗拿走。”在意识到这样巨大的失败后，光着身子站在那里还是能想明白这个道理的。
但是后来他遇到了更多的麻烦。这些诗一点都不想走，非常享受地占着管道的老位置。
艾米莉·狄金森的诗说：“我做厨房水槽看起来棒极了。”
“我们做马桶很不错呢。”这些小诗人说。
约翰·多恩的诗说：“我和水管一样伟大。”
迈克尔·麦克卢尔的诗说：“我是一台完美的热水器。”
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在浴室里从新的水龙头里唱出歌曲，这些水龙头已经超越了苦难。威廉·莎士比亚的诗一言不发地微笑。
“你们当然觉得很好，棒极了，”那人对诗歌说，“但是我必须要有水管，这房子里得有真正的水管。你有没有发现我在真正上加了强调？真正的水管！诗歌是做不到的。认清事实吧！”
但诗歌拒绝离开。“我们就不走了。”他说他要报警了。“来吧，把我们锁起来，你这个文盲。”诗歌异口同声道。“我会打电话给消防局！”
“焚书人！”诗歌大声喊道。
这个人开始和诗歌动起手来。这是他第一次打架。他踢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诗的鼻子。
接着，迈克尔·麦克卢尔和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走过去，用英语和俄语说：“你这样可不行。”然后把那个人扔下了楼梯。他明白现在的情况了。
这已经是两年前发生的事了。这个男人现在住在旧金山基督教青年会里，他觉得好极了。他在浴室里花的时间，远多于任何人。晚上，他走进那里，关着灯自言自语。
《漂亮的办公室》
当我第一次路过那里时，那还只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摆着桌子、打字机、文件柜，电话铃在响，有人在接电话。有六名女职员，但她们与全美数百万其他办公室职员没什么区别，而且她们都不好看。
办公室里工作的男人都已步入中年，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帅过，实话说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几乎一无是处。他们看起来都像你记不住名字的人。
他们在办公室里做他们该做的事情。窗户上或门上都没有贴这个办公室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从来都不知道那些人在做些什么。也许是其他地方的大企业的一个分部。
他们所有人似乎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我就这样顺其自然，一天路过这里两次：在上班的路上和下班回家的路上。
大约一年过去了，办公室从未改变过。人员没变化，总是有些事情可干：只是宇宙中又一个小角落罢了。
有一天，我在上班的路上经过那里，发现所有在那里工作的平凡女性都走了，消失了。就好像空气给了她们一份新的工作。
甚至连一点踪迹都找不到，取代她们的是六个非常漂亮的女孩：金发女郎和棕发女郎，配上各种漂亮的脸蛋和身材，有着令人着迷的女人味，穿着合身的职场服饰。
有的有大而友好的乳房，有的有小而令人愉悦的乳房和臀部，都让人心驰神往。我望进办公室的每一处都有些女性模样的美好事物。
发生了什么？其他女人去哪儿了？这些女人从哪里来的？她们看起来都不是旧金山本地人。这是谁的主意？这是弗兰肯斯坦的终极奥义吗？天哪，我们都猜错了！
现在又过了一年，我一周五天都从那里经过，目不转睛地往窗户里望，试图弄清楚：所有这些漂亮的肉体都在这里做手头的事情。我怀疑是不是老板的妻子去世了，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是哪个，这是不是他对多年来无聊生活的报复，或者说与生活扯平，或者也许他只是厌倦了晚上看电视。
或者可能发生了别的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一个金发女孩在接电话。一个可爱的褐发女人在把什么东西放进文件柜里归类。有一个啦啦队员长相的女孩牙齿很齐，在擦除着什么。一个性感的褐发女子夹着本书穿过办公室。一个神秘的小女孩，胸部很丰满，正把一张纸卷进打字机里。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有完美的嘴唇和丰满的臀部，在信封上贴了一张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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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共汽车》
我的生活挺平凡：我住在旧金山。有时候，我被生活逼着搭公共汽车。比如说昨天：我想去黏土街上的一个地方，但那超出了我双腿的能力范围，所以我得等公共汽车。
天气不算糟，是一个温暖而晴朗的秋日。一位老妇人也在等车。正如人们所说，这没什么不寻常的。她有一个大钱包，还有一双白手套，像蔬菜表皮一样贴合着她的手。
一个中国小伙儿骑着摩托车过来了。这让我大吃一惊。我以前从没想过中国人会骑摩托车。有时候，现实与那个老妇人手上蔬菜皮般的手套一样贴合。
公共汽车驶来的时候，我很高兴。当你的公共汽车驶来的时候，某种幸福会油然而生。当然，这是一种细微而特定的幸福，从来不是什么好事。
我让这位老妇人先上车，然后按照中世纪的传统美德跟在后面，城堡的地板随着我上了公共汽车。
我投币15美分，拿到一张车票，其实没什么用。我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总会拿一张车票，这让我手里有点事情干。我需要一些运动。
我坐下来，环视了一下公共汽车，看看有些什么人。一分钟后，我才发现这辆公共汽车不对劲。大约在同一时刻，其他人也意识到这辆公共汽车很不对劲。不对劲的就是我。
我年纪太小了。车上大约还有十九个人，都是六十多、七十多和八十多岁的男人和女人，而我只有二十多岁。他们盯着我看，我也盯着他们看。我们都感到尴尬和不适。
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我们突然都成了这残酷命运的玩家，无法将我们的目光从对方身上移开？
一个大概七十八岁的男人，开始拼命地抓牢他外套的翻领。一个大概六十三岁的女人，开始用一条白手帕擦拭自己的手，擦拭每一根手指。我觉得很愧疚，让他们如此残酷而突兀地回忆起他们逝去的青春，回忆起生命已度过的漫长岁月。为什么我们被这样联系在一起，就好像我们一文不值，不过是放在这该死的公共汽车座位上的奇怪沙拉？
我在最近的一个站下了车。所有人看我下车都很开心，但我是最开心的。
我站在那里，看着公共汽车远去，它的奇怪货物现在安全了。它在时间的旅途中越走越远，直到公共汽车从我的视野中消失。
《新加坡的一座高楼》
旧金山这一天唯一的美景，是新加坡的一座高楼。我走在街上，感觉糟透了，我的脑子像一坨糨糊。
一位年轻的母亲路过，一边和她的小女儿聊天。小女孩实在太小了，还没到说话的年纪，但她还是非常兴奋地和母亲讲着一些事情。我听不出她在说什么，因为她太小了。
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小小孩。
然后，她妈妈对她的回答，以一种蠢劲照亮了我的一天。“这曾是新加坡的一座高楼。”她对小女孩说。小女孩热情地回答，像一枚明亮的彩色便士：“是的，那曾是新加坡的一座高楼！”
(选自《草坪的复仇》) #书蒲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