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秩序与政府合法性基础
史吾乃天下第二，奈何被美割三尺。韬光养晦三十载，奥运熊起在今朝。
巨资投入打广告，多国治病无余粮。民为邦本莫要欺，劳民伤财终为祸。
新自由主义与儒家文化
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与私有化，任何阻碍商品和资本流通的障碍，几乎都被当作不正确的杂音消去，好为资本铺平自由之路。
这种思维催生了全球化，也影响了政治与思想场域。在反集体与反干预的思潮下，个人主义空前高涨，政府与国家也被逐出人民视野，资本主义的混乱与放纵遍地丛生。国家未能干预市场，结果便是将权力交予民间暴君：巨大的资本家与跨国公司。于是药商宰制了药品的供应与研发，军火商大肆鼓吹发动战争，原物料商则剥削第三世界人民。人类也深陷于高速运转的资本主义社会，各国开始了自己的竞速游戏，现代性因新自由主义而液化，直至全球因病毒肆虐而意外减速。
新自由主义与儒家文化
东亚的中日韩三国久受儒家文化浸染，在儒家的统治正当性中，个人修养极其重要，治国更与家庭关系一脉相通。故而君子当先修身齐家，方可治国平天下，家庭因此成了中国人理解政治制度的关键。
而在这种“家－国－天下”的思想体系中，家庭既是出发点也是终点，不论时代如何变迁，领导者终归是要以班固笔下“天子以四海为家”的胸怀自许，人民的心中也始终存有“君父一体”的家国印象。
因而在以儒家文化为底蕴的东亚国家中，其虽也受新自由主义主宰多时，具有强烈的液化现代性；但在面对这场疫战时，其骨血之内的儒家范式却自然涌现：政府出台种种渗透生活的抗疫举措，人民也以相对服从的态度，配合法规与情势，进行有组织的防疫战。
例如中国在宣布武汉封城后，全国各地便配合疫战基调，开始自发性封村，社会上更涌现了大量人力，以协助维护隔离秩序，其中不仅有快递小哥自组汽车交通网络，以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更有无数餐饮业者主动支持第一线人员的餐食。空间的隔离虽冻结了流动的现代性，却让儒家的底蕴体现得更明晰。
（文章来源:
风云大外交、中评社
、傅莹老的书）
在基辛格：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中
基辛格提到了两个重点：
自由秩序
与
政府合法性基础
美国错误的开始
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
“数十年来，美国的政策植根于这样的信念，即支持中国崛起和融入战后国际秩序有助于实现中国的开放。然而，与我们的愿望相反，中国以牺牲他国主权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他的充满冷战色彩的演说中提出：中国正在扩大地区和全球影响力，而这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相冲突，并试图改变全球秩序，以对自身更有利。
《权利的游戏》的隐喻：中国被隐喻为妄图民族复兴的异鬼
我们通过斯蒂芬·沃尔特的
美国能力之死简单回顾下美国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事务教授，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代表学者。他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并提出了结盟理论中著名的“威胁制衡”理论。著作有《联盟的起源》（Origins of Alliances）、《革命与战争》（Revolution and War）、《驯服美国权力》（Taming American Power）、《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等。
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建立在三个支柱上
。
第一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大结合。
美国拥有着全世界最大体量也最高水平的经济，拥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和研究中心，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这些资产的聚合，使美国在全球拥有最强的话语权。
第二是一系列盟友的支持。
很多国家都明白它们会从美国的领导中受益，并且通常愿意与美国保持一致。尽管美国几乎总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行事，但因为利益一致，美国很容易说服其他国家与她同行。
第三是对美国能力的广泛信心。
迷信美国追随美国的领导。这是传媒的杠杆效应。
美国人曾享有的光辉声誉是数十年建构的结果。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工业实力和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道路、铁路、桥梁、摩天大楼、水坝、港口和机场所构成的网络，曾经使来到美国的外国游客眼花缭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以及马歇尔计划和登月计划等创举都提升了美国的形象：在美国的土地上，人们知道如何设定远大的目标，并最终将其实现。甚至诸如越南战争的失误也没有完全破坏包围着美国能力的光环。的确，冷战的和平结束以及美国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驱散了“越战的幽灵”，使得美国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模式看上去是可以被效仿的“显学”。
此外，持续的技术创新浪潮（包括个人计算机、智能手机和所有这些花哨的创造），都使得我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全世界都认为美国是一个精英化的、有成就的——最重要的是——有能力的国家。难怪包括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在内的专家们会将美国模式描绘成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唯一可行的选择，他们告诉有抱负的国家：如果想要成功，就必须穿上“金色紧身衣”（Golden Straitjacket），就必须变得更像美国。
过去的25年里，美国在挥霍其宝贵声誉（负责任的领导和具有基本能力）方面却做得格外“出色”。
它们可以拉出一长串的违章罚单：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白宫实习生不负责任的调戏；小布什政府忽视了“9·11”之前的恐怖袭击警告；安然丑闻和马多夫骗局；对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和2017年玛丽亚飓风的笨拙反应；无力赢得或结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对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地不明智的干预；2008年的华尔街危机；波音737MAX客机的空难；以及共和党的领导多引起的“政府关门”，等等。我们也不应忘记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以及其他许多人长期隐瞒的犯罪行为，以及与前者关系密切的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的肮脏故事——他在纽约监狱中的适时死亡，使我们无法完全了解他（以及其他人）的不法行为。
与此同时，美国一直自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拥有最具能力的官员、运转最好的企业、最先进的金融公司和最贤达的领导人。然而，前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对苏联生活的描述，似乎比美国人所承认的更符合美国人的切实生活：
“（我们）监守自盗，收受贿赂，在报告中、报纸里、甚至在讲台上撒谎，一边相互授予勋章，一边沉迷于谎言。整个国家全都如此——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美国人需要反思这样一个政治体系：获得招募和奖励的都是那些最善于将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正是这样一个政治体系，花费了数月时间和数十亿美元来为2020年大选做准备，却最终要让国民在三个白人老头之间做出选择。就此而言，美国人应该反思：花费一整年的时间去选举一个任期四年的人是否真的有意义？事实上，其他先进的民主国家都没有采取这种方式。但即使我们现在身处这种情形，也让我们废除荒谬的选举团制度——它确实是一个不可辩驳的历史遗物，在系统地剥夺全国大部分地区选民的权力。
展望未来，政治的根本变革可能是我现在仅能看到的一线希望。当前，美国正在经历自20世纪30-40年代以来最大的危机，但昔日的美国比现在更能应对这些挑战。当时，上一代的美国人最终应声而起，向本国和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国家可以做些什么。现在，美国人必须记住过往的经历，抛开过去几十年的傲慢、分裂和放纵，证明他们的国家仍然有能力找到什么需要去做——然后，他们就会去做需要去做的事情。
以现实主义的视角回顾了历史上美国的大战略，认为历史上美国的大战略主要由现实主义规定，美国的对外政策也主要是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行事。冷战的结束，减轻了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通常面临的结构性限制，而美国两党精英试图利用冷战后美国的优势地位扩张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然而这种努力最终归于失败。作者认为，如今的美国应该施行更加现实、也被历史证实有效地“离岸平衡”战略（offshore balancing strategy），美国应该依靠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盟友来维持均势并专注于在亚洲建立起一个制衡同盟（balancing coalition）。最后，作者批评特朗普总统缺乏施行“离岸平衡”战略所必需的知识、能力和品格，而他现行的对外战略将会严重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国家对外政策。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定
。现实主义理论以权力为核心，突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必须依靠“自助”来获取安全；相对权力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关注点；最后，各国倾向于推卸责任或者结盟来平衡潜在的威胁。作者通过梳理历史上的美国对外战略来检验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独立之初的弱小的美国奉行的是不对外扩张和不干涉欧洲事务的原则。随着实力的增长，美国的野心逐渐扩大，开始了对北美地区的扩张；之后美国开始向整个美洲扩张并推出了“门罗主义”，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地区霸主”。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为了防止欧亚大陆上出现地区性霸主而参与了两次世纪大战，并且都在战争前期推卸责任、后期参战从而使自己处于塑造战后秩序的最佳位置。二战后的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无法再推卸责任，因此组织并领导了一个庞大的同盟遏制苏联的扩张。这一过程美国考量的主要是现实利益，与现实主义理论的描述基本吻合。而一旦美国的对外政策偏离了现实主义原则，就会受到惩罚，比如越南战争。
冷战结束后，美国没有削减其全球军事存在；相反，华盛顿寻求维持一种支配地位，遏制潜在的竞争对手并尽可能地传播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为此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试图改造中东国家成为亲美民主国家；扩展了北约，挤压俄罗斯的地位；对至少十几个国家进行了干预，威胁制裁、甚至推翻它不喜欢的政权。这项政策是失败的：美国不再那么受欢迎，美俄关系恶化，中东地区的稳定遭到破坏，助长了国际恐怖主义浪潮，并促进了中国的崛起。
冷战后美国的过度扩张的政策，也可以被现实主义理论所解释。
首先，美国拥有良好的地理禀赋，使其可以遭受较小的来自国际结构的压力；苏联解体后，来自国际结构的限制更少，冷战的胜利使美国人对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信心十足。因此，美国两党接受了一种新的“自由主义霸权”的大战略，将自由世界秩序扩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现实主义还解释了这种对外战略为什么失败：美国的政策使友好国家沉迷于搭便车，而敌对国家则通过支持恐怖分子或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挑战美国的权力，扩张的巨大成本最终导致了战略的失败，还引发了对自由主义本身的强烈抵制。
美国应当遵循一贯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即“离岸平衡”的策略。
其优势显而易见：它可以在减少美国负担的前提下达成政策目标，还可以停止由于美国干涉造成的破坏，减轻国际上对美国的敌视态度。通过对当今世界的分析，可以给出美国现在应采取的离岸平衡措施。在欧洲，没有潜在的霸主出现，而俄罗斯之外的欧洲国家具备足够的力量和很强的遏制俄罗斯的意愿，所以美国在欧洲应该减少军事投入和部署，更多地由欧洲国家自己承担防务压力。亚洲，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地区霸主，因此美国应该在东亚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建立遏制中国的同盟，同时努力尽可能保持与北京的关系。在中东，美国应该重新回到过去的战略，不以控制该地区为目的，而只需保证别的大国不会控制中东地区，因此美国不应该过多介入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斗争、或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竞争。
对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持悲观看法
，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缺乏相应的知识。比如现实主义者不会撕毁TPP、介入中东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也不会攻击成功限制伊朗核计划的伊核协定。同时，美国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活动，军事支出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全球负担并没有减少。目前的美国，需要的是更现实和谨慎的大战略。
对话基辛格（一）：美国因高估中国而对华焦虑
美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兄弟伙伴
基辛格：
你在美国访问，见了许多人，有什么感受？
傅莹：
我的印象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
“焦虑”
。21世纪的世界不同于美国熟悉的20世纪，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美国自身面临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尽快适应变化了的世界，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必要时做些妥协。
基辛格：
当前美国确实处于不寻常的时期。
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美国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外交政策也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
（公众号编者的话：现在不是了）
因此，这个新的世纪对各方都是挑战，不仅对于美国，对中国也是挑战，难道不是吗？
傅莹：
中美面临的挑战还不太一样。
美国的难题也许是要学习如何与平等伙伴相处。
我观察，在美国的传统世界里面，国家关系只有两种，要么是俯首称臣、寻求帮助和支持的盟友，要么是需要对抗和打倒的敌人。美国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兄弟般的伙伴吧？美国有兄弟吗？
基辛格：
（笑）没有吧，我还真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问题。你应该把这样的观点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看看和思考。
（公众号编者的话：确实值得重视）
傅莹：
我观察，在美国人的政治文化里面，没有与伙伴进行真正平等合作这一说，因此很不习惯面对像中国这样既不是盟友又不是敌人，只是希望成为伙伴、一个平等兄弟的国家。
而根据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大国小国都应该兄弟般相处。说到挑战，中国的困难在于，突然被推到一个更高的平台上，被各方赋予更高的期待，我们许多人对此还没有完全适应，就像上了舞台却背对观众的人，常常还以为自己仍然是看客。中国正在努力学会成为世界公民，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需要时间。其实大部分中国人是处于刚刚实现温饱的水平，还有许多人没有完全脱离贫困。您不能想象，仅仅是20年前中国还是多么贫穷，我还记得那些年自己家里每个月发工资之前五六天的窘迫。现在的年青人虽然条件好于过去，但是在就业的起步阶段也是很艰辛的。所以，要普通人广泛地建立起国际意识、培养起分享和分担的能力，这个需要时间。当然中国已经开始有国际利益的观念，而且是非排他性的。
基辛格：
美国的普通老百姓并不了解中国人
到底在想些什么，也不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
只是觉得中国老百姓越来越有钱
，中国也变得更加富裕和强大，
会越来越像美国
。
中国的年轻人和下一代人会认为现在拥有的一切理所当然，对国家和政府的期待也将越来越高。
中日岛屿之争以及中国在南海与相关国家的领土争端近来升温，
多数美国人认为，原因在于中国想要的越来越多。我个人认为中国没有取代美国的野心
，
只是希望获得应有的尊重，
而且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和强大，
这种获得尊重的愿望会更加强烈
。中美两国都有自身特殊性。我们这里有着
“美国特例论”，认为自己独一无二，实力超群，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
中国则有文化优越论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很长时期以来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华文化优于周边其他国家，
因此要求别国俯首称臣。所以，中国未来到底会如何？许多人是持保留看法的。
大国之间战争的风险仍然存在
傅莹：
古代中国人有中央之国的观念，以为自己就是天下之中心，应该说这主要是受地理知识所限，而不是
基于强权
的理念。
中国人有文化自豪感，中华文化确实博大精深，但是谈不上想要统治整个世界，事实上中国人当时对外界知之甚少，也没有很大的兴趣，中国的国门是被帝国主义者强行打开的。中国没有扩张主义的文化传统。现在中国人关注的问题也还是相当基础性的，远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还面临许多要解决的问题，不可能也没有意愿取代美国的地位。中国人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地球也承受不了这么多中国人都要像美国人那样住大房子、开大车。中国领导人都经受过基层的历练，很清楚国家和人民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正致力于解决面临的各种难题。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每一代人都有责任争取把一个更好、更安全的国家交给下一代。中国国内问题很多也很严峻，但总体上是可预测和有方案的，而在国际层面上，新问题也不断出现，这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来说是更大的挑战。当前中美是否共同面临一个重要抉择，是要将21世纪引向和平还是冲突？我们有没有能力保持和平？从有了国际关系历史以来，还没有哪个世纪摆脱过战争的困扰。
基辛格：有过，在1815年到1915年的100年间，世界没有发生大的战争，主要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主要国家领导人都希望和平相处，他们通过定期会晤、谈判等方式解决了战争风险，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你认为中美之间会爆发战争吗？(
公众号编者的话：这里基辛格说的是错的，当时世界上的战争主要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一边倒的杀戮，只是对于西方来说没有战争。后来被历史学家发现内部矛盾外部化是解决内部社会与成本问题的妙方，最终成为离岸平衡战略的发端之始)
傅莹：理论上讲，
大国之间再次发生世界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比较小了，各国经济高度依赖，必须考虑经济利益和代价
。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家无须诉诸战争手段就可以获得资源、市场、资本和技术，已经不再有经济需求刺激下的战争冲动。此外，当今世界科技高度发达，大国之间战争的后果太不可测，甚至不需要热战，通过网络战争就可以相互摧毁、让整个世界停摆。我觉得，现在的危险是仍然有人认为战争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选项。
基辛格：
历史上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有经济上的需求。现在，虽然大国之间相互作战的可能性不大，但战争的风险仍然存在。
回顾“一战”发生前10年的欧洲，虽然没有发生战争，但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大大小小的危机，人们对危机习以为常了，以至于往往忽略，不去认真处理。现在如果对危机处理不及时或者不恰当，也有可能失控，引发战争。当前引发战争的风险是，国家在发出威胁之后不知道如何下台阶。根据我的经验，有的国家正在美中之间玩游戏，美中双方都需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免被利用了。
中美之间很多问题源于认知偏差
傅莹：
过去就有国家善于游走于大国之间，但是我觉得矛盾本身是可控的。
倒是日本的安倍首相很值得警惕，他拿钓鱼岛争议做了一个大局，夸大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借此调整安全战略甚至修改宪法。美国如果看不清楚，因为是盟友而被卷进去，会对形势走向和各方判断有很大干扰，美国最近一些高层讲话比较情绪化、不慎重。我在美国这些天许多人都在质问海上问题，我做了解释，发现他们都没有认真去了解事实就下了结论。当前中美关系确实处于微妙时期，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双方对彼此的认知存在很大差距。美国过高估计了中国，认为中国想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因而对中国焦虑。而中国人并不这么想，中国民众看到的是，美国在很多问题上都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当中国面临周边问题的挑战时，美国不分青红皂白总是指责中国，这导致民众对美国的反感情绪上升。特别是，在美国一些选举中，政客需要通过批判中国而获得选民支持，这令中国人费解甚至不满。双方需要加强与对方民众的直接沟通。
基辛格：
当前中美双方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明显的冲突。
在周边问题上，尽管中方很多时候是因为受到挑衅而不得不做出反应，但仍然要避免给外界造成威胁邻国的感觉。现在，中美两国面临的共同任务是，能否在一些问题上携手合作。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双方需要认真考虑能在一起做些什么。正如“二战”后的美欧之间通过真正的合作而拉紧了跨大西洋纽带，中美之间也可以通过合作来加强联系，例如可以在东北亚地区开展一些新的项目合作。当然这种合作也同样要避免使中国的邻国感到不安。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我认为双方可以做很多。
当今，人们都是从电视屏幕和网络上获取信息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当年从报纸和书本上获取信息的人们很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设法划清问题的界限和降低争议的热度。
（公众号编者的话：人们的情绪更容易被挑动）
中美之间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能因这些问题而受到干扰。此外，中美需要加强沟通，不仅是讨论眼前这些问题，还要就两国的战略考虑进行交流，清楚彼此的战略方向有利于双方展开进一步的合作。例如，美方并不需要用南海问题来威胁中国，现代的战略家不会考虑用距离中国几百英里的小岛来遏制中国。
傅莹：中美之间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源于认知上的偏差。因此，双方确实需要更好地沟通，不仅是在战略层面，还包括与对方民众的直接沟通
，这将有助于消除误会，增加彼此理解，逐步建立信任，
避免战略误判
。
（公众号编者的话
特朗普上台让这个走的越来越远不是越来越近）我听到不少关于中美开展一些实际的合作来落实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我觉得，要想推动起有时代意义的合作，需要首先培养合作意识和精神。当年美欧的跨大西洋合作本质上是美国援助和扶持欧洲，而且有共同的对立面。21世纪的中美跨太平洋合作应该是平等和双方都有需求的合作，不仅要双方都主动推进，还需要双方都能够妥协，能够照顾对方。我们可以找找共同利益的基线，尝试合作起来，关键是不能一方总是要求另一方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有进有退，真正的平等合作。
对话基辛格（二）：中国的选择影响全球新秩序
美国民众普遍认为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
傅莹：您的新书《世界秩序》出版以来，受到广泛关注。
想请教的是，您认为未来的世界秩序会是怎样的？将如何演变？美国相对实力会继续下降，用旧的方法应对国际事务难以为继，要想保持领导地位，美国将如何调整，又将如何影响秩序的变化？美国对中国这样一些后来者将采取什么姿态？主张开放性，还是排他性的新秩序？
基辛格：上次我们见面交谈，你从中国的角度谈问题对我很有启发，我想先听你说说，这个问题怎么看？
傅莹：未来世界秩序的演变会与中美有很大关联，两国如能开展广泛合作，将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体现和实践。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未来的世界秩序意味着什么影响？很希望倾听您的思考。
基辛格：我知道，美国外交界有很多人对我书中的观点并不认同，绝大部分美国民众坚持认为美国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外交政策而言，
他们普遍认为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但我发现，现在我的观点在决策层受到越来越多认可，新书出版以来反响好于预期。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能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大都主张，当今国际体系应在较长时间里继续发挥作用。坦率地说，对
美中关系进行根本性的哲学评估只能留待下一任美国政府了
，将来不管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都要面对这个问题，现政府仍会努力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具体问题。
在未来两年我们无法解决哲学性问题，但可以为此奠定基础。
需要做两方面努力，
一是要避免对抗，二是可以选择一两个大的题目开展合作
。从美欧关系的经验看，战后美国在对欧关系上提出一系列重大倡议，包括
建立多层次对话机制、实施马歇尔计划
等，逐步形成了美欧紧密关系的纽带
。如果能与中国也这样做就好了
。
傅莹：我应邀参加过一些美欧论坛，
观察到双方有很好的对话和商量习惯，建立起牢固的信任纽带，尤其有重大事件或出现分歧时
，总能及时沟通，当然这有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中美之间情况不同，但也可
搭建更多有效沟通的平台，扩大可视的合作，尤其在解决双边和世界重大难题上，中美应培养平心静气商议解决办法的习惯。
政治安全领域，美国仍在分“我们”和“他们”
傅莹：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用您的话讲，做哲学性展望，我的观察是，现存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在全球化过程中已经敞开，容纳了更多的国家，包括中国，这些新兴国家不仅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在参与其改革。
但是在政治安全领域，对美国来说，仍然分割为“我们”和“他们”，“我们”是指与美国有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他们”是指同盟外的国家。这样划线表面上看对经济和贸易往来也许直接影响不大，但在安全方面，会让非同盟国家关注和警觉。如果美国想继续领导世界，要问的是：“亚太再平衡”战略反复强调美日军事同盟是亚太安全的基石，而日本明确把中国作为威胁来源，美国是否考虑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外国家的感受？美国对未来做何打算，将采取更开放的态度，还是坚持对同盟体系外国家采取排斥立场？中国民众对美日同盟的看法越来越负面，这是否会把中国推向另外抱团的方向？这是美国必须面对的问题。
基辛格：从操作层面看，“再平衡”战略并没有给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部署带来实质性变化，也许增加一些军力，也是从中东撤军的结果。
我在《世界秩序》中写到这样的观点，
中国的战略是，将美国军力推向尽可能远离中国边界的地方，并且在开发这样的军事能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任何理性的政府都会这么做。
美中签署《上海公报》以来，美方一直明确表达了
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亚洲和世界寻求霸权的立场
。
（
公众号编者的话:美国反对任何国家寻求霸权的同时自己却实施着霸权
）
现在的问题是：两国如何在实现自己目标的同时，不给对方带来压力？也就是说，中国如何在满足合理安全需求的同时，不给外界要将美国赶出南海的印象？美国如何在不过度接近中国边界的情况下，满足自身安全需求？
这在我看来是战略性难题，但我不认为美国试图将中国逼入墙角，剥夺中国行动自由。
冷战期间，美苏达成两项制度性安排，一是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热线电话，二是相互通报海上重大行动，双方遵循一定规则，避免迎头相撞。尽管用到热线情况不多，一旦用上就是真格的。如果中美能建立类似安排，出现危机时就管用了。
傅莹：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独立于美国的军队之一，也是长期受美国拒绝和排斥的结果。
从美国对威胁评估的角度，您觉得中国军力在世界上排第几？美国不会侵略中国本土，中国也不会去攻占美国，关注中国威胁的依据是什么？
基辛格：在战略圈的讨论中，总是有对中国威胁的关注。
我完全反对美中军事冲突，这对两国都将是灾难性的，我从未听到任何哪怕是观点极端的人，说过美国应当入侵中国。
一般观点是，如果中国对邻国施加军事压力，美国必须介入，比如在南海。但从中国历史看，我不认为军事入侵是中国对待他国的方式。
美国关于中国的辩论中，没人主张击败中国，也没有任何学派的观点认为美国应打击中国或在军事上削弱中国。
（公众号编者的话：现在特朗普一直在削弱中国)
傅莹：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这是宪法规定的。
正因如此，美国近期采取的行动和腔调使得其威胁意味更加浓厚。美国战略界人士对中国负面看法的主要原因，是认为中国在海上对邻国示强，中国人感受到的美国威胁也主要来自海上方向。尤其让很多中国人不满的是，近年每当邻国与中国出现纠纷，不管发生了什么，无论是非曲直，美国总是偏袒和支持向中国挑衅的一方。
基辛格：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听到中方官员谈南海问题时说，如果这代人无法解决，就留给下一代人，这应该是官方立场
。在此基础上，可以探讨如何就避免采取使局势恶化的行动和维持现状达成共识，当然还要界定现状是什么。其次，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把航行自由看作是中国给予美国的特殊待遇，中方如果能明确讲航行自由是一项国际权利，这两点将有助于拔掉南海问题这根刺儿，减少对美中关系的负面影响。
傅莹：公海的航行自由无疑是一个国际性原则。
西太平洋航线的商业航行自由从未受到影响，近年航运价格一直低迷也说明，并不存在安全因素影响。中国是贸易大国，维护商业航道自由畅通对我们至关重要。据我观察，美国人频繁拿航行自由说事，指的是海军的航行自由吧？
基辛格：海军的行动自由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规定，这些适用于南海。
（公众号编者的话：美国没有加入）
傅莹：这两方面分开来讲比较好，混到一起对外界是误导。如果两国海军能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和海上的一些行为规范达成某种安排的话，会解决不少问题。
美方不能对中国“桌面上握手，桌底下踹脚”
基辛格：从哲学角度看，我们都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比如说中东问题，美国报纸都会说应该在美国领导下解决，而不会认为可以依据某些原则来解决。这是美国的惯性思维，必须调整，但需要时间。
傅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是否会逐步开放或者调整？
基辛格：不会，美国人习惯了，对他们来说，世界就该是这样组织的。（
公众号编者的话：基辛格非常了解美国这里是战略欺诈，他本人就是战略参与制定者之一，但是这里美国战略安排与延续性非常强
）
外国人好像总以为，在美国的什么地方有个大方案，由政府来执行，实际上从来不是这样，美国政府的运作方式是，遇到问题就处理问题。中国人很不一样，你们的方式是概念化的，善于讲动机、讲思维方式，而我们这儿不考虑这些。
傅莹：中国需要积累国际经验，我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解释自己的做法方面可以进一步改善
，需要更及时地向世界做出说明，减少误解、避免误读，因为那会留下被人利用的空间。
基辛格：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竞争很快就要开始了，共和党候选人很有可能对奥巴马与中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提出批评。
如果哪个候选人批评他对中国让步太多，你们不必太在意，
竞选期间的言论不代表共同立场
。
傅莹：我认为中方重视与美方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探讨并合
作，但美方不能在“桌子上面跟中国握手，桌子下面对中国踹脚”。当今时代，外交政策的制定不仅是领导人和精英层的事，也有民众和媒体的参与，决策层不能不考虑他们的观点和意见。
基辛格：这是现代外交的一大难题，但是我这样讲是希望人们能理解美国内部有自己的困难。
傅莹：您怎么看中日关系？
基辛格：美国希望避免中日发生战争，虽然美日有同盟关系，但美不会鼓励日本采取任何导致战争的军事行动或者政策，据我所知，美国的政策里没有任何利用日本反对中国的成分，我们应该鼓励中国与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
我主张构建一个亚洲与太平洋共同体，各国都参与其中，美中进行协调合作。（
公众号编者的话：这是基辛格的一厢情愿）
傅莹：您设想的共同体与军事同盟是什么关系？中国领导人也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您的想法是否与此有交集？
基辛格：我讲的亚太共同体的实质是美中之间的谅解，也包含所有大国，这样就不必担心要面对类似于“一战”前的那种冲突局面。那个时代，国家按照势力均衡的原则选边站队。
我最担心、思考最多的，是当今世界秩序所发生的变化。
19世纪以来世界秩序的中心在欧美，21世纪世界秩序的中心在亚太。
亚洲最大的变量是中国在未来20年的持续增长，中国的选择将影响和改变世界。
美国必须考虑还有多少时间、多少空间可以维持现存秩序，并且需要构思未来的世界秩序。
对话基辛格（三）：世界秩序和中美关系
傅莹：我读完了《世界秩序》一书。
基辛格：那下次我要考考你这本书的内容。
傅莹：我明天在芝加哥大学演讲，就准备从这本书讲起。主题是围绕秩序问题的争论，您书中提到，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同期，有若干不同的秩序并存，我就从这里展开，比较和介绍中国在1648、1919和1941年等时间段的情况，来说明中国的历史和在秩序问题上的视角。
基辛格：1648年欧洲发生了重大事件。
傅莹：1648年，中国清朝的新皇帝登基不久，大概三四年吧。
基辛格：我打赌那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超过了整个欧洲。人口也有很大规模了？
傅莹：人口到了5000万左右，增长比较快，一直相当繁华。但到了1840年，中国的宁静被鸦片战争打破了。
基辛格：确实如此，那是一个悲剧。
傅莹：我在演讲最后部分引用了您的话：
基辛格《世界秩序》一书是以一种很有深意的设问方式结束的：
我们走向何方？（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这个问题也适用于中美两国：接下来我们将怎么走？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我会说，对于未来的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中国国内也有讨论，
我们的认识是：首先，
在当今世界，彼此孤立的秩序同时存在已经不太可能了；
其次，通过战争实现“权力转移”也不大可能了
；（
公众号编者的话：但是通过疫情发生权力转移是可能的
）
第三，世界上有许多全球化带来的新型挑战
。结论是，也许应该构建新的全球秩序。
基辛格：你的看法十分深刻，我这么说是认真的，不是恭维，这也是我应该提出的问题，因为如你所说，我们有不同的秩序。
不过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中有不同的秩序，就像主权国家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发挥作用一样；二是不会有秩序，而会有某种形式的混乱。
我还应该说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建立一个共同的秩序。这个目标要实现起来困难很大。我想，即便你认为理应是第三种可能性，但通往这个秩序的道路仍然需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类似于大西洋体系，但组成部分是不同的。（
公众号编者的话：这里我们非常认可，我们不应该找共识而不吵架孰优孰劣，摒弃民族主义坚持实践检验真理，博采众家之长，在萨缪尔森的第十九版经济学中也指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
）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初由宗教国家组成，以欧洲为基础，仅限于欧洲。新的体系将建立在单位体之上，例如中国，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它自身就是一个文明，再加上其他文明，例如伊斯兰文明，还有其他单位体。阻碍是：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伊斯兰秩序，伊斯兰世界仍在冲突当中，很难一下子进入到国际秩序中来。
傅莹：我对您说的太平洋共同体概念很感兴趣。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世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无论是对中国、美国还是对俄罗斯而言，现在世界的形势很不同了，面临许多不同的挑战，一些威胁超越了主权国家概念的范畴，像气候变化、“伊斯兰国”组织（ISIS），还有埃博拉病毒，等等。面对新问题、新课题，需要有新的超越国家的框架和共同认识，来开展合作加以应对。以埃博拉为例，各国开始时是各自为战的，中美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好的沟通，中国采取了非常积极主动的行动。下次再遇到此类问题，各国应有共同采取行动的意识。那么，您讲的秩序，是希望实现控制和领导其他国家的秩序，还是集体应对全球挑战的秩序？在过去，世界秩序是指如何在强国之间建立规则，以相互约束，不发生战争，但现在光阻止战争已经不够了。
基辛格：这一点很深刻。中国现在怎么处理南海问题和朝核问题？
傅莹：这两个问题不一样。在南海问题上，目前中美之间出现的分歧根本上反映了我们之间存在不信任。
中方担心美方在背后推动有关国家做出挑衅行为，美方则认为中国希望独家控制南海甚至西太平洋。如果美方对情况了解不够，会将认识建立在不完整的信息基础上，并据此得出结论。我们也需要对邻居了解得更加充分。应该控制住局势，防止恶化。我看到美国不少报道，感觉美方对南海问题是过度解读了。
基辛格：中国在南海争议地区修机场、建跑道，通过这种方式如何对世界和平、防止战争做出贡献？
傅莹：在南海进行搜救和处理突发情况时，有了跑道会方便许多，增强能力。
基辛格：当然有自身的需要，但不应在有争议地区修建。
傅莹：我们是在自己控制的礁盘上施工，不是到属于我们但是处于别国实际控制下的岛礁上搞建设。事实上，在过去，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都在争议岛礁上进行了施工，在南沙已经建成的跑道有不少，未曾见美国有什么关切，中国几乎是最后一个这么做的国家。
中国人长期以来在南海岛礁值守的条件非常艰苦，几个人住在小棚屋里，要耐受高温和大浪，一次就驻守6个月甚至更久，中方需要改善条件。
我理解美方的想法，就是希望中方能与美方谈，告诉美方我们的计划，作为大国，应该相互知会，应该有更多的沟通。
基辛格：我个人认为，应该暂停目前的争议。
各方应同意，试着在今后10到20年内，或者不管多长时间，保持现有局面不变，任何一方都不对对方采取挑衅行动。第二，达成一个自由航行协议，确认这是一项基本原则。第三，表示任何争端都是可以调解的。但目前，
美国人认为你们试图接管整个地区，九段线内的所有海域，你们把九段线当作陆地边界一样对待，让人无法理解，美国人现在就是这么看的。
而中方认为，美国试图把南海变成反华基地，以此，美国可以更加接近中国的重大利益。（
公众号编者的话：我们确实这么认为，
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
）
那么，结果应该是什么呢？
美国不应把南海作为美国的战略地区对待，中国不应把整个南海作为中国的地理领地对待。
请记住，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
但我认为当前的形势是危险的，因为我发现，跟我谈话的所有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中国想接管整个南海，而这将是中国走向帝国的开始。诚然，中国的历史理应受到严肃的尊重，但我不认为有可能把这一条适用于南海的所有地区和所有岛屿。我尚未对中国政府官员提及这一观点，或迟或早，我会就此问题发表公开讲话，但在此之前我希望同更多的中国人谈一谈。我认为，中美应该就南海达成共识，就像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共识一样。
《中美上海公报》的重要性在于，我们避免了中美就台湾问题出现任何公开冲突。
傅莹：南海问题比较复杂。
很多美国官员只看到眼前的局部情况，而不是从了解历史的全部内容来判断问题。如果美方真的关心，想要与中方进行认真的讨论，应该至少回到美方的档案中去，了解事情的缘由。现在双方在南海问题上没有共同的认知，无法进行严肃的讨论。
在中方研究界看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转变，试图捞取好处，甚至给中国制造麻烦。
20世纪40年代，日本战败交出所有占领的中国领土，西沙、南沙岛礁是交还中国的，美方应该了解也承认，南海岛礁属于中国。在50年代之后，美方也许更愿意视之属于台湾管辖。直到六七十年代，才有一些邻国开始占领一些岛礁，美方对这些情况也并非不掌握吧。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与东盟国家建立全面关系，围绕南沙问题进行过多轮的内部协商和谈判，中国做出了“承认存在争议”的重大让步，同时东盟国家也认识到和认同中国关于搁置争议、维护和平发展大局的主张，最终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多年来，中国同东盟国家一直避免在大会上公开争论分歧，重点推动全面合作，同时保持了私下讨论和协调涉及南海话题的方式，因为任何公开的争论都会引发公众反应。所以，在2010年之前，并不是世界上一个较为重大的问题。应该说，是2010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之后，南海才成为一个所谓的重要问题广泛进入人们的视野，不是吗？为什么在此之前能够很好地控制问题，而之后成为热点问题？中国研究界的观察是，南海问题被变成了一个工具。
基辛格：我想这是因为在我的时代，中国没有对南海进行主张，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
傅莹：中国从未放弃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80年代为了阻止越南进一步扩占，中国还动用了海军，打过海战。
只不过美国当时没有太在意吧？美国关心南海是否在重返亚太之后呢？
基辛格：不不不，这么说不对。70年代早期，我开始从事对华工作时就注意到南海，之后我继续密切关注。
无人注意中国对南海提出主张，也许因为中国当时的思维是一个状态，而之后情况又在慢慢变化。我不认为南海问题与美国重返亚太有关，美国重返亚太的解释，是从阿富汗撤军，改变了美军在亚洲的力量分布。但美国在亚洲的军力并未增加，只是比重上升了，而这则是因为美军从中东撤出了军事力量。美国没有把中国作为主要目标。对于南海问题，我对此没有解决办法，我认为应消除南海作为一个摩擦点的存在，理想的状况是，任何人不对南海提出新的主张。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应该保持中立立场，双方应同意在界定地区的航行自由，而不是把南海划定为国家边界，任何一方都不应采用任何行动，或者改变既有事实。我认为，美国应该持中立立场。你我都应同意，南海地区应有航行自由，而不是在所有岛屿都划出12海里领水，否则面积就太大了。当然中国会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傅莹：中国90%的石油进口、80%的对外贸易都要经过西太平洋航线运输，这是中国的生命线，当然要确保航行自由，对日本等国也是如此。南海是开放的，航行自由没有问题。
基辛格：如果我们可以同意这是公海，而不是中国赐予的权利，那么公海上各方都应有航行自由，不是指中国允许的航行自由，而是指国际法规定的航行自由。
如果可以这么定义的话，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美国要的是航行自由，不受别国干涉的权利，我们不想要，也不应有干涉中国航行自由的权利。
傅莹：习近平主席将对美进行访问。您认为哪些事情可能会使访问受到影响？
基辛格：我的印象是，美方对中国有巨大的善意。根据我对中国的经验，中国对美国也有一定的善意。
傅莹：我的印象是，美国目前各界释放的是不同的信号，这是暂时的情况，还是需要据此做出政策上的判断了？这个状况会持续多长时间？
基辛格：你们的问题在于，
中国刚开始加入大国对话，试图思考清楚自己的国际地位是什么，中国的国力在上升，需要同时考虑其他国家了，中国过去不用考虑这些问题，不需要考虑别的国家怎么想。
从美国来讲，本届政府任期只有18个月了，在这个阶段，他们的思维也只有18个月，这是人性使然。美国对中国不缺少善意。但是美国总统候选人很多，他们要发表竞选演说。如果同共和党候选人，或者所有的候选人谈中国时，他们都会谈到北京的影响力问题，也会说些话。例如，
我最近收到一个候选人竞选演说稿，其中体现的对华姿态就是非和解性的。（
公众号编者的话：今天的特朗普确实在走向和解的反方向
）
尽管美方候选人的对华言论很难保证会怎么样，但不是恶意的，这是由初选的性质决定的。我并不喜欢这个情况，但你们可以确信，在美国有一大批人多年从事中国研究的，有几百人之多，他们将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中美关系。
美国人需要了解中国战略思考的方式。中国的历史有4000年，战略思考有2000年，可以说是有2000年的战略史，凡事喜欢进行长线思维。
美国有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大洋作为天然屏障，不必这么做。对于中美双方所谈的战略，大部分美国人并不理解，尽管我做战略演讲时也有人认同我的观点。我正在考虑成立一家战略研究所。但你们从美国政府拿不到战略保证，你们可以拿到的是解决看得见问题的方案。习近平主席和其他几位领导人在会见我时，雄辩地说明了中国梦和到2020年、2040年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我认为应该让人们听到这些，即便他们不一定能理解或者实行。
傅莹：眼下，
沈大伟的文章
、兰普顿的演讲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都释放了消极的信号，引发对中美关系的关注。您对此感到担忧吗？兰普顿认为中美关系走到一个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