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里,伴随创新药的迅猛发展,中国临床CRO行业也经历了一波高速增长。华经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CRO市场规模已达到1014亿元,2019年到2023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9.35%。
然而近两年,中国创新药行业增速的放缓、融资环境的趋紧,正在挑战CRO的生存现状——如何提供更高性价比的服务、拓宽客源、巩固自身竞争地位和利润水平,考验着每一家CRO的技术实力和商业化能力。
成立于2005年的斯丹姆,致力于为全球医药行业提供全流程一站式临床开发解决方案。依托高度专业化与国际化的团队,
提供全球临床开发策略、注册申报、临床研究、实验室检测和非临床药效学等全方位服务,全领域覆盖治疗药物、预防疫苗、医疗器械
。
迄今,其临床CRO团队规模已超千人,驻地人员覆盖80余个国内城市以及北美、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与600余知名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3年内成功服务300余客户,累计完成超1000个项目。
2024年7月,斯丹姆启用位于北京大兴的新建实验室
(北京首研医学检验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下文简称“北京首研”)
,
聚焦预防疫苗、小分子药物和创新中药等领域的生物分析
。
同年11月,通过完成对安渡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
(下文简称“杭州安渡”)
的全资收购,斯丹姆正式运营其位于杭州萧山的实验室,延续其优势与特色,
聚焦XDC、大分子和CGT等的生物分析和生物标志物服务
。
这标志着斯丹姆的一站式临床开发服务发展战略的闭环完成,进一步巩固其在CRO行业的领先地位。
挑起实验室业务“大梁”的包元武博士在生物分析领域已有超过20年的经验,他曾相继在药明康德、保诺科技和基石药业等多家知名药企任职,先后担任鼎岳生物和佐临生物两家生物分析CRO公司CEO。
近日,围绕“自建、自营实验室”这一决策的确立,以及斯丹姆实验室现阶段的能力及未来规划,写意君与包元武博士开展了一场对谈。
包元武博士
药物研发上市是一个系统化工程,大体涵盖转化医学和定量药理、生物分析和生物标志物、临床研究,以及注册申报等多个模块,涉及多个学科、工种。鉴于药物研发的高投入,大多数药企选择与CRO合作,以期通过外包服务压缩周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然而,伴随着行业的成熟和集中度的提升,传统“分包模式”,即大型CRO将某些环节外包给小型CRO,已暴露出高沟通成本、冗长流程、质控难以保障等弊病,打通行业上下游的纵向一体化发展渐成CRO趋势。
出于增强行业服务力和竞争力的考量,自2020年起,斯丹姆开始多方位拓展服务领域,前瞻性地向“一站式临床开发服务”进发,并着力攻关早期临床研究中的技术壁垒,尤其聚焦于转化医学与定量药理、生物分析和生物标志物等技术门槛较高的模块。
通过建设专门的团队,斯丹姆将早期临床与II、III期临床业务分离,并逐步搭建实验室业务。目前,早期临床、实验室业务均由包元武负责管理,团队成员已逾200人。
包元武介绍,之所以将早期临床自“大临床”中剥离,是考虑到“作为药物研发从非临床到临床的第一关,早期临床中的风险最高、对临床设计要求最为苛刻”,而建立
更具科学性的团队,为客户提供审视项目的“第二只眼睛”,无疑能够最大程度地帮助避险、提效
。
在生物分析和生物标志物板块,斯丹姆已于2024年7月、11月分别在北京、杭州启用北京首研、杭州安渡两个实验室。
包元武着重强调了杭州安渡在相关领域的“硬实力”。在并入斯丹姆之前的6年运营时间里,杭州安渡支持了XDC、大分子和CGT等领域的数百个项目,其中不乏MNC、跨国创新药企的创新药开发项目,技术实力受到各方认可。
基于过往实践,杭州安渡亦在中美双报项目的推进方面具备专长,在质量体系的建设、跨文化沟通协作、临床样本的进出口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是,该企业是浙江首家特殊物品“白名单”落地企业。
整体来看,实验室板块业务服务于斯丹姆的“一体化”战略,能够在质控、提效、降本三方面巩固斯丹姆的整体竞争力。包元武预计,假以时日,实验室在未来或将作为中坚力量反哺斯丹姆整体业务的发展。
斯丹姆实验室目前
设有酶联免疫平台、免疫原性平台、细胞平台、分子平台、质谱平台、和细胞免疫平台等六大检测/服务平台
。
包元武告诉写意君,在一些细分赛道,斯丹姆南北两地运营的实验室各具特色和技术优势。其中,
北京首研建有多个P2和P2+实验室和完整的PCR检测设施,是国内少见的专注疫苗和中药生物分析的检测机构;而杭州安渡聚焦XDC、大分子和CGT等,其针对ADC药物的一站式生物分析服务,在行业内处于技术领先水平
。
具体而言,杭州安渡团队已成功开发一种基于LC-MS/MS平台的非临床通用型方法,适用于定量检测含可切割连接子和人源化/全人源抗体的ADC药物。
该方法已在多种非临床和临床项目中得到验证,由其产生的生物分析结果
(总抗、偶联药物和游离药物)
不仅可用于评价其药代动力学特征,还能够观察到ADC在体内的DAR
(药物-抗体比,Drug-to-Antibody Ratio)
值动态变化,从而评估对药效和安全性评价的影响。
“
相较于市场主流的LBA方法,杭州安渡开发的方法在特异性和选择性、灵敏度和线性范围、特异抗体依赖性、分析开发速度、信息的丰富度等多个方面占有优势。
”
谈及此,包元武进一步举例道:“DAR值的变化对于理解ADC分子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LBA很难检出ADC药物DAR值的变化,但LC-MS/MS则可以;效率方面,利用LBA方法,测三种物质就得用三种方法测三遍,LC-MS/MS则只需要对样本进行一次分析。”
基于前述技术优势,杭州安渡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优质客群,其中“包括国内、国外处于头部的ADC新药研发公司、主研双抗及细胞和基因治疗的公司”,复购率亦相当可观。
而北京首研的业务也已在迅速推进中。包元武表示,在疫苗分析检测方面,团队配备有行业顶尖专家,擅长病原微生物检测和免疫原性评估。与此同时,基于由30多名具备多元化背景和丰富一线研发经验的团队,
北京首研能够在检测和研发策略方面提供“附加价值”,从临床开发全流程的角度着眼分析检测方案,帮助客户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
“哪些必须要检测,哪些不必检测;哪些只需探索,哪些需要完整地验证,诸如此类我们都会尽可能考量,给到客户一个量身定制的、具有针对性和性价比的方案”,包元武表示。
以中药检测为例,由于中药方兼具成分杂多和灵敏度要求高的特点,实践中,中药成分检测的最大难点往往在于,如何在成本控制和检测准确性之间寻得最佳平衡点。而基于在检测方法开发、中药成分认知等方面的经验和技术,北京首研中药检测技术团队能够提供相应支持。
例如,在最近某中药检测项目中,斯丹姆北京首研团队凭借扎实的中药研究经验,以及针对性的预实验设计和结果,精准找到了在人体内有一定暴露量的可能起效成分或其代谢产物,将临床需要重点关注的成分从近四十种聚焦到到七种,实现了对检测科学性、效率、成本的兼顾。
CRO行业正处于产能出清的阶段,建立在质量之上的口碑才是企业的“生命线”,在“价格”与“服务、技术”之间,包元武选择将重心放在后者。
“我们从前做‘卖水人’,水是搬来的。但如今,CRO企业不能够再仅做搬运,而是要考虑对前瞻技术的布局、探索,”他进一步解释。
具体到斯丹姆实验室,一方面,
得益于斯丹姆的“一站式”属性和过往20年的积累,实验室本就具有迅速接触到新的靶点、技术、项目的机会;另一方面,实验室内部亦设置“新技术开发组”,对前沿药物和技术进行实时检测和跟踪研究。
未来,斯丹姆实验室计划在业务维度和市场维度两方面继续深耕、开拓。
业务维度,目前斯丹姆已具备相对全面的实验室的平台、细分业务体系,未来工作的重心将放在释放产能。包元武亦计划进一步扩充biomarker
(生物标志物)
检测业务,把细胞因子、基因水平之外的一些领域也纳入其中,例如“肿瘤药物开发常用的免疫组化等”。
从市场来看,斯丹姆实验室现阶段的绝大多数客户仍然集中在国内,海外市场的开拓会逐渐被摆上“台面”。这方面,杭州安渡实验室在此前六年的发展中所确立的符合FDA标准的SOP、所积累的跨国项目经验,都能有所助益。
挑战在于,这并非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够做到的事,需要弥足耐心和韧性,但包元武有充足信心,因为决定生物分析实验室能够走多远的,一定是“技术实力和交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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