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丨魏斌《“山中”的六朝史》

山中何所有？

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

不堪持寄君。

如何理解汉唐之间的历史变动？在近百年来的学术史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观察和解释可谓纷繁多元。历史譬如道路两侧的风景，是一个延续不断的过程，内在的差异或变化往往逐渐积累而生，远距离看来差异顿觉明显。如果把3世纪初作为一段历史道路的入口，6世纪末为其出口，会发现出口和入口处的历史景观，有诸多不同。胡汉人群的混融和文化变动，佛教寺院、石窟和村邑造像的大量出现与道教的宫观化，均为其例。

山中修道和山林佛教导致的山岳文化景观变化，亦是其中一个显著现象。陶弘景应答可能是齐明帝诏问“山中何所有”，所赋的这首小诗，以岭上白云隐喻山居的闲远高旷之意，机智隽永，令人回味。不过，如果把“山中何所有”作为一个历史学的提问，这一回答就显得过于简单。“山中”是一种特殊的地理空间。山民聚落和生计设施以及相应的山神祭祀，是迄今为止不少地方依然延续的社会文化景观。在这种“原风景”的基础上，至迟到两汉时期，方士、逸民等文化性山居者已经颇为常见。而4世纪以降，随着佛教山寺的兴起和山中修道的宫观化，山岳文化景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山岳成为寺馆集中的宗教圣地。陶弘景的这首小诗写作于齐梁之际，正好是山中寺馆臻于兴盛的时期。“山中何所有”之问，蕴含着理解这种山岳文化景观变化的重要线索。

具体来说，4世纪以降，山岳如何逐渐演变为寺馆集中之地？山中寺院和道馆的兴起有没有地点选择性？山岳文化、信仰空间的构成和内部图景如何？不同文化、信仰力量在同一座山体内交汇，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地理空间上有无具体表现？山岳作为一类特殊的文化、信仰中心，与国家权力、周边区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山居者如何记述这种变化？对中古知识世界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是我近年来尝试回答上述问题所做的一些很粗浅的工作。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最开始关注六朝时期的山岳历史，问题导向要简单得多。2006年前后，由于想寻找更多观察汉唐间江南区域历史变化的线索，《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记载的江南道名山十三所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为何会在唐代典制文献中出现这样一个体系化的区域山岳名单？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文化指标，探讨汉唐间江南地区的历史变化？带着这样的疑问和期待，2007年秋冬之际尝试起草了《汉唐间江南名山的兴起》一文，希望以此为线索，概要探讨江南名山体系的兴起过程及其历史意义。按照最初的设想，“名山”只是作为探讨汉唐间江南区域历史变化的一个补充视角，并未打算投入太多精力。未曾想，以此文为开端，竟蹉跎“山中”，转眼已是十年。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起草此文的过程中，发现学界关于六朝山岳人文历史的研究相当薄弱。《唐六典》所载江南道名山十三所，庐山由于慧远的影响、茅山作为道教上清系圣地、天台山作为佛教天台宗圣地受到关注，但相关讨论集中于宗教层面，对于山岳历史本身的探讨不多。罗柏松（James Robson）关于中古南岳衡山信仰景观的专著于稍后出版，重心亦集中于唐代。其他大部分名山更是缺乏基础性的分析。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个人学养的不足，《汉唐间江南名山的兴起》所做的概要性探讨，显得浮光掠影，很不深入。很显然，要想真正理解江南名山的兴起过程，需要深入“山中”，做更加具体细致的观察。基于这一想法，2008年秋，遂决定以庐山作为个案，尝试做更进一步的分析，收获就是《宫亭庙传说》。

这篇小文的入手点，是六朝文献中记载的一些关于庐山宫亭庙神的传说，分析方法则受到日本山岳信仰研究的影响，也得益于在日本旅行的观察和体悟。但在具体写作中遇到不少困难。经过一千五六百年的演变，山中祠庙、寺院和道馆等信仰景观的位置关系，变得颇为复杂，仅仅依靠散佚六朝地记和唐宋地志的零散记载，很难具体落实。为了解决一些文献考证上的难题，2009年盛夏，我对文中涉及的庐山早期信仰遗迹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酷暑中的庐山之行澄清了几个关键性的困惑，切实体会到山岳历史研究中亲践的重要性。同年冬季，又得到一个机会随队考察霍山、钟山、金庭、兰亭、石城山、天台山、舟山等地的文化遗迹，获得许多实地体悟。这两次考察经历，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如何在山岳历史研究中将文献考证、地图分析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拓展论证方式。

南朝时期留下了不少山居者和游观者的景观记述，诗歌数量最多，赋文方面最著名的是谢灵运的《山居赋》，此外还可以举出刘孝标的《东阳金华山栖志》、萧詧的《游七山寺赋》等。其中，梁武帝时期刘孝标隐居金华山期间所撰的《东阳金华山栖志》，对山中多元文化景观和生活图景有细致记述。2009年底我又尝试以此文为线索，勾勒六朝时期山岳文化景观的累积过程和山中文化信仰生活的日常状态。也正是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开始考虑山岳历史研究自身的问题脉络和学术意义。

这种想法已经偏离了开始山岳历史研究的初衷。如果朝向山岳历史自身的问题脉络，需要在相应的学术逻辑下继续选择有价值的山岳扩展分析，最终构建一个内在关联的历史整体。 从问题脉络来说，从山岳祭祀和早期形态的山林修道，到4世纪以降山中寺院、道馆的兴起，以及由此塑造的新的山岳文化景观形态和信仰运作机制，是六朝山岳最重要的历史变化。 这一点开始时已经提到。

在这一问题脉络下，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山中寺院、道馆兴起之前江南山岳的文化形态。山神和祠庙祭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宫亭庙传说》一文对此已经有所讨论。而通过进一步梳理相关资料，又有两个问题浮现出来：一个是秦汉以来延续的虞舜（九嶷山、湘山、衡山等）、大禹祭祀（会稽山等）；一个是孙皓时期的山岳祭祀，特别是内容丰富的禅国山碑。2010年冬至2011年春，先后起草了《国山禅礼前夜》《洞庭古祠考——中古湘水下游的祠庙景观》两文，前者探讨了孙皓天玺元年国山禅礼事件背后的政治逻辑，后者尝试分析洞庭湖、湘江—岭南通道上圣王传说与地方信仰景观之间的关系。

山中寺院、道馆的兴起，背后是4、5世纪山林佛教的形成和道教山中修道方式的变化。 这些问题自上世纪初以来不断有学者涉及，近年来则在“神圣地理学”（Sacred Geography）或“神圣空间”（Sacred Space）的观照下，受到国内外不少学者的重视。 前面提到的罗柏松关于中古南岳衡山信仰景观的研究，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正如罗柏松所说，从地理空间的角度观察中古宗教史，会发现很多不同于以往的内容。按照我自己粗浅的认识，从访问性的山岳祭祀和早期零散性的山中修道者，到更具生活性、团体性的山中寺院、道馆，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山中文化性社会组织或者说文化共同体的兴起，也可以说是一种依存于山岳空间之中的新型文化社区，而文化生态学和社区研究揭示的很多现象，诸如入侵、冲突、优势、占据、协调、共存、借鉴等等，亦均存在于其中。

这也是本书着力较多的部分。这个问题涉及国内外学界研究积累丰厚的佛教史和道教史，我原本在这些领域缺乏必要的学术修养，一直有畏难情绪。2011年冬至2012年春夏，通过反复研读相关道教史料，对洞天体系的形成和句容茅山的圣地化过程有了一些初步的粗浅认识，起草了《句容茅山的兴起与南朝社会》《六朝会稽海岛的信仰意义》两文，尝试将茅山等修道圣地与侨民问题相联系，从政治社会史的角度重新理解相关道教史料。

2012年冬到2013年春夏，又在研读相关佛教史料的基础上，起草了《钟山与建康东郊》《南朝佛教与乌伤地方》两文。

前者原本想探讨东晋南朝时期钟山寺院的发展过程，但后来感到钟山的意义在于和都城权力的密切关系，反复考虑之后，最终将钟山纳入都城郊区的一个环节，探讨了建康东郊的区域过程；后者以梁陈时期出现于东阳郡乌伤县的佛教碑刻群和唐代楼颖编、南宋楼炤删定的《善慧大士录》及相关文本为线索，尝试以乌伤县作为个案，探讨佛教在江南腹地的早期传布及其对民间社会的影响。

山中寺馆兴起之后，留下不少碑刻。但存世的六朝山中寺馆碑刻实物和拓片极少，部分碑铭残文摘要著录于《艺文类聚》等类书之中，利用难度较大。唐宋地志和文集中保存了少量碑铭的全文，颇为珍贵。尽量搜集和利用存世的碑铭全文，并寻找方法“激活”类书著录的碑铭残文的史料价值，一直让我很感兴趣。2013年冬至2014年秋，为此投入较多精力，陆续起草了几篇寺馆碑铭研读札记，部分改写为《山岳记述的形成——以“南岳”衡山的早期文献为例》《“不死之福庭”：天台山的信仰想象与寺馆起源》两文。前者从梁元帝《南岳衡山九真馆碑》入手，分析了衡山早期信仰景观与文献记述之间的关系；后者则结合天台山的南朝寺馆碑刻，讨论了从东晋至南朝，天台山从信仰想象到建立寺院、道馆的过程及其空间关系。就个人的粗浅体会来说，寻找多元角度和方法激活数量可观的六朝碑铭残文的史料价值，可能会有助于今后六朝史研究的深入，值得学界重视。

在撰写上述论文的过程中，我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山岳文化景观的生成过程及其空间关系，或者说，入山者究竟“以何种方式阐释和组织空间与地方”？小地点考证由此成为一项最常见的工作。山中祠庙、寺院、道馆和学馆的位置，山中碑刻建立的地点等等，这些琐碎而基础性的考证工作，往往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在研究过程中也体会到，这些小地点是理解“山中”历史的前提，不深入考证，难免会误读。这种小地点考证，需要千方百计的寻找各种文献记载，参照卫星地形图反复比对，有时还需要实地踏察，很费精力。不过，其中蕴含着的历史现场感，让人仿佛能够触碰到六朝时期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山中”场景，是这些年颇感愉悦的学术体验。

自2008年秋起草《宫亭庙传说》至今，山岳个案研究一直是我致力的重点。这些个案研究，最开始只是为了解答撰写《汉唐间江南名山的兴起》一文产生的困惑。而当确定朝向山岳历史自身的问题脉络之后，也越来越多的考虑个案研究之间的关系和学术整体性。哪些山岳被选择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从哪些角度进行分析，希望说明哪些问题，往往反复考虑。一座山岳的史料遗存中，蕴含的研究线索非常丰富，可以从多个角度切入写作，而最终选定的论述方向，首先是尊重史料遗存自身呈现的学术脉络，其次也考虑到整体框架下的研究布局。在相关个案研究告一段落、准备整合成书之际，为了进一步说明全书意旨，又尝试起草了一篇总结性的后论——《“山中”的六朝史》。这篇后论也是经过多年的个案研究积累之后，对本书最初的“种子”——《汉唐间江南名山的兴起》一文的重写。只不过时隔多年之后再回过头去思考，发现问题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