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法：关于好智库的12条标准

智库从来不是也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智库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它必然要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和价值观，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追求，比如对自由市场的信仰，对政府干预的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等等。这种信仰不一定是挂在口头上天天讲的，但一定会在智库研究的视角假定、方式方法、研究成果等各个方面展现出来。从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表面上智库大都宣称是非党派的，实际上都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和党派偏好，或者是保守的，或者是自由主义的，而且它们这种坚持往往比较坚定，决不会朝三暮四、观点立场多变，既不会因为政府更迭而转换，也不会因为资助来源的影响而转换。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西方现代智库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通行和相对稳定的规范标准、模式经验、运行方式，其主要特点是真正独立自主：机构自建、人员自选、经费自筹、研究自主、观点独立、建言独到、责任自负。它们往往以高质量的独立研究成果，影响政府决策、影响公众舆论、影响市场走向、影响国际社会[5]。但是，如果循着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这条线索来看，这种所谓的智库独立性实际上是很表面化的，其实质是意识形态多元和价值追求多元的外在反映。忽略了这一点，就看不清西方智库的本质！

理论方法是智库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的外在展现，也是其研究视角、基本假定、分析方法、政策建议由以形成的基本依据。一般来说，智库都应该有其长期专注并且比较专长的研究领域，智库的影响力主要源自它的专业和专注。唯其如此，智库才能够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自成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包括独特的研究视角，科学可行的分析方法，以及符合逻辑、给人启示的研究结论以及立场鲜明的政策建议等等。这种理论方法不是定量定性等工具意义上的研究方法，而是包含着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偏好的理论方法，它源自学术研究，又与纯粹的学术研究有所区别，或许称之为理论分析框架更为合适些。比如，迈克尔·波特认为影响一个国家某一个行业国际竞争优势主要有6个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状况，相关产业，企业策略、结构或竞争对手，政府行为，机遇，因其画在图上像一块钻石，故称钻石模型。这一理论模型成为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进行战略咨询的基本方法（事实上，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第1章开篇即说，国家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也是国家如何刺激产业改善和创新的关系）[6]。由此可见，系统完整、逻辑自洽、能给人以启示的理论体系既可以指明智库的价值信仰，也为智库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还可以昭示政策研究与分析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方法就称不上好智库。

现代社会问题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用数据说话，无论在哪个国家，数据都是智库最可宝贵的资源，因而获取数据、整理数据、加工数据、分析数据就成为智库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数据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数字，而是指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一系列数字、案例、文本等等的集合，因而每个智库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可以是来自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或者经过学术界研究分析之后形成的二手数据，也可以是智库通过问卷调查、案例调查等自己的数据采集机制形成的数据。无论如何，这些数据需要较长时期的可靠积累形成相对完整的历史数据系列或者政策历史文本之后，才有分析的价值，而这种数据整理与分析的需求又促成了智库研究方法的多元探索和深入。所以说，基于数据的分析研究是现代智库研究的核心，不能产生数据的调查是无意义的调查，没有数据就没有判断，更没有观点和思想，一句话，没有完整系统的资料和数据系列就没有智库研究（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知名智库以及OECD、UNESCO等国际组织都高度重视数据分析和利用，美国联邦政府甚至建立了“Data.Gov”网站开放大量公共数据并鼓励挖掘）。

智库是出思想的，思想来自专家的基于专业视角的深入思考，因此，无论中外，智库一定要有一批在相关领域有研究、有思想、有影响的杰出专家。这些专家未必是同一专业的，但他们一定是相关领域内的一流专家，既具有专业基础，又具有宏观视野，既要注重学理，也要注重实际，包括国情实际和政策实际，对于相关政策的演进及其趋势也了如指掌。如果一个人无法具备这样的知识结构，那就需要调整人员结构来弥补了。智库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通过专家团队差异化的专业背景来形成立体化的知识结构，从而弥补个体专家的专业领域过窄的局限。据说有人曾经问过美国前宇航局局长：你把那么多的宇航员送上太空，对此你有何感想?他只说了一句话：“不能让同一个专业的人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共餐。”姑且不论这事真假如何，但它至少说明了通过人员结构调整进行知识互补以形成完整知识体系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因为，同一个专业的人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共餐构成的是知识的平面结构；而不同专业的人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共餐，构成的是知识的立体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发明家声称综合就是创造。

个体有个体的智商，集体有集体的智商，这也就是所谓的组织智商，即把团队成员的个体智慧凝聚上升为有组织的集体智慧。组织智商不是个体智商的简单加总，而是通过一定机制方式把个体智慧凝聚起来，升华为集体智慧，并且以组织的名义展示或者表达出来，这既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工作机制，从根本上决定着智库的成败。在这里，组织智商的核心是领军人物，它是组织的灵魂人物，也是组织的大脑，发挥着作出战略判断、提出思想观点、组织力量进行深入研究、对不同观点建议进行筛选判断、引导组织达成共识的作用，同时他也会提出合适的选题、明确的观点、恰当的报送形式和渠道。组织智商的关键机制是把个体智慧凝聚上升为有组织的集体智慧的能力、水平与方式方法，这里最常见也最主要的是头脑风暴式的各式会议，规模一般不要太大，但充满理性质疑，内中既有各种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也可以彼此理解、说服、形成共识、提出好的对策建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库集成和展示的集体智慧与专家本人的个体智慧完全不同，全部由具有较高水平研究者组成的团队未必具有较高的组织智商！这种组织智商，不仅体现在智库提交的研究成果上，更体现在它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上，特别是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至关重要。很多人羡慕美国的旋转门制度，实际上这一制度的最重要功能就是把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集中起来，因而是一种智慧集成机制。

智库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指智库的思想观点、战略判断和政策建议等，它们必须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形式，包括内部报告、研究论文、报刊文章、媒体采访等。一般来说，形成这种智库成果首先需要杰出人物发挥独特作用，但又不仅限于杰出专家的个体智慧，因为智库成果一定是集体智慧的产物，而且这种成果必须经过严格的内部审查机制之后才能作为智库集体智慧的产物公之于众，或者通过恰当方式呈送决策者。比如说，兰德公司就提出了高质量研究10个标准，包括：问题应该清晰准确表述，研究目的应该非常清楚；研究方法应该很好地设计并严格执行；研究应该显示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掌握；充分掌握数据和信息；研究的假定应该明确合理；新发现应促进知识积累并对解决重大政策问题有所助益；政策含义和建议应该符合逻辑，得到新发现支持，并且用适当说明给予透彻解释；报告文本应该易懂，结构清楚，而且语气平和；研究应该引人关注、有用，且与利益方和决策者密切相关；研究应该客观、独立且均衡。只有经过内部审查机制被认为符合这10条标准的研究成果才能以兰德公司的名义按照特定程序呈交委托方[7]。由此可见，智库成果所体现的既有研究团队的远见卓识，更有审查专家把关机制所展示出来的严肃认真负责和对政策趋势的准确把握，忽略了任何一方的功能都是不完善的。

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而智库的影响力既取决于它的人脉网络，也取决于它的研究质量与水平，是否具备公信力、创新力、专业力和传播力是能否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大国智库的先决条件。这种影响力的展示方式有2种，一是通过内部报告直接产生影响，二是通过引导社会舆论间接产生影响。比如说，兰德公司每到年底都要回顾一年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重点思考3个问题：一是所研究的问题是否已经接近和进入政策议程？二是研究和分析是否为决策者和广大民众知晓，并由此提高了政策讨论的水平？三是研究成果是否导致政策内容与实践的显著变化？有学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主要以专业、客观、独立的方式提出公共政策主张，帮助决策者制定和推行政策，并就有关政策进行论证、评估[10]。另一方面，好的智库还应该在政府、公众和政策研究界之间搭建公共政策探讨的平台，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加强政府官员、公众、政策研究学者之间的观点沟通与交流，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供更多渠道[11]。也就是说，好的智库能够引领社会思潮，其实影响社会公众比影响决策者更难，也更为重要，因为它会影响民意、代表民声，因而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冲击力。我们说智库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服务科学决策、引领社会思潮，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如果不能对决策者产生影响，或者不能对社会公众的思维模式和思想动向产生影响，那么，这样的智库是很失败的，不要也罢。

智库需要相对充裕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力资源以及社会资源等等来完成研究和推介任务，其中最重要的是财力资源，也即经费资源。有了经费资源就可以聘用一流专家，可以获取优质数据资料，可以提供良好的办公条件，也可以开拓更多的社会通道。正因为如此，所有智库都必须建立可靠的筹资机制来提供稳定的经费来源。从大的方面来说，所有智库的经费来源无非是3个渠道，即政府、企业和社会。在日本，政府每年用于智库的经费约占日本科研经费的1%。但是，无论智库经费来自何处，智库一般都应尊重与资助方就研究成果提交或发表的时机、方式、范围等做出的约定，资助方不应以任何方式妨碍智库独立得出自己的判断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智库会把大约30%的经费用于研究，70%用于发表、传播或者说推广。这显然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古谚所隐含一个真理：酒香也怕巷子深。之所以说国内的智库大多是功能性智库而非机制性智库，主要就是说它们缺乏基本的筹款机制，无法为其智库产品或者影响力赢得稳定的可持续的资金支持[12]。

智库活动需要有载体，智库成果的展示需要有平台，或者说需要有阵地，而且必须是面向社会开放的。大体说来，智库研究完成后，成果展现形式无论是内部报告还是文章视频，都需要有刊物来发布研究成果，有渠道能够呈送研究报告，有会议论坛能够公布智库观点，有网站可以及时发布消息。凡此种种，都需要智库具有开放性，即智库必须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智库要对社会开放，让社会公众参与讨论政策问题，定期发布智库研究成果，可以在第一时间知晓和享受最新智库研究成果；要对国际开放，保持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要对同行开放，交流最新信息和最新成果，迸发思想火花，激荡自主创新的源头活水。只有这样，智库才能够真正影响和引领社会舆论，进而从社会角度对决策者施加更大的影响，使社会心态更加理性，决策过程更加科学。

智库文化应是一种理性平和的文化，对于智库研究相关方持一种理性平和的心态，即智库作为思想的生产者拥有提出建议或者不提出建议的权力，决策部门作为政策制定者也有接受建议或者不接受的权力，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不能把是否获得领导批示作为唯一标准。尽管如此，智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面对重大政治社会科技问题必须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政策意识；要有突出的战略思维；要体现出多学科的交叉融合，避免从单一视角提出政策建议；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公开、公正、透明与问责是现代科学咨询组织的关键条款。同时社会上也不能要求智库对其政策建议承担法律责任。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是2009年意大利拉奎拉地震时，由1位政府官员和6位意大利科学家组成的评估委员会因为错误预测地震并提出事后证明不正确建议而被判入狱，其中6位科学家的判决在2014年最终被推翻[13]。这一案例既说明科学家履行相关社会责任的极端重要性，也说明科学家在履行相关社会责任时应该抱持一种慎重、负责的态度，不应该过于轻率，同时还说明社会对于科学家履行相关社会责任应该具有一种理性、宽容的良好心态，做出判断、提出建议固然重要，但智库专家毕竟不是决策者。智库提出的观点应该理性中道，不应过于偏激，保守僵化固然不可取，哗众取宠更不可取。理性意味着符合科学、符合逻辑，中道意味着要代表民意，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