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本书主角的工程师们通过一条专业人才市场的运河进入新加坡。半导体行业这样的专业领域经由跨国企业的全球生产网络、标准化的技术规范、发达的中介系统、持续的人员流动形成了跨越国界的专业劳动力市场。就像一条连接各国生产地点的人工运河，将各国劳动力市场内特定的专业群体联系起来。工程师们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在全球（至少是区域）内的专业劳动力市场进行流动。但是在这条运河之外，政治、社会障碍像连绵的山脉一样将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开来。
半导体行业的工作技能、劳动制度、职业发展打造出一个个市场化的劳动主体，他们可以用高度商品化的应对策略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但这种个体的自由建立在技术标准化、职业中介、行业渠道等多种机制之上，这些运河一样的基础设施帮助他们在不同企业和国家之间流动起来。而这些基础设施的结构性是由企业内部的劳动力结构与整体的经济周期所决定的，他们看似可以自由流动，却脱离不了这种流动渠道所施加的限制。与全球化时代的其他技术职业一样，他们的困难是结构性的，他们会发现自己被限制在一个超出自身控制的结构中。主体性本身就是被结构化的，跳出这个结构，他们的教育、资历和技术，这些保证其轻松流动的资本便面临严重的贬值。
半导体工程师这样的技术移民在跨国就业过程中面临持续的结构性限制。移民作为一种来自当地社会之外的力量，国家可以通过多种分类活动将之转化为管理的对象，从而将其纳入治理范围并加以控制。但切不可过度夸大民族国家在技术移民选择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这一筛选机制既不始于民族国家的移民程序，也并不在此终结。从一个工程师准备移民开始，到他在移居地生活了数十年之后，这一机制可能都在发挥作用。其间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多重因素都参与进来，不断地确认他是否能够成为合格的劳动力。技术移民的流动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筛选的结果，还必须重视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在跨国划界过程中的影响。在专业劳动力市场之外，移入地社会通过各种机制限制了他们参与当地就业机会的能力。不仅政府政策，民间也会通过舆论传播、族群关系等社会机制来强化他们在市场中的“非自由”，建立出一整套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地限制外来者参与本地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这里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边界不再是有形的地理限制，而更多地表现为人为的政治身份、市场准入、教育（技术）认证或族群政治。正是因为这些边界的作用，移民进入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就面临一个从“非自由劳动力”到“自由工人”的持续跨界过程。这同时也是一个从“外来者”到“本地人”的转变过程。但这种转变不是单向的，也有可能持续地被推向“外来者”，甚至驱离出去。
同时，工程师们也在不断争取就业和流动的自由。过于强调跨越多重边界的劳动力资格确认，可能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人们的行为被视为结构的产物，而忽视了技术移民在这一过程中的能动性，人们总是在不断地试图提升自身的结构地位。在移民进入的过程中，公民身份的争取、社会组织的参与、生活习惯的模仿，同时也是协商社会和文化边界的过程。移民作为对象/主体的形成，是一系列“被制造与自我制造”相结合的互动结果。作为对象的移民在不断地发挥主动性以求提升自己的市场地位。特别是跨国就业过程中的技术移民，他们面临的问题既不是完全结构制约，也不是充分的个体自主性，而是个体被限制在一个结构性的领域施展自己的理性。
中国工程师在新加坡的劳动、身份和流动构成一个特殊的世界，其基础是由专业劳动力市场制造出来，但并不止于此。这样的基础设施如运河一般，当然不是天然的，而是新加坡政府、跨国企业为了推动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而制造出来的，并通过持续的政策调整、劳动体制变革加以维持。政府与企业合作打造了源源不断供应高技术水平、高流动性工程师的劳动力供应机制，当地社会成员也参与到维持这一机制运转的进程当中。身在这条运河上的工程师们则利用专业劳动力市场实现跨国就业和流动，争取更大的劳动自由，努力攀爬当地社会的身份阶梯，不断展现自身的能动性。结构性限制与劳动者能动性的交锋，塑造了半导体工程师们在新加坡的劳动、身份和流动，同样也影响到了他们工作生活的各个领域。政府、企业、当地人与中国工程师们的互动，在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领域展开，塑造了维持这种劳动力供应机制的社会边界。本书尝试提出“结构性自由”的概念来理解中国工程师在新加坡的跨国生活状态。这种状态是由多元主体制造出来的，表现为多重面向。
中国工程师群体的“结构性自由”
传统意义上的跨国流动关注政治边界的跨越和协商，但这只是技术移民世界的一面。在半导体工程师跨国就业的环境中，阶级、政治、民族参与到界定同一个劳动者群体的运作过程中来，形成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多重边界所构成的多面体。中国工程师在新加坡的跨国就业不仅是一个从多方面不断划界的过程，也是一个持续协商与抵抗的过程，是由企业、政府、社会与个人参与其中的互动产物。马克思提出“自由工人”与“非自由劳动力”的区别，但这种区分不是单独由政府或资本家一手完成的，也不是一条简单的清晰的边界。当今世界中的劳动者分类，特别是技术移民的跨国就业是由企业、政府、社会和移民共同参与其中的协商过程，表现为一整套互动机制，是不断变化的。从企业角度讲是一个追求高技术、高流动性劳动力持续供应的过程；从政府的角度讲是一个移民筛选管理的过程；从新加坡人的角度讲是一个不断定义“己”与“异己”的过程；而从中国工程师的角度讲是一个不断争取就业自由的爬梯过程。这几个主体在互动中产生的结构性限制以及工程师们应对的实践，造就了这个群体“结构性自由”的状态。
劳动方面，跨国企业追求的是高技术劳动力供应的灵活性与可持续性。首先需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后备劳动力队伍，以确保半导体生产活动所需要的高技术劳动力供应不至于中断。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与房屋价格高涨等社会问题作用在一起，推动了那些向上流动而不得的青年工程师形成了一个跨国科技移民群体。经由跨国中介和人际网络，这个群体与新加坡的半导体就业市场连接起来，形成了区域的专业劳动力市场。企业希望高技术劳动力要招之即来，可以通过提供国内3-5倍的薪水来吸引这些年轻的工程师，然后利用短期合同来安排较为灵活的雇用模式。这些企业通过劳动合同控制工程师们的跨国就业身份，使他们忍受不完整的就业身份，服从24小时运转的劳动体制，以小时为单位控制他们的工作乃至生活。同时，在企业内部施行与就业身份相联系的分层的员工管理制度。确保流动性最高的群体始终处于基层，可以忍受值班和加班，保证企业生产的灵活性。对于已经掌握了重要经验和技能的工程师则给予管理职位，帮助他们申请新加坡永久居民乃至公民身份，并通过各种福利固定下来，从而使公司不会因为基层工程师的流动而影响运转。最后企业还希望他们挥之即去，对于技术周期、经济周期所带来的生产波动可以通过加班、花红、工作时间的调整来降低成本。以及在经济危机期间可以通过合约调整直接取消部分员工的跨国就业身份，将他们驱离新加坡。裁减员工也有不同的形式，持各种准证的基层工程师风险更高，有公民身份的管理层就业地位相对稳固，从而实现了流动性与稳定性的平衡。跨国企业对于高技术劳动力供应灵活性与可持续性的追求，是半导体行业跨国专业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基础，也是工程师们所遭遇到的结构性限制的核心。
新加坡半导体公司对于有技术、能吃苦的青年工程师的持续需求，在企业内部的工程师队伍中形成了两层员工体制，底层的是收入较低，保障较少，需要值班和加班且升职空间不大的基层工程师。他们的流动性最强，中国工程师进入新加坡的第一阶段都是处于这一群体。资深的工程师取得了稳定的职位，收入水平较高，具有技术和经验优势而不用从事具体的生产工作。他们的就业较为稳定，部分中国工程师进入了这个行列，多数则仍在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的路上。这种双层性与企业内各种“大”与“小”的制度结合起来，比如“大错误”与“小失误”、“大制度”与“小规则”、“大等”与“小等”，反映出企业制造“灵活性”的种种努力。这些机制成为维持工程人员分层的保障，确保有一批青年工程师人员能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为了因应分层化的员工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就业风险，基层工程师们形成了特殊的工作风格。他们也积极地实践这套“大”与“小”的辩证法，利用和再造劳动体制的结构性。同事之间相互帮助，沟通信息，以确保就业地位，努力满足企业劳动体制中的各项指标，争取升职机会，以进入企业内较为安全的管理阶层。工程师们利用分层的认识论来看待工作当中的一切遭遇，确保自己处于合适的位置。同时积极地模糊结构化的限制，以追求更有保障的职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他们便积极考虑退路，比如做生意、开食阁、做中介来应对职业发展的限制。
身份方面，移民管理是每一个现代国家都在面对的问题。技术移民管理本质上就是如何筛选对本国经济发展有价值的劳动力，而同时控制移民带来的风险。新加坡政府所建立的身份体系背后是其“任人唯贤”的执政逻辑，也就是根据移民的专业、技能、资源来衡量其价值，进而安置一定的身份地位。政府会通过政策调整，吸引那些对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有价值的移民，并鼓励其不断提升在新加坡劳动力管理体制中的身份地位，而在政治经济清单中不断贬值的移民则会被逐步驱离。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政府在选定半导体行业为高科技产业之后，在企业投资之前通过奖学金制度吸引周边国家的青年人进入当地大学学习相关专业。同时从当时已有基础的中国、马来西亚等地吸收成熟的专业劳动力，并在永久居民审批、公民申请等程序上主动向这些外国专业人才开放。在半导体行业稳定发展阶段，新加坡政府一方面支持企业源源不断地招募技术移民，跨国就业的工程师们拿到这些企业的合约基本上就可以取得政府移民程序的认可。半导体行业也可以不受政府对其他行业所制定的本国雇员与外国雇员比例的限制。另一方面，会选择那些在新工作时间久、职位高收入高、生活稳定的工程师加入新加坡国籍，同时拒绝那些工作时间短、收入较低、生活尚未稳定的工程师。前者对应企业希望稳定的资深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后者对应于企业追求灵活管理的基层工程师。当半导体行业从新加坡政府追捧的高科技行业转入政府统计中的一般制造业，新加坡的劳动力管理取向也随之调整。政府仍然会持续批准半导体工程师的流入，维持产业稳定，但逐步将之从“外国人才”降低为技术劳工。工程师们在新加坡劳动管理体制中的身份从“就业准证”降低为“技术准证”即是标志，其申请永久居民和公民的成功率也大大降低。从政府的角度讲，最佳状态就是要不断追随产业发展的新亮点，吸引能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移民，然后随着产业发展和经济规划不断调整政策，驱离那些不再有价值的移民。
政府的劳动力管理制度与逻辑决定了中国工程师在新加坡被置于整套设计好的政治身份体系之中。新加坡政府通过设计多种准证身份，并使之与在当地的工作、生活，甚至家庭再生产联系在一起，建立了一整套福利体系。不同收入、资历、技能的移民被认定在阶梯上不同的位置，然后向着最高的“公民”地位攀爬。公民身份的价值表现在就业机会方面，享有一定的优先权，并且有资格进入政府、政联企业等相对优渥的机构；在职业发展方面也能提高升职、加薪、培训等方面的机会，并且大大降低裁员的风险；居住生活也得以保障，有资格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住房，并享有各种补贴；下一代的教育是中国人申请新加坡公民最为看重的，在学额、收费、教育等方面都有体现。以公民身份为顶端，次一级的是永久居民身份，然后依照就业证件又可以分为就业准证、技术准证、工作准证，相应地，就业地位、社会保障、福利水平依次递减。身份涉及收入、居留、购房、医疗、公积金、教育等各个方面，形成一整套的身份体系。这个身份体系不是几个断点，而是一个阶梯，技术准证和公民身份定义了中国工程师们在新加坡社会的两个端点。新加坡政府通过这套身份制度制造社会阶梯，将移民劳动力的商品化限制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中。
为了获得有利的政治身份，中国工程师在新加坡的生活就是一个爬梯的过程。不同身份的工程师在工作、生活各方面表现出一定的阶层性。而这套体系也是随着社会环境的转变而不断调整的，中国工程师被从“外国人才”逐渐地推往技术工人的方向，这个群体在整个身份体系中的位置不断降低。面对政治身份的限制，工程师们需要尽快申请永久居民，然后尽可能地争取公民身份，扩大其就业自由。同时他们对于公民身份所带来的限制也有所注意，所以很多人采取“一家两国”的模式申请公民，并通过购买第二套住房等形式来为可能的风险做准备。
社会方面，新加坡社会成员也参与到划界社会机制的生产当中。如何区分“己”与“异己”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社会机制，在移民社会中尤为明显。无论是新加坡政府定义的“外国人才”还是技术工人，都是外国人，是本地劳动力市场上的外来竞争者。特别是中国工程师之类的技术移民，被认为是中高收入岗位的竞争者。中国工程师在偶尔与食阁中的新加坡老人聊天中，经常被问及为什么到新加坡，其目的就是希望对方确认当地人心中已经存在的答案——中国人都是来这里打工赚钱的。所以其实新加坡社会对于移民的认知大抵如此，外来人口被认为只是在新加坡打工，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公民。已经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或公民的技术移民，又更进一步，成为社会资源和福利资源的竞争者。当地人认为他们推高了组屋价格、挤占了公共资源、带来了非新加坡式的社会和文化样式。工程师们所希望的完整新加坡社会成员身份，体现为教育机构的服务机会、后备军人训练、全家团聚的家庭生活等内容，在当地人眼中是自身劳动力商品化的沉重负担。半导体工程师在新加坡一度处于中等以上收入水平，2012年以前也算得上中等收入阶层。社会分类的阶级逻辑失效之后，新加坡社会成员采取了一套种族的、文化的话语来区分中国人与当地人，制造出新加坡官方族群分类体系中没有的“新移民”或“中国人”。新加坡的族群和谐指的是经由政府在居住、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努力，该社会原有的族群各有其位置，可以相安无事。但是对于所谓“新移民”，整个社会其实还是没有一个位置。在社会层面，中国人与当地人的族群差异和文化区分远远比是否新加坡公民的政治区分重要。即使已经取得新加坡国籍，还有在哪个学校读书，是否当过兵等话语来识别新移民与当地人。
新加坡建国之后持续推进民族国家建设，中国也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割断了当地社会与中国的传统联系。当1990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新加坡社会重新认识中国的时候，直接采用了西方世界的种族谱系。中国人被认为是落后、低技术、不文明的他者，而不再是当地华人同文同种的故乡人。阶层化的他者主要的依据就是这种族群谱系，在晶圆厂内的工作场合中将华人内部的不同族群与语言沟通、工作风格、职位分布等方面的差异联系起来。中国人更善于使用华文而非英文；新加坡人强于沟通表达而弱于技术能力；中国人多为工程师而新加坡人以管理者居多。这些工作中的族群关系不断地重构和延续，确立了双方看对方的视角，以及对自身的定位。
族群关系方面的结构性还体现在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因为生长在新加坡之外，很多移民缺乏在这个社会生存的社会资本和网络。比如，投诉文化是新加坡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人们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途径。一个新加坡工程师可以利用向人力部投诉来推动自己同上司的谈判，而中国工程师则不掌握这套知识。文化上，中国人在新加坡还面临一种被“种族化”的压力，也就是把中国人个体的某些行为习惯界定为群体的自然本质，以此来区分本地的“华人”与外来的“中国人”。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往往被贴上一些污名化的标签，如不守法、不讲卫生、大声讲话等。此类标签对于当地人往往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们简单且清晰，有助于人们用固定的符号去简化理解移民所带来的种种冲击。在饮食政治方面也有所表现，不同的食物被建立起一套谱系，对应在新加坡的适应状态。午餐作为一种仪式性活动，通过聚餐对象、食物选择等行为在公共空间不断展演族群之间的差异性。消费活动也是族群关系再生产的一个重要面向，购房态度、休闲观念，以及使用中国货等行为再次确认了中国人在新加坡族群光谱中的结构地位。
在这样的社会机制中，着眼于就业竞争，中国工程师之类的技术移民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劳动力”；而着眼于福利资源竞争，即使取得新加坡公民身份，他们仍然被认为是不合格的“新加坡人”。这些“他者”形象的塑造，正是新加坡社会成员推动当地社会机制的结果。中国工程师作为技术移民，其能动性表现在不断争取就业自由，提升自身在新加坡身份体系中的位置。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限制，这些工程师移民最初都被限制在一定的空间之内，吃、住、工作都在固定的地区，与外部的新加坡社会保持着距离。他们不是去学习、适应新加坡的生活，而是在“应付”。在最初进入新加坡的时间里，经由前辈和朋友的介绍，他们逐步掌握了去哪里吃中餐、去哪里买衣服、去哪里玩之类的知识，此外便不需要与新加坡社会的其他领域打交道，也就没有动力去适应新加坡，只是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应付”。因为这个群体已经形成某种共识，即什么是可以改变而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什么是必须改变而什么又是不需要改变的。这套知识由一代代中国工程师在新加坡跨国就业的工作生活中提炼出来，经由职业网络传播开去，成为他们同当地社会进行互动的知识基础。
对于融入新加坡社会，可能是最难实现的。很多人在新加坡十几年之后，社会网络仍然集中于半导体的职业圈子。他们采取的办法包括学习新式英语、参加社区活动、加入宗教组织等，但仍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这些工程师和他们的家人虽然工作生活在新加坡，但是他们从来不属于这个热带岛国。不论他们在种族特征、生活方式上如何与本地华人近似，却不得不永远保持外国人的标签。这种区分不仅来自新加坡当地人，作为外来者的工程师们也主动地同对方划清界限。这个群体中流传一些常见的偏见，比如新加坡人技术水平不高、工作效率不高、歧视中国人等，是他们巩固自身主体性的实践。中国工程师在不断主动、被动地确认“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外在标签。
前文讨论了跨国就业过程中中国工程师劳动力的商品化如何与跨国生产、移民政策和族群关系等联系在一起。他们劳动力的商品化被约束在一系列的结构性条件之下。经济上，他们在企业内部身处一种分层的劳动体制；政治上，他们身处新加坡政府为筛选外国劳动力所制作的身份阶梯；社会上，他们在一个“华人社会”做“中国人”。在这些外部约束下，他们努力展开劳动、身份、族群各方面的实践，在抵抗劳动体制、攀爬身份阶梯、自我制造族群知识等方面积极争取对自身劳动力商品化过程的掌控。中国工程师们所遭遇到的这些结构性限制与相应的能动性实践共同塑造了这个群体“结构性自由”的状态。
“结构性自由”的理论意义
回到导论中马克思提出的经典分类问题，本书研究的这些工程师到底是“自由工人”还是“非自由劳动力”？如果按照一般对移民劳工的理解，他们是“非自由劳动力”，移民身份决定了他们不能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商品。但是他们又可以在中国和新加坡之间来去自由，比许多群体的跨国就业更为便捷，其流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选择的结果。如果按照经典劳动研究的理解，他们无疑是“自由工人”，可以直接把自己的劳动力商品出售给资本，与雇主之间没有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他们流动到新加坡的前提是同雇主签订的劳动合约，在当地居留的时间取决于合约的周期，身份取决于雇主支付的工资水平，申请永久居民和公民也需要雇主提供支持材料。显然，这个群体无法简单归类为“自由工人”或“非自由劳动力”。
如果将“自由工人”和“非自由劳动力”视为劳动力商品化的两端，在这个连续体上，在新加坡的中国工程师表面应该处于更接近“自由工人”的一端。他们所拥有的教育背景、技术经验、专业知识使其可以在半导体行业内同资本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具有更大的主动权，自身的劳动力可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虽然中国工程师们初到新加坡第一份合同的工资从2000年明显高于新加坡月工资收入中位数，逐渐滑落到2013年略低于这一数值，但总体上其收入水平还是高于新加坡当地月工资收入的中位数，最低也是与中位数基本持平。而且他们的劳动条件、劳动福利也明显优于新加坡所定义的“客工”，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同一生产空间中的操作工。但是在另一方面，工程师们的工作时间被具体到每一个小时，他们的假期、奖金、升迁都有以小时为单位的管理制度约束。无尘室的操作工可以在工作时间以外完全休息，而设备工程师则必须围绕机器的运行时间24小时待命，甚至半夜被电话召回无尘室。不仅工作时间，休息、娱乐、生活时间，甚至人生规划都是围绕着机器运行和行业周期而展开。因此，他们在劳动收入、劳动条件上是体面的，但是劳动时间上则是完全被动的。
又以“非自由劳动力”向“自由工人”的转化来看，一般认识是随着资本主义扩张，原来的“非自由劳动力”可以转化为“自由工人”。而在阶级斗争过程中，“自由工人”也可能沦落为“非自由劳动力”。中国工程师们在新加坡的跨国就业过程不是一个单向的转化，而是多次转化，包含了外部结构的变化与工程师们能动性的持续实践。他们在国内半导体企业的就业更像典型的“自由工人”，可以自主选择雇主，可以自由地缔结或结束劳动合约，在北京、上海、武汉、无锡等地的相关企业自由流动。他们去新加坡工作也是在增加收入、学习技术、体验异国风情、学习英语等自主的计算之后做出的选择。但是当点对点地进入新加坡的劳动场所，他们更像“非自由劳动力”。他们与企业缔结劳动合约的行为同新加坡政府批准的准证身份联系在一起，其在当地社会的身份由基于劳动合约的政府准证所界定，脱离劳动合约就必须离开新加坡。他们在新加坡的劳动过程被合约限制在具体的企业，甚至具体的岗位，结束一个合约就必须结束在新加坡的停留。即使在新加坡换工作也必须在移民程序上重新进行申请、审批，比如短暂地回国，出境去一趟马来西亚，或者至少在移民程序上“离开”一次新加坡，才能再次拥有在新加坡的合法身份。在当地工作过程中，为了争取更多参与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工程师们会主动申请永久居民乃至公民身份。这是他们从被点对点移植进入新加坡企业的“非自由劳动力”向具有更大自由、更多劳动力市场参与机会的“自由工人”努力的实践。但即使已经取得新加坡永久居民或公民身份，他们的就业行为仍然受到当地社会、文化、语言的制约，限于半导体相关行业或工程师的社会网络。在他们跨国就业的整个过程中，这个群体从出售自身劳动力商品基本不受限制的“自由工人”，转变为受到合约和准证严格限制的“非自由劳动力”，然后不断争取自身劳动力商品化自主权的“自由工人”地位，其转化是多次的。
结构性因素对于劳动者形式自由的限制，一般认为主要存在于进入或者脱离一个劳动关系的节点。调查中工程师们的情况显示，结构性限制与劳动者能动性的交锋可能存在于劳动关系的全过程，甚至存在于一个劳动者的各个人生阶段。在工程师们跨国就业的生命历程中，当他们初出校门寻找第一份工作，受到的筛选和限制主要来自毕业院校、所学专业。这是他们自身劳动力正式商品化的第一步，尚有选择半导体行业或其他行业、这个半导体企业或另一个半导体企业的自由。当他们的人生进入下一个阶段，开始考虑升迁、恋爱、购房等人生选项时，继续在一个企业工作，还是跳槽去其他企业，或是到新加坡去工作，是他们劳动力再商品化的又一个节点。半导体工程师已经成为他们的标签，已经积累的工作经验、技能训练和专业网络既是他们再次出售自身劳动力的资本，又是他们选择雇主和工作地点的限制。去新加坡跨国就业的选择，是工程师们根据人生计划、职业规划和工资收入等因素做出的选择，中新之间半导体专业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是他们跨国流动的基础设施，但也限制了他们选择就业机会的范围。在新加坡的第一个阶段，他们受制于新加坡政府批准的就业身份，只能将自身的劳动力商品出售给固定的企业，也受该企业的劳动体制所束缚。但仍然在掩护工作失误、沟通合作、升职裁员等方面展开合作，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为了争取在新加坡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多的就业自由，工程师们开始申请永久居民，并逐步在新加坡结婚、购房，阶段。在小孩入学前后，他们开始申请公民身份，并采取“一家两国”的模式，一方面争取在当地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大的就业自由，另一方面保障家庭跨国流动的自由。有了公民身份，他们终于在新加坡的劳动力管理体制中具有了合格劳动力的资格。但受制于社会环境和自身的社会、文化资本，即使脱离了半导体专业劳动力市场，他们的就业自由仍然依赖工程师群体的社会网络。那些未能成功取得永久居民身份或公民身份的工程师们，或者继续保持严格受限的就业状态，或者回流到国内的半导体专业劳动力市场。因此，在这些工程师们跨国就业的不同时期，以及他们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看到其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中遭遇到的不同形式的限制，他们不断进行着争取劳动自由的努力。
所以不能简单去界定一个劳动者是“自由工人”还是“非自由劳动力”，或者更偏向于一个连续体的哪一段，而是应该深入劳动力商品化，以及再商品化的过程中，观察劳动者出售自身劳动力的哪一个环节，或哪一个领域受到了限制。劳动者在自身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中，可能是既有“自由”的因素，又有“非自由”的因素。资本既在某些领域施加了“非自由”的限制，又在某些领域留有“自由”的空间。而劳动者作为主体，既在某些领域施展了“自由”的能动性，又在某些领域不得不接受自身掌控之外的限制，在他们跨国就业的不同时期、人生的不同阶段持续进行着理性的权衡。各种因素联系在一起，共同决定了半导体工程师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也共同塑造了半导体行业跨国就业的社会面貌。
恩格斯在介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曾提出了“阶梯”的比喻。他指出，“大城市里工人阶级的状况就表现为一个逐渐下降的阶梯：最好的情况是生活暂时还过得去，靠紧张的工作而挣得的工资也比较多，住的房子也不错，饮食一般还不算坏——说这一切是好的，过得去的，自然是从工人的眼光来看；最坏的情况是极端的贫困，直到无家可归和饿死的地步；但是一般说来，是更多地接近于最坏的情况，而不是接近于最好的情况。同时，并不是某一类工人就固定在这个阶梯的某一级上，不能说这一类工人生活得好，那一类生活得坏，更不能说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不，就算有些地方是这样，就算某些工作部门大体上优越于其他工作部门，但是每一个部门里工人的状况仍然是极不稳定的，每一个工人都有可能通过这一整个阶梯，从相对的舒适转到极端的贫困，甚而至于饿死”。
借助恩格斯的洞见，自由与非自由劳动是连续体，形象地说也是一个阶梯。一个劳动者在这个阶梯中的位置，与他所受到的结构性控制负相关，同他所享有的形式自由正相关。非自由劳动者是资本主义劳动体制的底层，自由劳动者是工人向往的隐藏在云层中高不可及的顶端。资本制造的这个阶梯，在劳动者中分化出了贵族、平民和贱民。底层的想向上，上层的恐惧坠落。资本家会利用非自由劳动力来稳定劳动者队伍，壮大劳动后备军，并对自由工人形成制约和威胁；也会利用自由工人高报酬高自主的假象来引导非自由劳动力压低生产生活水平，投入教育、培训以提升生产技能来壮大劳动后备军；自由工人和非自由劳动力的区分，分化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实现了去无产阶级化，帮助资产阶级控制了阶级斗争。工人内部，非自由劳动者会忍受更低的收入、更差的工作条件、更低的生活水平，以追求自身乃至下一代在就业市场上取得自由工人式的“自主”；自由工人会因为被非自由劳动者替代的恐惧，忍受生产生活条件的恶化，降低自身议价的自主性。体现在技术移民身上，资产家会不断推动移民政策的调整，以接收更多更适应产业发展的外国移民。借由这些移民，资本家不但保证了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同时压制了本国劳动者的反抗。而移民为了向上获取移入国劳动者虚假的“自由”，就不得不忍受更差的生产生活条件，并过度投入下一代的再生产。移入国的劳动者也不得不接受收入水平相对下降，就业竞争加剧的趋势，逐步放弃同资本家讨价还价中的“自由”，甚至被驱逐出原来的行业。
结构性限制是一整套支配体系。劳动者出售自身劳动的形式自由直接受制于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市场与各种市场活动一样，深深嵌入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现代社会（至早是卡尔·波兰尼所谓的“大转型”开始）中任何劳动者都是不自由的，其出售自身劳动的“自由”都深深嵌入各国的政治法律体系、现代市场经济、历史与文化、社会传统与时代潮流之中，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方面的影响。而相较于早期奴隶制下赤裸裸的人身控制，当代社会对于劳动者出售自身劳动力自由的限制，已经演化得更文明、更隐形、更间接，而且往往隐藏在推动产业发展、促进就业等名目之下。这些外在的制约因素不仅仅体现在劳动者是否有建立和放弃劳动合同的自由，更体现在劳动者的身体、流动、身份、收入、劳动是否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的限制，是一整套社会和文化机制。因此，讨论当代劳动者在迁移过程中出售自己劳动力所面临的各种控制和制约，就不能不分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对于他们所施加的、所形成的控制和限制。对于技术移民出售自身劳动的“自由”或“非自由”之理解，同样脱离不了这样的整体性框架。
“结构性自由”既然是结构性的，就不是一次性的。结构性限制对于劳动者形式自由的制约不仅体现在进入某一劳动力关系的限制，也有可能出现在他们无法从某一类劳动关系中脱离出来，还有可能存在于这个劳动关系的全过程。劳动者在进出某一劳动力关系中所受到的持续的行动约束，不仅是劳动力商品化的问题，还包括劳动力再商品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一次限制，而是持续的制约。这反映在技术移民身上，就是他们进入移入国企业必须经过相关领域教育、技能、经验的筛选，即使在移入国更换同一行业其他雇主，也需要重新经过政府技术移民的申请程序。还体现在他们在移入国取得永久居民甚至公民身份之后，进入其他行业所遭遇到的社会、文化障碍。结构性限制伴随着技术移民跨国就业的全过程，甚至延伸到他们再生产的领域，塑造了他们就业、流动和家庭生活的策略。对资本而言，需要在劳动过程中精确限定劳动的“自由”程度，以不断维持灵活性与稳定性之间的平衡；对政府而言，需要不断地建立“自由”与“非自由”之间的等级，从而确保有价值的劳动力供应稳定，维持经济发展的目标；对社会而言，也必然会通过族群的、文化的话语不断地限制后来者的竞争；对劳动者而言，则是不断地学习和利用这种分类技术，从而争取更有利的就业地位。围绕这套分类技术和知识，资本、政治、社会和劳动者展开互动，持续塑造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现象。
结构性限制是集体性的，形式自由的追求是个体性的。需要注意的是，“自由”与“非自由”还有阶级和个体两个层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阶级受到资本的控制，都是“非自由”的；需要通过阶级斗争来争取本阶级的“自由”和解放；资本对于“自由工人”与“非自由劳动力”的具体区分也是系统性、社会性的，其对象是群体而非个体。而这个宏观结构中劳动者个体和雇主的关系，劳动者个体发挥能动性主体性的实践，则是个体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自由工人”与“非自由劳动力”的区分是宏观结构之一，劳动者争取劳动自由的实践是个体的行动。对于个体劳动者是否自由，或者多大程度上自由，必须置于他们阶级关系的处境当中来认识。也就是个体的“自由”是由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不自由”所限定的。“非自由劳动力”与“自由工人”从人的角度而言，不过是人们参与不同的生产活动，特别是劳动体制，并塑造了他们自身的面貌。所以从劳动者出发，重点不是某一种劳动体制转变为另外一种，而应该关注不同劳动者如何参与其中，并最终塑造了新的自身与新的体制。如本书所论及的半导体工程师群体中，个体对于就业自由的想象和期望，经过结构性条件的制约，转变为他们日常实践的条件和选择。即使意识到身处不平等不自由的结构之中，人们还是在日常实践中不断地追寻自主性，哪怕仅仅是出售自身劳动力过程中讨价还价的自主。这就需要将宏观结构和微观行动两方面联系起来，既要认识他们所身处的本质性的政治经济结构，又要重视这个结构下劳动者个体的能动性。结构性的“非自由”与个体争取“自由”的行动集中体现在半导体工程师们工作和生活的多个场域，这种纠缠正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因而，在现代社会中，“自由工人”与“非自由劳动力”的区分很难说是固定的。这对概念在提出之时所致力于区分的“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问题已经不复重要。其当代的价值在于，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就业”本身的复杂性，也就是劳动力商品化的复杂性。
“结构性自由”的社会影响
在资本流动、技术进步、阶级斗争所造就的不断重组的劳动力市场上，任何劳动者的形式自由都受制于宏观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所塑造的市场结构，因而都是结构性的自由。对于跨国家、跨社会、跨市场的劳动者，如一国之内的流动人口或国际间的移民，这种结构性自由更为明显。专业劳动力市场既像运河，帮助了劳动者的流动，运河又有自己的堤坝，限制了劳动者的进入、移出与流动。资本主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力推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同一市场内部不断地新建各种人工运河，给予部分劳动者新的自由，压缩其他劳动者旧的自由。
历史地看，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发展也是资本不断地剥夺劳动者的旧自由，并赋予他们新自由的过程。半导体工程师这样的“结构性自由”劳动者是行业发展历史的产物，也是资本区分“自由工人”与“非自由劳动力”的机制在一时期一行业的特殊产物。其本质是资本不断推动劳动力自由和非自由区分的发展，制造适合经济发展不同部门需求的劳动力队伍，控制劳动阶级以不断满足变化的生产活动需求。区分自由与非自由劳动力正是不断制造适合不同生产活动劳动者大军的政治经济机制。
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区分“自由工人”与“非自由劳动力”，制造“结构性自由”的劳动者是资本主义提炼劳动力资源的炼金术。通过这样的政治经济机制以及由此而生的社会机制，给予一些劳动者更大的自由，吸引他们从事利润较高的生产活动；限制一些劳动者的自由程度，以降低低利润部门的生产成本；甚至驱逐他们去成为失业或半失业的后备大军。比如半导体产业发展之初，资本会通过制造高地位、高收入、高自由的科技新贵形象，吸引具备相关技术条件的劳动者加入，保障相关产业的劳动力供应。当半导体行业不再是利润最高的生产部门，它需要的就是大量愿意值班加班、懂技术的普通工程师。随着半导体生产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升，工程师的需求就会进一步减少，技术要求更低的操作工就会成为生产线上的主力。
即使在同一生产活动中，资本也会根据不同经验、技能劳动者对于维持生产过程的重要性，对他们劳动力的商品化施加不同程度的控制。通过设计差别化的劳动管理体制，在劳动合约的类型、周期，以及职位分布、工资水平、劳动条件、裁员风险等方面施以不同程度的限制，也就是给予劳动者不同程度的形式自由。比如同在晶圆厂的无尘室内，管理层和资深工程师的劳动合约往往是长期的，收入较高，不用值班加班，不用进入无尘室生产空间，且拥有更大的升迁空间；基层工程师的劳动合约多以3年为周期，需要随时处理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工资水平中等；生产线上的操作工以女性为主，工作内容就是同机器打交道，经济危机期间的失业风险最大，工资标准最低。这也是为什么同一个企业在雇用劳动者时往往会同时采取直接雇用与间接雇用、正式雇用与非正式雇用等多种不同的形式。目的是让生产过程中扮演不同角色的劳动者处于不同的位置，从而便于资本平衡员工队伍的灵活性和稳定性。
这一区分机制也体现在同一劳动者劳动力商品化的不同阶段。观察新加坡企业中国工程师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变化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他们在当地社会阶梯上的位置不断下降。收入从早期高于当地月工资收入中位数，到逐渐下降到低于当地月工资收入中位数；身份从“外国人才”到持“就业准证”的专业人士，再到持“技术准证”的中级技术工人。中国工程师阶梯位置的下降是同新加坡各生产部门利润水平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是当地劳动力市场重组的一部分。再以国内汽车行业为例，在1985年某德国车企进入中国的时候，当时的汽车企业是高科技行业，甚至推动了中国著名大学建立了车辆工程相关的专业。当汽车行业进入稳定发展阶段，进入汽车行业工作，显然不如进入金融行业、地产行业、互联网行业那样让人羡慕。直到新能源汽车成为经济发展的热点，相关行业才再次成为引人注目的职业。一个行业劳动者形象的标签，反映的是自由和非自由边界的历史分类，是资本划分“自由工人”与“非自由劳动力”的产物。劳动者形象标签的历史变化，对应的是该行业在各生产部门中利润率的变化。
一般注意到资本通过工资差异控制劳动力队伍，还应该看到另一种机制，即通过设置劳动者身份阶梯来控制劳动力商品化过程。这套身份阶梯不仅包括工资差异，还涉及社会地位、劳动条件、发展前景、稳定性，等等。工资差异影响的更多是已经身处某一细分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身份阶梯则可以控制不同市场的劳动者，甚至还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们。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这套机制对于尚未进入劳动力商品化进程的青年人的影响。所谓最受欢迎企业、最热门专业、最有市场前景的专业，提供了形式自由的想象依据，把优秀人才吸引到了对资本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劳动者在自身劳动力商品过程中，其理性计算当然受工资差异影响，但计算范围显然不止于此。人们往往还会考虑收入稳定性、行业发展前景、职位升迁空间、职业社会地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等因素。所谓“自由工人”指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自主选择企业，实际上劳动者做出判断所依据的条件，如收入、地位、前途、稳定性、自由度、成就感等标准，都是资本区分“自由工人”与“非自由劳动力”、分割劳动力市场、分化劳动者队伍的产物。经过这样的机制，劳动者被安置在不同的专业劳动力市场，满足不同的生产活动需求。为了争取更多的形式自由，劳动者也不得不主动积累生产经验、提高技术水平，进而更进一步依附于具体的生产活动。
政府组织一直是劳动力管理的重要主体之一。为了适应企业对于灵活性、专业性劳动力队伍的需求，政府组织也参与了劳动力的筛选和组织。生产技术进步、分工发展、跨国企业劳动过程重组推动了跨越传统国家、市场、社会边界的劳动力流对于结构化的劳动力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国政府为了满足这种要求，对内改革劳动力管理体制，破除束缚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和社会障碍；推动教育日益专业化，甚至在大学之前就实行专业分流，以培养适合各行业专业化需求的劳动力队伍；围绕人才培养的法律、政策也日益细化，往往在推动某一产业发展的规划中就明确了劳动力培养的措施，劳动力评价的标准也因应各行各业特殊的结构性不断细化，并持续调整。对外为了吸引某些“高科技”“高技术”人才相互竞争，不断放松民族国家的身份边界，开放出原来面向本国人的社会和福利领域，并设计出各种特殊的签证类型、治理机制。凡此种种，均是政府配合企业不断重新界定劳动者自由与非自由边界的活动。
随着政府日益深入地卷入经济活动，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规划必然影响到身处不同行业的劳动者。经济规划与产业政策中对于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高科技产业与落后产业，乃至环保产业与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区分，形成了生产活动先进与落后的分类。比如在近些年国内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取向下，环保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为相关领域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劳动力需求增加，劳动者在选择劳动地点、劳动条件、工资收入等方面的自由度也随之扩大。而作为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的对象，如钢铁、煤炭、水泥产业的劳动者，则不得不面对就业机会丧失的局面，劳动者选择的空间也随之受到压缩。政府为了推动所希望的先进生产活动，压缩不受欢迎的落后生产活动，也必然会相应地调整劳动力管理体制。通过法规、政策、机制的调整，推动优秀人才进入政府期望的生产领域，压缩所谓落后生产领域的劳动力供给。比如在中美科技战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在教育、科研、创业、知识产权、人才激励等方面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半导体产业人才培养和人才供给。而美国政府则直接限制了拥有美国国籍的相关行业人才同中国大陆企业合作。无论是政府通过产业政策间接作用，还是利用劳动力政策与体制直接调整供应，都对劳动者的形式自由施加了影响。
同时，政府为了推动不同地区平衡发展所推行的地区发展政策，以及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所推动的产业转移政策，也会推动不同生产活动在地区间转移，间接影响到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劳动者的就业选择。我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中部地区崛起战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等地区发展战略，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源矿产开发和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等向中西部转移，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等向东部地区聚集。生产活动在地区间的流动，带动了不同地区对于不同行业劳动力的差异化需求，塑造了新的人工运河。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能源、矿产、农产品加工业就业机会增加，从事相关生产活动的劳动者施展自主性的空间也随之增大。一位来自四川的劳动者，原来可能需要千里迢迢赴广东进入电子厂工作，忍受家人分离、生活成本增加、社会网络隔离等方面的限制。现在他可以在离家不远的城市找到类似的工作，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甚至购房定居。他在就业过程中的选择雇主的空间增大，更换雇主的成本下降，缔结劳动合约的自由度就自然增加。生产活动在地区间的转移，在移入地形成了新的地方性劳动力市场，移出地部分细分劳动力市场则逐渐缩减。新的人工运河形成了，旧的运河干涸了，身处不同地区或行业的劳动者自由与非自由的边界也随之产生了变化。
政府组织之间的竞争也会改造劳动力自由的边界。围绕能够带动经济增长、引领科技趋势或增加税收的产业与企业，政府组织之间会展开竞争。调整劳动力管理体制、保障人才支撑与劳动力供给，是政府组织吸引优势产业或企业的常见措施。国内重点城市大都有所谓积分落户的政策，打破了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分割，为部分劳动者的就业自由提供了便利，也将不受欢迎的劳动者拒之门外。此类政策根据城市经济发展规划，将劳动者依据就业、教育背景、行业、纳税、年龄、专业技能等指标进行分类赋分，通过计算外来劳动者的“积分”，制度化地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转化为获取城市市民身份的分值。比如2022年深圳积分入户政策中，对于符合20类100项紧缺工种，并具有中级以上职业技能等级的申请者就设有专门加分。近些年，各大城市“抢人大战”的新闻时常见诸媒体，范围包括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成都、西安等西部城市，乃至于部分县城。全国百余个城市竞相调整户籍政策、居住政策、创业政策、人才政策。虽然各地政策调整的内容、目标各不相同，但均面向产业结构调整或城市规模扩张，对政策对象的学历、技能做出了明确的要求。那些不符合这些要求的劳动者则仍然受限于原有的政策体系。
类似的竞争也出现在国与国之间。为了争夺被定义为“人才”的优秀劳动力，各国政府出台了各种形式灵活的移民政策，为它们各自所青睐的劳动者敞开了大门。一些原来不是移民社会的国家成立了移民管理机构，原来的移民国家制定了新的移民身份和管理体系。2004年中国采用国际通行措施，开始施行“永久居留证”制度。2013年，《出境入境管理法》明确规定，只有“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或者符合其他在中国境内永久居留条件的外国人”才可能取得永久居留资格。2015年，“中国绿卡”申请人的范围扩大到在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外商投资研发中心等7类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外国人，并要求申请人具有副教授等副高级职称以上资格。持有这种证件的外国人在中国居留期限不受限制，并拥有了在投资、购房、子女入学等方面同中国公民同样的权利。到2018年，中国更是成立了国家移民管理局，并设立了专门的外国人管理司负责外国人来华签证、留学、停留居留、永久居留、工作管理。
而在那些传统上的移民国家，吸引外国人才的政策更为复杂，且随着经济发展形势不断变化。如新加坡在本书介绍过的就业准证（EP）、技术准证（SP）、工作准证（WP）之外，还有一种高级就业准证（Personalized Em-ployment Pass，PEP）。这是新加坡政府专门为外国高收入专业人士设计的准证身份，要求这种准证的持有人年收入必须在14万新币以上（海外申请者月薪须在18000新币以上）。他们可以灵活更换雇主而无须重新申请准证，只需通知新加坡人力部即可，还可以带家人直接申请永久居民。2022年新加坡政府又新设海外专才准证（Overseas Networks & Expertise Pass，ONE Pass），让那些月收入3万新币以上或曾在中型以上企业任要职的高阶人才在即使尚未获得雇佣合同的情况下，在新加坡居留5年。不论是一国之内基层政府组织之间的竞争，还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政府组织都会或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劳动者的流动和就业。这些活动一方面为部分行业部分阶层的劳动力流动新建了人工运河，赋予他们更多的选择机会；另一方面也将此外的其他劳动者隔离开来，限制了他们的就业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