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民生：枣林中的宋代｜202407-73（总第2781期）

感谢程民生老师赐稿

原文载《中国农史》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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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枣树的政策

宋代建国伊始，即重申周显德三年（956）的诏令：“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强制百姓按户等种树，其中特别要求桑树和枣树的比例应达到规定数目的50%。不久，朝廷“又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 与以前的强制不同，推出了新种桑枣不作为财产增加赋税的优惠条件，以资鼓励。咸平元年（998）七月，宋真宗“诏诸路课民种桑枣”。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为了加强河北各地的城防，建设军事防护林，“令于河北州军配研鹿角，城四面密种桑枣，免逐年科配。” 枣树在此又具有阻挡契丹军队的功能，种植者可以免除每年的科配。熙宁五年（1072），东头供奉官赵忠政建议：河北“界河以南至沧州凡二百里，夏秋可徒涉，遇冬则冰合，无异平地。请自沧州东接海，西抵西山，植榆柳、桑枣，数年之间，可限契丹。然后施力耕种，益出租赋，以助边储。” 河北沧州以北二百里间，虽然有塘泊为“水长城”，但其水少时可以徒步行走，冬季结冰也可以行进兵马，最好建设国防林，沿北部边界种植枣树等林木，以阻碍契丹军队的进犯。这就使河北枣木种植更加发达，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

由于大量种植，枣树成为民户的重要财产，是征税的项目之一。税赋按户等征收，户等按财产划定，经常进行的居民财产登记时，“乡里检其资财，至于室庐、什器、桑枣、材木，咸计其直”，“官用以输税”， 其中包括了枣树。太平兴国元年（976）诏令：“开封府近年蝗旱，流民甚众，委本府设法招诱，并令复业。只计每岁所垦田亩、桑枣输税，至五年复旧”。可见桑枣与田地一样，是主要的不动产，标志着民户的贫富程度。枣是唯一作为资产纳税的果木。

为了调动地方官的积极性，切实贯彻朝廷诏令，宋政府把种植枣树等当做考核指标之一。乾德四年（966）诏曰：“百姓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只纳旧租，令、佐能劝课种植，加一阶。” 朝廷统一制定的考课格式中，包括：“劝课裁植桑、柘、枣之类，某官职姓名任内，劝诱人户，裁植到下项：桑若干、柘若干、枣若干”。枣树种植作为地方官的业绩，规模必须具体到棵数。大观元年（1107）“申严《考课法》”，其中包括“劝学、垦田、植桑枣、振贷、葬枯、兴发坑冶、奉诏无违、诱进道徒、赋税趣办、能按赃吏”等，  种植枣树状况是十项考核项目之一，位序前三项。具体情况，如天圣二年（1027年），朝廷指示开封府“委令佐劝诱人户栽植桑、枣、榆、柳，如栽种万数倍多，委提点司保明闻奏，各与升差使。” 凡是种桑枣多的地方官，由负责考核的官员上报朝廷，给与升官的奖励。北宋末期叶县令任桷，“招募流民，辟地一千余顷，桑枣十余万，添户五千有奇，考课为京西路诸邑之最。”  其中新增枣树当有数万棵。崇宁中，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王觉，“以开辟荒田几及万顷，诏迁一官。其后，知州、部使者以能课民种桑枣者，率优其第秩焉。” 给与切实的政治利益，优先升迁。

2.保护枣树的法令

对枣树的重视，更体现在法律保护方面。首先是禁止砍伐桑枣树木为薪柴。建隆三年（962）九月，宋太祖诏令：“桑枣之利，衣食所资，用济公私，岂宜剪伐。如闻百姓斫伐桑枣为樵薪者，其令州县禁止之。”  明确把枣树视为“衣食所资，用济公私”的两大战略物资，桑是衣的主要来源，枣就是食的重要来源了。要求各地禁止砍伐，“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这是历史上现存最早的砍伐桑枣禁令。此前，五代后晋开运初，陶榖曾上书强调桑枣的重要性以及砍伐的危害性，“欲望特下明勅，此后不得以桑枣为柴，官场亦不许受纳，州县城门不令放入，及不得囊私置卖，犯者请加重罪。”晋出帝的回答是：“陶榖方思丰国，切欲劝农，以贸易于柴薪，多砍伐于桑枣，请行禁绝。宜举科条，仍付所司。” 他肯定了陶榖的出发点，但没有立即赞同，认为应当查查过去有没有禁止砍伐桑枣的禁令，如有就依法让有关部门酌情处理，言外之意即如没有就不管，也就是说他并不以为此事的重要和急迫。到了后汉隐帝乾祐元年（948），殿中少监胡崧上言：“请禁砍伐桑枣为薪，城门所由，专加捉搦。”随即得到了皇帝批准。所禁其实只是将桑枣树木带进城市当做柴买卖，重在进城买卖，不在砍伐，在农村买卖、自家当柴烧均不禁止。而且也未见诏令，同时也证明此前陶榖的建议确实没有被采纳。由此可见建隆三年宋太祖诏令的珍贵性。

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再次重申：“禁伐桑枣为薪。” 即使在战争期间，也不放松对于枣树的保护，主要针对军人。雍熙三年（986）宋军北伐，诏令“应大军入界，百姓倍加安抚，不得误有伤杀，及发掘坟墓，焚烧庐舍，斩伐桑枣，掳掠人畜，犯者并当处斩。” 严禁宋朝军队毁坏幽州境内的枣树，因为收复后就是宋朝的财产，否则处以斩首。在本土内行军更是如此，如澶渊之役期间，宋真宗于十二月严寒中下令王超部开赴前线，“王超等言率大军赴天雄，虎翼卒二人，辄入村落伐桑枣为薪，已按军法。” 所谓的军法，就是斩首，毫不含糊，即使寒冬野外宿营也不例外。另一种保护是禁止烧荒毁坏枣树，法律规定：“诸荒田有桑枣之处，皆不得放火”。  只要种有桑枣树的地方，周边就禁止放火，以防蔓延致使桑枣树焚毁。此令属于防范之策，考虑周全。

以上种种措施，枣树都于桑树并列。平心而论，桑树所出的丝织品是宋代服装面料以及幔帐等饰物的主要来源，地位高于枣树，毕竟，作为辅食和果品，并非如丝织品那样不可须臾或缺。但二者的并列强调了枣树的重要性，提高了枣树的地位，有利于枣树的进一步发展。总之，可以认为枣树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

1.北方主产区

通常认为枣树本种原产于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一枚碳化枣核。所谓“北方之弧以枣，枣者，北方之草，冬木也。” 枣是北方的代表性林木。发展到周朝已经非常兴旺，战国时期的苏秦曾指出，燕国“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实于民。此所谓天府也。” 产量极大的枣是可以取代庄稼的木本粮食、经济命脉。汉代枣业中心转移到天下之中的三河地区之一河东，具体在现山西运城的安邑，司马迁言：“安邑千树枣”与“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等，“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如按其夸张的说法，安邑的一棵枣树产值等于齐鲁的一亩庄稼，虽属过分，但可感知安邑枣的知名度和经济效益。到三国时期，河北冀州赓续历史，枣业仍然十分发达。曹魏大臣杜恕指出：“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征求之府”， 枣是其富庶的标志之一。延续历史传统，宋代“今园圃皆种莳之”， “今近北州郡皆有，” 枣业更加普遍，但主要分布于北方。

河北路依然保有一定的优势。如真定，有“枣梨阴翳忽如雪”的盛况。相州“土地平旷膏沃，桑枣相望”， 邢州内丘，“枣林绵亘”。南宋初的周紫芝写道：“枣熟梨黄河朔秋，颇闻箕敛不胜愁。” 河北的秋季是以枣熟、梨黄为标志的，果实之多，以至于无处存放。但其风头已经被京东路盖过。

京东路果木，以枣最盛。熙宁五年（1072），东头供奉官赵忠政指出：“今齐、棣间数百里，榆柳桑枣，四望绵亘，人马实难驰骤。” 桑枣等林木密布境内，大队人马难以行走。苏轼任徐州知州时，有词提到：“簌簌衣巾落枣花……敲门试问野人家”， 道路两旁都是枣树。京东路大枣是宋代三大产区之首：“生枣并生河东，今近北州郡皆有，而青、晋、绛者特佳，江南出者坚燥少脂……唯青州之种特佳，虽晋、绛大实，亦不及青州者之肉厚也。” 青州枣以果肉丰厚著称，其中以战国时从燕国移植的乐氏枣尤为著名：“形大核细，多膏甚甜”，每年上贡万余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增为一万五千颗，  后来六尚局供奉的青州枣猛增为十万颗，大观年间减作五万颗。可见青州枣不但质量最佳，产量也很大，是皇家食用的主要供应基地。南宋初年周紫芝闻听淮寇渐平，作诗云“明年御枣红千颗，又见青徐入贡来。” 说明青、徐州等京东路大枣，因多上贡，有“御枣”的美誉。应天府的枣也很有名气：“睢阳多善枣，鸡冠枣宜作脯，醍醐枣宜生啖，或谓枣是圣花儿。” 既有时令鲜果上市，还有经加工可长期保存的枣脯，都是优良品种。京东齐州人吕颐浩，曾被“直指为山东噉枣栗一氓”，  意为吕颐浩不过是山东吃枣、栗的一个普通人而已，可见枣在京东的指代性很强。

河东路是大枣主产地之一，所谓“生枣并生河东，今近北州郡皆有，而青、晋、绛者特佳”，此外还有“今河东猗氏县出大枣，子茹鸡卵。” 三大产地中，河东拥有晋州、绛州两地。而绛州土产干枣。襄陵县“红枣林繁欣岁熟，紫檀皮软御春寒”， 枣林繁茂。此外，太原榆次县南的台壁谷，“出美枣”。宋代俗话有云：“南人夸橄榄，河东人夸枣”， 就是说枣为河东路标志性的特产，像广西人日常嗜食橄榄一样嗜食枣。

北方其他地区也多枣树。乾德三年（965）四月，开封府的尉氏、扶沟二县风雹，“害民田，桑枣十损七八。”  开封郊外有“桑枣园”。  欧阳修在京西路颍州写道：“白醪酒嫰迎秋熟，红枣林繁喜岁丰。” 京西上蔡有着茂密的枣林：“上蔡城边雉兔肥，满川桑枣绿成围”。陕西路的虢州，枣是当地重要土产。宋初的蒲州土产天蒸枣，  也是名优产品。

2.南方辅产区

大枣是北方果树，故而南方的大枣常常被忽略，历来有“江南出者坚燥少脂”之说， 甚至斥谓“南枣大恶，殆不堪噉。” 实际上不能一概而论，从药用价值而言固然如此， 如药学书云“南郡人煮而后暴，及干，皮薄而皱，味更甘于它枣，谓之天蒸枣，然不堪入药。”  但从食用价值而言却不乏佳品，个别地区产量也不少，应该重视。

南方地区以淮南路产枣最多。曾巩在宿州灵璧看到：“梨枣累累正熟时，粟田鹑兔亦争肥。” 有游客写到：“长淮以西，野岸旷平，撰杖西风，或憇柴荆，桑枣荫塗，葭苇连汀”。道路两旁密植着枣树和桑树。南宋初宋军与伪齐交战于盱眙，宋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与伪齐将郦琼相遇，吕祉曾“下马立枣林下”。  周紫芝也有诗记云：“师行朔野不记年，两淮千里无炊烟。……会见今年八九月，处处枣红梨子黄。” 果树景观与北方无异。光州城外有传奇色彩的新品种葫芦枣，价格是其它枣的三倍，“人怀核植于它处，则不然。” 作为地方特产，其它地方无法引种。就大枣质量而言，最北部的亳州巨枣非常突出：“沛谯有钜枣，味甘蜜相差，其赤如君心,其大如王瓜，尝贡趋国门，岂及贫儒家”，又甜又大又红的枣，也有“御枣”之美名。就产量而言，南宋绍兴和议后的一段时间，淮南人“入秋剥枣则蒸以寘诸门，任南人食之，不取价。” 数量之多，蒸熟的枣可当作主要果品乃至食品，免费济助诸多南方福建来打零工的民众，并不值钱。总的看来，淮南的枣业不亚于北方地区。

经济发达的两浙地区，可看到不少枣林。据杨万里诗云，也有：“白鸥池沼菰蒲影，红枣村虚鸡犬声。” 满村掩映在枣林之中。以越州最多：“枣棘，大者枣，小者棘，盖若酸枣所谓棘也……萧山县有白蒲枣、水菱枣、马枣、亳州枣、木枣，诸暨有棘子，其实圆，九花九实，谓之九熟枣。近城亦有之，然不及也。” 有六种之多。嵊县多产青枣：“枣在嶀山间，往往青枣耳……若萧山则赤枣，甚奇。”  杭州出产盐官枣最有名：“枣，盐官者最佳，然不甚大。” 杭州人张镃列举全年的赏心乐事，七月有“珍林剥枣”， 显然是常见行为。常州“枣有小大二种。” 湖州“枣……今土人亦种之”，  其安吉县即有枣园村。苏州常熟县土产果树中有枣树。

其他南方地区，时见枣树稀疏生长。江东路如徽州，“枣或脆而多津，或大而理疎。” 王安石罢相居建康，“从蒋山郊步至民家，问其翁安在？曰：‘去扑枣。’” 男主人专门到与家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收获枣，表明有一个自家的枣园。元代镇江土产“枣：有数种。实大味美而色莹白者名牙枣，锐其两端者名梭枣，小而圆者名羊矢枣，丛生山径间、实小而酢者名酸枣。” 当为宋代的延续。湖南潭州出产大枣，当地有三种土产以个大而很著名，其中包括“藕如船大枣如瓜。” 即大莲藕和大枣。福州“枣种类非一，方者名骰子，尖长者名龙牙，不坚实者名麸枣。” 有三个品种。四川普州土产中，首要的就是枣：“枣、梨、藕（郡土硗瘠，无珍异之产，惟铁山枣、崇龛梨、天池藕三者，皆陈希夷所种）。” 湖北如秭归县，有枣子林。  西南地区罕见枣树，宋真宗咸平初，朝廷诏令各地广种桑枣，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却报告说：“准诏课植桑枣，岭外唯产苎麻，许令折数，仍听织布赴官场博市，匹为钱百五十至二百。” 因为广西并不适宜种枣，要求朝廷允许因地制宜，多种苎麻以抵充其数。

总的来说，宋代枣树主要分布于北方，其次是东南地区。但作为大众喜爱的果品，大枣却贩运全国销售。南宋时，由于南北分裂，北方果品难以南下，陆游感叹道：“北商久不通，梨枣罕登盘。山舍惟有橘，琐细如弹丸。此外则柿栗，收拾猿鸟残。”  浙江等地不能得到枣梨等北方果品，仅靠本地的枣树显然无法满足需要。

1.食品

古人之所以特别重视大枣，很大因素是可以顶替粮食当做食品，如罗愿所云：“若果蔬之属，唯瓜足以去时暑，枣足以救岁乏，故重而记之。” 瓜可以用来解渴消暑，而枣可以供灾荒年救命。所以有“北方之人，多以枣为餐”的说法。  在北方，枣多用来当饭食用。一是因为饱腹顶饥，二是因为产量大足以保障。在东南地区同样如此，晚年居住家乡越州的陆游诗云：“野叟身常杂佣保，苐圃荒庭自锄扫。小儿耕养堇堇足，大儿游宦垂垂老。朝餐未破百瓮韲，晚饷犹存两囷枣。” 家庭生产的粮食勉强够吃，晚餐主要靠红枣为食，故而家中像储藏粮食一样储备有两囤干枣。他的另一首诗表达了同样意思：“药裹关心处，篝灯照影时。文书用遮眼，枣栗可无饥。” 只要有枣、栗，就不怕挨饿。南宋端平入洛之役，宋军狼狈败归，因粮草不继，所处京西路千里无人烟，“凡食桑叶者两日，食梨枣者七日，乃抵浮光。” 枣林中无人收取的枣成为救命的干粮。故而，逢战乱年代，聚集避难或武装自保的团体，往往重视储备干枣。如南宋初，民间武装王才等人接受宋政府的诏安时，所盘踞的“山寨上有石井三口，系山泉，有牛约一千余头，梨、枣、干粮用大屋三间盛贮。” 宋政府也曾将枣用于军需物资。如宋初出兵四川伐后蜀时，赵匡胤专门“赐西川行营将士枣，蜀土之所乏也。” 元丰年间攻打西夏,宋朝“军须调发烦扰，又多不急之务，如绛州运枣千石往麟、府，每石止直四百，而雇直乃约费三十缗。” 运输成本远远高于实际价值，恐怕不能说是不急之务，应有其必要性。前文已经指出绛州土产干枣，一次性输出上千石，可见其出产丰盛。

日常生活中，枣多用来辅助粮食，增添美味和美感。如开封端午节，“以糯米煮稠粥，杂枣为糕。” 把枣制作成枣粥、枣糕。清明节时枣食品成为主角，民户“用面造枣䭅、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 。枣䭅是枣泥与面粉捏出燕子形状的花馍，即“以枣面为饼”纪念介子推，如同粽子纪念屈原一样 。当天外出郊游后返城，“各携枣䭅、炊饼”等，叫做“门外土仪” 。宋代开封民间发祥的腊八粥，主料也有枣：“腊月八日梁宋俗，家家相传侑僧粥。栗桃枣柿杂甘香，蓤椇芝栭俱不录。” 逢重大节日皇帝赏 赐近臣，如“凡立春，宰臣、亲王、使相签赐”四种饼，包括“大枣蒸饼”等 。大枣蒸饼应该是高档食品。王安石诗云“广庭觞圣寿，以此参肴蔌”，即皇帝生日大宴上有枣。如宋徽宗生日时，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赐宴中有“油饼、枣塔为看盘” ，南宋杭州在集英殿宴请金国使者，有“枣䭅子”为看食之首 ，起着赏心悦目的食物景观作用。宋孝宗请夜间值班的周必大小酌，下酒的只有“玉小碟贮枣” 。逢重大节日，皇帝要给近臣节日赏赐，如“凡立春，宰臣、亲王、使相签赐”四种饼，包括“大枣蒸饼”等。大枣蒸饼应该是高档食品。宋代开封民间发祥的腊八粥主料，也有枣：“腊月八日梁宋俗，家家相传侑僧粥。栗桃枣柿杂甘香，蓤椇芝栭俱不录。” 煮枣还用来给婴儿做辅食：“炊菰觞父老，煮枣哺雏婴。” 苏轼上书中提到：“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榖，岂不难哉。” 看到河北、河东到处都是枣、栗，就想废除五谷庄稼，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想法。但是这并不影响大枣作为重要食品的事实。

我国古来多酸性调味品，而以枣为醋，始见于北宋寇宗奭的《本草衍义》：“有米醋、麦醋、枣醋”。属于对枣的深加工，使之发挥更多的饮食功能。

2.果品

无论鲜枣还是干枣，在很多地方都是口粮果品。

鲜枣最直接。欧阳修诗云：“秋来红枣压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盘。” 就是从树上打枣直接装盘食用。正如前引王安石诗云“在实为美果……余甘入邻家，尚得馋妇逐。况余秋盘中，快噉取餍足”。尤以京东御枣为代表，“甘美轻脆，后众枣熟，以其甘，故多生虫。今人所谓扑落酥者是。又有牙枣，先众枣熟，亦甘美，但微酸，尖长。此二等止堪啖，不堪收曝。” 此类鲜枣以甘美酥脆为特色，生吃最佳，但不宜作干枣。连江东路徽州，也有“枣或脆而多津”。岳珂有诗云：“硕枣名亭此地传，况逢新摘正芳鲜。”  陈鉴之所作诗“甘旨娱母颜，雍雍春满室。咿哑索梨枣，诸儿事绕膝。” 也是老人、儿童都喜爱的鲜枣。

枣的产量大，鲜枣一时吃不完，不便保存和长途贩运，便使用三大形式加工。常见的是蒸熟食用。前言淮南人“入秋剥枣则蒸以寘诸门，任南人食之”即是。高档者如清河郡王张俊招待宋高宗的果品中，就有大蒸枣。甚至长途邮寄，如黄庭坚与人写信透露：“寄大蒸枣，乃所乏也。” 更多的是晒成干枣长期存放，可以全年食用。曾在太原做官的倪彦及云：“太原人喜食枣，无贵贱老少，常置枣于怀䄂间，等闲探取食之。则人之齿皆黄，缘食枣故。”  属于日常生活中最普及的零食或必需品，如同二广地区人嗜食槟榔一样，足以说明枣的产量很大。史料中诸多长途贩运的大枣，基本都是干枣。其三是深加工的高档枣脯，如北宋寇宗奭云：“青州人，以枣去皮、核，焙干为枣脯，以为奇果。” 附加值大增，价格比较贵，一般人吃不起，正如苏轼对驸马都尉王诜所言：“屈居华屋啖枣脯，十年俯仰龙旂前。”  身居华屋的贵族才得以享用。

3.商品与礼品

上述情况表明，枣无疑是宋代重要的商品。大枣成熟季节，累累满树的果实成为商品，装箱销售。近代河北内丘的场景，最具代表性，也可反映宋代的情况：“梨枣从来数内丘，大宁河畔果园稠。荆箱扰扰拦街卖，红皱黄团满店头（北人谓道上聚落为店头）。”  季节性的大规模枣梨水果市场，证明枣是当地主要的生产形式和农副产品之一，应当是以批发外销为主。因为凡是枣梨主产地，居民家家户户都有种植，零星的购买根本不能撑起零售市场，大批的流通方向一是城市，二是南方。即便是耐存放的干枣也是如此。

最大的零售市场，无疑是人口、资金最多的都城。元丰七年（1084）宋神宗诏令云：“如非提举汴河提岸司船栰,辄载西河盐、枣、谷,陶器、皂荚过西京及入汴者,虽经场务出引投税,许人告捕, 罪赏依私载法。”  反映出大批陕西枣通过漕运进京。孟元老记载，中秋八月，“瓜果梨枣方盛，京师枣有数品：灵枣、牙枣、青州枣、亳州枣。” 市场上至少有四个品种，大多来自外地。相传宋徽宗曾冶游李师师家，吃到“鲜枣大如卵，皆大宫所未供者，帝为各尝一枚。” 如此大枣，连皇帝都是初次品尝，可见珍贵。鲜枣以外，另有蒸枣。开封士人张拱曾遇见一道士，便施舍给他一钱，后表示想追求不食而饱，“俄有鬻蒸枣者来，道士乃以先所掷一钱买之，得枣七枚。” 零售价一文铜钱可以买到七颗蒸枣。市场上还有枣脯：“青州枣去皮、核，焙干为枣圈，达都下，为奇果。” 加工的枣肉变成东京的高档果品。另有枣䭅、胶枣、枣圈、牙枣、蒸梨枣 等多种果品，十分丰富。南宋杭州虽在南方，市场上并不乏枣。张俊在家中接待宋高宗时，果品中即有大蒸棗。西湖老人列举市场上的果品，包括“御枣圈”“南京枣”“蜜枣儿”“酥枣儿”“盐官枣”。所言御枣圈，估计就是上文所述北宋时供应东京的青州奇果。刘辰翁词中言：“空回首，御街人卖南京枣。” 有从已经属于金国的宋南京应天府长途贩运而来的名枣。至于南宋其他地区，大枣供应就有限了，身在越州的陆游就抱怨道：“北商久不通，梨枣罕登盘。”  本地枣的数量和质量显然有限。

有不少商人经营贩卖大枣。如京东单州砀山县染户朱从，兼营贩枣，曾“因贩枣往南京界刘婆家，得一小儿曰遇僧，以枣博归养之。” 南京出产、批发优质大枣。杭州商人乔俊也兼营贩枣，他有“三五万贯资本，专一在长安崇德収丝，往东京卖了，贩枣子、胡桃、杂货回家来卖……明道二年春间，乔俊在东京卖丝已了，买了胡桃、枣子等货，船到南京上新河泊”，在此看中一女子想买为妾，托梢工前往表示：“邻船上有一贩枣子客人，要娶一个二娘子”。他虽然倒腾多种各地特产，但名份上却是枣商贩。

枣作为礼品，民间另有寄送馈赠渠道。梅尧臣在开封做官时，淮南亳州长官寄来一小箱大枣：“沛谯有巨枣，味甘蜜相差。其赤如君心，其大如王瓜。尝贡趋国门，岂及贫儒家。今见待士意，下异卢仝茶。食之无厌饫，咏德曾未涯。” 枣又大又甜，令梅尧臣食不停齿，赞不绝口。苏轼在地方做官时，给友人写信道：“必欲寄信，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 干枣是他的口腹之欲。黄庭坚也写信感谢友人馈寄大蒸枣：“得书，知同新妇诸姪安胜为慰。寄大蒸枣，乃所乏也。” 这三位文学大家都喜欢食枣。

大枣最突出的特点是维生素含量非常高，而且富含氨基酸、糖类、矿物质、有机酸等营养物质,有补气养血、健脾益胃、养肝补脑、美容养颜、改善睡眠、增强体力等诸多功效与作用。故而被誉为“天然维生素丸”，历来是养生的重要食物和常用药材。

道家养生，常以枣为唯一食物，有“大枣久服长生，不饥”的理念。苏辙言刘凝之“始得道士法，却五榖，煮枣以为食，气清而色和。” 不吃粮食，只吃煮枣，其中养分足以保持健康。对于老年人而言，枣是很好的补品，所谓“果蔬枣酒，皆为养老之具。”  越州的陆游喜爱吃枣，自言：“丰汝梨与枣，养汝汞与铅，防疾如待敌，爱气如守关。” 他笃信道教，常服丹药以及枣梨。

在中医药中，枣是常用药材。宋人认为：“百益一损者枣，一益百损者梨。医氏目枣为‘百益红’，梨为‘百损黄。’” 枣对人有种种益处，一损不过是久食引起齿黄以及“生枣食多令人腹胀”， 其实任何物品多食都有害，不独大枣。宋初安州医生宋氏，乃至以枣为两大治疗药物：“视疾不问贫贱，仍载粟枣，乏者遗之。”  因此，枣也是最佳药引子之一，“和百药毒”即中和百药，适用于多种药方：“道家方药以枣为佳饵。其皮利，肉补虚，所以合汤皆擘之也。” 许多老年病适合食疗，如“食治老人上气急，喘息不得，坐卧不安，猪胰酒方。猪胰（三具，细切），青州枣（三十枚）。上以酒三升浸之，若秋冬三五日，春夏一二日，密封头。以布绞去滓，空心，温，任性渐服之，极验”；又如食治老人气急，胸胁逆满，食饮不下的枣煎方：“青州枣三十枚（大者，去核），土酥（三两），饧（二合）。上相和，微火温令消，即下枣搅之相和，以微火煎，令苏饧泣尽即止，每食上即噉一二枚，渐渐咽汁为佳。”  即有良好的疗效。

枣树其他部位也有可用作药材者。如枣根具有祛风止痛、补脾止泻、调经止血等功效。宋代有以枣根为主的枣根汤：“枣根四两，丹参三两，菊花一两半”。主治小儿丹毒色变无常者。枣树根含有大量的芦丁成分，则是治疗头发秃落的一种药材。  枣树叶在中医上具有清热解毒之功效，尤适宜小儿发热、疮疖、热疿、烂脚、烫火伤。如治体热疿疮的滑石散方：“滑石末（三两），白矾灰（一两），枣叶（四两）”。以枣叶煮水的枣叶饮，“治小儿时气五日以后热不歇”：“枣叶（一握，切），麻黄（一两，去根节），葱白（一握，切），香豉（一分）”。枣膏既是药材，也是合药物品，起粘合剂作用。如治诸风缓纵不随的牛黄清心圆，包括“大枣一百枚，蒸熟，去皮、核，研成膏”，诸药“为细末，入余药和匀，用炼蜜与枣膏为圆”。所谓蜜圆，有枣膏的贡献。

枣树为宋人的健康做出了贡献。

枣木是多年生木本植物，生长期长，质地坚硬密实，木纹细密美观，耐腐耐磨，又耐虫蛀。故而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枣树又名赤金檀，而环渤海地区又称渤海铁檀。古代枣树有“嘉树”之誉， 作为优质木材广泛使用，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宋神宗时，朝廷杂买务每年收买河北、京东两路枣木二万四千八百五斤。  在宋代，有两大用途十分突出。

1.印刷雕版

坚实的枣木虫不易蛀，自唐代雕版印刷兴起以来，刻书多用枣木或梨木为版，遂使“付之梨枣”成为书籍出版的雅称。

宋代是雕版印刷蓬勃发展时期，各类作品得以广泛传播，造成书籍数量猛增。杨万里有诗赞道：“《东坡文集》侬亦有，未及终篇已停手。印墨模糊纸不佳，亦非鱼网非科斗。富沙枣木新雕文，传刻踈瘦不失真。纸如雪茧出玉盆，字如霜鴈点秋云。” 福建麻沙是宋代最大的商业书籍出版基地，印书最多，新雕刻的枣木板苏轼文集字画严谨美观。两宋之际江西官员王庭珪去世后，其后学“诠次先生之诗文凡若干卷，将刻枣以传。” 湖南士人刘子驹身后留有文集二十卷，“湘中学者，欲属士人刘光祖刻枣以传矣”。所言的刻枣都是指出版。

摹刻法书出版，需要更高的雕版技术和更好的板材，枣木仍是最佳材料。淳化年间，酷爱古人法帖的宋太宗，“捜访古人墨迹，令王著铨次，用枣木板摹刻十卷于秘阁。……乃亲王、宰执、使相除拜，赐一本，人间罕得。当时，每本价已八贯文。”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淳化阁帖》，收入一百零三位名家的法书共四百二十帖，从而主宰了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掀起了官私刻帖之风。

宋代文化繁荣，枣木起到了传承文字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2.造船

古代都是木船，材料一般选用优良的硬木,北方地区造船通常使用枣木。南宋官员戴埴指出：“予尝询之并海篙工，谓北舟皆枣诸杂木，遇咸水多湿且重滞。” 所言北方指金国，但沿袭的无疑是历来的传统。史载：“晨鳬，即青桐大舡名，诸葛恪所造鸭头舡也，预章㭠（音铣，枣木）诸木，皆以多曲理，盘节为坚劲也。” 三国时期孙吴大臣诸葛恪，即用豫章枣木制作青桐大舡，则古代南方也用枣木造船。枣木有时用之于辅材，当代天津静海县发掘的一艘宋代木船，承担着支撑船体结构、分担船舶荷载、增强船体强度和刚度等重要功能的船肋，即多用枣木和檀木。

3.其他工具和用途

枣木适用性强，可制作多种器具。比如最受关注的宋代新农具秧马，就使用了枣木。苏轼记载：“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 秧马就是插秧时使用的工具，可以坐而不用弯腰，可以载少量的秧苗而不用频繁运送。其最关键的部位是陷入泥水中的腹部，需要光滑不渗水，枣木是两种木材之一。

制作琴具常用枣木。如琴足：“宜用枣心、黄杨或乌木，盖取其坚实。”再如琴案：“宜石面为第一。次用坚木厚为面……若用木面，须二寸以上，若得大栢、大枣木，不用胶合，而以漆合之，尤妙。” 名琴能够流传千古，与其用料不无关系。

更稀奇的是，枣木还可以当染料。南宋赵彦卫言：“而今之茜，又谓之乌红，系用苏方木、枣木染成，则非古之茜矣。” 历史上长期用茜草染红，到宋代茜染的风头逐渐减弱，代之以红花、苏木，偶尔也有枣木染。宋代收字最多的权威音韵著作《集韵》记载，“浾：棠枣木汁，可以染。” 棠枣是枣树一种，红色的木汁可以染色。

美好的东西不仅是物质实用还有精神作用。枣在历史中有着文化意义，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和藉慰。

1.祭品与合香

大枣历史上有“美枣”之称，仿佛百果之王，故而常被当做敬神祭祀的供品，以及合香的香料。

宋仁宗时礼官、宗正规定：太庙四季荐新，“逐室时荐，以京都新物，略依时训，协用典章。”其中“秋孟月尝粟尝穄，配以鸡，果以枣以梨”。朝享太庙时，各种礼器供品排列有序，其中第三行“乾枣在前，湿枣、栗、湿桃、干桃、湿梅、干䕩、榛实又次之”。最隆重的南郊祭天奉祀中，枣是不可缺少的供品，“设枣栗笾于敦南，枣在西”，“笾有十八，设于簠簋之南，北上，䋫。郑云：尚枣，枣美……稷簋之南枣，枣南湿枣，湿枣之东栗”。南宋祭祀武成王庙，一度“废牲牢，且用枣脯二笾而无配享”， 枣脯为唯一祭品。其他祭祀同样大多有枣，突出枣是因为枣内外都美。在此，枣成为人对神的美好贡献，具有神圣性。

枣作为美味，不仅体现在味觉，还体现在嗅觉。古代盛行焚香，宋代焚香、制香达到一个高峰，红枣在其中起到一定作用。如《汝檀印香》主料包括半斤枣：“黄熟香六斤、香附子五两、丁香皮五两、藿香四两、零陵香四两、檀香四两、白芷四两，枣半斤，焙”。《汉建宁宫中香》也包括半斤枣：“黄熟香四斤、白附子二两、丁香皮五两、蕾香叶四两、零陵香四两、白芷四两、茅香二斤、茴香二斤、甘松半斤、乳香一两（别器研）、生结香四两、枣半斤（焙）”。原料以外，还常常用作调和剂。如《清心降真香》明确要求其中的“白茅香三十两（细剉，以青州枣三十个，新水三升同煮过，复炒令色变，去枣及黑者，止用十五两。）”又《宣和内府降真香》：“更以好酒半碗、蜜四两、青州枣五十个于瓷器内，与香同煮至干为度”。或者充当粘合剂，如《汴梁太乙宫清远香》：“为细末，以肥枣半斤蒸熟，研细如泥，拌和令匀，如黄豆大，爇之。或炼蜜和剂亦可。” 所用蒸熟的枣泥，也可以用蜜代替。如此炮制出的合香，增添了别致迷人的甜味和焦糖的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