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婴室是国家迈向现代性的产物，其以空间形式存在，形成转译的城市青年女性母职实践，更建构出媒介的转译之传播过程。在这种传播过程中，从母亲到母职的转变历程成为作为媒介的母婴室之经验材料与现实体验，也成为分析母婴室空间建构的理论出发点。
1.母亲研究:从文学走出的社会建构
李银河在其著作《女性主义》的序言中将母亲在中国家庭中的地位高于西方视为我国社会中女性地位的文化特色[6]。诚然，放置历史的视角，即便从学理角度审视，母亲的身份也是多元且丰富的，从以波伏娃(Beauvoir)、里奇(Rich)、乔德罗(Chodorow)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中的母性传统到以克里斯蒂娃(Kristeva)、西克苏(Cixous)、伊丽加蕾(Irigaray)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理论视野中的母亲建构再到以丹琴(Donchin)、斯坦沃思(Stanworth)、瑞萍(Rapping)等为代表的后现代语境中的母亲身份[7]。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女性主义学者从不同角度聚焦母亲，对母性进行建构，并呈现出60年代的抵制母亲身份、70年代的寻找母性力量、80年代的转向身体与
伦理、90年代的走向多声部的不同阶段[8]。在中国，母亲的研究反映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关注转向，其研究现状主要包括女子教育、生育育儿、国家干预和文化建构四个方面，但将母亲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还比较缺少，研究有待进一步发展[9]。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来，作为“理想照顾者”的母亲与作为“理想工作者”的男性形成了一定的文化规则[10]。随之而来的在育儿领域，对母亲角色的关注也从“工作第一”逐渐转变为以“孩子为核心”的“好妈妈”[11]。在媒体建构层面，有学者基于流行育儿杂志《父母必读》的话语分析，探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母亲角色建构，发现母亲形象的媒体再现呈现出20世纪80年代的提倡父母共同育儿到90年代强调母亲素质及21世纪以来的多元化好母亲的不同阶段[12]。
我国母亲的角色研究往往与特定物密切相关，如有学者曾将纺织视为一种文化表达的形式，认为“纺织女”代表了一系列拥有正面品德的女性形象、母亲身份，这既指母亲与织物之间透过气味、手势与身体等形成了一种深刻的象征性关系，也指织物自身的某些特点构成了母亲意象的相似性联想[13]。也有学者立足于史学视角，通过梳理婴儿哺育方式由母乳渐转牛乳的过程分析近代中国母亲角色和社会的变化。其认为从母亲视角审视近代中国的婴儿哺育问题，可以反映强国强种、科学话语对于母亲的规训及内化于女性的性别观念，尤其是母亲角色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产生了怎样的变化[14]。
2.母职与父职:角色的定位、规训与演变
母亲角色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回顾历史，母亲的职责是呈现一个不断“加码”的过程。在近一百多年间，中国至少经历了三个有重要特色的阶段:一是清末民初从传统儒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三是市场转型后以消费主义为中心的当下。女性肩负“生产”与“再生产”双重任务，所担负的职责不断加剧[15]。我国自古以来的“贤妻良母”定位影响深远，这种观念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男女平等观念的广泛传播也开始发生变化，顺应“男女平等”的浪潮，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相联系，由此发展出新情境下的妇女“母职”和“妻职”内涵[16]。
母职是一种社会建构，并由此搭上了社会化的鲜明烙印。就城市青年女性而言，城市中的母职认同受到来自传统的性别意识形态、职场规则及科学育儿知识等方面的影响，城市女性“好妈妈”身份建构呈现出调整自己的工作状态以符合“好妈妈”的母职期待和将母职视为一种团队工作、使母职和职场工作达成平衡和相容状态[17]。在这种因素规训下，城市女性的母乳喂养常展示出生物性与社会性的面向交互作用，将女性的身体异化成“以哺乳为中心”的身体，受到市场和商业的形塑，其分工形态亦与家庭的性别观念和经济状况息息相关[18]。随着现代化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母职的社会建构也受到了媒介技术的作用，有学者曾以香港菲佣为例分析远程通信在普及前后的母职建构方式，发现其能够克服地理隔绝带来的不便，为她们的孩子建构一种母亲的“虚拟在场”，进而从情感和道德两个层面履行其母亲职责[19]。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为母亲与孩子沟通创造了便利，也帮助妈妈们形成了一个同辈支持社区，提供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而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建构“母职的迷思”，即女性囿于母亲身份而放弃独立性和自主性[20]。母职的定位偏差更带来许多社会问题，有学者提出“性别—母职双重税”概念用以诠释这一现象，即性别文化规制带来了刻板印象，而该印象反过来维持并强化了文化规制的作用，由此形成“母职文化”与“理想母亲”期待和“人力资本”与“理想员工”期待，而同时满足这两种期待是十分困难的[21]。
与母职相对应的是父职的存在与演变。中国现代母职和父职生成于清末以来的现代化转型，1929—1933年间国共两党的劳动法搭建出了现代职业妇女的母职和现代父职模式:以无酬照顾为主、赚钱为辅的母亲和以赚钱为主、很少照顾子女的缺席父亲[22]。受传统性别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儿童照顾层面上的父职角色长期被边缘化，并逐渐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父职实践的路径固化[23]。母职的实现是以父亲履行父职为基础的，父职与母职的分工应该摒弃刻板印象，遵循个体实际情况进行安排[24]。其实当下的父职已经发生了诸多转变，对于未成年子女，积极为孩子提供日常照顾的关爱父职正在萌芽，新旧的父职话语呈现出相互收编的交织之态[25]。在“反思父职缺席”的研究视野下，现有父职研究多关注于父职缺席的因素以及引发的性别、家庭与社会困境。该视角忽视了对男性参与早期育儿实践的关注[26]。在本文分析母婴室与育儿实践的背景下，这不免成为探究研究问题的突破口与适宜视角。
研究发现，作为媒介的母婴室将母职转译为被强化与建构的母职内涵、认同与信任的母职角色、共鸣与共情的母职群体，进而催生出对于母婴室的空间建构之反思，形成空间转译—想象的母职。
经过调研发现，座椅、沙发、洗手台、换物台、婴儿床成为母婴室中的常见物品，工作场所母婴室中哺乳妈妈群体使用母婴室的次数集中于每日两次，分布在上午与下午。工作场所的母婴室的主要用途为存奶，商场、机场等场所的母婴室多用于哺乳、换尿布等，由此服务于哺乳妈妈群体。母婴室的存在极大方便了哺乳妈妈群体的上述需求，为她们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
母婴室设置与否、规模如何等与设计主体、承担单位等有关，并会因此形成一定的设计惯性，形成整体母婴室打造的特色与风格。
“公司的母婴室各方面都比较贴心，因为做母婴室规划的负责人也是女性，然后她其实是能够想到很多实际应用上面的一些便利性，比如说公司的母婴室是有冰箱、消毒柜、置物架，然后包括沙发、桌子、电源线，这些提供的都还比较齐全，而且整个环境的布置是比较温馨的这种。”
母婴室设置与管理者自身角色、性别密切相关，女性管理者更易体恤到哺乳妈妈的母婴室需求，完成母婴室的空间构建，这也为青年一代的空间认同提供了良好助力。
1.母职内涵:归属感的空间氛围打造
母婴室呈现出更加具有归属感的空间氛围。母婴室的存在为哺乳妈妈群体的工作生活提供了较大便利，更建构了她们的信任感与依赖感，成为紧张忙碌工作生活中的“暂停空间”。
“我觉得对我而言它是一个可以临时停靠的地方，比如小孩突然哭闹，我不会特别的紧张了。”
母婴室为哺乳妈妈提供停靠的“港湾”，而这种作为基础设施的“港湾”分布却是不均匀的，特别是在一些公共交通密集、母婴室需求量比较大的区域，母婴室恰恰紧缺，为哺乳妈妈群体的日常带来不便。
“至少如果每一个站点，你每一条线路上可能隔那么几个站点或者换乘站的时候，基本上要有一个这样的模式。母婴室最好是自带洗手间，但是要跟洗手间是区隔开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方面是卫生，另一方面是方便。”
在已经建造的母婴室中，其环境设置往往以浅色系为主，给人以安静、温馨的视觉观感和使用体验，并配有座椅、桌子、洗手池等设备，这些空间中的组合搭配使得母婴室成为极具家庭相似度的空间，并在为哺乳妈妈提供喂奶、换尿布等行为便利的同时，打造出舒适度与便利度并存的空间氛围，使这一空间的体验感转化为对于归属感的感知。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些商场的母婴室还是挺好的，还有机场，一个是它的空间足够大，因为你在很局促的空间里面，再好你都很不舒服的。它的那种设置，不是给你简单的提供了一个沙发，一个东西在那里，它给你提供了一些台子，然后有一个平台会把小朋友放在上面，然后你还可以有一些辅助的纸巾或者一些很方便拿到的东西，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母婴室对母职内涵进行转译，让母职内涵得以强化。哺乳妈妈群体的社会日常中承担着工作者—母亲—妻子的三重角色，母婴室更减轻了她们的育儿负担、压力乃至紧张情绪，为哺乳妈妈群体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持，帮助其完成育儿工作。
2.母职角色:信任感的空间情感寄托
母婴室不仅建构归属感，还呈现出更加具有信任感的空间情感。母婴室的空间氛围打造独特且具有感染力，让每一位使用的母亲对自身的角色具有更深的认同，这种认同经过使用行为的多次重复性表达形成一种信任，这种由母婴室空间产生的信任还会延展为对空间所在范围、空间建构者、空间所有者等主体、场所(工作场所、商业场所、公共服务场所等)的情感。
母婴室中的情感产生建立在对于母婴室属性的正确认知基础之上，具有一定的工具性，但这种工具性更集中表现为其应急性，可以满足育儿的紧急需求。同时亦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私密性，正是在不同属性的强调与游转之间，母婴室发挥着其空间建构之功能。
“母婴室我觉得是一个工具型的场所，它不应该是作为休息场所，因为它不应该承担休息功能，因为我们公司还会有其他的休息区，如果你在母婴室里休息的话，势必要占用其他的哺乳期妈妈的一些资源了。所以它其实一个应急的场所。”
“我觉得它的公共性和私密性是不矛盾的，比如说最简单的像卫生间，你说卫生间是不是公共的，肯定是公共的，它是不是私密的，肯定也是私密的。所以我觉得母婴室跟卫生间的功能性、作用都是差不多的，母婴室只是针对哺乳期女性的一个场所而已。”
把握了空间的属性，可以认知空间的情感蕴含及对使用者产生作用效果。哺乳妈妈不再为工作生活期间难觅适宜空间而烦恼，母婴室的存在帮助哺乳妈妈更好地完成其工作生活时身份的建构和角色履行，即母婴室使用体验让其多重角色的成长更加容易，提供其发展更多身份的可能，由此形成空间层面的情感寄托。
“当然有一个空间，它有个壳子给你盖起来的时候，人心理上的安全感会增强，让人觉得我是受保护的，小朋友也是受保护的，你会觉得有被关照的感觉，所以也更加喜欢自己的公司，更加愿意去商场。”
“如果是商业性的场所的话，增加母婴室或把母婴室建得很好的话，我觉得它不完全是一种公益的行为，甚至会带动消费，因为妈妈圈肯定会说商场的设施太好了，带孩子去的话很方便，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妈妈在去商场的时候考虑到这个因素，这是一个加分项。”
母婴室的出现，可以将母职内涵进行工具化表达，成为单位及公共服务场所提升女性归属感、认同感乃至依赖感的重要载体。对比哺乳妈妈群体在其他空间范畴内寻找母婴室的情形，这里的工作场所母婴室成为她们的温馨港湾，单位及公共服务场所能够体会到哺乳妈妈的日常需求功能与欲望，她们也能够感受到关爱，这种联结无疑成了二者关系相互促进、认知相互生成的生长点，从而交织成工作与生活共同促进的情感逻辑。
3.母职共鸣:共情感的空间经验联结
母婴室呈现出更加具有共情感的空间经验。经母婴室转译的母职群体产生共鸣，成为更具共情体验的母职群体。母婴室的内部设置往往具有稳定的特色，这种特色集中表现为一种对于女性气质、妈妈感受的彰显，这种对于性别色彩的集中强化使得母婴室呈现出鲜明的性别意识，母婴室中的所有行为、全部群体也都因此而具有强烈的女性气质与性别意识。
“我们公司的母婴室，它会倾向于去做一些柔性的设计，然后包括沙发上的布巾什么的，都是采用的是粉色系，很有女性的这种气质的感觉。”
母婴室对母职内涵进行转译，让母职共鸣得以联结。妈妈们处于同一阶段，关注的现象、遇到的问题都极为相似，母婴室更是一个讨论沟通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哺乳妈妈之间基于母婴室的这种联结甚至演变为一种社交关系，并通过现代通信设备发展成线上社群，建立永恒的联结。这种永恒的联结伴随她们度过育儿阶段，进而在宝宝成长的各个阶段成为交流的载体与线上空间，丰富个体认知的同时也增强团体意识，母婴室中的哺乳妈妈群体由此成为延伸的人，形成更广阔的育儿天地。
“母婴室经常是有人用的，今天认识的是她，明天可能认识另一个人，后来有一个群体，大家慢慢地都熟悉了，后来我们就建了一个群，那个群到现在还在，你想它的活力多强。”
由此可见，母婴室在此成为情感链，这种空间的打造增进了女性对于自身母亲角色的认同感，这一空间所承载的不仅是育儿这一单一的事情，她们在使用母婴室时彼此熟悉、交流经验，并进一步生成同一群体内部的共情与共鸣。
综上所述，母婴室将母职进行转译，媒介的前端为社会结构下母职的含义、职责、机制，媒介的后端为母婴室呈现的母职内涵、角色和共鸣，作为媒介的母婴室正是母职内涵、角色、共鸣的转译者，并通过打造空间归属感、建构空间信任感、联结空间共情感等途径完成转译，由此发挥了母婴室的功能与作用机制，将母亲个体的母职体验与空间建造者、空间拥有者相连，母职由此发挥了更广泛、有效的社会联结作用，建构出以关爱为核心的对哺乳妈妈群体的社会行动者网络，发挥出更为强大凝聚社会力量之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