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朝时廖姓人迁入香港探源
廖氏家族为香港新界地区原居民中四大家族之一，据考廖氏家族原籍为福建，于元代中叶南迁广东，之后定居香港上水双鱼河，之后廖氏家族建立了围村即莆上村，遂散居附近。廖氏家族十分注重教育和功名，十八世纪廖氏族群至为显赫，科举及第的人数极多。
香港廖氏主要集中在香港“新界”石湖区北面的上水村一带，全村人口六千多人，几乎全部都是福建廖姓家族的后裔，其开基始祖廖仲杰，是在元朝中叶由福建永定县城(当时属上杭县管辖)的洋塘下移居过去的，这是在香港有族谱资料可查的福建比较早期的一批移民。
香港上水廖氏始祖廖仲杰，系出西晋子璋公后裔。降及元末，其聚居于福建汀州之旁支中，这时有廖仲杰公立业，廖仲杰原名廖仲达，因避先祖讳，故改名廖仲杰。由闽迁粤，辗转南来，落籍新安（今改宝安县），遂成香港上水廖族开基祖。
上水村，古代属于广东省新安县(今宝安县)管辖，这里面对珠江口的伶仃洋海面，采珠业、晒盐业和渔业都很发达，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良的气候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内地移民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在元朝的贵族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之下，大陆内地经常发生饥荒灾害，民不聊生，福建永定的廖仲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率领儿孙们来到香港上水村开基立业。他们祖祖辈辈以渔耕为业，辛勤劳动，把上水村建成一个繁荣富庶的乡村。
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上水村的廖姓子孙，为了纪念自己的祖先，特地在本村建了一座廖氏宗祠，名为“廖万石堂”。这座“廖万石堂”，建筑精巧，古朴典雅，高二层，内有宽大的堂屋，雕刻造型，都很美观，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在香港一直保留到现在的如此古典的建筑，可说是凤毛麟角。所以港英政府，也把这座“廖万石堂”，列为香港的文物古迹之一，加以保护。
香港“新界”的上水村，以及和毗邻的粉岭村，都有五六百年的建乡历史。尽管现在的香港，已经是名闻世界具有现代规模的大都市，然而在新界的上水村，至今还保留着一种中国农村古老的贸易形式——圩市，名叫“石湖圩”。长期以来，这里是上水村和粉岭村共同使用的一个商业中心。在石湖圩市上，建有广大且有盖顶的圩场，也和中国南方农村传统的“圩市”(中国北方叫做“集市”)一样，有定期的“圩期”。石湖圩的定期圩市是每旬的一、四、七。每到圩期，周围的许多“卫星乡镇”，以及香港其他各地的市民，都喜欢到这里来购物、观光，十分热闹，又因为此市集还带有一点古香古色，便成为现代香港人心目中的一个独特的景观。据说在1949年到1951年之间，石湖圩一度也有过畸形的繁荣，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在西方国家无理禁运的形势下，石湖圩便成为石油、汽车轮胎等工业物资的走私中心，这里也出现过灯红酒绿，歌楼舞榭的场面。但不久以后，随着走私贸易的减少，这里又恢复了原先朴素的风貌。现在的石湖圩，则成为香港的一个重要的蔬菜、鲜花交易的大市场。上水村的廖姓市民，有很多就是经营蔬菜鲜花而发家致富的。由于这里兴办了文化教育事业，市民文化程度大有提高，就在现有廖家子孙6000多人当中，目前已有300多个大学生，而且不乏博士、硕士以及在港英政府时期担任高级官员。
二、明朝初期廖姓人迁入香港探源
香港“新界”石湖区，包括上水村在内，除了元朝时的廖仲杰及其子孙移居到这里之外，明朝初年，又继续有福建闽西的客家人和闽南的“福老”人移居到这里，他们与廖仲杰的子孙一起在“新界”的九龙地区开荒造田，建立家园，尤其是闽西客家人，在这一带地方像在故乡建筑“土楼”一样，建筑了不少围有高墙的堡垒，就是香港人所称的“围村”。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围楼”、“围村”，多已非复旧貌，而由现代城市的钢筋水泥结构的高楼大厦所代替了。
据史料记载，廖仲杰后裔传至7世祖南沙公，与其侄润宇公共寻村址，合力建村，约在明朝万历年间建成围内村。围内村地呈长方形，围墙分有四斗，东斗子孙居围内村东面，西斗子孙居围内村西面，南斗居南，北斗居北，各居一方，从而形成上水乡三房四斗的格局。又立围于梧桐河上，因以上水乡为名。此后廖族生齿日繁，遂于村外建屋，由原有围内村，而分成今日之门口村、莆上村、大元村、中心村、上北村、下北村及兴仁村共8村，合称为上水乡。上水乡建有祖祠廖万石堂。迄今已经有600多年。
三、明朝末期廖姓人迁入香港探源
明末清初，以台湾为抗清基地的郑成功，曾经派遣部属据守香港的鲤鱼门，又在九龙筑城抗据清兵。当时郑成功的部属，很多是福建人，尤其以闽南“福老”(河洛)人为主。这些人一部分是廖姓人，他们后来就在香港居留下来，也成为香港早期的一支福建移民。有史书记载，在清朝乾隆皇帝曾经下过一次特赦令，赦免全国大部分的罪犯。当时也有一批福建明朝的遗民，结伴南下，到达今天香港的荃湾，他们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是廖姓人，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些福建人的村落，如“老围村”、“城门村”、“海坝村”等。他们当时都是在那里以捕渔、养猪、种菜为生。乾隆九年(1744年)他们特地在荃湾修建了一座天后庙，把福建民间的妈祖信仰带到香港。关于香港天后宫的传说，几乎都与福建移民有关。现在整个香港地区，大概有十几座天后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铜锣湾、香港仔、赤柱、筲箕湾等四处的天后宫(庙)，这些天后宫都是建于清朝中叶。不过最古老的应该算是地处香港的佛堂门的那间天后宫。据当地父老传说，这座天后宫建于北宋年代，为福建莆田航商林长胜所建，相传林长胜于北宋时代即举家迁居香港九龙彭蒲围(今大磡村附近)。当时他的两个孙儿就在佛堂门附近遇风覆舟时，因紧抱“姑母娘娘”(即天后)的神位木主，安全漂流到东龙岛被救登陆，以后林家就在佛堂门附近兴建一庙(即天后宫)。此庙历代都由林家子孙负责管理，直到1928年才交给港英政府接管。如果这则传说属实，那么，可证早在北宋时代就陆续有福建沿海的航商移居到香港了。
四、民国时期广东廖姓人迁入香港探源
香港廖氏，除了元朝时的廖仲杰及其子孙后裔、明朝时期迁入香港的一部分廖姓人外，还有一支从广东潮阳迁入香港的廖氏人，在香港廖氏家族中拥有重要的地位，已经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廖氏家族。其始祖就是廖宝珊。
廖宝珊，潮州人，原藉广东潮阳。1903年出生于潮阳一个农户家庭，从小家境贫寒。1940年初，38岁的廖宝珊携妻儿到达香港，开始炒卖地皮和黄金，开基创业。1948年创办“廖创兴储蓄银行”，几年之后，改名为“廖创兴银行”，再运用银行存款大量采购西环货仓和电厂用地，发展房地产建新楼。可惜因为震动香港的“廖宝珊事件”，廖宝珊受谣言所害，廖创兴银行遇上空前的银行挤提，廖宝珊十分心痛。虽然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出联合通告，为廖创兴银行公开辟谣，不过又委托罗兵咸会计师行稽核廖创兴银行账簿，之后作债务重组和银主盘拍卖。1961年6月，廖宝珊因为高血压脑溢血不治离开人世。
廖宝珊没读几年书，却是一个天赋极高的商人，迁居到香港后短短几年时间，靠经营油盐米等杂货买卖起家，后炒金竟也炒得盘满钵满。
1961年，正值壮年的廖创兴银行创建人和掌舵人廖宝珊在“挤提风潮”中轰然倒下。就在廖宝珊去世前一个月，廖烈文作为廖宝珊的二儿子（长子廖烈清幼年早逝）还正在英国读书，被急召回港—— 危难之中受命执掌香港潮人第一家独资银行。
廖烈文，民国17年（1929）出生于广东省潮阳市，祖籍九区司马浦乡（今潮南区司马浦镇）。1961年其父谢世，廖烈文昆仲继承遗业，分任廖氏各机构职务。廖烈文担任廖创兴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和货仓、置业、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他积极扩展银行业务，先后在香港的九龙、新界以至海外增设分支机构30多处。1970年创立廖创兴企业有限公司，锐意发展地产及投资其他方面，使业务多元化。廖烈文昆仲承先人遗规，在香港创办“廖宝珊纪念书院”，亲任监督，充实现代设备，选聘良师，设立奖助学金，为社会造就人才。廖烈文在用人上唯才是举，每个部门都采用专业管理和经营，只要你学有所长，能独当一面，每一个人都可贡献自己的才干，廖创兴集团职工l000多人，其中不少是经过专门培养和训练的。廖烈文虽业务繁忙，但仍热心社团工作和社会公益事业，他旅居香港数十年仍念念不忘家乡，1987年捐资助建司马浦侨联大厦，1989年与旅泰侨胞廖汉宣共同捐资兴建“司马浦宝晖中学”（ 学校占地面积3.4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850平方米），1990年廖烈文捐资铺筑司下村道800米，1992年又与廖汉宣共同捐资为司下村兴建自来水工程，之后廖烈文再次捐资助建殡仪馆等，为家乡人民造福。他曾先后率领香港代表团，分别参加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门和法国举行的历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曾任廖创兴集团董事长、廖创兴集团行政主席、香港廖创兴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创兴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广东省汕头市荣誉市民、香港东华三院总理、香港潮州会馆永远名誉主席、香港中区市民联络会副主席、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名誉会长、香港潮州商会永远名誉会长、香港潮阳同乡会会长、香港廖氏宗亲总会永远会长、国际潮青联谊年会名誉主席、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荣获颁香港特别行政区金紫荆星章（GBS）。1975年廖烈文获港督委任为“太平绅士”。1996年10月荣任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曾连任三届（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届）香港潮州商会会长，任期内创建了香港潮州会馆大厦。
廖烈科，系廖宝珊的三儿子，1931年出生于广东省潮阳市，他12岁随父到香港，先在圣保罗学校读小学，后在岭英、同济读中学，在广州读大专。1960年代初即在廖创兴银行服务，后升常务董事，1963年任总经理，后又升董事长。1972年廖创兴银行在中环德辅道中设总行。1980年与日本三菱银行合股，廖创兴银行占75%股权，业务发展相当稳固。他坚持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在地产、货仓、保险等方面也有投资。除任廖创兴银行董事长外，还任廖创兴企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廖创兴货仓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廖创兴置业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廖创兴财务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廖创兴保险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还担任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香港大学校董、香港东华三院总理、香港钟声慈善社永远名誉社长、香港银行华员会永远名誉会长。1981年获英廷颁授英帝国员佐勋章（MBE）荣誉奖章，1982年获港督委任为“太平绅士”，1982年起任港岛中西区议员，1985年任香港定例局议员、香港立法局议员、香港立法会议员。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廖烈武，系廖宝珊的四儿子，博士学历，1981年获英廷颁授英帝国员佐勋章（MBE）荣誉奖章，1982年获港督委任为“太平绅士”，是廖创兴银行主要股东之一，担任过廖创兴银行执行董事、主席兼大股东等职。
廖烈智，系廖宝珊的五儿子，是廖创兴银行主要股东之一，担任过创兴银行执行董事、行政总裁等职。廖宝珊的六儿子廖烈道、七儿子廖烈英、八儿子廖烈正、九子廖烈忠及其二个女儿廖烈芳、廖美琴，都是廖创兴银行股东。
廖宝珊家族，作为香港银行家族之一，始兴于20世纪40年代，经过两代人的打拼与发展，在香港已经拥有强大的基业，其中拥有香港最著名最大的上市私人银行——廖创兴银行。廖宝珊有九个儿子二个女儿，他的九个儿子是廖烈清(幼年早逝)、廖烈文、廖烈科、廖烈武、廖烈智、廖烈道、廖烈英、廖烈正、廖烈忠；他的二个女儿是：廖烈芳、廖美琴。其中廖烈文，娶妻许玲华，生育子女廖骏伦(廖尧城)、廖碧钿、廖碧欣、廖碧桢、廖铁城；廖烈科生育子女廖俊宁、廖俊城、廖淑仪；廖烈武生育子女廖绮华、廖嘉慧、廖金辉；廖烈正娶妻汤慧霭，生育子女廖伟芬、廖伟麟；廖烈忠娶妻郑维珈，生育子女廖坤城。
廖宝珊的11个子女除了长子廖烈清幼年早逝外，都是香港企业家和银行家，至今都是儿孙满堂，发展到数十名家庭成员，在香港廖氏家族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五、近现代以来奋斗在香港的名人志士探源
在香港廖姓成员中，名人志士很多，除了廖宝珊、廖烈文、廖烈科父子之外，还有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工作四年之久的新中国第一代卓越领导人廖承志、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廖柏伟、香港环境运输及工务局局长廖秀冬、香港空运牌照局主席廖长城、香港著名作家廖伟棠、香港亚洲电视副总裁廖东玫、香港著名残疾女画家廖东梅、香港著名插画家廖仕强、香港当红明星廖碧儿、香港著名青年歌唱家廖隽嘉、香港著名演员廖伟雄、世界羽毛球健将廖国华、香港亚洲电视节目主持人廖启智、香港材料科学家廖维新、香港著名书法家廖汉和、香港著名舞蹈艺术家廖春慧等，他们为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稳定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廖承志、廖柏伟、廖秀冬、廖长城、廖国华、廖碧儿等廖氏名人，都是广东、香港等南方省市廖氏先祖的子孙后代，其中廖承志，先祖虽然没有迁居香港，是广东惠阳人，但其父亲廖仲恺曾经求学于日本，为了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经常住于香港等地，对香港这片土地具有很深的感情；其母亲何香凝、妹妹廖梦醒也是一样，香港是他们从事民主革命事业的重要之地和工作驿站。廖承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在香港整整战斗了四个年头，于中国抗战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而特殊的贡献，这些知之者却甚少。廖承志在港期间，根据党中央、周恩来的指示，成功地筹建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并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前沿阵地、成为团结国内外进步人士投入抗日洪流的中转站和活动中心、成为中国共产党与海外华侨密切联系的坚强纽带，成功地创办了中文晚报《华商报》，协助宋庆龄发起组织成立了保卫中国大同盟，为抗战输送了大批海内外青年到延安和抗日根据地。他十分重视华南地区的抗日武装，东江纵队的建立和发展倾注了他大量心血。对广东南路地区的抗日他也十分关注，协助张炎（十九路军爱国将领）建立起抗日武装。支持珠江三角洲人民创建了珠江纵队，为华南的抗日武装奠定了基础。在香港沦陷前后组织的秘密大营救，保全了中华民族的精英。1937年10月初的一天，廖承志奉中共中央之命，肩负着为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开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任，离开延安，按照中央决定，先赴国统区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向叶剑英学习。可他到南京几天，日军大举进攻南京，中央即令南京办事处立即撤退，10月底，廖承志与叶剑英、李克农、童小鹏等七人，离开南京向武汉进发。一路上他们历尽风霜劳顿之苦，历时两个多月才到达武汉。1937年底，周恩来曾会晤英驻华大使卡尔，向其提出八路军想派人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不公开挂牌，请卡尔关照港英当局，卡尔答应了周恩来的要求，并取得了港英当局的同意。1938年1月初，中央和周恩来决定，廖承志离开武汉，前往香港，与已在港的潘汉年一起，共同组织筹建半公开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他们在皇后大道十八号临街找到一大房间，在门上方悬挂“粤华公司”横匾，店里摆上中国各种名茶，中共地下党派遣陈新母子，做老板娘和小伙计，专门掩护办事处机关，房间用屏风前后隔开，前面是店铺，后面是潘汉年、廖承志、连贯谈生意，会见著名爱国人士、爱国华侨、港澳人士及外国友人的地方，这就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机关，连贯公开身份是廖承志秘书负责日常工作，办事处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开展对外宣传，办事处除“粤华公司”机关外还设有几个小联络点，如“南华药房”、“印度尼西亚办庄义顺源”和“湾仔帽店”，办事处不设处、科，但有专人负责交通、机要、通讯、财务、宣传、侨务等各项工作。
在廖承志和同仁的努力下，仅1938年4月，香港同胞就捐助价值8000多元港币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相当于国民党政府最初拨给新四军的全部军费。同时加拿大、英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华侨，也纷纷捐款支持。华侨的捐款寄往何处，成为廖承志和办事处急待解决的难题。要香港一家银行代收华侨给共产党的捐款，不是件容易的事。廖承志想到了表兄弟华比银行经理邓文田和副经理邓文钊，邓氏兄弟欣然答应，以邓家出入口公司崇德行名义，接受海外华侨的捐款。这既保证了汇款汇物的安全，又达到分筹分汇目的。此前，南洋及海外华侨支持抗战的款物，都统筹统汇国民党，八路军一点也拿不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早就向蒋介石提出分筹分汇，始终未能解决。廖承志抓住这次机遇，与侨领磋商，立即得到陈家庚等人的支持。而后他以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启事，通告海外华侨，凡捐赠八路军、新四军的款物，一律寄“敝军驻港粤代表廖承志收转”，实现了分筹分汇。
曾在新华社工作过的廖承志，深知舆论宣传的重要，他要利用香港这个“自由港”，打破舆论封锁，于是他发挥英文好的专长，与姐夫李少石一起，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新阶段》译成英文出版，将共产党在国统区重庆创办的《群众》周刊（纸型）和《新华日报社论集》在港印刷。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创办了抗日刊物《华侨通讯》。廖承志非常清楚，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要想在港站稳脚跟，打开局面，靠他和办事处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必须要有一面“旗帜”。而这面“旗帜”非宋庆龄莫属，1938年6月14日，在廖承志、潘汉年的协助下，由宋庆龄发起创建的保卫中国大同盟（简称保盟），在其九龙寓所正式成立。保盟的成立，为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海外华侨，架起了一座共同反法西斯战争的桥梁。保盟成立仅一年，各国人民为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募集捐款达二十五万港币，大批急需药品和医疗器械纷至沓来，外国医疗队和志愿者不断来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战地救治工作，并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开办国际和平医院、医学院和制药厂，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卫生工作者。
廖承志在港期间，不仅重视对外宣传，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了大量款项、物资，还为抗日输送了大批海内外青年。据不完全统计，经廖承志和连贯介绍，到达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爱国华侨、港澳同胞达一千余人。《华商报》诞生。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决定﹕将重庆、桂林等地可能遭到迫害的文化界、新闻界著名人士，安全转移到香港。这年二、三月间，有计划地到达香港的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达一百多人。这批进步人士的到港，促使早已想办一份报纸的廖承志，迅速做出办报决定，并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十日，向周恩来请示﹕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一份报纸，定名《华商晚报》。
廖承志对办报考虑得既周到而又巧妙。办报要向港英政府注册，注册需先付二千元港币的“按金”。法人代表找谁﹖按金哪来﹖胸有成竹的廖承志，早就想好华比银行经理邓文田和副经理邓文钊，让邓氏兄弟出面，港英当局容易通过。
为使报名不带政治色彩，容易在港立足，廖承志将其取名《华商报》。《华商报》表明本身是一份商业性报纸，申请注册的法人邓氏兄弟是商人，商人办报，工商界和港澳市民不会有恐惧感和排斥性。报头从孙中山的墨迹中，分别找出华、商、报三个字拼在一起，报头也解决了。办报方针经讨论是﹕对内要求团结、民主、进步，反对分裂、独裁、倒退﹔对外反对英美对日妥协，揭露和批评英美绥靖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工作人员安排是﹕邓文田任报纸督印人兼总经理，邓文钊任副总经理负责经营，范长江任社长兼副总经理，胡仲持任总编辑，张友渔任总主笔。
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奔波，邓氏兄弟终于拿到了办报执照，编辑部在中环摆花街一号，租到一间一厅两小室的房间，营业部在荷里活道租到一间小屋，报纸印刷由一家小印刷厂承印。编辑部、经营部、印刷分散在三个地方，从中可见当初创业之艰难。1941年4月8日，《华商报》终于诞生了。编辑部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的信念和愿望》发刊词。
创刊号头版还分别刊登了宋庆龄、何香凝为《华商报》写的题词。宋庆龄的题词是﹕为坚持抗战作有力之后盾，为保持团结作有效之喉舌，为实现民主作正义之呼吁，为人民幸福作公正之申诉，给予侵略者以严重之打击。何香凝的题词是﹕团结抗战，抗战必胜，真诚合作，建国必成。廖承志不仅协助范长江、胡仲持精心组稿，还请宋庆龄、何香凝不断为之撰稿。经常派记者采访她们，报道她们的抗战主张，以及有关她们的抗日活动。《华商报》从创刊起，就以其翔实的内容，鲜明的立场，透彻的分析，生动的文笔，独到的见解，以及精辟的国际评论，名人荟萃的文艺副刊，吸引着海内外众多读者。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空袭九龙机场。当天廖承志接连收到延安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急电，周恩来指示﹕“香港沦陷后，在港文化人和爱国人士面临被杀害的危险。即请廖、潘、刘派人协助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溟等文化界知名人士离港，隐蔽集中澳门，经广州湾，由武装护卫进入东江游击区，转赴内地。我估计上述人员约三百余人，任务繁重，务请努力。”廖承志很清楚这批人士是中国的精英，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区，是他和办事处义不容辞的责任。一向做事神速果断的他，接电后当即召集工委、文化界、新闻界紧急开会，讨论疏散问题，并马上派人与东江纵队联系。
1942年元旦，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秘密穿越日军封锁线到达九龙，经东江游击队护送，到达惠阳田头山石桥坑，然后沿东江、粤北一线而行。一路向地方党组织传达中央指示，安排接应疏散人员，至此一场闻名中外的秘密大营救开始了。由于廖承志坚决贯彻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精心组织，指挥若定，在东江纵队的大力协助下，所有与中央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都陆续安全撤离香港，营救人数达800人（包括家属）之多。这些人后来成为新中国政协委员的有110多人。还营救了英、美、荷、比、印等国际友人近百人。这次香港秘密大营救，为保全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表扬。
1942年1月下旬，廖承志在东江游击队保护下离开香港到达粤北乐昌，参加领导中共南方工委工作，5月底在乐昌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关押达4年之久。年轻的他，这已是第七次牢狱生活。在狱中，他总是不畏监禁，不畏酷刑，不畏死亡，虽受尽折磨委屈，几经面临被杀害的危险，但他始终乐观豁達。
六、深港两地廖氏同宗同族
廖氏家族后裔，如今遍布深港两地，廖氏祖先从中原迁至福建，从福建迁至广东，直到在深圳河两岸定居下来，廖氏家族南迁史，无疑也是深港两地同根同源同宗同祖血脉深情的微观现实写照。
深圳廖姓，跟香港上水的廖姓家族同宗，最早是从河南南阳市唐河县湖阳镇开始南迁的。
历史资料记载，古廖国国王叫廖叔安，叔安公的第88代子孙名叫花公，大概宋朝时期，花公带着廖氏家族开始从河南迁到福建永定，元朝迁至广东兴宁，600多年前一部分人由兴宁迁至新安县（深圳和香港的古称），一开始住在今天的屯门。
2009年，19名深圳廖氏宗亲参加香港上水廖氏的太平清醮活动。打醮是种祭祀活动，感谢神明庇佑的“清醮”，也叫“太平清醮”。
香港廖氏的清醮活动有点特殊，60年搞一次，这是有典故的。
据香港老人介绍，清代以前是10年一次，但每次醮会后，村里都有老人去世。后来，重新找天后娘娘占卜，求问多少年举行一次好，从3年、５年、10年、12年、20年等依次问卜，那个占卜的胜杯都没反应，问卜的人不耐烦地对胜杯顺口说，“难道要60年一次？”结果这一问，胜杯“肯定”了，于是就改为60年一次。上一次打醮是在1946年，日本投降后，因为抗战死了很多人，大家需要一个祭祀活动作纪念。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深圳和香港从对立到淡化，从淡化到融合，形势非常喜人，这也是古新安人的愿望。因为1840年以前，大家都是新安县的子民，没有你家、我家之分。后来因为一道铁丝网，把许多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刺痛了几十年，互相流血，互相不信任。好在邓小平的建设经济特区和“一国两制”政策，才把心理上的关口给撤掉了，让廖氏可以大胆地相认，在罗湖桥上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