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吴思先生是当代思想大家，他提出的“潜规则”“元规则”“血酬定律”“官家主义”等概念，是对中国历史特性的精准定位，已然是我们谈论历史问题绕不开的概念。吴思先生的《潜规则》此前一度断货，现少量到货重新上架，并有幸再度邀请到吴思先生为书友签名，此次还多加了钤印，非常值得珍藏。分享一篇介绍吴思先生的文章：
从血酬定律、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到更早前的潜规则，过去几年，吴思借用、“杜撰”了一系列民间词汇，称呼那些他游历过的但未曾被正式命名的历史景观、人间对局。
他创造了中国历史崭新的通读方式，对因果的冰冷揭示取代了对史料的温情叹谓。因对笔下世界深情、专注而来的自信，画完“弯腰下跪”后，吴思说：“我比黄仁宇看得透。”
吴思确信，对于启蒙中的中国人而言，最具人文关怀的事，便是解释清楚现象，说清楚现象背后的规则，这是我们传统文化里最缺失的一课。
潜规则是他杜撰出来的一个词。他还想过别的词，比如灰色规则、内部章程、非正式制度等，总觉得不如前者贴切。这个杜撰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来源于真实生活。
在《中国农村报》做记者时，一封读者来信说，开封地区农业部门领导者大量批条子，把按计划分配的平价化肥批给自己的私人关系，私人关系再转手，牟取暴利。
其实，这是后来司空见惯的“双轨制牟利”和“权力寻租”：政府压低价格，制造出一大块利益，这利益本属于民众，但被人运用权力把它拿走了。当时他大学毕业不久，见到此等丑事立即亢奋，急不可耐邀了两位同事下去调查。
那些“条子”保存完好，像机关单位里的公文档案，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担心。外面视之为丑恶交易，内部人却安之若素，视为当然。采访结束时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种种冠冕堂皇的明文后面，实际上存在着不成文却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
这次调查所得和阅读《万历十五年》时的体会，有了某种契合。该书他读过不下５遍。1986年初读时，只觉得好，说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他却理不清。
找到“潜规则”这一观察角度，读史时开始留心那些不明说的规矩，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
有了这段积累，再看《万历十五年》，便发现黄仁宇绕来绕去一直想说明白的，正是这“潜规则”。
黄仁宇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真实情景。但到底按照什么规则运行，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分析追究其形成机制。
黄仁宇确实抓住了要害，却没能把这个要害揪到亮处。
“把水烧到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没到沸点。黄仁宇像一个故事高手，合情合理地讲出一个个令人吃惊的结局。海瑞一身正气、刻板教条，结果失败了；张居正算计深远、布置精巧、聪明过人、不择手段，最后也失败了，都是被人告倒的。按圣贤教导办事的倒了，不按圣贤教导办事的也倒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偶然还是必然？是特例还是通则？”
余味撩人。他不愿意放下这模糊和不足，便把它们单独拎出来讨论，并且给这类可以总结出模式的现象起了名字。
上世纪90年代，腐败成风。有个问题一直困扰他：明朝朱元璋反腐力度大，动辄杀头，杀人如麻，把皮剥了填上草，挂在大堂，警示贪官，为何腐败仍一塌糊涂，到后来惨不忍睹垮台了？他隐约感觉可以用内部章程或潜规则解释。
揪着朱元璋时期的明朝仔细看了个究竟，潜规则渐渐清晰了，觉得可以写一篇文章。他跟人家瞎侃，说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人家一听，你写出来吧。他写了第一篇《当贪官的理由》，意犹未尽，又写了五六篇。那时他对历史读得深入，量越来越大，就进去了，欲罢不能，越来越往里看。
在描述了造就潜规则的力量后，他继续追究隐藏在各种规则深处的规则，终于，他看到了决定规则的规则。让他感觉到心脏收缩的，正是“元规则”这个词。它一跳出来，他就感觉被击中了要害。
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得来的酬报。元规则的概念提出更晚，也更深入：所有规则的建立，说到底都遵循一个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它非常残酷，又的确是真相。
一针刺出，心脏收紧，先前的那些描述，就只能算是窥见了猎豹身上的斑斑点点，功力不足又急躁冒进。几年前拼凑出来的《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只能算是临时性的草图，少了论证，多的是文艺性猜想，随着对元规则的了解，草图全面更新。
他逐渐养成习惯，对各种历史动机和因果做极其清晰的计算，包括物质和精神力量。他认为算明白之后，才能看清蒙蔽，看清什么说法成立，什么说法不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