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一 原刊FT中文网
近期，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波关于东北经济未来发展的大讨论。不同的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从产业政策、体制机制、人口流动等不同的角度，对东北的发展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并开出不同的药方。无论药方如何，都体现出各方对共和国长子的关心和期待。
正如准确的诊断是医生看病的前提，对于东北经济，在开出药方之前，也需要厘清几个认识。
第一个认识是气候不是导致东北人口外流的主要因素。
持东北气候不适宜发展的一个重要论据就是近年来东北向三亚流动增多。如果以冬季度假人口迁徙考察一个地区气候是否适宜发展显然有失偏颇，更毋论历史上有过闯关东等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如果以胡焕庸线作为是否适合人口居住的分界线，东北绝大部分地区位于胡焕庸线东南，不适宜人口居住的论调并不成立。
第二个认识是吉林和黑龙江没有出海口并未阻碍东北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东北实际上搭上了2000年后全球化发展的顺风车。
尽管没有形成直接面向出口的产业集群，但2000年以后，东北地区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并没有掉队。从2003年至2012年，东北地区（包括蒙东六盟市）经济增长年增速达到12.5%，经济比重在四大板块中保持重要地位。
尽管外贸比重较低，但是全国边贸发展的主要地区，而且东北尤其是辽宁始终是FDI的主要目的地。截至2015年，东北累计外商投资2642亿美元，其中辽宁2066亿美元，仅次于江苏、上海、广东、北京、浙江和山东，排名第七。从利用外资的比重看，还高于山东和浙江。
第三个认识是尽管近年增速有所下滑，但东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还是居于全国中上游。
总所周知，受多种因素影响，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出现了一定的颓势，增速垫底，总量位次下滑，但一些发展指标仍说明了东北并非落后之地。2016年，吉林、辽宁和黑龙江的人均GDP分别位列全国12、14和22，除了黑龙江以外，吉林和辽宁的人均GDP较绝大多数中部省份要高，而且辽宁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排名第8。在城镇率方面，2015年东北地区城镇化率60%，较全国平均水平高了4个百分点。此外，东北地区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人均资本存量、产业工人素质等在全国也是处于较高水平。这与很多迫切需要产业规划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别。
第四个认识是要认识到中央已经给予了东北大量支持，东北并不缺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
。在资金方面，东北地区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地区之一。比如2015年，财政部首次公布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地理分布图，东北三省共获得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约6000亿元，约占当年转移支付的10.9%。在政策方面，国有企业改革、集体企业改革、国有林场改革、增值税转型试点、棚户区改造试点，都是由东北开始。在产业政策方面，在推动对外开放、资源型城市转型、特色城镇发展方面，都出台了相关发展政策。与其他经济板块不同的是，考虑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欠账，中央政府还给予东北地区其他地区所不能享受的政策扶植。例如2006年，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发文，豁免了东北地区符合条件的、1997年前形成的欠税。这在其他地区是难以想象的。
在厘清这四个问题之后，就必须回答2011年以后，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显著放慢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总所周知的经济结构问题。
长期以来，东北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大量的固定资产与特定的发展阶段相挂钩，在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进入下半场，需求端快速萎缩的情况下，重工业资本密集型的特征使得巨量存量资产无法正常折旧，并对新进入产业构成挤出，这导致了经济快速下滑。
第二个原因是东北并没有形成发展市场经济的传统。
计划手段贯穿了东北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始终。日满时期，东北主要以统制经济为主，并以此构筑了东北现代工业的基础。1950年代的国有重点项目布局，奠定了延续至今的产业格局。东北产业本可籍1998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完成转型，但2001年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需求固化了原有的产业结构。而这种固化实际上延续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模式。当经济进入新常态，需要更多市场发挥作用的时候，东北经济就显得无所适从了。
第三个原因就是人的观念问题。
缺乏企业家精神是外界对东北地区的一个诟病，这与前面所提到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延续有很大的联系。此外，经历过下岗阵痛的东北人民，必然对体制内的工作有天然的亲近感，更多希望从事相对安稳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