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如果说，二千多年前太史公在《史记》封笔时不胜激愤，毋宁说，这是一个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探索者悲凉的哀叹，对一个民族的哀叹。

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精神的追求，那么，他只能停滞在器物的层面上，即便他自以为与时俱进地在超越。 似乎是隐喻，也好像是启示，为了能继续来自天命的探索，太史公只能也必须自宫。

无独有偶，二千多年后，卓尔不群的静安先生痛苦地发现，自己之所以无法静也不能安，一根尾巴——传统的尾巴——死死地拽住了他，阻碍他安静地遨游在澄明的精神境界。遭逢三千年大变，在图强求变的洶湧浪潮中，形而上的探求既不合时宜，更与民族品格相背。所以，纵然众里寻他千百度，望断天涯路，到头来却还是茕茕孑立，西风凋碧树。对我们这个注重实用的民族来说，精神实在是太虚幻的东西，充其量只是附庸风雅的点缀。

与其说，告别康德、尼采，重返国学，是出自王国维对西方哲学的失望，毋宁说，是因为他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死死拽住他的尾巴——的无奈。而当他绝然地割断这根尾巴时，他失衡了，沉入了湖底。原来，那尾巴是起平衡作用的，它是生活于斯芸芸众生的保命索。对我们这样一个惯于用市场价格衡量一切价值包括精神价值的民族来说，那些孜孜以求、特立独行的精神探索者当然是难以相容的异类。所以，孤立和孤独，乃至孤独地自绝于世，是他们的宿命。

和以国学大师面世的王国维不同，严复俨然是那场三千年大变中的一个启蒙导师。然而，当他在引来清新而凌冽的西风吹醒我们这个昏睡的民族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抑或是有意地——误导了他的同胞。救亡图存，固然是那个时代的当务之急，但是，没有或者缺乏精神层面寻根究底的自省，终究只能徘徊在器物层面上，把价值目标当作工具手段。所以，尽管他准确地抓住了群己权界这个民主国家的要害问题，却没有认识到自由主义是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究其本质，还是可以回朔到二千多年前太史公的哀叹。

当然无意贬低功利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没有对功利的追求，人类便失去前进的动力。但若仅仅追求功利，人类就会像钙质缺失的拣破烂者，身体佝偻，步履蹒跚。

2017.2.15晚酒后兴起初作

4.2修改